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李世民评传 　　李世民这类明君英主的思想如何把握？思想评传顾名思义是对那些在思想史上有重要贡献的思想家的思想形成过程、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作出评介。然而像李世民这类明君英主不同于以思想家面貌出现的王通、韩愈等人，他的思想表现在哪些方面？通常（或特殊）用什么方式表达出来？葛兆光先生认为“传统的思想史写法的背后，隐藏有‘思想史是思想家的思想史’这一想法的阴影，而‘思想史是思想家的思想史’这一想法背后，又有思想史价值判断的观念在暗中支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他不赞成“思想史是思想家的思想史”，认为“关于唐代思想，尤其七八世纪两百年间，以儒学为中心的主流知识状况和思想形态在普通生活世界的影响”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第8页。。这里不讨论葛兆光先生的观点正确与否，只是表明我们对葛先生提出的要重视“以儒学为中心的主流知识状况和思想形态在普通生活世界的影响”的观点表示赞成。实际上，除了渗透在“普通生活世界”的以儒学儒学为中心的主流思想外，还有渗透在治国实践中的以儒学为中心的主流思想。唐人李翱曾说过：“凡古圣贤得位于时，道行天下，皆不著书，以其事业存于制度，足以自见故也。”只有那些道德充积而又不甘泯灭、又无圣人“为之发明”的人，往往有著书。《文苑英华》卷六八○，李翱《答皇甫湜书》，〔宋〕李昉等编著，中华书局1966年版。
这是为什么呢？是为了传之后世。唐太宗李世民的思想不是以“思想家的思想”形式出现，而是在以儒家思想治国的实践中，阐述和丰富儒家思想。他“以其事业存于制度”，又以其思想存于事业，此后人应当明白者。所以，他的思想具有鲜明的针对性、生动的概括性、通俗的比喻性、极强的说服力等特点。李世民思想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不刻意作理论逻辑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构建，而在于存“道行天下”的事业和道德教化道德教化，所谓“人君之治，莫大于道德教化”《贞观政要·公平》，〔唐〕吴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即此之喻也。

因此青少年时期的李世民是一个骁勇强悍、武艺精湛、善于骑射的贵族子弟。李建成的背景史书不详，但是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太原起兵太原起兵之后，李建成和李世民一起进攻西河，九日内便攻下西河。在攻取霍邑城，乃至京都大兴城的过程中，李建成都是和李世民齐头并进，冲锋在前，并且与李世民分别为左、右领军大都督，分掌左、右三统军。因此李建成在军事能力方面应当并不逊色于李世民。
从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山东王薄首先发动反隋的武装暴动开始，各地不断涌现各种形式的反隋斗争，隋朝的统治风雨飘摇。而李渊父子直到大业十三年之前，一直隐忍不发，未尝有所举动。据汪汪先生的分析，是和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汪《唐太宗》，载《汪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7—78页。隋炀帝隋炀帝对有一定权力和地位的贵族官僚的动向极为警惕，不仅大兵镇压了贵族杨玄感的起兵，大业九年和十年连续处斩了宿将鱼俱罗和董纯；大业十一年（615），又因民间且传言李氏有受命之符，而右骁卫大将军李浑门族强盛，因而抄斩其全家三十多人。
李渊同样是身居高位的贵族官僚，同样名应图箓，自然更需要谨慎行事。而当各地风起云涌的反隋起义发展到大业十二年（616）冬季，已逐渐由分散趋向联合，反隋力量开始占据优势地位。各地的地主、富豪看到隋室已不可为，都纷纷起兵。李渊父子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开始卷入反隋的洪流之中的。关于晋阳起兵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三本关于李世民的传记，以及牛致功《李渊建唐史略》、《唐高祖传》等都肯定了李渊在酝酿和策划过程中的主要贡献，认为不能单归功于李世民。李渊父子起兵之时，反隋的力量除了瓦岗军瓦岗军、河北起义军、江淮起义军等农民起义军之外，原属统治阶级内部的梁师都、刘武周、薛举、萧铣等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割据政权。李渊父子起兵虽晚，却在短短一年时间里顺利挺进关中，建立新王朝，其成功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参考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以及牛致功《唐高祖传》的相关论述。见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0页；牛致功《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8—80页。：

我们认为这个观点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李世民东西征战，是需要出生入死，时刻面对难以预料的危险的。据《资治通鉴》记载，“每战，世民亲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四年正月。“世民自起兵以来，前后数十战，常身先士卒，轻骑深入，虽屡危殆，而未尝为矢刃所伤。”《资治通鉴》卷一九○武德五年十月。这其中或有夸大李世民个人神勇能力的成分，但应当承认两军阵前，李世民所面临的种种未可知的风险，远非居于长安宫中的太子建成所能相比。
武德五年（622）王珪王珪、魏徵在劝说太子建成出征刘黑阀时，也特别强调刘黑闼已是强弩之末，此时出征，既可取功名，风险也相对要小，“今黑闼率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加以粮运限绝，疮痍未瘳，若大军一临，可不战而擒也”《旧唐书》卷**《隐太子建成传》。。因此李渊李渊对于两个儿子的态度，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李渊对于次子李世民的作战指挥能力更为肯定，而太子建成建成留守宫中，熟悉政务，也是培养继承人的惯常和合理的安排。李渊并没有“偏爱次子李世民，因而是刻意为李世民的发展提供机会，创造条件”。因为那样，是有悖立嫡立长的礼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