本节分为汉语语法的研究、汉语成语的研究、汉语音韵和方言的研究三点进行论述。　　第一汉语语法学的研究　　在本一时期中，重要的汉学研究著作有如下：　　1815年开始，莫瑞逊教士所作的《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一书正式出版。此书分成六大卷，共计4600余页。在书中，莫瑞逊教士第一次对古代汉语语法进行了最为详细的研究和分析。他几乎提出了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的全部理论问题，并对相当多的语言现象和语法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回答。此书是近代汉学界以西方语法学理论和体系处理汉语语法体系问题的鼻祖。19世纪的德国著名汉语学家格贝莱兹博士(Canon von der Gabelentz)的名著《中文语法》(Chinesische Gramamatik)，以及本世纪的瑞典著名汉语学家高本汉博士的名著《汉语音韵学研究》，在对古代汉语语法理论进行的研究上，都没能超出莫瑞逊教士当年的考虑范围之外。　　同一年，法国雷慕沙博士出版了《中文、满文语言文学讲义纲要》(Progammedu Coursde Langue et de Litterature Chinoise et detartaremandchoue)，此书实际上是在他就任法兰西学院第一任汉学讲座教授时的发言的基础上写成的。1822年，他又出版了名著《汉文启蒙》(Element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此书把当时的古代汉语和通用口语作了区别对比和说明，是打破当时西方汉学界集口语和古代汉语研究为一体进行研究之现象的开先河性著作。　　雷慕沙博士的父亲是当时法国国王的御医，家庭的环境使他早年曾专心攻读医学。但是，因为他对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学中的神话传说和植物图案有浓厚的兴致，因此开始了以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主的语言学学习。使他走汉学研究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法国来华传教的特瑞桑教士(Abbe de Tersan)处曾看到中国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一书，那上面对植物图案的精确的描绘，吸引了他。于是，他开始了对汉语、满语的学习和研究。当时，他所能得到的汉语教材只是法国马若瑟教士的手稿——《中文语法研究手记》。此书手稿本当时就保存在法国王家图书馆内。1811年，他汉学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汉语纲要》(Essaisur la Langue et la Litterature Chinoises)正式出版。1813年，他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在法国著名的桑西男爵(Silvestre de Sacy)的大力推荐下，他成为法兰西学院第一任汉学讲座——“中国及鞑靼、满洲语言文学讲座”的教授。　　1829年，法国公神甫教士(Joachim Alphonse Goncalves)在澳门出版了《汉语语法》(Art China constante de Alphabetoe Gramatica)。1831年，公神甫教士又出版了《洋汉合字汇》(Dieeionario China Portuguec)，此书使用木活字排版，介绍了大量常用汉字，1833年又再版。1849年，法兰西学院第二任汉学讲座教授儒莲氏出版了两卷本的《汉语指南》(Syntaxe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fondeesur la position des mots suiviede deux traitessur les particles et les principaux termesde grammaire)。　　1856年，巴兹恩氏(Antoine Bazin)出版了《正统汉语语法》。巴兹恩氏是当时著名汉学家、法兰西学院的第二任汉学讲座儒莲氏的著名弟子，也是“巴黎东方语言学校”的第一任汉学教授。“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是由当时著名波斯学家拉格莱氏(Louis Matyien Laugles)在1790年提议，并于1795年3月30日被正式批准设立的。当时，此学校隶属于法国国民图书馆(La BibiliothegueNationale)。有关巴兹恩氏的汉语研究著作，戴密微博士在《法国汉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一文中说：“他是欧洲第一个阐明文言不包括在白话之内的人，他对白话进行了隽智的分析，经中人们可以发现，他那些关于白话表示‘关系’和‘条件’的字、关于白话与文言关系以及关于重读重要性的合理意见。以上这些问题，时至今日仍然是我们议论的话题。”　　1881年，格贝莱兹博士出版了《中文语法》，青木富太郎博士在《东洋学的成立及其发展》中以为此书出版于1887年，此说可能有误。格贝莱兹博士的父亲汉斯博士(Hans von der Gabelentz)是西方汉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满学家，在满学研究上贡献颇大。受父亲的影响，他自幼开始学习满文和中文。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先在莱比锡大学(Leipzig)任教，从1889年开始，到柏林大学任汉学教授。格贝莱兹博士在《中文语法》中把古代汉语的发展分为前古典期、古典期、后古典期三个时期，对古代汉语依语法体系的发展进行分类，这是此书的学术价值所在。对古代汉语进行这种年代学标准的设定，格贝莱兹博士的上述观点是大胆而有意义的。青木富太郎博士在《东洋学的成立及其发展》一书中也似乎肯定了这一点。福赫伯博士曾在《德国各大学的汉学研究》一文中说：“Canon von der Gabelentz博士的Chinesische Gramamatik一书，为德国汉学的中国古代汉语研究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并且成为其他汉学家们从事此项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张国刚博士在《德国的汉学研究》一书中曾引用德国汉学家雷特纳博士(Mechthild Leutner)的评论，以此来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格贝莱兹博士“仍然是在一般东方学和普通语言学中讨论中文”。此评论实有点不当。一直到现代西方汉学界，作为第一个确定了古代汉语的中古音音系的瑞典汉学家——本世纪最为著名的汉语学者高本汉博士，也使用格贝莱兹博士在上述著作中的观点，并由此开始建立自己的汉语中古音学术体系。今天，我们把古代汉语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三个阶段，这一区分只有时代性的意义而没有语法性意义在内，即这种三阶段的年代学标准的创始人是格贝莱兹博士。但是，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此说成立的语法学根据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证明。对古代汉语的年代学断定是在现代学术史上才取得重大进展的课题。其代表人物是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氏，但他只是研究上古汉语，更具体来说，只是在对上古汉语之祖的甲骨卜辞进行研究时才使用了分期和断代的方法。

　　1990年代初，使用法文作为姓名的英国汉学家拉考派瑞博士(Terrien de Lacouperie)的古代汉语研究，是西方汉学史上值得特别注意的一页，他在古代汉语研究上的名作是《中国人概念出现之前时代里的中国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和《古代汉语非单音语说》(The NoMonosyllabism of Ancient Chinese)两篇论文，特别是后一篇论文。在西方汉学史的传统中，古代汉语一直被认为是由单个汉字组成的单音语，即所谓的“单音语”(Monosyllabism)。有一个汉字，就有一个读音，相应的也有一个意义，不存在西方语言学概念中的那套介词、助词、前后置词、词类和语尾变化等表现成分。这正是象形文字的重要特点之一。在西方汉学家们看来，这是象形文字在语言表现体制上的绝对实词化倾向。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古代汉语在使用时的功能性问题。比如“既”字，在古代汉语中具有介词成分存在，表达动作的完成，但在语源上，“即”字和“既”字是从说明动词的接近、离开意义中派生出来的，是由实词性意义中派生出来的虚词性意义。就前者而言，古代汉语的“单音语”时代或许是在甲骨卜辞的早期时代。但是，自从进入西周时代以后，对古代汉语实词的虚词性使用，或者说介词、助词、前后置词、词类和语尾变化等表现成分从单汉字的实词性意义中逐渐派生出来之后，具有了“单音语”语言的重要特点。对古代汉语的这种认识层次的深入，标志着西方汉学界的古代汉语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汉语成语的研究　　在本一时期最有意义的工作是对汉语成语的研究，这是前一个阶段所不具备的内容。1869年，法国童文献教士(Paul Hubert Perny)出版的《中国谚语》(Proverbes chinois, re cueillis et mi sen ordre)，是研究古代汉语成语的一部著作。其中，对汉语成语的英译占去了此书的大部分篇幅，而对汉语成语的形成以及相关的语法现象的研究，则完全没有顾及。除此之外，1875年，英国斯考包茹博士(William Scarborough)出版了《汉语成语研究》(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一书，重点肯定了汉语成语的哲理性意义。1886年，英国明恩溥博士(Authur Henderson Smith)出版了《汉语中的成语和谚语》(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一书，此书把谚语也列入研究的对象，说明了西方汉语学界对汉语研究和理解的深入。1893年，英国骆任廷博士(James Haldance Stewart Lockhart)写成《成语考》(Ch'eng yu'ao)一书，在某种意义上说，此书才是研究成语起源问题的专著。　　以上各书把汉语研究推进到作为其自身结构的固定组成之一的成语的研究上来，使上一个时期的文字和语法的基础性研究得到了根本性发展。在帕尼博士时代的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学的受容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汉语成语》一书的出现，标志着西方汉学家们对汉语的理解和研究的进展。比此书略晚几年出版的斯考包茹博士的《汉语成语研究》和明恩溥博士的《汉语中的成语和谚语》，在对汉语成语的研究上已经发现了成语所具有的特殊哲理性意义，这和他们本人对古代儒家思想的了解有重大的关系。尤其难得可贵的是，他们都把成语和古代诗词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为近现代西方汉学家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第三汉语音韵学和方言学的研究　　1828年，莫瑞逊教士出版了《广东用语语汇》(Vocabulaiof the Canton Dialect)一书，专门收集了广东省的当地方言用语，有字典性质。1855年，英国湛约翰教士(John Chalmers)又出版了《汉语发音语汇》(A Chinese Phonetic Vocabulary)一书，格贝莱兹博士出版了《方言问题的研究》一书。1856年，卫三畏教士以广东话为注音的《汉语语音字典》(Tonic Dictionary)正式出版，此书实际上和莫瑞逊教士的著作一样，都是研究近代汉语方言变化的重要参考著作。1871年，英国艾约瑟博士(Joseph Edkins)出版《语言学上的中国的地理地位》(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此书从欧洲和亚洲诸多语言中的历史文献角度出发，研究了古代东西方社会对中国地理位置的认识问题，如同一部从比较语言学角度展开的对古代地理学上的中国进行认识的历史。在19世纪的西方汉学史上，这位英国汉学家的著作是很值得一读的。　　1887年，拉考派瑞博士出版了《中国人概念出现之前时代里的中国语言》一书，此书试图利用古音学知识来研究上古时代汉语的形成史，这一角度是值得肯定的。1890年，英国波乃耶博士(James Dyer Ball)发表了《广州语与东莞方言之比较研究》和《广州语与新会方言之比较研究》二文。　　19世纪的西方汉学家们的汉语语言学研究，特别是其方言的研究，因为受广东沿海地区门户开放政策和中外交流活动的影响，促使了西方汉学家们对广东地区方言和用语研究的发达，形成广东方言学研究一花独盛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