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叫人怎么敢信你2006-11-28 22:14　　　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对北大的教授，我从来都心存敬意。在我那愚蠢的想象里，别说教授了，就连北大的清洁工也都一个个蓝袍飘飘，浑身书卷气息。　　然而，往后我不会再那么愚蠢了。谢冕先生，你破坏了我的一个美丽的梦幻，一个纯真的信仰。　　事情的起因是不久前，我去我们这个城市里一家名叫尔雅的书店闲转，看见书架上摆着你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海天出版社出版，第二主编是一位叫孟繁华的博士、文艺批评家(折页上如此介绍)，我不熟悉这个名字。该书的内容简介上说，“这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的，集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之作于一体的大型丛书。”这话说得多罗嗦，多有学问；又说，“煌煌十卷在手，二十世纪这一百年的中国文学精华尽收眼底！”这话说得多有气魄，又多吓人。　　我不怕吓，那“经典”二字，只会让我喜欢。我是个中国文学的爱好者，也算个研习者。曾当过中学语文教员，在吕梁山里教过十几年书。多少年来，我老在想着，什么时候能看到一套选本，就像三十年代赵家璧先生主编的那套《中国新文学大系》一样，把近代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精选一下，让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能一览无余。没想到多年的美梦实现了，就在今天，就在眼前。　　我激动得什么似的，战战兢兢地掏出了我的钱，我的工资，要递过去了，老板笑吟吟地说，那边还有一套，是不是也看一看。我急忙过去一看，哇，又是一套，叫《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也是你主编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主编叫钱理群，我记得这个名字，我曾买过他的《周作人传》。翻开你写的序言，见其中说：“编者在从事本书的编选工作时，始终怀有一种庄严感而不敢稍有疏忽。”你太谦逊了，你是北大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你睡着都比我这样的凡人醒着精明，你编的书绝不会有什么差错的。想到由两家出版社同时推出一套书，可见质量无虞，我心里更踏实了。　　“一样的，我买一套就行了。”我对老板说。　　“不一样，你该都买下。”他是个读书人。　　他的话让我难堪。我嗫嗫嚅嚅地说，我没有那么多的钱，但我肯定会买一套的，能不能让我将两套都带回家，比较一下，明天再决定买哪套。我是老主顾，老板信得过，没收我的押金。　　谢冕先生，整整半个晚上，我都在翻看你领衔主编的这两套“中国百年文学经典”。领衔主编，请别怪我套用了这个演艺界才用的俗词儿，我实在想不出一个能配得上你的身份而又文雅点儿的词语。“百年中国文学”，“中国百年文学”，我年纪大了，又笨嘴拙舌，念不好这绕口令似的书名，下面也仿照你们做学问人的办法，用“北大版”和“海天版”以示区别。　　别的不说了，光说说解放后的散文和小说在两部书中有些什么不同。原因很简单，我年轻时写过小说，也写过散文，读现代乃至当代名家的小说和散文多些，自认为还有点基本的判断。　　我用的是种很笨的办法，先列出北大版中收入的作家及其作品，然后用海天版收入的作家及其作品比照。北大版有的，就在这个作家的名字上画个红点，作品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画个×号，作家作品完全相同的画个△号。北大版没有而海天版收入的作家，则另纸誊录。费了几个小时，结果出来了。　　散文部分，北大版收入作家四十二名，海天版收入作家三十三名，两书共收入作家七十五名，重叠者十六名，不重叠者四十三名。比如丰子恺、巴金、梁实秋、冰心等二十六人，北大版收而海天版不收；孙犁、张中行、宗璞、三毛等十七人，海天版收而北大版不收。　　重叠的十六名作家中，收入作品完全相同者五人，比如杨绛，两书都收入了她的《冒险记幸》。收入作品不完全相同者四人，比如汪曾祺，北大版收入他的《跑警报》、《金岳霖先生》两篇，海天版除了这两篇外还收有《葡萄月令》、《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两篇。收入作品完全不同者七人，比如严文井，北大版收入他的《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海天版收入他的《一个低音变奏》。

　　在海天版的折封上，说你提出“百年中国文学”课题，得到内地、台湾和香港文学界的一致认同和响应。这，我就不太明白了。你如果提出“九十九年”之类的命题，且作出充分的论证，我承认是研究成果。你所说的百年，大致说来，不就是二十世纪吗？因为一个世纪还没有完，于是你就从你编书的一九九六年起往前推一百年，将上限定为一八九六年。若你今年编书，那么它的上限就成了一八九七年。天爷，这也能叫学问？　　你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中的“百年”二字，就是这么来的。为了凑足百年之数，在北大版中，你不惜将一九九六年第二期《天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散文收入书中。《天涯》是双月刊，第二期三月十五日出版，“经典”全书编成写序在六月，相距仅三个多月，你就将这么一篇“涉世未深”的新作，活生生地捧成了经典。　　经典是什么，书柜里有几部辞书，我也无心去查了。我相信，最宽泛的解释，落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典”，也就到底了。再推衍开来，说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也会有自己的经典，仍不为过。准乎此，倘若你谢先生今年编上一部自以为是的经典，过上一年再编上截然不同的一部，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这句古语挡着，我也认了。可你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编完了两部经典(海天版序言写于一九九六年四月，北大版序言写于一九九六年六月)，出入又这么大，叫我说你什么好呢？　　说你不学无术吗？你也曾著书立说。　　说你坏了心术，故意要惑乱学界视听，愚弄广大读者吗？你是堂堂北大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实实不敢作如是想。　　联想到眼下的“编选热”，我心里多少开了一点窍。这几年，各种“代表作选”、“精品选”，充斥着书店的柜台，据说编选者大都捞了一把。文坛公认，从事“编选”，乃时下文人致富手段之一种。是不是你看着眼红了？这可不太好。以北大的声誉，以你的身份，本应力挽狂澜，廓清迷尘，给读者一个精良的选本，纵然是一己之见吧，也该确定不移。没想到你反而照猫画虎，推波助澜，把水搅得更浑。我多少有些同情先前那些编选者了。他们胆子小，顶多只敢取名“精品”，你名声大，便胆子也大，深谙商业运作的法门，一上来就叫“经典”。你看准的是卖点，是挣钱，什么经典不经典，哪还顾得了那么多。　　挣就挣吧，谁也不能说当教授的，只能清贫自守，嚼得菜根喷香。那你就仔细点，认真点，也能说得过去。可你当得起认真二字吗？　　按照选本的一般编排规则，同一作者入选的同类作品，理应归拢一起，便于读者阅读。但在《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同是宗璞的小说，前面选了一篇《红豆》，间隔三十多位作家作品之后，又编进她的《鲁鲁》、《熊掌》二作，这仅仅是编排上的眉目不清、章法混乱吗？更令人不解的是，孙芸夫是孙犁的笔名之一，署名不同，实则是同一位作家。但在“经典”一书中，前面在孙犁名下，选了一篇《山地回忆》，后面又以孙芸夫之名列入《芸斋小说两篇》。究竟是谢教授不知道孙芸夫即孙犁呢，还是故意出此一招，以显示选目的全面呢？　　最近已有人著文指出，在你的经典中，竟将《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名字印成了刘鄂，不止一处，是数处皆然。著文者行文客气，认为是粗心，我看并不尽然。　　再看看你写的序文，就知道你究竟是认真还是不认真了。北大版的序文，一千七百来个字，海天版的长一点，两千三百来个字。跟“百年经典”如此庄重神圣的选题相比，两篇序文都显得轻飘之极，太不相称了。　　在北大版的序文的末尾，你除了感谢严家炎、林斤澜、邵燕祥等人对你的指教和帮助外，还特意说：“我的博士生高秀琴协助我做了全部资料工作和部分编选工作。”这么浩大的工程，其资料工作，你的一个学生就全部包圆，还做了部分编选工作。既是这样，你所做的，就是剩下的另一部分编选工作，若你的学生做的是初选，那么你所做的就是最后圈定了。不知我的推论可有纰漏？(在编选程序上，谢冕的叙述与另一主编钱理群的叙述相抵牾，此处从谢说。)

　　当年赵家璧先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只是编选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十年间的作品，那是多么的慎重，请了茅盾、鲁迅、郑伯奇编小说，请了周作人、郁达夫编散文、诗歌、理论等，也都请有专人。每位编选者，都写出万字左右的导言。鲁迅当时正在病中(一九三五年)，所写导言长达一万二千字。瞧瞧，这才叫认真，这才叫负责，这才叫对得起读者和读者兜里掏出的钞票。　　可你倒好，不长的时间里，这边与钱理群联手，那边与孟繁华合伙，一下子就抛出了两大套、十八巨册的“经典”，闹嚷嚷地分别在南北两地上市。和你相比，那些靠编一本两本“精品”挣几个小钱的选家们，实在是小打小闹，可怜兮兮了。容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急功近利的“编选热”发展到这一步，可谓登峰造极，亦可谓恶贯满盈了。　　还有许多话，我不想再说了。　　谢冕先生，以在学校的经历，你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我只当过中学语文教员，上面这些话，本不该我说的。可你拿正事当游戏，做得实在出了大格，不光污了你半世的清名，也污了北大百年的盛誉，我还是忍不住说了。不对之处，敬请指教。　　不管我是谁　　为我批评了北大教授谢冕先生，南京的《东方文化周刊》第四十九期上，发表了一篇还是两篇批评我的文章，同时转载了我的文章。听到后，我托人、写信、打电话给这家周刊社，想要一份刊物看看，至今没有回音。近期的《文艺报》上转载了一篇，名叫《你以为你是谁》，作者徐文海。我看了，不知是全文还是摘录，想来原文不会这么短。这家周刊转载我的文章，不过是为了发这篇谩骂文章，若这么短，那合不过来了。现在只能就这篇转载稿说几句话。全文不长，抄录如下——　　在我的印象中，韩石山似乎是黄土高坡上的人，但不知什么时候，他也时髦地学会了一声“哇”。他“哇”的原因是：谢冕主编了中国百年文学的两套“经典”，两套“经典”的内容不尽相同，因而，他这个“老实人”便“心寒了”，认为谢冕先生不仅污了自己的“半世的清名”，也“污了北大百年的盛誉”，更破坏了他韩石山一个“美丽的梦幻”，对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对北大的教授，也难“心怀敬意”了。　　是那么回事吗？　　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对百年中国文学进行梳理，本来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他的庄严感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无须在这三个字外面加什么引号。他编选了两套中国百年文学的经典，并不是说别人就不能编，他只是提供他自己的思路而已，用他的话来说：“事实上有多少个选家，就有多少种选本，同时也就存在着各异其趣的选择标准”；他选择的“经典”作品，“大体只是编者认为是最值得保留和记忆的作品”，自己并非认为“尽善尽美”和“无懈可击”；因为是和不同的两个人合编的，所以也即形成了内容有所不同的两个版本，这实在也用不着大惊小怪。　　对这两套“经典”进行说理的批评是正常的，但是，韩石山这样毫无说理的挖苦和谩骂却是不正常的。　　韩石山因为无知，所以胆大，推断起别人无所顾忌。　　按韩氏的打法，我们完全可以给他做如下的推断：他想出名，但无缘出名，或者说无才、无德出名，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个“石破天惊”的妙法：捧人捧不成，干脆骂大人物，谁的名气大骂谁。所以，无缝寻缝，见缝插针，耸人听闻，惟恐天下不乱……　　他自我感觉甚好，以为自己在这“百年”当中无论如何也能“经典”一把，所以急不可待地从“尔雅书屋”中拿回了两套书，但是，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半夜，字缝里终究没有“韩石山”这三个字，所以，他愤怒了，怒不择言，只好大骂出口了。　　真让人寒心，我倒不像韩石山一样“为当代文学寒心”，我为当代“批评”中有韩石山这样的人而寒心。　　这个年轻人，真是骁勇得可以。　　也做个推断，此人肯定是谢冕的学生。不是谢冕的学生，不会这么扑上前来。

　　全是狡辩。　　我们三人中，李杜是进过北大校门的，阎晶明是现代文学的硕士，对学理都颇有根底，独有我这年过半百的老童生，除了识字外，学理上一窍也不通。不过，我以为辨清这个是非，根本用不上什么学理，只要公理就行了，所谓的公理，就是常情常理。　　再就是，我所依据的事实，全是孟繁华提供的。我没这份闲情，去北京一一订正。　　在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华读书报》刊布的访谈录中，当记者问到你们是怎样想到要编“百年文学经典”的，孟说，“我们实际上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份就启动了百年文学研究，当时一些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如王宁、陈晓明、张首映、张颐武、程文超、韩毓海、张■、王利芬和我本人在谢冕先生的带领下承担了这一课题”，然后说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完成了”《百年中国文学史》等学术著作。“在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几个项目之后，我们才选编了百年文学经典”。　　注意一下，这里的三个“我们”中，不包括北大版的另一主编钱理群先生。提到钱，只是说钱与黄子平、陈平原三人当年提出的一个观点，让“我们受到一个重要启示”。　　在提到参与人员时，孟有意混淆学者与学生的区别，我断定当年孟繁华肯定是学生。　　再请注意，完成这一课题，孟用了“承担”一词。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会有同一主编的两套经典，孟说，“百年间有那么多很好的作品，我们在一套选本里装不下的时候，用另一套选本再选一些作品，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如此说来，这两套经典，是相互补充的，是一回事。　　且以常情常理来推勘。　　按上文的说法，你们是“承担”了中国百年文学研究这一课题，在完成了《百年中国文学史》等著作后，又接着编选百年间的经典作品。那么这个任务，也是“承担”的了。承担，是上面放下来，下面的接住。也即是说，你们编选两套经典，是上面某个部门，给你们的任务。若真是这样，上面的这个部门做事，就太不公平了。那边委任谢冕和钱理群均为主编，这边却让孟繁华同志屈就副主编之职。你是博士，又不是担负不起主编的大任。看你写文章这么凶悍，生活中怕也不会怎样的猥琐，能服这个气？　　还有，你说的“一套选本里放不下去的时候，用另一套选本再选一些作品”，这话太含混，究竟是北大版放不下才出海天版呢，还是海天版放不下才出北大版呢？　　你不愿意说清，我得弄清。　　这得看哪个版是跟你们的研究课题配套的。　　在海天版的内容简介中说，“同时问世的谢冕主编之《中国百年文学》(文学史)丛书与之互相呼应，其十二卷中所论述的主要作品，概出于本《文库》，因此本《文库》系从作品角度勾画出百年中国文学成就的轮廓。”　　知道了，你参与的海天版，才是跟“中国百年文学史”配套的。　　那么就是以海天版为主了。是海天版装不下那么多，才出了北大版作为补充。　　只是这样一来，问题又来了。中国百年文学史丛书“其十二卷中所论述的主要作品，概出于本《文库》”，还要北大版做什么？　　据此可以断定，谢冕在和孟繁华共同主编海天版时，见猎心喜，又跟钱理群合伙编了一套《经典》，在北大出版社出版。如今谢冕自知理亏，一声不吭，孟繁华明知与自己没关系，只是见韩石山等人对谢冕不恭，才仗义执言，打抱不平。　　问题又出来了，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孟繁华说，起初谢冕不同意海天版的选本叫“经典”，而愿意叫“选萃”或“文萃”。　　这，谢冕就太霸道了。海天版是与你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丛书配套的，言既顺，名也正，怎么就不同意海天版叫“经典”，而把这个好名目，留给你和钱理君编的私货享用？　　越推断越荒唐。　　退回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根本不存在什么“一套选本里装不下的时候，用另一套选本再选一些作品”。　　因为两套经典里，相当多的作品是重复收录的。哪里有这套都装不下了，那套里还要再收进去的道理。　　根据各种迹象推断，我以为，作为与中国百年文学史丛书配套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北大版是正牌货，海天版是冒牌货(与出版社无关)。理由是，一，谢冕曾劝孟别叫“经典”，而叫“百年中国文学选萃”或“百年中国文学文萃”。二，孟繁华不同意，坚持要叫“经典”，不同意用什么“选萃”或“文萃”的名目。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孟说，后来所以定成这样的名字，是“通过相互坚持和妥协达成的一种结果”。现在清楚了，坚持的是孟繁华，妥协的是谢冕。　　谢冕吃了哑巴亏。他不说话，是有苦难言，是他的颟顸。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他的清白。　　孟繁华不是在为“百年文学经典”辩护，也不是在为谢冕辩护，他是在为他自己辩护。他捅下的窟窿，想补上又不愿意认错，只会是越捅越大。　　孟繁华哪管什么学理，他只是变着法儿讲歪理。连歪理也讲不通，是邪理。　　在这次论争的人前人后，字里字外，孟繁华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两套书以及有关人士，是给了我这个不入流的作家一次骂名人、出大名的机会。谢谢，你确实给了。不是你惹下这么大的乱子，我一个穷书生，凭什么先批评一位北大的教授，如今又批评一位中国社科院的博士，吓死都不敢。　　不过，仅仅是虚长几岁，我仍要劝告孟繁华先生，年轻人错上一次不要紧，改了就好。国家培养一个博士不容易，应当珍惜自己的前程。现在你还有半次机会，再这样狡辩下去，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不是说这次，是说以后。你也许不需要以后，光这次就能名垂青史，至少是学术史。我只是个普通作家，不会给你什么机会。我没你那么大的本事，想给也给不了。　　顺便给你改个错。访谈录和文章里，你都用了“选学妖孽”这个短语，通常它是和“桐城谬种”连用的。这里的“选”字，是指《文选》这本书，选学是指“文选学”，不是编选学。若选学是指编选学，那么你们搞社科的人常说的“红学”，就该是红色学，“钱学”就该是钱币学。问问文学所里的老同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最后要说的是，我再不会为此事写文章了。我年龄大了，正经事多得很。噢，忘了，前两天还写过一篇劝告徐文海的文章，登出来你也看看。他的毛病你也有。 

我原以为文章多重要，看后才明白，有的文人太无聊了。

文人不但无聊，还喜欢犯贱。

心眼真多啊

不知道古代的文人是否也如此迂腐呢？

文人最爱叫板，看到虚伪的东西，嘴皮子肯定痒痒，不吐不快。可就在这来回的嘴斗里。真文人，假文人，自明矣。韩石山，支持你！

支持韩山石老先生,敬佩廓清文坛的胆气.不过,也得给他们留点情面.毕竟,所有的错误,其根源还是在于社会的杂染,他们只是没有守住文学的清气!!!!

支持有正义感和认真态度的学人，这个时代太欠缺了。

今天见我们学校一个老师拿着谢先生的寄言，非常的自豪和得意，所以查找一下。其实之前我看诗歌时也注意到这个大名，也许是风气坏了，受影响了吧。总之，韩老先生却是捍卫学术真理的学者。
回复：14楼

我也很喜欢读书.太小的时不算,至今大概也读过五十年的书.几十年年,我品出了读书的人的气味,以为可以分为三种,我分别给他们取了个名字,不管取得合适不合适,说给大家听听.
第一种称为“士人”,他们为做官而读书;第二称为“文人”,他们为卖文而读书.第三种才称为“读书人”（狭义的）,他们为明理修身而读书.我只敬重“读书人”.
我认定谢冕一下子搞两个不同的经典,就好像同时给木匠两把不同的尺,让他永远也量不清楚一根木料到底是多长.这是很不对的,所以不管他的身分,我还是认为他够不上"读书人"这个称号.只能算是文人或士人.那个《你以为你是谁》的作者就什么也不是。因为这句话多半是在“小老短”嘴里吐出来的。
根据一个人的一个行为，可以否定一个人，说他不是“读书人”，但却不能肯定此人是某种人。因为我对韩石山不了解，不能下结论说他是“读书人”，但他这篇文章中的态度却是“读书人”的态度。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地骂“文人犯贱”，想表示自己很高明，很公允的人，恰恰是最没“*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