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落后就要挨打”：有坚船利炮又怎样？
来源：《新世纪》2012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2-03-31 08:27 查看数： 19 [打印] [大 中 小]
核心提示：基于这种因素，洋务新政将一切都归结为发展，归结为实力，以为中国之所以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不是运气，不是正义非正义，而是实力不如人，是物质基础不足，是枪炮弹药不如人。落后就要挨打，就是那时的共识。
自从汉代武帝独尊儒家之后，中国意识形态就很羞于言说“霸道政治”，一味高扬儒家“王道政治”理想，以德服人，不以武力征服为政治首选。当然，汉武帝之后实际的政治运作并非完全如此，真相或许就像武帝曾孙汉宣帝所说的那样：“汉家自有制度始，本以霸王道杂之。”从汉代至清末，历代统治者无论如何热衷于事功，大致还是遵循以孝治天下的原则率先垂范，所以早期西方人看中国就是一个彬彬有礼的理想国。
贸易逆差的隐患
在16世纪中西接触之初，西方人无不充满敬佩之情看中国，有效的社会管制、井然有序的社会、高素质的统治阶层，在西方人看来就是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哲学家治国。那时的中国面对西方也很谦逊，继续信奉先贤教诲，“儒者以一事不知以为耻”，以文明古国的心态坦然面对域外文明。比如几何是传统中国数学中的短板，但当徐光启遇到利玛窦，知道西方人在这方面的贡献后，毫无羞怯地与利玛窦合作，将古希腊大数学家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译成中文，丰富了中国文明表达方式。那时的中国，尽管在政治上已处于下降渠道，但在文化心态上还能坦然容纳异质文明，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
然而遗憾的是，对谁都有好处的中西文明交流因明清易代而中断。新王朝的统治者来自周边族群，他们当时面临汉化和西化的双重压力，出于功利考量，满洲贵族在定鼎中原后还是终止了晚明以来向西方学习的趋势，专心致志地汉化。
西方势力东来原本就是工业**产能过剩的产物，再加上机缘巧合遇到了大航路的开辟，使西方与东方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方便。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有拒绝和接受两种选择。主动接受就像日本一样，将西方文明引进来，这也是古典中国面对域外文明时常常做出的选择。然而清廷选择了拒绝。
这个选择在客观效果上使中西文明的交流由官方主导，更多地流向了非官方层面。但是，在经过一个漫长时间的发展之后，自然衍生出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巨大的贸易逆差。由于中国市场不发育，西方工业**的产品在中国没有市场，而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价廉物美的茶叶、瓷器、丝绸等低级产品需求巨大。巨大的贸易逆差表面上对中国好处多多，其实政治上的风险一触即发。
到了乾隆年间，巨大的贸易逆差使西方似乎无法支撑了。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伯爵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谈判，希望中国：一、适度放宽中英之间贸易限制；二、对在舟山附近岛屿上的英商货舱及停泊在那里的船只不设防；三、希望在北京设立永久使领馆，与中国构建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
从今天“招商引资扩大贸易”的观点看，马戛尔尼三点要求没有什么不可接受，但满洲统治者根本无意改变既有秩序，依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中。马戛尔尼访华以失败而告终，由此注定近代中国全部悲剧。
“天朝上国”思维的后果
中西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还在继续扩大。工业**后的英国政府早已成为商业的保护神，不得已，英国政府又在二十多年后即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继续商谈扩大通商平衡贸易的可能性，请求清廷废除贸易管制的公行制度，多开商埠，扩大自由贸易。此时清国皇帝为嘉庆帝，他的做法比乃父更绝。他在获悉阿美士德使团目的后，还没有见到来使，就下令将他们驱逐出北京，勒令返国。
我们过去用很多文化上的理由去替乾隆帝和嘉庆帝辩护，以为马戛尔尼、阿美士德入境不愿随俗不愿向中国皇帝下跪，大有蔑视中国尊严的味道。

有坚船利炮，但没有具备相应的素质人员去懂得如何使用它，坚船利炮依然形如摆设。

如同一台计算机摆在文盲的面前，这台计算机还不如文盲手里的锄头更具备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