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一下：这个帖子贴到这里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不过个人感到：一、尽管有时我到别的贴吧转转，但基本上把这里当根据地。二、本吧少许有些另类帖子存在，或许能给人以新鲜感，能吸引人气。如吧主认为不合适，删且无妨。
一、
儒家是理想主义，法家是现实主义
儒家为什么是理想主义？因为儒家憧憬美好的理想，并试图用他们认为理想的手段去实现这个理想目标。儒家的理想是什么？是小康社会，是大同世界。上层和下层和谐相处，君王和大臣和谐相处，贵族和平民和谐相处，你好我好大家好。老百姓
10
天吃一顿肉，士
7
天吃一回肉，大夫
3
天吃一回肉，君主天天有肉吃，大家和和谐谐、本本分分，都安于自己的身份，不去扰乱社会秩序。
如何去维护这种秩序呢？用礼。什么是礼？具体讲，礼就是规矩、规章，据说礼是周公制定的。譬如大夫死了用几层棺材、陪葬多少东西？诸侯死了，用几层棺材、陪葬多少东西？天子死了，用几层棺材、陪葬多少东西？这些都用“礼”的形式规定下来，大家都不能越雷池一步。
儒家建设大同社会的指导思想，是统治者以身作则，实行仁政。该向老百姓收
10%
租子的，不收
20%
租子。该让老百姓一年服三天劳役的，不让老百姓服五天。
为什么儒家思想是一种理想主义呢？你想想，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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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吃一顿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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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吃一回肉，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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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吃一回肉，君主天天有肉吃，凭什么呀？家说，就凭出身，凭身份，凭血统、凭世袭。大家说说，这合理吗？不合理。不合理，人们就会闹。一闹，儒家的所谓大同世界肯定实现不了。所以说，儒家的理论就是一种理想主义。再则，儒家强调统治者以身作则，修身养性，积极对老百姓实施仁政。试想没有老百姓的监督和督促，统治者能主动这样做吗？所以说，儒家在这方面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理论。
与儒家理论相反，法家是现实主义，即什么办法能行之有效地作用于社会，能改变社会，法家就采取什么办法。不管是强国也好，还是争霸也好，还是救世也好，法家很重视实效，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法家采取办法，不是凭空产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的制定诸多措施。而这些措施往往又对治理好国家起到有效的作用。
法家的理论，跟现实是紧密结合的，在实施过程中，也是能取得实效的。所以说，法家是现实主义。 

第三大区别：儒家注重内治，法家注重外治
所谓内治，就是注重从人身内部加强个人修养，锻炼内功。
法家好像不太在乎这个，主要是靠法条来节制人们的行为，这就是从人的自身外制定一些规章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即所谓外治。
儒家强调内治表现在诸多记载中。其著名的理论是“慎独”，

孔子所谓“慎独”，

是一种修养方法，就是强调在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始终不渝地、更加小心地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按道德要求行事，不会由于无人监督而肆意妄行。这里面有一个自律问题，心理道德自控问题。孔子所谓不患别人不知道自己，患自己不努力，也是讲的要练内功，要自强。
曾子所谓“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译文为：
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人家谋虑是否不够尽心？和朋友交往是否不够诚信？老师传授的学业是不是反复练习实践了呢？
），也是讲的要练内功，天天提醒和反思自己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到位。
儒家也提出从外部规范人们的行为，如用周礼来规范上层人士的行为，但在春秋时期，大多是具敦促性的，不具有强制性。
儒家注重练内功，讲究内治，发展到后来有点偏激了，有点像禁欲主义了。如朱熹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寡妇不能再嫁等等，都走向了一个极端。
与儒家讲究内治相对，法家则注重通过人身的外部来制定各种法律法规来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法家好像不太讲究人们的“内修情况”。法家不盲目禁止人们对升官发财娶美妾的欲望，只要途径合法，法家还鼓励人们加大这种欲望。如商鞅变法，只要多杀敌，给国家多上交粮食，国家鼓励人们加官进爵，光耀自己。

儒家、法家第五大区别：儒家尚贤，法家尚功
●所谓“尚贤”，就是推崇贤人，尊敬贤人，唯贤是举。所谓“尚功”，就是看重功劳，崇尚功劳，唯功是举。
尚贤是儒家和墨家大力提倡的。儒家赞颂舜举皋陶，汤举伊尹，文王举姜尚。伯夷、叔齐，管仲、柳下惠、子产、晏婴、延陵季子、楚令尹子文、
蘧伯玉、史鰌等，这些有的是真贤人，有的是所谓的贤人，孔子一律推崇他们。孟子、荀子也推崇唐尧、虞舜，以及一些所谓的古代贤人。
儒家不但推崇他们，还竭力呼吁统治者提拔任用他们，并由此还引起一场关于伯乐相马的讨论。
●与儒家相对，法家不主张尚贤，法家主张尚功，既不管你有多么“贤”，自我修养有多么“好”，如果没有功劳于国家，对不起，你也得在一边歇着。在法家当中，不管是商鞅的变法实践，还是韩非的法家理论，都明确显示，不管你这个人有多好，不如没有功劳于国家，你就不配被人称颂，不配被国家加官进爵。相反，如果一个人人性并不符合儒家仁义道德，只要他为国家立了功，国家就应该奖励他们，提拔他们。
我们细细分析儒法两家的这种不同做法和理论，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区别，儒家偏向主观唯心，法家偏向客观唯物。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说，儒家主张尚贤，有一部分人是真贤，有一部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所谓的贤，像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算什么贤才？再说，贤与不贤，在古代，只有少数人说了算？并没有一个老百姓普遍公认的标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贤与不贤的标准和看法。这就是说，有时贤不贤的标准并不是客观的。如果贤的标准只掌握在统治者和少数人手里，那么所谓举用贤才往往会成为统治者“亡八看绿豆瞅对了眼”，我就提拔他，这难免会产生少数人主观臆断。
同儒家相比，法家主张尚功。这是用客观事实，代替儒家的主观臆断。这功劳可是实实在在明明白白摆在那儿的，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好判断。你砍了两个人头，我砍了五棵人头，我就比你功劳大。你给国家交了
2000
斤粮食，我给国家交了
3000
斤粮食，我就比你为国家贡献大。这个提拔功劳大的，你不服也得服。由此可见，法家尚实，就是尊重客观现实。而儒家尚虚（可指为虚名），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虚名有时不能给国家带来实惠，功劳是能实实在在给国家带来实惠的。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偏激，还是把儒家尚虚和法家尚实结合起来好，儒家尚虚占
30%
，法家尚实占
70%
，这样做，个人感觉可能不错。

儒、法第六大区别：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
这是儒家和法家最大的区别。这个区别是由第五大区别：儒家尚贤，法家尚功，自然延伸来的。
●儒家崇尚贤才、贤人啊，什么尧啊，舜啊，禹啊，儒家统统颂扬。商汤、周文、周武儒家也颂扬。皋陶、契、伯益、伊尹、周公，儒家也颂扬。孔子做梦都梦见周公。儒家就巴望着这些圣人、贤人重新现世，来拯救天下的黎民百姓。
圣人在位，春风化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鸟语花香，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美好社会呀。如果唤不来这些圣人，退而求其次，能找到像伊尹、傅悦、周公、邵公、毕公、芮良夫、管仲、子产、晏婴、叔向等这样的贤人辅佐君主也行。总之，治国离不开圣人、贤人。圣人、贤人是人民的大救星。
●法家不信这个，法家就信规章、条文。法家靠规章、法律办事。圣人说的再好，不符合规章，那就是屁话。法家不尚贤，法家讲究用制度、法规来约束人、激励人、惩罚人。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都应是按照事先定好的制度来运行。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有几句名言，他说，治国
任法不任人、任法不任智，任法不任德。就是说，治国，不管你是多大的官也好，有多少智慧也好，德行有多高也好，说话、出主意一律不管用，一切都按国家的法律法规办事，其他的都靠边站。这里，韩非把“法”强调到一个特别高的位置。韩非同志，可以说是中国法制理论的先驱。
公正的说，从主观意识上讲，儒家和法家这两大治国理念，出发点都是好的。儒家希望国家多多出现圣人、贤人，让他们来治理国家、统治人民，造福万方，施惠百姓，有什么不好呢？法家担心以人乱法，权贵不法，提出依法治国，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有什么不好呢？没什么不好。
●儒家主张人治，有两个治国要点：
（
1
）、提倡以风教治国。“风教”这个词，是我自己给起的。她出于孔子的一句话，叫做：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那意思是，君子（统治者）的德性就像风一样吹到下面，百物相应；老百姓的德性就像草一样，风一来，就会被吹向一方。这里的意思是，只要君子（在上者）起到好的表率作用，老百姓就跟着会树立好的品德。因此我把它称作“风教”。就像现在领导做样子，视察不封路，不吃高级餐一样。孔子还有句名言，叫“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
2
）、
任用贤才。孔子有句名言，叫：“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这里说的就是任用贤才的重要，意思是把正直的人放到不仁的人上边，不仁的人也会变好或逃离。
虽然儒家的想法很好，但是中国
5000
年历史有几个贤才呢？大概圣人、贤才都集中在五帝、三王时代了。自秦朝以后中国就没有出现多少圣人和贤人。这怎么办呢？老百姓总不能因为没有圣人和贤才就不过了吧？人世常有，圣人、贤才不常有。所以指望圣人、贤人来治国的理论是靠不住的。再说，圣人也不是天生的，也会犯病，一旦圣人犯病，做错了事怎么办？
●鉴于儒家治国理念的短板，法家提出了以制度治国，以法律治国的理念。即全国上下，士农工商，大夫平民，有文化的，没文化的，有德行的，没德行的，不管是谁，一律按法律、法规办事，谁也不能脱离法律有例外，这看起来很公平，这相比儒家以贤才治国（人治）的理论绝对是一个进步。
但是，法家依法治国的理论也有短板，就是这种理论在闵煮国家实行可以，在专治社会实行起来后果就不一定好。试问，虽然按法律法规办事，那法律法规又是谁定的呢？还是统治者自己定的，统治者定的法律法规能完全公正、公平吗？当然不能。不能公正公平，那执行这个法律法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商鞅依法治国，早就了一个惨报的秦始皇，给老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就是专治制度的后果。不过，商鞅变法，造就了一个秦始皇，不应该是商鞅的过错。一些人给商鞅抠太多的屎盆子，我不大同意。
尽管法家依法治国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实行起来有短板，但是这个理论在中国法制史上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容否认。
(其他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