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谎言要是重复了一百遍，就能让人相信那是真的。00ks.com联想到今天民国时期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以讹传讹，以及网络上的人云亦云，以及地滩“纪实”作品中的无中生有，于是还真得承认，历史上本来不是这么回事的事，说的人多了，也便让人认为就真的是这么回事了。
一些反映民国时期军旅战争的影视和“纪实”作品越来越多起来，与之成正比的，是喜爱这类题材的读者和观众也多起来。然而，更多的历史爱好者或一般的观众，更愿意坐在自家沙发上从电视上了解和欣赏历史。这是应该的享受，现代化的传媒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优越的条件，我们理当享用它，你总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象我等这帮发烧友一样没事就带着两个面包外加一瓶矿泉水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冷清的档案馆里去翻那些堆了许多灰的原始档案吧。但遗憾的是，许多有意或无意地担负着给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写手、编导们，也不愿意穿越时空到历史的层面去调查走访，不愿意去花精力翻查那些尘封着的原始档案，他们创作的素材更多的也主要来自地滩“纪实”与前人所拍的影视作品，再加上自己想当然的臆造，于是，一部新编历史剧便诞生了。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是编导与写手们对大众市场的评估，观众喜欢怎么看就怎么拍、读者喜欢怎么看就怎么写。于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新作，便越来越歪，越来越背离真正的历史。
在这一类作品中，最不好的倾向，是以今天的善恶美丑标准或全凭个人好恶去改造古人，强迫古人跟着今天的人们赶时髦，结果弄的是驴唇不对马嘴。
美与丑，时髦与俗套，在不同的年代，是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标准的。比如明清时期盛行的三寸金莲，用当时人们的眼光对比今天我们的眼光，就发生完全颠倒的评判结果。但有些写手与编导，却不管这一套，用一句艺术要符合时代审美标准作托词，硬要安排古人按照今天的时尚追风。比如男女作风问题，这要是在七十年代以前，它绝对是一个最最遭人唾弃最最让人抬不起头来的问题，但在今天，它似乎已是一个男人成功与风光的标志，所以《狼毒花》一类的作品就用其对主人公大肆渲染;比如“同志们”与“弟兄们”的称呼，在民主**时期，前者代表的是一种时尚，而后者代表的是俗套，但今天似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听腻了“同志们”的年青人似乎感觉“弟兄们”更有人情味，于是李云龙、谷子地等才会口口声声地高喊“弟兄们”;比如我军的指导员、政委等政工干部，在坚持党指挥枪这一原则的战争年代，是比同级军事干部更红更牛的角色，而在经历了极左浩劫以后的今天，人们似乎对政工干部产生了某种抵触，因而影视中的政工干部要么被回避掉，要么被描写成只会卖狗皮膏药的政客，要么被表现为同级军事干部的附属。
各个不同时期用不同军队派系所用的枪械、军装、称谓等非主题的元素，在今天的影视与“纪实”中，就更是可以随便扭曲肆意强*奸的重灾区，不仅商业片戏说片如此，就连中央台黄金档热播的主旋律，就连列为重点工程的大片，也一片狼籍，令人惨不忍睹。不信你看吧，《长征》这样的史诗片中能让三十年代的红军使用五十年代的枪械;《大决战》这样的重点工程片中能让国民党军穿上压根也没穿过的美英式军服;《西安事变》这样热播的电视剧中能让当年作为贬意的“少帅”变成美称……真正让人无语了。
那些“纪实”写手和那些时髦导演们，或看重了票房市场的厚利，或拘于史学功底的浅薄，那么他们借着一句艺术是可以虚构的这样一个万能档箭牌如此戏说臆造也就罢了，可一些貌似严谨的“主旋律”也有这样的倾向，也跟着他们一起起哄叫好，就愈来愈加重了这种以讹传讹的恶果，就不能不说是对历史的亵渎了。
诚然，艺术总要虚构，总要顾及当代人对美的欣赏视角，但这虚构是要有个框框的，突破了这个框框，就不是能够允许的了。象我上面举的例子，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艺术虚构的原则。

历史可能并不浪漫，它有许多让我们遗憾的东西，有许多是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军队战争年代政委说了算的问题，比如**历史上左的言论与行为问题，比如以农民为主体的解放军官兵的审美情趣问题，这些可能都是今天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年青人所不喜欢的。但历史已经发生了，它就是那么回事，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它不会因我们的好恶而改变;不管它合理不合理，应该不应该，对也好，错也好，它已经发生了，它只能告诉我们以后如何去借鉴，而我们却无权去更改已经发生了的历史。
我曾向一些编导演提出过一些人物身份语言等方面的失实和不妥之处，可人家更是理直气壮：您说的也许对，可我们得考虑多数观众的欣赏习惯，或者说的**一点，我们得考虑票房呀，剧组这么多人就等着这个吃饭呢。人家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更不好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
不能不承认的是，尽管这一类喜欢戏说和臆造的创作者在面对批评时总要说一句“我这只是一部艺术作品，没要求大众把它当正史”，尽管多数的大众也没能从显意识中认识到这样在随随便便的欣赏之中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但它实际所产生的影响与效果，却是相当严重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
因为这个担忧，便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用最简单最让人愿意接受的方式纠正这些被误读的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想来想去，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些文字。也许很粗浅，也许都是一些非主题的旁枝末节，但绝对没有半点虚构;不敢奢望能讨人喜欢，不敢奢望能起到多大作用，只想尽一点责任，尽一点历史爱好者的良心。
（一）称兄道弟的荒唐
记不得是哪部电影了，好象是《开国大典》吧，片中杜聿明与傅作义在北京会面，傅称杜“光亭兄”，而杜也称傅“宜生兄”，此称对于二人来说甚是荒唐;另有一部记不起名字的电视剧中则有一镜头，是张治中与戴笠并肩而行，戴竟然对张称“文白兄”，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
国民政府时期，与当时社会习俗一样，同辈将领之间在社交和书信中往往称兄道弟，即在称呼对方时，在其字或号之后加“兄”字，以示尊重，而并不考虑双方的年龄大小。从一些**将领的来往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称何应钦“敬之兄”，称白崇禧“健生兄”等，但使用这种称呼有个条件，即对方一定得是自己的同辈或比自己辈份稍低一些的军人，对于辈份高于自己的军人或者直接的长官，就不能使用这种称呼了。这在半封建的旧中国和注重论资排辈的**中，是丝毫也不能乱的。
称兄道弟的场合和适用的对象，从本义上讲并不难理解，之所以闹出上述的笑话，多半是我们的一些编导对**军人的断代以及具体人物的出身背景等不够熟悉的缘故。
那么，**军人该如何断代呢?
在国民政府时期，从纵向区分，**将领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蒋方震、阎锡山、程潜、陈仪等。这一代军人，大都是辛亥**各省武装起义的中坚，主要活跃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伐完成后，仍旧活跃于军事舞台者，已为数不多。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军校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顾祝同、张治中、陈诚、白崇禧、唐生智、薜岳、余汉谋、刘文辉、王天培、傅作义、杨爱源、刘多荃、秦德纯等，这一代军人，在国民政府时期各个派系中都有广泛的分布，将星最为众多，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大陆解放，一直是中**事舞台上的主角。第三代，便是以号称“天子门生”的黄埔学生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自北伐战争开始，逐渐形成一支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其分布面则较窄，主要服务于中央军，在所谓的“杂牌军”如东北军、西北军、晋军中，则基本上未能渗入。
保定军校的前后八任校长中，有五任校长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以下的教育长、各兵科科长、教官等，也多数以士官生担任。而黄埔军校的教官、队长则绝大多数出身保定军校。就因为这层关系，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黄埔生形成了较明晰的三个断代。再加上那时还残留有“认门生”的习俗，故不管是不是在军校授过课，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都以晚辈学生自称，上一代也有这个心理，只是多数不流露于表面。影片《开国大典》中，傅作义有一句台词：“**是我的晚辈……”，不管这句台词出自傅作义之口是否符合傅的为人（我本人感觉不符合傅的谦逊之风），它所道出的其实就是傅、林分别出身于保定、黄埔这么一层关系。到是在涿州守城时，傅称奉军将领于国翰为老师，却是有据可考的事实，而它所阐释的，也是于国翰出身于日本士官比傅作义高一个辈份的原由。

草尼玛脑子抽风的BD，转个帖子也删个没完，***的老子不转了。***的

这种胡说八道的拍法写法，看来已经又一次可悲地深入了人心。记得前些时候看中央台一个采访万毅将军的短片，一个十足无知的女记者反复地问万：都说您打仗身先士卒，您每次都是靠前指挥，对吗？万答：我一直坚守在我的指挥位置上没有退缩过。那记者又追问：我是说，您每次作战都总是深入到第一线，是吗？万又答：我在我的指挥位置上。那记者还追问：也就是说，您一直都是在最前沿指挥？万还答：我在我应该在的地方。
在这名记者看来，在许多人看来，特别是在我们的许多编导们看来，不管你是军长还是师长，也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战场环境下，要是你没到第一线堑壕里和敌人拚刺刀，那就不能说明你的英勇。而要表现一个高级将领的善战，就必须得描写他如何手持大刀或冲锋枪与敌近战才行。这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程式。
简直就是混蛋逻辑!
稍稍懂点军旅常识的人就会知道，战场上，不同级别的指挥所，是随着级别的越来越高而越来越靠后的，这主要不是因为官越大命越贵的考虑，而是便于驾驭全局指挥全军的考虑。一个军长，你离开了军指挥所而到排长的位置上去，那你的指挥责任岂不是丢掉了？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一个高级指挥官，必须要分秒不差地判断处理来自方方面面的情况，及时地定下决心，才不至于错失战机，怎么可以允许你到距离高级指挥所很远的一线堑壕里，到冲锋枪甚至大刀的有效攻击距离内去玩命呢？还有，按照军队的传统，打仗的时候，下级指挥员不能比上级指挥员靠后，要是你当军长的到了排长的位置上了，那师长旅长团长们又该到什么位置上去呢？要是全军所有的中高级军官全到了一线堑壕里与敌拚刺刀了，谁又来指挥全军呢？
诚然，在民**事历史上，确曾有杨靖宇赵尚志等手持驳壳枪与敌近战的纪录，也曾有禇玉璞呀吉鸿昌呀什么的挥刀上阵的回忆，但我们的编导们大概不知道，民国的军事史，虽然只有三十八年的时间，但这期间不同的战场之间，不同的军队之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大概那些满脑袋里装的都是票房的编导们认为，只要是民国时期的军队，徐源泉的军队和邱清泉的军队都一样，而只要是国共之间的战争，二十年代末的战场与四十年代末的战场都一样。
这就错了。
高级将领挥着盒子炮或大刀片上阵搏杀，的确有这样的史实，但那是仅仅限于特殊的部队、特殊的战场和特殊的时机的。具体说呢，就是以下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初创时期的红军和东北抗联有这样的情况。红军初创时，其建军打仗主要选择在特别贫穷落后的边区。这样的地区所构成的战场，一般具备这么几个特点。一个特点，是这时的我军，或出于虚张声势的需要，或连续战斗后的大量减员，许多部队虽有军师团这样的名称，而实力则差之太远，有的师、团不过相当于今天的营、连。比如鄂豫皖红七军初建时，就只有七十余人，实力仅仅相当于半个连。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编成之时，亦仅有二百五十人，也不过一个加强连的实力。这个时期的某些军长师长，执行的往往只是基层指挥员的职责。第二个特点（不含抗联），是敌我双方的火力都比较弱，特别是我军，有整营整团全部装备梭标大刀的情况，这些地区的敌军，其编制装备往往也十分的落后。在这样的战场，解决战斗往往靠白刃战。其战场形态更接近于中世纪冷兵器与火器参杂时代的战争，指挥员深入第一线，与呆在指挥部里相比，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危险，反而会更方便地了解战场情况。第三个特点，是这时我军的军队单位，其作战的正面与纵深极小，一个师一个团的作战地域往往不用望远镜即可看的清清楚楚。第四个特点，是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军，尽管有军师团营这样现代化的编制名称，但其指挥手段却极简单原始，仍然停留在古代那种靠简单口令指挥的级别上。
因为这样的几个特点，那么那些师长团长们亲自指挥设伏，或者亲自带队冲锋，或者亲自带队化装偷袭，对于准确地掌握战场态势，更方便地临机指挥，显然就是十分可取的方式。当出现危急情况时，亲自操枪操刀与敌近距离地拚杀，激励士气，就也不仅是允许的，甚至是必然的。朱德在井冈山时期，就曾亲自挥舞驳壳枪指挥手提机枪班伏击敌兵，徐向前在鄂豫皖时，也常常手持驳壳枪亲自带队冲杀，就是基于这样的情况。至于鄂豫皖第七军军长吴光浩亲率十几个人的短枪队敌后游击、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亲率四五个人的小分队偷袭敌**所，就更是这种情况下的必然。我们不能将这一时期的军长师长等同于大决战时的军长师长。

舰长有舰长的岗位，轮机兵有轮机兵的岗位，要是海上炮战最激烈的时候，舰长离开了他的岗位，非要到轮机兵那去干轮机兵的活，或非要去干装填手的活，你说他还是个好舰长吗？海军的战舰是如此，陆军的比战舰的面积大几千几万倍的战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民**史辩讹之六
民国与战国的战斗队形是不一样的
这标题似乎有点吃饱了不饿喝足了不渴的意味，实则不然，不信您看前几天中央六台演的那个《马石山十勇士》中敌我双方的战斗队形，大概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在遇到八路的袭击扫射时，整个队伍岿然不动地依然保持着点名时列队的队形举枪还击……还有那什么《大刀》呀《亮剑》呀《狼毒花》呀等等，你看那阵式，让人简直就不敢相信这到底是两千年以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打法呢，还是机枪大炮普遍应用于战场后火器时代的打法，在这些片子的导演心目中，似乎打仗与打架就没有区别，似乎战国时代冷兵器时代的战术与民国时期火器完全主导战场后的战术就压根没有区别。
战争的最初形态的确就和今天喝多了酒的两帮人打群架没有什么区别，战前没有计划，战时不讲究队形，胡乱打一气。但大概到了殷商时期，战术史上便发生了第一次**，这就是阵的出现。到了春秋时期，阵走向成熟，此时的战斗，便已经完全区别于一般酒鬼的打架了。比较显著的特点是，阵形的变化增多，战斗纵深加大，阵形更加灵活。经过训练的常备军在战斗中，各兵种、各战斗单位按作战任务布阵，按照统一号令进、退、攻、防，有条不紊，表现出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实际上，即使这时的阵形，也远远胜过表现二十世纪的电影《马石山十勇士》中的战斗队形了。
火器应用于战场后，先是线式战术，再是纵队战术，然后是散兵线战术，战术的**接二连三地暴发，并一次比一次更加成熟起来。
散兵线战术，是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线膛枪应用于战场后出现的新的战术。用最简单最外行的话来说，就是步兵在作战时，兵与兵之间是拉开了档子保持一定的间隔的，它和早先的线式战术的区别是有一定的纵深，而不似线式战术那样几乎没有纵深。这之后又出现战术的几次**，如集群式散兵战术、梯次快速集群战术、合同战术等，但这些却主要是兵团战术，一般电影中（军教片除外）所表现的却多是步兵班排规模的战术，而从清末编练新军一直到四十年代末，散兵线战术却贯穿于整个近代，成为现代战术的内核。
民国时期，从北洋陆军开始，到大**时期的北伐**军，到从旧的营垒中杀出的工农红军，到抗战时到解放战争时的国共两军，基层指挥员在遇到突然情况时，用的最多的一句口令，大概就是“散开”了。抗战前商震三十二军中流行的一首军歌中的第一句就是：“上起刺刀来，兄弟们散开”。“散开”，其实就是散兵线战术最最基本的法则。因为连发枪（指区别于单发装填的步枪，如套筒枪、毛瑟步枪、三八步枪等）的出现，使步兵受弹密度大大地增加，因而要求步兵在接敌运动中以疏开队形前进，与敌遭遇时则迅速拉开间隔成散兵线，利用地形，判明敌情，展开攻击或防御。
因为火器的发展，步兵攻防的正面与纵深也是不断变化的。北洋练兵之初，大概在1895年前后，规定营的接敌正面在三百五十步上下。这是当时机枪基本没有应用于战场时的正面宽度。到了后来，日俄战争中机枪大量应用，北洋练兵操法中重新规定营的接敌正面为500米，队（连）的正面为150米。依此算下来，考虑到纵深梯次，每棚（班）的接敌正面应在40米左右。再考虑班组攻击的纵深队形，每个战斗兵之间的间隔应在3－7米之间。再后来，机枪、手榴弹广泛应用于战场，使步兵受弹密度进一步加大，步兵攻防的正面与纵深也就随之加大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方一些军事强国规定连的进攻正面最大可达300米以上，到了二战时，许多参战**队步兵排的攻防的正面即已经增大到了300米。中国的情况与列强不能比，但无论如何，抗战时解放战争时的步兵攻防正面，总不能比北洋时更低吧，总不能比战国时更低吧。
当然，这个正面与纵深不是死的，根据不同的地形与任务，它的伸缩是很大的，有时可能会相差10倍以上，而且也经常会发生不预期遭遇战，一时来不及展开兵力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象电影中表现的那样打仗时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猬集在一起的情况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极少。而且如果是受地形限制，一般会成梯次地布置兵力，一波消耗了再上一波;如果是发生不预期的遭遇战斗，突然受袭的部队一旦反应过来，不用指挥员命令，经过训练的士兵们也会很快地疏散开来拉大兵与兵的间隔成散兵线组织战斗，而绝对不会象《马石山十勇士》中的日本兵那样在遇袭时就一直那么直不了挺地保持着受阅的队形举枪还击的。
笔者曾在军校工作多年，于是便经常遇到刚刚考入军校的新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怎么一个排的防御正面这么宽（今天我军步兵排的防御地幅最高可达800X1000米，每个步兵班的防御地幅最高可达400X500米），每个战斗兵之间的间隔怎么这么大，而他们得到的回答最多的则是：“你们上了电影的当了吧”。
的确，我们从近三十年新拍电影上看到的步兵班的防御正面，差不多只在几十米甚至更小的区间内，战斗兵之间几乎没有间隔，都是那么你挨着我挨着你肩并肩地打仗，还甭管是防御还是进攻，甭管作战的地形是街垒还是山地，甭管这电影是表现鸦片战争的还是表现解放战争的。
有的网友提出，说中央台播放的一些纪录片中，也往往会出现我军演习的部队成密集队形冲锋的场面，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因为，这样的镜头能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对于扬我军威、对于唤起青年学生们对军旅的兴趣能够起到很大的震憾作用，所以包括中央七台在内的许多电视工作者都愿意抢拍这样的镜头，许多电视台在后期制作时，也喜欢反复地使用这样的镜头。但必须明白的一点就是，用于扬威的场面与实际作战的动作是有区别的。就象**中队升国旗的步伐特别能够激发人们对军旅的爱戴而实战中却肯定又会是另一种动作一样的道理。要是有机会到军队院校去调看一些专门用于教学与科研的演习录像，就会发现，那种密集呐喊着冲锋的场面其实是少之又少的。

影片中还有一辆坦克被共军山炮击毁的戏，这就只能惊叹共军实在太强了。山炮是典型的曲射火炮，是面杀伤兵器，是非要骡马挽曳或驮载才能机动的笨家伙。以山炮对决坦克，二者的机动性能、弹道系数等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而坦克居然败给了山炮，除了怪坦克孤军冒进和低能外，还不得不赞佩谷子地或冯小刚的超级神勇。
其三，他的炮兵兵器的使用就更是错误的。解放战争时期，**装备的火炮情况，是大口径压制火炮少而步兵随伴火炮多。在**嫡系部队中的王牌师（整编旅）一级，一般最多只有12门制75口径山炮一个营，在少数嫡系的军（整编师）一级，一般最多才配有1第八军、新七军这样的嫡系部队，还没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至于杂牌军，有的师一门炮也没有，有的军也只有一个营的山炮而已。但此时**团以下步兵部队中，不管是美械、半美械、国械还是日械装备的，多数步兵团都辖有战防炮一个连（4门），迫击炮一个连（6门，有的分辖到营），火箭筒6具则分辖到营，60炮则每连6门或分辖到排。可见其步兵直接支援火力相对于军、师属压制火炮来说，是足够强了。可影片中所表现的，却正好相反。我们看到**在对九连阵地进攻前的炮火准备时，有好多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放列射击，可从头到尾，却连一门迫击炮战防炮火箭筒也看不到，这就显的荒唐了。
象仅有四十多人的九连防御的阵地，从其防御的正面和暴露的火力上，是极易判断其兵力兵器配备情况的，**的侦察能力就是再差，也不至于将他们误当成一个团甚至一个旅吧。压制这样一个连的防御阵地，犯得着召唤军属炮兵（105榴弹炮）来打击吗？他一个军长（还得是嫡系）就那么12门（有的仅8门）美式105榴，打这么半个连就配属这么多，他的作战任务就只是这半个连吗？那要是在别的方向遇到共军一个营怎么办？要是遇到共军一个团、一个旅、一个纵队呢？还有一个极其可笑的是，打击了半天，这么一个小小的连级规模的野战防御阵地，却并没有受到多么严重的破坏和人员杀伤，就让人无法理解了，这堂堂**的军一级的炮兵到底是打的礼炮呢还是根本就没装引信的臭弹呢。
甭管进攻一方的**是什么级的单位，只要他对敌情判断的差不太多，别说不会召唤军属炮兵，就连师属炮兵（75口径山炮）都用不着，只凭团营炮就足够了。按当时的情况，如果将一个团不同口径的迫击炮编成临时轻便炮兵群采取齐射的方式进行压制，是足可以让防御的九连难以支撑的。而当时的**步兵，即有此炮战的经验与能力，也完全具备这样打的条件。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整个影片中，我们却并未看到**当时普遍装备的步兵随伴火炮的应用。九连阵地上，有两挺配置的极其错误的重机枪（当时，国共两军特别是共军用于防御的重机枪阵地一般隐蔽配置在两翼或反斜面，而不是象影片中那样暴露地配置在正面），这正好是**战防炮与火箭筒最佳的打击目标，可防御方就那么将重机枪完全暴露地在正面射击，也并不按要求经常地变换阵地，而**就愣是任其发挥，这就太让人感觉是在演戏了，而这戏也演的太假了。
其四，他不该第一次冲击便使用那么多那么密集的兵力。一般来说，在解放战争时期，不论国共哪个军队，对于野战阵地的进攻，在炮火准备后，都先要采取小群多路并分成多个波次的试探性攻击，一是进行侦察，二是消耗疲惫防守之敌，待敌情基本明了，守敌受逐次消耗袭扰战力疲惫时，再以主力发起猛烈冲锋，一鼓作气解决战斗。可奇怪的是**没这么做，而是只在进行一次炮火急袭准备后，便发起大规模集团冲锋。这样做的不利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是守敌的阵地构成、火力配系、障碍物设置等要素你可能还基本没掌握或掌握的不确实，其攻击便显的盲目;一个是守敌未经消耗与疲惫，锐气正盛，以逸待劳，势必增大攻击的难度;还有一个是攻击的后劲小，一旦攻击受挫，势必造成攻击行动一波不如一波，对军心士气的影响必然利于敌而不利于我。除此之外，进攻方步炮协同又没循常规进行，有直瞄的也有曲射的团营属炮兵又不用，冲锋时又不懂得散开不懂得跃进，就那么慢慢悠悠地排成威武整齐的象是接受检阅一样的队形前进，能不败给谷子地们吗。要不怎么说配属了军炮的**也打不过半个连的共军呢，导演非要让他打不过，他能打得过吗？

其五，他不该采用夜袭这一以短击长的打法。影片中，**在大白天动用了军属火炮和统帅部直属的坦克进行多次冲击，都没能攻克谷子地们半个连的阵地，于是采取了夜袭的行动，这当然不用打也知道结果了，肯定失败吗。
夜战、近战、打乱建制的混战、白刃战，可以有效迫使敌优势装备失去用武之地，变成只靠刺刀就可以分出高下的决斗，就成为共军长期以来以劣势装备克敌制胜的一套绝招。看一百米内硬功夫，看敢不敢刺刀见红，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每一名党员每一名战士能否经受住考验和是否受到尊重与提拨重用的标准。其中的夜战，早在红军时期就被成功运用，在几十年的战争状态中，早已养成一整套的成功经验与传统，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与**战，仍然屡屡得手，一直是**无法与之争夺的高地。按说这并不是多么难的事，可**为什么就不能也用夜战近战针锋相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战术或技术问题了。夜战，其最难把握的不是战斗中的识别、联络、组织、协同，而是每一名战斗员高度自觉的主动攻击精神和上级组织对所属官兵超强的组织控制能力。这超强的攻击精神与控制能力，是由**军队的性质所决定，是与长期坚持的坚强有效的思想发动密切相关的，他们的对手**，是不具备的。**在抗战时，基于民族大义和对日本侵略军的深仇大恨，上下级之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在这极强的力量作用下，每一名参战士兵高度自觉的主动攻击精神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因而夜袭在**抗战时也不乏成功的例子。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到了一九四八年以后，**的士气与共军已经毫无可比之处。从这个时候起，除极个别部队外，对于**绝大多数部队来说，将部队集中起来进行较大规模的防御作战，还能将就，但其主动的攻击精神已经基本丧失，又缺乏象共军那种在思想上或者说在精神上超强的控制力，所以如果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法，则极易使部队失去掌控。特别是夜战，就更容易造成建制上的混乱，造成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也不想找到官的局面。而只要你当官的在夜色中看不到他，指望他能够玩命地主动寻敌作战，作梦吧！他不缴枪投降不扔下枪跑回老家去就不错了。
基于这个差别，所以**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都尽量避免与共军夜战，倒是共军，却时时处处钻着空子地变着法地寻找**夜战。象影片中那样让**送上门来夜战的事，不把共军乐坏了才怪。在大白天都不能取胜的**，竟然使出夜战这一招，真怀疑这**指挥员是不是共军卧底了。
街市巷战和室内搜剿是不一样的
看《集结号》开头九连城市巷战那场戏，场面很震憾，特别是战士们那沿着街道勇猛攻击的惨烈和那超级时髦的手语，就更是赢得多数人的赞叹。可我看了别扭，怎么看怎么别扭，怎么看也不像是解放战争中的我军对城市的进攻作战，而象是今天经常看到的**对藏身于某个建筑物内的持枪犯罪嫌疑人的搜捕，或者美军对阿富汗伊拉克等个别抵抗力量的清剿。
那这二者之间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区别大了去了。
因为二者所要对付的对象不同，就决定了其采取的行动方式的不同。
首先，街市巷战不可能象建筑物内搜剿那样使用手语。**或负有清剿残匪的分队之所以用手语，是为了隐蔽已方的信息与口令。这是因为，其一，对于搜剿者来说，他们的攻击对象往往被困在某一狭小建筑物内，以藏为主，其人数一般也并不太多，守东就守不了西，顾南就顾不了北，其观察攻方的视角极其有限，攻击一方的许多人许多动作包括你打什么手势他们是看不到的。其二，搜捕行动中，一方是以搜为主，另一方是以藏为主，在发生接触之前，双方都不会轻易开枪，整个环境是静悄悄的，而且攻守双方往往只是一墙之隔，所以你要是大声地呼喊传递信息或口令，则很有可能被躲藏在墙壁另一侧的犯罪嫌疑人侦听，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抵抗，增加进攻的难度。基于以上两点，即防守者容易听到对方却不容易看到对方这一特点，攻方用手语传递命令和信息以隐蔽行动企图就很有必要。而解放战争时期的街市巷战就不同了。最大的不同是攻守双方都是明火直仗，到了能够用耳朵听到对方讲话声音的距离时，一方的战术企图不用说对方也能判断的一清二楚，也就已经失去了隐蔽战术动作的意义。第二个不同是，城市巷战中，枪炮声、喊杀声震耳欲聋，你就是大声叫喊，敌人也未必能够听到，所以也就用不着闭着嘴巴在那瞎比划。第三个不同，是防御的一方往往在主要的街道建有多层次的防御与观察体系，进攻者要是按照影片中那样沿着城市街道强攻的话，其一举一动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监视之下，此时你用手语，可能自己人还没看清楚敌人就先看清楚了。第四个不同，是打仗主要用长枪，对于特别讲求四快一慢的我军来说，面对巷战这样极其激烈的战场环境，任何一名战士都必须双手紧握手中枪随时准备射击或拚刺，就是哪怕零点几秒的闪失也是不允许的，哪能容许腾出一支手来作无谓的手势呢。再者说了，我军打仗，事先都已明确好各班组的任务，而且战前训练中都经过反复演练，哪个组哪个队遇到什么情况采取什么预案都有明确，其互相之间的协同动作往往都在演练与实战中达到了十分的默契，也用不着到打仗时再比比划划。

表现八路的视角搞错了
对于**抗战，时下网络论坛分出两派，一派贬低甚至否认其积极抗战，一派则力挺之。贬低者说**不积极**，或者说**抗战成绩远不如**，而且会经常拿出台儿庄、昆仑关、万家岭、长沙、常德、腾冲、仁安羌来证明**抗战之规模，力挺者便接招拿平型关、百团大战、黄土岭、阳明堡等说事，来证明八路也是积极抗战的。今天的许多影视剧也是这个倾向，非要学《铁血昆仑关》、《血战台儿庄》那样，在表现八路军的功绩时爱用大规模的动**表现那些大人物。其实他们都搞错了。他们这样，无异于非要让李逵和张顺比游泳一样。说明他们没有读懂**“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句话。要真的那样打的话，大概用不了三年，怕是老本都要拚光了，还想日后和老蒋争天下呀，呵呵！做梦吧。再说了，没了**在敌后的牵制，**的正面抗战怕也不知会是怎么样个局面了。
李逵有李逵的功夫，张顺有张顺的功夫，李逵的功夫张顺没法比，张顺的功夫李逵同样没法比。**军队的抗战与**的抗战打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战法。**抗战打的是游击战，兵团的作用并不显著，团级规模的仗已经不占多数，许多仗是营以下规模的，占数量最多的是小分队规模的。八路的优势不在平型关，不在百团大战，不在齐会、关家垴、黄土岭什么的，在哪呢？在那些小规模的游击战中，在那些数不清数量叫不上名字的每战歼敌一个班半个班的小规模零星战斗中。如果真要表现八路的积极抗战，就应该将视角对准这些才行。
那下一个问题又来了，即似这样的零敲碎打，怎么能够和**相比呢？你看人家一个长沙会战歼敌多少人，你看人家一个台儿庄牺牲多么惨烈，所以要是不拿百团大战、平型关说事，如何证明八路为抗战做出了牺牲与贡献呢？
首先，我承认**将士的英勇牺牲和创造的辉煌战绩。但承认**的英勇抗战绝对不代表就必须得否认共军的积极抗战。诚然，八路这些今天歼敌半个班，明天缴枪两三支，后天截粮一马车的战绩，当然不具备台儿庄、万家岭、腾冲、长沙等战役那样牺牲惨烈和战果辉煌，甚至无法象平型关、关家垴、黄土岭那样可以拿出来说事，但它数量多。数量多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一滴一滴的水汇聚起来，也足以使江河汹涌，说明即使象蚂蚁那样一口一口地啃，也足以能吞下一头大象。这就象聂荣臻曾说过的那句话，“咱边区有200多个县，每个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就能打死他六七千，就相当于他一个旅团。”而实际上，八路军也就是这么干的。比如一分区老五团，仗着自己人多枪多斗志强，开始总想打大仗，但实际上人家日本鬼子比你更想打大仗，因为人家兵团作战能力比你更强，所以吃了几次亏后改变了战法，什么战法呢？花整为零，开展分散游击活动。这其中就创造性地开展了冷枪冷炮活动。三五个人一个小组，悄悄隐蔽于高房顶上，或高大树冠中，或青纱帐里，或芦苇丛中，趁敌不备时，瞄准敌人打一个齐放就跑，撂倒他两个也行，一个也干，反正不等鬼子搞清楚枪从哪打来的，打枪的人早跑没影了。
在抗战最称艰苦的冀中，不仅地区队、县大队、区小队这样的游击队全部化整为零，即是象二十七团这样的主力兵团，到了1941年以后，也大部以大班为单位开展分散游击，这其中，就催生了飞行射击小组和闪击战的成功经验。飞行射击是什么呢？就是快奔快打快撤。这小组也是由三五人组成，仗着土生土长人地两熟的优势，全部农民打扮，身藏驳壳枪，或背着粪筐隐蔽于青纱帐里，或搭着搭连混迹于集市人群中，选择好打击目标，慢慢靠近，或等敌人走近，然后一声令下，抽出枪来近距离猛烈扫射，打一下就跑，往往敌人还没开始反应，便在战斗打响后一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迅速撤离，消失在集市人海或无边的青纱帐里。因为战斗从发起到结束往往控制在一分钟以内，待敌人清醒过后组织抵抗或寻找目标时，这射击组却早已撤离战场很远很远，故此种打法被俗称作“闪击战”。

当然，这三个厂的历史有所不同，故而生产的重点可能会各有侧重。二十一厂总体上是金陵厂的底子，但该厂的枪厂却是汉阳厂的枪厂归并的，汉阳厂以汉阳造而闻名，故而生产汉阳造也许多些。一厂虽然是汉阳厂的老底子，但一厂的枪厂却又是接收的原来巩县兵工厂的枪厂，所以也许一厂步枪生产的重点是中正式。遗憾的是至今没能找到一厂和四十一厂的生产数字，不过有一份1945年三个厂的生产能力统计，却很可以说明些问题。这份统计表上，写明一厂月产量5400支（也有2000支和4000支之说），二十一厂月产量8000支（一说10000支以上），四十一厂月产量1000支。这也就是说，后两厂生产能力加起来，还不如与二十一厂一个厂的产量。而且一厂在搬迁来渝的过程中，先后遭受日军飞机的毁灭性轰炸，损失惨重，历经辗转抵达重庆后，因元气大伤，所以一直迟至1940年底才恢复生产，而以生产中正式为主的枪厂的复工，则更是推迟到1942年7月，与顺利搬迁基本没受损失而于1937年底复工的二十一厂相比，其总产量的差距就不言而喻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即使一厂的枪厂从1942年7月复工后所产全部为中正式，那么依照它的能力，它所出品的中正式的数量也远远无法与二十一厂出产的汉阳造相比。四十一厂原为粤军陈济棠的兵工厂，广东割据时期，以生产元年式、二一式为主，迁渝后所产到底是汉阳造还是中正式不清楚，但该厂出品能力更远低于二十一厂，不管它生产什么，都说明不了太大的问题。
除此三厂外，还有位于东南敌后的五个小厂，也可以生产步枪，但这五个小厂的生产能力，就更微不足道了。
整个抗战时期，生产步枪的兵工厂，就这么几个。而从以上几家兵工厂的出产情况来看，则汉阳造一直到1943年底以前，仍然占全国步枪产量的绝大多数。
那么在抗战的绝大多数时间段，我军战士手中主要是什么步枪呢？
抗战前中国的步枪生产，与全国兵工厂集中重组后的情况截然不同。在那时，除了中央政府所辖的兵工厂，还有象东北军、晋绥军、桂军、粤军、川军等地方军阀的兵工厂，还有数不清的象河南别廷芳、四川罗泽洲、湘西陈渠珍、闽南高为国、义勇军冯占海、匪军孙殿英那样的小型的和袖珍型的兵工厂，也都自己仿制步枪。仿制的型号也是什么都有，但除山西外，多数是以毛瑟98为基型的各种型号的仿制品或各种仿制品的仿制品。这之中，也包括汉阳厂的汉阳造和巩县厂的中正式。除主要靠仿制，各路军阀也包括中央军还通过各种合法的和走私的渠道购买洋枪，但其数量则少于自造。抗战的健儿们，绝大多数就是拿着这些在内战中打的老掉了牙的万国造加土造的杂式步枪参战的，而这其中，国产的汉阳造占据了最大的比重。
那中正式所占比重有多大呢？中正式的改良任务是由二十一厂于1943年10月完成的，大量生产则是从1944年初开始的。有数字表明，从1944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时止，以生产汉阳造著名的二十一厂制枪厂，这一年只生产汉阳造350支，便结束了它半个世纪的风云际会，停工下马，开始全面转产中正式，其他两厂也开足马力生产该枪，从三个厂的生产能力上看，其总产量应是不小的，但考虑到生产与装备的时间差，估计到抗战接近尾声时，**军队手中的步枪，中正式仍然不占多数，只是以很快的速度逐渐在增多罢了。
综上所述，如果说常德之战或某一次局部战斗是中正PK三八，也许没错，但要说整个抗战时期主要是中正PK三八，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情况是，在整个抗战时期，中正式只占我军步枪装备的很小一部分。
凭什么说“英七七”不好使
影片《集结号》中，有一场戏，是说五十年代一个武装部收缴流散在民间的枪支，有一支“英七七”，年轻的战士不认识此枪，问谷子地，谷子地拿起枪看了看，象是很内行地说：这是英七七，我在平西打游击时用过，不好使。

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是当时没有将第二，是当时作为一个团长和连长，是没有权力处理缴获的这个大家伙也没有理由对其不屑一顾的。
再怎么去翻国共两军的原始档案，再怎么去读双方将士的回忆文章，都绝对看不到将75山炮称作小山炮的记载，到是称其作大炮的比比皆是。
大与小，快与慢，都是相对的，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换着不同的定义的。兵器的口径与射速也是如此。比如说早年的79毫米八八式委员会步枪，也就是后来被视作落后装备代名词而经常遭到奚落的“老套筒”，就曾是当年最被人称道的典型的小口径连发快枪，这是相对于更早时的11毫米以上的口径和每次仅装弹一发的步枪而言的。你要是拍那个年代的电影，要是从清末新军口中说出79口径太大说它射速太慢的话，那就是胡说八道了。
从民初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人们一般将除了迫击炮以外的57毫米以上的火炮称作大炮，而将45毫米以下的步兵炮、高射炮以及60毫米以下的迫击炮称作小炮或小钢炮，大于75毫米的，往往就称作重炮了。在整个民国时期，小炮的品种在当时是很多的，而且一直是在不断进步的，但大炮的种类却极单调，就只有75毫米这一种，而且是在不断退步的。至于重炮，其数量极少，远远无法与75口径的山炮、野炮相比。
和枪的口径大小是相对的一样，炮的口径大小轻重也是相对的，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的。在清末刚刚从国外引进火炮时，因为主要是57毫米和75毫米两种口径，所以当时有将75毫米火炮称作重炮的。但到了民国初年，大于75口径的火炮又进入到中国，75口径的山炮和野炮，才将重炮一称让位给了更大口径的火炮，但一直到大陆解放为止，重炮在中国的战场上都占极其少数，75口径的山炮和野炮也就仍然是国共两军的绝对主力大炮。
为什么呢？这要从民国时期火炮生产装备的情况来说了。
和小炮的生产与列装正相反的是，自从1912年民国肇始，到1949年河山变色，中**队的大炮（即75口径为主力的山炮和野炮）的生产与列装是一代不如一代一直走下破路的。
先从生产上说，洋务运动后，中国的兵工生产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到民国建成后的北洋军阀统治初期，中国的兵工生产达到了民国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颠峰状态。这一时期，能够生产大炮的，有上海、汉阳、沈阳、太原等数家，特别是沈阳与太原两家，大炮的生产相当多。到了北伐完成后，由于连年的战乱，上海、汉阳等厂的大炮生产已经停止，无力再恢复生产。沈阳与太原两家，仍然保持了几年的强势，但随着日本的入侵，先是全国也是全亚洲最大的兵工厂沈阳兵工厂落入敌手，之后不久，太原厂也沦陷。这时全国能够生产大炮的，就只剩下广东石井与湖南株州两厂，但该两厂与沈阳和太原比起来，就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到了全面抗战暴发后，这两个厂也停止了生产，从此一直到大陆解放，除山西阎锡山曾经在解放战争时期少量恢复生产75口径火炮外，中国再没有哪一家还能够有能力生产大炮。
再从军队列装的情况看，大炮的装备情况也同样是一直不断地走下坡路的，特别是队属炮兵，就更是如此。民初北洋陆军时代，每师编制有一个炮兵团，每团野炮一个营，山炮两个营，每营六门制炮连三个，全师共有75口径野炮18门，同口径山炮36门，共计全师大炮54门。
有的人可能认为这只是编制表上的数字，不，这不是仅仅停留在编制表上的数字，而是基本满员的实力数。在当时袁世凯统治时期，北洋陆军的编制绝对是齐装满员的，极少出现过后来兵员吃空额和炮兵团缺炮骑兵团没马的情况。北洋陆军时代，是中国近代陆军建设唯一一个和列强相比不逊色的时代，之后就开始落后无法与人相比了，直到今天。因本人有专门文章论述此一情况，这里不再聱述。
北伐完成后，因为此时军队数量膨胀而大炮的生产基本停止，**的大炮装备就很差了。到军队编遣时，多数中央军每师能有一两个连大炮就算很不错了，而此时的炮兵连，也已不再是北洋时期的六门制，多数能维持四门制，有的只是每连两门而已。到是杂牌军中，尚有部分师继续维持了师属炮兵团的编制，比如湘军何健师、五省联军改编的王金钰师、西北军的韩复榘师、石友三师、孙良诚师、直鲁联军改编的刘珍年师、徐源泉师等，均有师属炮兵团的编制，但此时的炮兵团已经不再是编制75山野炮54门，而多数已减少至36门了。东北军和晋绥军的大炮装备是最多的，但两军均没有将炮兵团编到师，而是平时集中管理，战时配属各师作战，但就总数来说，东北军与晋绥军的炮兵是最强大的。

并非谁谁都得分属某个军系
我是十分地一直喜爱姜克夫编著的《民**事史略稿》的，它给我太多的帮助了。但对于该书中将中央军全部划分成陈、胡、汤、何、顾、卫等系，则不敢苟同。不知是不是受此书影响，网上也有人喜欢将民国时期的所有将领和军队都区分为某一派系。这是错误的。因为不管是**中，还是更早时候的北洋陆军中，分属于某个派系的也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有大量的将帅和大量的师旅是没有拉帮结派的。
我承认，任何时期任何军队，都会有谁跟谁关系密切谁跟谁走动的亲热这样的情况出现，因为－－－－他是人－－－－他不是机器，而是人他就有感情存在，就有对张三李四的亲疏远近，但是否就因为他有对某某的亲疏远近就一定得划出某个军系，却未必了。
按说，这个派系，既然说它是系而不是军，就说明它不是一个正大光明的东西，是不可以公开明言的，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可以算系什么程度又不能算系，也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大致来说，就象今天认定黑社会组织一样，它得有比较固定的而又是隐形的组织领导机构，得明确排出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来，得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会议制度，当然这个层次同样也不是可以写在书面上的，这个会议也是必须要以其他的名义（聚餐、俱乐部等）给予掩盖的，但它必须得是团体里的所有人公认的和心照不宣的。不能因为谁和谁在某几天里走的近一些或者谁和哪几个一起表了一个共同的什么态度，就认定他们是同一个派系。不是的。因为要是那样的话，那岂不是每个营每个连都要区分出好多个派系了吗。
也有的网友认为，某个将领或某支军队曾经隶属于某个军头，于是他就一定得属于这个军头所属的派系。那就错了。民国时期的军系，它首先是一个政治派别，其次才是一个军事集团。就因为这个定义，他是否曾经属于某个军头便不是他所属派系的唯一认定标准，甚至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干。比如二次北伐时，西北军的铁杆将领孙良诚，曾经受第一集团军蒋介石指挥，是不是因此就说他是黄埔系而非西北军呢？再比如由奉军独立而出的魏益三部，曾经隶属于第四集团军，那是不是就因此说他是新桂系或湘军保定系呢？不是的。
民国时期的军系，有的是十分清晰的，谁在什么时候属于哪一军系区分的明明白白。比如徐永昌与阎锡山之间的关系，就特别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徐在投靠阎锡山后较长一个时期，仍然打着国民三军的旗帜，只是就食于山西受阎的指挥帮阎打仗而已。此时的阎与徐，都将双方视为友军而并不视为同一旗帜下的军队，阎对徐的指挥，也不使用命令而是使用公函进行。直到孙岳病故，徐永昌易帜，从这以后，他才成为晋绥军的将领。象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夏斗寅之隶属于唐生智，比如刘春荣之隶属于阎锡山，比如方振武之隶属于冯玉祥，等等。
也有的则界限十分的模糊。北洋军人陈文运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说的十分的透彻，澄清了许多年以来人们的误解。在该文中，陈文运说到：“至于直系或皖系……由于大都是武卫右军的人，这个界限就很难划分，而且也常常互相转化。即以我本人而论，一般人都称我为皖系，其实我是跟冯国璋的关系更近……。又如陆锦，跟段祺瑞的关系很深，后来却被目为直系。再如张联棻、李炳之两人，都是段祺瑞一手提拨的学生，而一般都称他们为直系”。看吧，旁观者认为的皖系铁杆陈文运，竟然是这个立场。意外吗？其实一点也不意外。许多后人们所说的谁属于哪个军系，有的是确实的，也有的则是好事者主观的牵强地拉郎配而已。
到了国民政府时期，也一样。一般来说，在中央军内是有土木系、汤恩伯系和胡宗南系存在的，姜书中，还将何应钦、顾祝同等曾经领导过的部队称作一个军系，就显的牵强了。退一步说吧，即使中央军内部真的就有这么多的军系，其界限的区分也是象陈文运所说直皖二系那样许多是模糊的，其将帅与师旅的派系所属许多也是两可或三可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实际上，上面所说的这两种情况，正好说明了民国时期的军系区分，是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的。一种情况，就象前面说的徐永昌与阎锡山之间那样，各不同军系都是各有根源，既不同根生，也不存在共同的血脉，也没经过大规模地换血改造的。新桂系、东北军、马家军、镇嵩军等，都是这种情况。满足于这种情况的各系将帅，其依附关系往往是唯一的，是非此即彼的，脚踏两支船的情况在抗战前是不多的。这种情况其实已经构成了不同的“军”与“军”的关系，并不只能仅仅按照派或系来说事了，只不过处在民国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因为同举一面国民**军的旗帜，所以我们才称其为军系，不过而已。
另一种情况，则是象起初的直系与皖系那样、象中央军内部陈胡汤系那样，本是同根生，互相之间又有血脉相连的。满足于这种情况下的各系将帅，故然有对于军头而言的亲密战友和铁杆部属，但更多的则仅仅是隶属关系而已，仅仅是提拨使用得到更多的偏心而已，他们往往横跨几个系，在保持与主帅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同时，对别的系的领导与骨干之间也往往保持着同样亲密的交往，互相之间则既不对立，也不难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际上，象这种情况，可能有些我们认为的某系人物，他自己却未必就搞得清楚他到底是属于哪个系，甚至他都未必知道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系。
当然，这样的系与系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发展变化的。比如直皖二系，他们之间的性质区分，是存在着一个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的。也就是说，最初的直皖二系是的的确确只是系与系的关系，而走到最后，实际上已经变成军与军之间的关系了。其他如滇军内部的各系、粤军内部的各系等，也是如此，也有一个由系与系的关系发展演变而成为军与军关系的过程和结果。但并不是所有的军系之间都一定要走完这个过程的，有的可能从始至终都处在萌芽状态。即便是直皖两系，也并不是参与其中者全部都象吴佩孚、徐树铮那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更多的将领则未必如此。就比如说陈文运，甚至包括号称皖系四大金刚的靳云鹏、傅良佐等，与直系也未必就是对立的，其立场也未必就一定是始终站在皖系一边的。象后来中央军中的土木系呀胡宗南系呀汤恩伯系呀等等，就更是如此。而且在中央军内部，分属于陈胡汤三系的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则不属于任何派系。
为什么陈胡汤等没能发展到直皖那样的地步？原因很简单。军中有军，是最高统治权威弱化的体现，是任何一名统帅都不愿意看到的无奈现象。东周时期之所以群雄争霸，是因为从幽王开始的周王朝已经无法对各诸候进行有效控制;北洋军阀后来之所以会四分五裂，也是因为袁世凯死后无人能够代其对北洋军实施有效驾驭;国民**军中之所以派系林立，也还是因为蒋介石自始至终没能强有力地实施对这支军队的有效控制，从而致使新桂系、晋绥军、马家军等各派系始终自主军政。但蒋对**中的中央军的控制不是这样，从黄埔建军一直到大陆解放，蒋对中央军的控制是十分牢固有效的，因而就不可能允许中央军中的胡宗南汤恩伯陈诚等派系萌芽长成大树。
再顺带说一下中央军中有没有保定系。
在川军中有保定系，是以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首;在湘军中也有保定系，前期以唐生智为首，后期以何健为首，但在中央军中，是只有黄埔系而没有保定系的。
前边已经说到，在民国时期，一个将领属于什么军系，是一个政治倾向问题，是一个站队问题，他本身并不一定非要满足这个出身。从籍贯上看，朱德是川人，但他是滇军而不是川军;李济琛是桂人，但他是粤军而不是桂军。历来谁也不能因为他们不是滇人不是粤人就不能认定其属于滇军粤军。从学籍上看也一样道理，川军中的保定系有大量非保定出身的将领，湘军中的保定系同样有非保定出身的将领，但并不能因为他不是保定出身他就一定不能属于保定系。反过来说也一样，川军中的武备系速成系中也有不少的保定生，湘军中的谭系贺系中也有不少的保定生，但不能因为他们是保定生便划他们为保定系。如果认为某某人只要是出身于某便一定是属于某系而不出身于某便一定不能属于某系的话，就错误了。

《保定军校将帅录》中，是将北洋陆军速成学堂说成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作为陈予欢这样的民国史大家来说，持如此说法，实在令人遗憾。
保定军校的前身是不是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呢？不是。保定军校的前身是什么呢？保定军校就没有前身。
北洋陆军速成学堂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根本就是两码事。
上面说到的由袁世凯等创办于保定的各军事学堂，包括北洋速成学堂和通国速成学堂，其实都不是袁世凯军事思想中正规的军事教育机构。在袁的军事教育思想中，是将陆军军官教育分成四级的，即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兵官学堂、陆军大学堂这四级。教育体制改为两级后，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取消。陆军兵官学堂，就是陆军军官的养成教育机构，也就是民国后的军官学校。陆军大学堂，是继续教育机构，也就是民国后的陆军大学。以上这四级（两级），才是正规的军事教育机构。而上述包括北洋速成学堂和通国速成学堂的各军事学堂，却都只是为建军急需而设立的临时教育机构。这是最重要的不同。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陆军军官学校尚未开办时，是先开办速成学堂，而后再逐渐过度到军官学校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称保定军校的前身为北洋（通国）速成学堂，是可以说的通的，但可惜的是，它不是。
首先，二者招生的对象就不同。前者招收“十八至二十五岁，相貌魁梧，身体强壮，文理通顺者”，对于其出身则并无具体的严苛的条件要求。而后者在拟议之初一直到第七期之前，招收则仅限于经过陆军小学、陆军中学或陆军预备学校毕业者。
其次，两者的隶属不同。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只是地区性的速成学堂，就象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江苏陆师学堂、陕西武备学堂等一样，它只是直隶一省的陆军速成学堂，隶属于直隶总督。1906年后，将北洋二字取消，扩建改建成陆军速成学堂，也称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又称协和陆军速成学堂，隶属才改变为清廷中央，从而成为一所全国性的军校。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从它的开办之日起，便隶属于中央政权，是一所全国性质的军官学校。
第三，两者从时间的连续上搭不上边。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停办后，在此基础上扩建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但这个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也于1909年停办，其全部师生又并入陆军军官学堂的速成科。大概许多人直感这个陆军军官学堂，与后来的陆军军官学校只一字之差，便误认为就是后来军官学校的前期称法了。不对的，这个军官学堂，实际上对应的是民国后的陆军大学。而我们一直说起的保定军校，也就是陆军军官学校，是民国后的1912年才开办的，中间隔了三年之久呢。这也就是说，早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之前，该陆军速成学堂已经为陆军军官学堂所吞并而不复存在，它们无论如何也搭不上边的。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后者从没准备在前者的基础上产生，事实上也不存在丝毫的继承关系。拟议中的军官学校是有的，只是当时不称军官学校，而是称作兵官学堂。可惜的是直到清亡，原拟的四级教育体制中的第一级陆军小学堂、第二级陆军中学堂、第四级陆军大学堂都已开办，唯独处于第三级的这个兵官学堂却并迟迟未能开办。可尽管没有建成，但筹建工作是早就有了的，早在1904年，也就是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刚刚开办的第二年，通国陆军速成学堂还远没有影子的时候，练兵处便已拟定了该学堂的创办大纲，它压根就没准备要以速成学堂为基础开办，而是要另起炉灶的。只是这个炉灶起的慢了点，直到民国建成后的1912年10月才得以砌成。所以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它的历史就起自1912年，它并没有前身。
说北洋速成学堂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也有可能是根据二者同在一个校址的关系。这就风马牛不相干了。解放前的国民**军在南京的汤山办有炮兵学校，解放后的人民解放军也在汤山办有炮兵学校，你能将二者说成是继承关系吗？不行的。

这都是题外话了。还是回到主题上来吧。该枪诞生后，很快传到了中国，大约在1894年后，在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主持之下，88式委员会步枪在汉阳兵工厂开始生产。
最初，湖北枪炮厂生产的该枪与原型枪无异，也是枪管外有套筒的，但最迟到了1904年，中国人开始对该枪进行改进，主要改进之处是去掉了枪管外的套筒，并在枪管外加以木制护盖，以便于握持。当然，改进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改进后的该枪主要诸元：口径7.9毫米，枪全长1250毫米，枪管长740毫米，枪重4.06公斤，膛线4条.初速630米／秒，表尺射程2000米;马枪枪全长950毫米，枪管长442毫米，枪重3.4公斤，初速400米／秒，表尺射程1200米。枪弹之发射药为无烟药，圆头弹丸。
经过改进后的步枪被命名为“汉阳式7.9毫米步枪”，进入军队和民间后，被简称为汉阳造。到了1940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又一次对军械重新命名，该枪被改称作“汉88式步枪”，但军队与民间，仍称其作汉阳造不变。
汉阳造指的就是这支枪。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开始仿制时的套筒步枪和马枪，是否也称作汉阳造呢？的确，最初生产的枪管外带套筒的步枪，也是称作汉阳造的。不过那时所称的“汉阳造步枪”，还没有形成为一种步枪的专称，而仅仅就是指的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枪而已，到了汉阳造成为一种步枪的专称时，早期仿制的套筒步枪已经有了自己的专用绰号“老套筒”，而且该型枪在中国的生产时间不长，出品亦不多（后来国内所见的老套筒多数是进口的），所以，汉阳造也就仍然只是“汉阳式7.9毫米步枪”以及后来改称的“汉88式步枪”的专用绰号了。
其次，说说汉阳造都产自何地何时。
就象上面说的，汉阳造，原本就是汉阳制造的步枪的意思，但到后来，它已经成为一款特定步枪的专用代称，于是，不管它产不产自汉阳，只要是这款步枪，它就还是叫汉阳造。清末的江南制造局，以生产快利步枪布闻名，汉阳造问世后，便投产汉阳造步枪，最初还是与快利步枪同时生产，到了后来，索性放弃了快利步枪的生产，而专门生产汉阳造。清人朱彭寿在考察江南制造局的奏折中，称该局“现又改造小口径毛瑟枪”，这里所说的“小口径毛瑟枪”，在民间，在军队中，便也称作汉阳造。
1912年河南都督张镇芳有一份关于河南兵工制造的报告，曾提到开封机器局“全年可造七米粒九小口径毛瑟快枪三百技”，这里所说的“七米粒九毛瑟快枪”，在民间，在军队中，也仍然是俗称的汉阳造。
四川兵工厂也曾投产汉阳造，尽管它产自四川的成都，在民间，在军队中，也称其作汉阳造。
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兵工厂，也曾有仿制汉阳造的纪录，不管它是产自山东、河南、山西还是河北，只要是这款步枪，也都称作汉阳造。
到了抗战开始后，全国几乎所有的兵工厂几乎全部集中到大西南的重庆，兼并重组，此时的汉阳造便主要在重庆生产。生产汉阳造的兵工厂，也不再称作汉阳兵工厂，而统一名称为第二十一兵工厂制枪厂，但该厂出品的步枪，仍然是命名的“汉88式步枪”，在民间和军队中，也仍然被称作汉阳造。
有几组数据，从中应该不难看出一些问题。其一，全国各地兵工厂内迁到重庆重组后生产走上正轨的1942年，全国三家生产步枪的兵工厂，即一厂、二十一厂、四十一厂，总的步枪生产量为59200支，而汉阳造在其中所占即达46600支。
其二，汉阳兵工厂制枪厂在迁来重庆之前，也就是从1894年至1938年这44年之间，共计出品汉阳造876316支，迁来重庆并入二十一兵工厂后，从1939年到1944年不到5年的时间，共计出品207164支，而一直到1944年之前，该厂中正式的生产纪录还是零。
其三，在1944年之前，仅二十一兵工厂制枪厂一个厂的纪录，汉阳造的全部出品是108（或130）万支，而包括原来的十一厂、后来的一厂、四十一厂等加起来计算，中正式的生产纪录也仅有206210支。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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