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 （1844--1927年），原名俊，字昌硕，又字俊卿、仓石，别号缶庐、苦铁，又署老缶、大聋。浙江安吉人。1872年，因慕金石书画鉴赏家吴云（平斋）之名，第一次来苏州，在观赏平斋所藏三代铜器“两罍”之余，结识一些名士。1880年第二次来苏，先寓居吴云听枫园住宅中，两年后搬至西庙巷，将继母、夫人由安吉迁居于此。与潘祖荫、吴大澄、杨见山（岘）、朱古微（强村）、顾麟士（鹤逸）、任伯年（颐）等交往密切，并从杨见山进修文艺，学习诗文。1895年参加“怡园画集”。为顾鹤逸刻印数十方，有“一丰亭长”、“顾麟士画记”、“西津仙馆”等，另篆书三榜“一丰亭”、“鹤庐”、“杨某柯竹之斋”。在苏期间，先后收赵石（古泥）、赵子云（云壑）等为徒。至1911年夏始离苏赴沪。其篆刻初从浙、皖诸家入手，上溯秦汉，不蹈常规，钝刀硬入，朴茂苍劲，前无古人，曲尽造化之功，有《缶庐印存》等。
徐新周（1853--1925年），吴县人，字星舟，别署星州、星洲、星周，室号耦花盦等。自幼嗜古，尤究心金石，后从吴昌硕学刻印，渐通六书，所作印谨守师法，不逾规矩，犹有其师中年时期之印作风貌，边款亦肖乃师。然细而察之，所刻线条不如缶翁浑厚恣肆，而是方匀坚实者多，且“秀”多“苍”少，但意味严正不俗，能自具面目。1918年，辑平生得意之印作160方成《耦花盦印存》四册，缶翁亲为撰序称赞。
王大炘（1869--1924年），吴县人，字冠山，因治斯冰之学，又以铁笔行藏，故号冰铁，并为世人所习称。一署巏山民，所居曰南齐石室、食苦斋、冰铁戡。大炘少居苏州萧家巷，二十余岁移家上海，与郑文焯、廉泉、端方、孙揆均、缪荃孙、章钰、陶湘、蒲华、袁克文、吴永以及流寓上海的韩国贵族闵泳翊等交善。其印艺一时为官员、儒士、藏家所爱。所辑《冰铁戡印印》，多有这些名家的序跋与诗赞，受到高度评价。
赵古泥 (1874--1933年)，名石，常熟人。初名鸿，字石农，号慧僧。后因非常喜爱封泥古朴趣味，改号“古泥”。晚年号石道人、泥道人。他师法吴昌硕而不为缶师所囿，继承吴派印风而能另辟新境，以封泥的抽象形式，得汉金文、砖瓦文之精髓，出神入化，将缶翁的圆转浑穆，化为方折廉厉。于章法之经营亦别出心裁，终于形成印风特立的“稳”、“雄”、“阔”等艺术特色。他为吴昌硕最杰出的弟子之一，又创“虞山印派”。有《赵古泥印存》、《拜缶庐印存》（40卷）、《泥道人印存》、《泥道人诗草》等传世。
赵云壑（1874--1955年），苏州人。原名龙，改名起，字子云，号壑山樵子，壑道人等。名苏州所居曰“耕心草堂”。寓居上海时，又取斋名云起楼，思寒斋等。云壑少时家境清贫，但受慈母张氏家习儒之影响，喜读书，有时操笔涂抹书画。30岁时，经友人介绍，拜吴昌硕为师，从此书、画、印兼修。印能得缶翁之神而不徒袭其貌，得精萃而稍出新意。曾辑《壑山樵人印存》，不规规于形似，重在得法。时东瀛人士以“缶庐第二”誉之。
费公直（1879--1952年），原名善机，字天健，号一瓢、霜红、双桥词人等，别署器志、秋明，室名秋明阁、双红豆簃，吴江同里人，世居周庄。1906年加入同盟会，也是南社社员。工诗善画，花卉得华喦遗法，秀雅轻灵。又擅篆刻，曾为柳亚子刻“李宁私淑弟子”印，现藏苏州博物馆。
周梅谷（1881—1951），苏州人，原名周容，别号百陶室主。周氏曾于苏州护龙街（今人民路）嘉余坊口设“寿石斋”，以鬻印刻碑为业数十年。他能书善画，博览金石，四十以后始问业于吴昌硕，因与同门赵古泥交谊最深，故治印刀法与古泥很相近。又擅仿古印，曾得旧牙章，遂以宋人篆法戏刻“东坡居士”四字，日本人见之如获至宝，以巨资购藏，并影印刊于纪念集中，周氏名声由此大震。生平刻印较多，但印稿不自珍惜，至晚年方有《古吴周梅谷周甲后留存》等印谱传世。
李尹桑（1882--1945年），吴县人，原名茗柯。以尹桑字行，别署桑、壶父、秦斋。因得一大银玺而狂喜，故更号玺斋。尹桑幼随父迁粤居广州，遂隶籍广东番禺。其父公暇雅好文翰，喜收藏，与当时在广东巡抚吴大澄幕中主广雅书局校书堂事的黄士陵交善，遂将茗柯拜牧甫。尹桑于牧甫之书印及文字训诂之学，靡不穷其原委。牧甫北归，尹桑又向南来之谭延闿请益，并随之游幕东南各省。中年归粤，潜心金石，日以摩挲古玺印、瓦当、泉货、造像等拓本为乐。篆刻上将黄牧甫开创的“黟山派”印风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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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骥（1882--1958年），吴江人，字千里，号茧庐，笔名东方。十余岁即以才识超卓而被选为秀才，年二十擢壬寅科优贡。曾于乡里设帐授徒，柳亚子等为其弟子。后入上海南洋公学深造，受严复《天演论》等新思想影响，并大力推介。在任上海澄衷学堂国文教师时，学生胡洪骍受其思想影响，易名“胡适”。杨氏少时治印宗秦汉，既得吴让之、赵之谦两家印谱，从清代流派印章中获益，所作多揖让有姿，体貌多样。后获教于吴昌硕，刀法益加雄肆，合其自身勤研篆隶、博涉金石文字，遂名重江南。
马光楣（？--1940年），号眉寿、梅轩、梅痴、梅道人、玉球生、西鹿山人、玉山痴人、自得庐主、花史馆主等，江苏昆山人。金石篆刻家。生年不详，约在晚清同、光年间。中年曾客居苏州，先住紫兰巷，后迁富郎中巷。一生好收集古书古印，嗜刻印。1917年与顾天熙、顾天锡等十余人在昆山后浜创立印学团体——遁社。翌年编辑《遁社集古印谱》两册。著有《三续三十五》、《玉球生印存》、《三十六举》等。
吕凤子（1885--1959年），江苏丹阳人。原名浚，字凤痴，别署凤先生，老凤，江南凤。1947年后定居苏州，先后担任社会教育学院美术科主任、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图画制图系主任、教授，任江苏省国画院筹委会副主任。以绘画驰誉当世，然于书、于印、于诗无不擅长。篆刻气势雄健，生动自然，用刀以汉凿一路居多，间拟汉铸，不涉明清藩篱。著有《中国画法研究》，辑有《吕凤子画集》等。
林介侯（1887--1951年），名北禄，字介侯，又字眉庵，别署根香馆主。吴县人，居祥符寺巷。自幼承家学，青年时代即喜研究金石文字，临池奏刀不辍。及壮年，除宗秦汉外，又掺籀文、甲骨文，得到叶恭绰的赏识。艺术上他坚持“书画印同源”之说，“以书画入印，又金石入书画，乃余之固志也。”（林介侯《金石随笔》）在苏时，与蒋吟秋、陈子彝、萧退庵常有来往，尝为吟秋刻姓名章及“一片冰心”闲章各一方。
叶圣陶（1894--1988年），苏州人。原名绍钧，字秉臣，辛亥后改字圣陶，室名未厌居。1921年，与茅盾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与朱自清等创办我国新文坛的第一本诗刊《诗》。创作出版我国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及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建国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民进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其治印始于草桥中学学生时代，1917~1921年在角直镇第五高等小学教书时授篆刻课，主张不求过精、过工。过精损意、过工伤神，一任自然，流露天趣为归。曾刻有“著意便不佳”白文印，道出其信手率真的艺术追求。
顾青瑶（女） （1896--1978年），名申，字青瑶，别署灵妹，苏州人，居金门西石子街。出身吴门望族，从小学习诗词书画，又喜篆刻，常在堂下屋前拾砖瓦碎片，持刀刻成文字、造像。后肆力于三代鼎彝，追宗秦汉玺印，颇有古风。钱瘦铁见之大为赞许，称江南女子中能通金石、擅才艺者唯青瑶耳。1934年在上海与陈小翠、冯文凤等创办“中国女子书画会”，1946年被推为上海美术会筹备会委员、理事。1949年赴香港，1972年去加拿大。一生著述颇丰，有《宋拓大观帖考证》、《金石题跋》、《青瑶印话》、《青瑶题画诗录》、《绿野诗屋印存》、《归砚室词稿》、《青瑶诗稿》等。
陈子彝 （1897--1967年），名华鼎，号眉庵，昆山锦溪镇人。毕业于章太炎文学院，曾任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编纂主任兼苏州美专讲师，东吴大学教授。抗战时期任云南大学教授。建国后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参加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能诗文，精于鉴别版本、碑刻。书法得“二爨”神髓。间弄丹青，淡逸至致。长于篆刻，尤为世所推重。著有《眉庵诗存》、《眉庵文存》、《眉庵印存》，与他人合编《寰宇贞石图目录》等。
濮康安 （1899--1971年），常熟人，名蕃，字康安、康庵，号无言、葛墅老民。早岁就读于北京美术专修学院，擅书画，工吟咏，尤精篆刻，其印不为师法所囿，构思精巧，结构缜密，刀法娴静，工细一路自成风格。作品收入《中国篆刻字典》（日本东方书店1985年版），有《濮康安印存》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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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士龙 （1899--1987年），常熟人，字云斋，别署海禺山民。篆刻师法王冰铁、赵古泥，1933年辑成《海禺山民印存》，1941年又辑成《云斋刻印》。亦攻图书版本目录学、文物考古、书画鉴赏、地方文献等，编辑《赵古泥印存》、《云斋旧藏善本印谱目忆录》，又与瞿熙邦合编《铁琴铜剑楼藏善本印谱目》一卷。另编著有《常熟书画史汇传》、《常熟印人录》等。
支谦 （1904--？），字慈庵，又字南村，别署染香馆主。吴县人。擅金石、竹刻，也能绘画。早年摹刻秦汉宋元明印章，尤擅长铁线篆，线条圆润挺拔。与吴湖帆、吴子深相处友善，常讨论金石书画。吴湖帆常用的“梅景书屋”收藏章就有他刻的。1925年移居上海，后曾仿刻宋元名章数十方，赵叔孺见后大加赞赏。1947年在上海中国画苑与吴子深合作书画展览，展出的印章、竹刻引起关注。
徐穆如 （1904--1996年），初名观，字洁宇，长期生活在上海、苏州两地，晚年定居吴江。15岁开始向吴昌硕请教，将铁线篆法用于印文中，笔画伸缩有度，线条刚劲有力，章法动静结合。
钱太初（1906--2003年），吴江人，名复，字太初。以近代国学大师金松岑为师，曾参加《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雅擅诗词。先生对书画印也颇有研究和造诣，尤长篆书、行书和篆刻，著有《九成室印话》、《九成室印谱》、《论吴昌硕篆额》等。中国书协会员、苏州市书协第一任理事长。有《钱太初书法篆刻选》问世。
张寒月（1906--2005年），苏州人，字莲光，别署寒月斋主。曾得吴昌硕、赵古泥亲授。治印能融书画、造像、山水风景为一体而自成“雍容宽博，丰茂浑朴”的艺术风貌。中国书协会员、西泠印社社员、东吴印社顾问。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江苏分会理事、全国篆刻征稿评比评审委员。出版有《寒月斋主印存》、《张寒月金石篆刻选集》。
黄异庵（1913--1996年），江苏太仓人，祖籍安徽黄山。原名黄易安，名沅，字冠群，又字怡庵，别号了翁、百词印斋。书法、篆刻、评弹皆为世称道。尤以评弹《西厢》享誉艺林。篆刻有“百词印存”等。 蔡谨士（1914--1981年），原名嘉福、景如，苏州人。西泠印社社员。约20岁时随周梅谷学习篆刻，对碑刻艺术、仿古铜器、印钮制作均有涉足，曾供职于苏州艺石斋。治印参秦汉玉印及“虞山派”，擅长将苏州园林缩摹边款中，新意迭出。有《拙政园室名印存》等作品传世。
宋季丁（1920--1988年），原名荣祖，因瞩目西泠八家印诣而笃好丁敬，遂以丁名，取字季丁。工书法，远取秦权量诏版，又法《石门》、《张迁》，旁及汉魏砖文，线条质朴。篆刻以秦汉为归，间参黄士陵、齐白石，单刀直入，不加修饰，布局险绝，古拙苍莽。曾自云刻印逾万，但所存无多。有《宋季丁书风》传世。

父亲过世已经十三个年头了，春节和清明都是容易想起他的时候，因为正月初一是他的生日，而清明当然应是缅怀拜祭的日子。但真不只是到了这两天才会想起父亲，他几乎常常就在身边。父亲给我的最深印象和对我一生的最大影响就是他学而不倦的态度和精神。。。
被誉为“评弹才子”的父亲一生颇有些传奇色彩，既曾大红大紫，更多落魄潦倒，坎坎坷坷生活了八十三年。他给自己墓碑上题写的一副对子基本概括了他的一生：
一世无愁半世屈，他生未卜此生休。
父亲曾在他演艺事业处于巅峰状态又年富力强时横遭厄运锒铛入狱（三十五年后名义上获得平反），从此一蹶不振，颠沛流离，彻底被社会遗弃，这就是他的“半世屈”；父亲一生喜爱艺术，在他彻底成为一个“闲人”之后对诗书印艺的研习更成了他唯一的寄托和追求，这让他忘却了生活的苦难而感到乐趣无穷，这就他的“一世无愁”。
很难想象在流放青海劳改的日子里，在昏暗的青油灯下他能那么静心工整地抄录下中国文学史中唐宋诗词数百首，编写长篇弹词两万五千里长征和英雄儿女（后来得知刑满释放后都得留场不能回家，就把此二书稿当卷烟纸抽烟烧掉了）；很难想象文革期间上午还在挂牌扫街，下午仍能受茶友之邀赋诗作对兴致不减；很难想象在苏北农村管制期间身居霉腐的陋室却能写出“曲水流墙观不足，梅花开到枕头边”的佳句。。。
每当想起父亲，每次翻阅父亲的诗作或手稿，我总会情不自禁地老泪盈眶，不是悲伤，而是感动、感慨和感伤。。。！
父亲离开时没留下寸土片瓦，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他留下的作品会永远留存于我们的记忆里，他的治学精神和艺术才华更是值得我学习敬仰。。。
手稿
唐诗宋词共五百余首1960年摘录于青海劳改农场
（这是文革抄家时唯一的漏网之鱼
诗作
丙辰之春应茶友之邀，以怡园“石厅琴室”为题作诗，每日一首，共计二十八首
又见江南杨柳青，怡园春暖水边亭。主人何以题琴室，不让人听要石听。
室自无琴石自听，悄无一语立中庭。游人只管游春去，风雨年年惯独经。
有石无琴室更幽，清茶一盏意悠悠。客来试问听琴石，石不能言亦点头。
石听琴室最幽深，室在琴亡感客心。懵懂独怜一顽石，绕梁何处听余音。
琴石相知不可分，朱弦清响遏行云。如今谁说琴亡后，室有遗音石不闻。
千载高风仰子期，听琴谁遣石为之。笑他镇日装摸样，室本无琴知未知。
留题为叹绝知音，几见时人识此心。但怪石听还有石，直疑琴室本无琴。
园林茶座设还当，有室无琴着甚忙。石友肯来闲一听，些些风雅已沾光。
不遇生公与米颠，长依琴室倍堪怜。无聊且作听琴石，谁信当年亦补天。
不同琴声有也无，听来太费石功夫。何如放眼看琴室，绝似群仙雅集图。
。。。。。。
一室清谈且笑欢，有无琴听不相干。知音慧石应知我，半日心情要自宽。
（因为当时父亲上午挂牌扫街）
琴石双清室又宽，听人妙语欲忘餐。座间不敢呈新句，诗未高吟字未安。
无琴且作有琴听，室外惊看石亦灵。一曲广陵成绝响，可人如玉立亭亭。
雅室犹存石不凡，此公定有散仙衔。故应深得林泉味，聊借听琴一解馋。
最惹人怜石有知，多情尔为制新词。相逢琴室如相索，大雅何妨听小诗。
焦琴去室石应知，父老能谈姑听之。一夜春雷无觅处，冰弦斜挂杏花枝。
壁破琴飞事岂真，窥窗有石莫伤神。请看一室生香处，都是能寻快活人。
名花常好室常春，石亦金刚不坏身。却为听琴风露下，不知岁月几番新。
垂老诗肠索易枯，茶清室雅客才粗。临风一笑原多事，石亦非听琴本无。
苏州怡园进门不远处左侧靠墙有一半亭匾题“石听琴室”，亭内有一石而无琴。当时父亲常去喝茶，茶客中不少是他原来的听客，也都知道他颇通诗文，故有茶友提请他以“石听琴室”为题每日连续赋诗一首，父亲欣然应允。此后每日下午茶室里热闹非凡，都早早地等着像等听书一样，茶客也越来越多。父亲倒也不负众望，竟是一连赋了二十八天，直到最后一首道出“石本非听琴本无”之句算作结束。。。
当时园外文革正如火如荼，园内却是另一番的满室馨香。。。回想起来倒也回味无穷。。。
父亲一生作诗无数，且大多为即兴而发信手拈来之作，生前最后一副对联乃作于胃切除后第三日早晨。因患胃癌，做了胃切除手术，医嘱二十四小时后如有排尿排气，即表示腹内肠胃自然调整完毕手术成功。第三日早晨，父亲说有了，大家释然。几分钟后他对我说，有了一副对子，听着：
病已垂危 方见媳贤子孝，
命不该绝 忽闻屁滚尿流。

玉立亭亭映小溪，花开阵阵落香泥。此身恍入江南梦，临水人家鸭满堤。
戏到梨园独擅长，红楼一梦费商量。可怜愁煞痴儿女，不入风流生旦行。
千古奇书拍案呼，弹词可听让吾吴。形容恰到传神处，见若有人看却无。
三杯李太白减半，一手颜真卿无双。
这副对联是为一位书友兼酒友所作，那位酒友原本酒量很大，后因身体不适，故遵医嘱少饮酒多写字，几月下来酒量锐减书艺大增。一次饭间他向父亲索字，父亲当即书写了这副对联送他，书友大喜。这种信手拈来的即兴之作是父亲的擅长，他给不少书友的书作大都是有针对性的风趣诗作
（这是我仅有几幅收藏中的一幅，很喜欢，因为这里集中了父亲的诗书印章，甚为难得。）
汉人蒃法宋人词，并作图章雅可知。兴到不愁花满眼，晴窗独坐奏刀迟。
词客如何弄印存，江南散木是师门。百年草草人空老，一技雕虫尚感恩。
（印章共一百枚，文字均取自于宋词，故称百词印存）
弹词手稿
长篇弹词“西厢记”，编写于四十年代初期，因是自编自演剧目，故在他演出的十余年间不断修改完善，甚至在早已和书台绝缘的几十年后还在整理推敲修改。此为八十年代的修改手稿。
长篇弹词“翁同和与杨乃武”，编写的初衷就是要按史实彻底为杨乃武平反，与广为流传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大不相同，因为流传在街头巷尾的故事纯属子虚乌有，说书人一方面是道听途说，一方面也是为了迎合听众的口味添油加醋，但这样的流传对杨乃武十分不公，也是十分不厚道和缺德的。他的新编完全根据史实，全篇从密室相会开始，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全新故事。情节曲折入情入理，文字精炼，唱词严谨精彩，可惜再无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