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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乾二净。我说：
※※　　　　“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　　　　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和***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父老乡亲，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牵涉到另一场中国灾难——一九六○年。老人家性情温和，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我总觉中国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仍给人以信心，是因为有这些性情温和、深明大义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怀叵测、并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着一位乡村医生，现在姥娘身体很好，记忆力健全，我母亲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举一动，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
※※当我们被这样的人统治着时，我们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后怕吗？但姥娘平淡无奇的语调，也使我的激动和愤怒平淡起来，露出自嘲的微笑。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后我提起了蝗虫。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后，发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虫。这一特定的标志，勾起了姥娘并没忘却的蝗虫与死人的联系。

　她马上说：“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坊设香坛，我还到那里烧过香！”
　　　　我说：　　　　“蚂蚱前头，是不是大旱？”
　　　　她点着头：　　　　“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
　　　　我问：　　　　“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　　　　“有个几十口吧。”
　　　　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
我问：　　　　“没死的呢？”
姥娘：　　　　“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现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二姥娘死时我依稀记得，一个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时我已二十多岁，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眼瞎了，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当过二十四年支书，从一九四八年当到一九七二年，竟没有治下一座象样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
放下二姥娘，我问：　　　　“姥娘，你呢？”
　　　　姥娘：　　　　“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 　　　　我：　　　　“那年旱得厉害吗？”
　　　　姥娘比着：　　　　“怎么不厉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
　　　　这就是了。核对过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
花爪舅舅到底当过支书，大事清楚，我一问一九四二年，他马上说“四二年大旱！”
我：“旱成甚样？”
他吸着我的“阿诗玛”烟说：“一入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秧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
　　　　我：　　　　“饿死人了吗？”
他点头：　　　　“饿死几十口。”
我：　　　　“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
他瞪着我：　　　　“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也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我明白了。我问：　　　　“你当时有多大？”
他眨眨眼：　　　　“也就十五六岁吧。”
我：　　　　“当时你干什么去了？”
他：　　　　“怕饿死，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范克俭舅舅。一九四二年，范克俭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我姥爷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长工。东家与长工，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几个月时，便认我姥娘为干娘。俺姥娘说，一到吃饭时候，范克俭他娘就把范克俭交给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裤腰里。一九四九年以后，主子长工的身份为之一变。俺姥娘家成了贫农，范克俭舅舅的爹在镇反中让枪毙了，范克俭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银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说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没享，就跟着受了几十年罪，图个啥呢？因为她与范克俭舅舅结婚于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几十年中，我家与范家仍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见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亲眼见俺姥娘拿一块月饼，像过去的东家对她一样，大度地将月饼赏给叫“娘”的范克俭舅舅。范克俭舅舅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与范克俭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树下（这颗槐树，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忆一九四二年。一开始范克俭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为何物，“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这时我想起他是前朝贵族，不该提四九年以后实行的公元制，便说是民国三十一年。谁知不提民国三十一年还好些，一提民国三十一年范克俭舅舅暴跳如雷：

　“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
　　　　我吃惊：　　　　“三十一年为什么坏？”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俺家烧了一座小楼！”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三十一年烧小楼？”
范克俭舅舅：“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吗？”
我答：“是呀，是大旱！”
范克俭舅舅：“大旱后起蚂蚱！”
我：“是起了蚂蚱！”
范克俭舅舅：“饿死许多人！”
我：“是饿死许多人！”
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
　　　　我为穷人辩护：　　　　“他们也是饿得没办法！”
　　　　范克俭舅舅：　　　　“饿得没办法，也不能抢明火呀！”
　　　　我点头：　　　　“抢明火也不对，后来呢？”
　　　　范克俭舅舅诡秘地一笑：　　　　“后来，后来小楼起了大火，麻杆浸着油。毋得安一帮子都活活烧死了，其它就做鸟兽散！”
　　　　“唔。”
是这样。大旱。大饥。饿死人。盗贼蜂起。
　　　　与范克俭舅舅分手，我又与县政协委员、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坐在一起。这是一个高大的、衰败的、患有不住摆头症的老头。虽然是县政协委员，但衣服破旧，上衣前襟上到处是饭点和一片一片的油渍。虽是四合院，但房子破旧，瓦檐上长满了枯黄的杂草。还没问一九四二年，他对他目前的境况发了一通牢骚。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牢骚多么有理，因为他的鼎盛时期，是四九年之前当县书记的时候。不过那时的县书记，不能等同于现在的县委书记，现在的县委书记是全县上百万人的父母官，那时的县书记只是县长的一个笔录，何况那时全县仅二十多万人。不过当我问起一九四二年，他马上不发牢骚了，立即回到了年轻力壮的鼎盛时期，眼里发出光彩，头竟然也不摇了。说：
　　　　“那时方圆几个县，我是最年轻的书记，仅仅十八岁！”
　　　　我点头。说：　　　　“韩老，据说四二年大旱很厉害？”
　　　　他坚持不摇头说：　　　　“是的，当时有一场常香玉的赈灾义演，就是我主持的。”
　　　　我点头。对他佩服。因为在一九九一年，中国南方发水灾，我从电视上见过赈灾义演。我总觉得把那么多鱼龙混杂的演艺人**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想到当年的赈灾义演，竟是他主持的。接着老人家开始叙述当时的义演盛况及他的种种临时抱佛脚的解决办法。边说边发出爽朗开心的笑声。等他说完，笑完，我问：
　　　　“当时旱象如何？”
他：“旱当然旱，不旱能义演？”
　　　　我绕过义演，问：　　　　“听说饿死不少人，咱县有多少人？”
他开始摇头，左右频繁而有节奏地摇摆。摆了半天说：　　　　“
总有个几万人吧。”
看来他也记不清了。
几万人对于当时的笔录书记，似也没有深刻的记忆。我告别他及义演，不禁长出一口气，也像他一样摇起头来。

这是在我故乡河南延津县所进行的旱情采访。据河南省志载，延津也是当时旱灾最严重的县份之一。但我这些采访都是零碎的，不完全、不准确的，五十年后，肯定夹杂了许多当事人的记忆错乱和本能的按个人兴趣的添枝或减叶。这不必认真。需要认真的，是当时《大公报》重庆版驻河南的战场记者高峰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采访于当年，发表于当年，真实可靠性起码比我的同乡更真实可靠一些。这篇报道的标题是：《豫灾实录》。里边不但描写了旱灾与饥饿，还写到饥饿的人们在灾难里吃的是什么。这使我深深体会到，翻阅陈旧的报纸比到民间采访陈旧的年头便当多了。我既能远离灾难，又能吃饱穿暖居高临下地对灾难中的乡亲给予同情。

这篇报道写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河南今年（指旧历，乃是一九四二年）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一百十县（连沦陷县份在内），遭灾的就是这个数目，不过灾区有轻重而已，兹以河流来别：临黄河与伏牛山地带为最重，洪河汝河及洛河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指旧历）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着吃。在叶县，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
　　　　 △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几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
△今天小四饥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见小宝冻死在寨外。可怜那些还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都陆续的离开了人间。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
　　　　 △一斤麦子可以换二斤猪肉，三斤半牛肉。
　　　　 △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　　　　 　　　　　　 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馁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这时的委员长，已不是一个乡巴佬，而是一个领袖。站在领袖的位置上，他知道轻重缓急。当时能导致历史向不同方向发展的事情大致有：
一、中国的同盟国地位问题。当时同盟国有美、英、法、苏、中等。蒋虽是中国的领袖，但同盟国的领袖们坐在一起开会，如开罗会议，蒋就成了一个普通人，成了一个小弟兄，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大家在一起，似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都不把蒋放在眼里。不把蒋放眼里，就是不把中国放到眼里。由此以来，在世界战局的分布上，中国就常常是战略的受害者。而中国最穷，必须在有外援的情况下才能打这场战争，所以常常受制于人，吃哑巴亏；带给蒋个人的，就是仍受“侮辱和虐待”。这是他个人心理上暗自痛恨的。
二、对日战争问题。在中国正面战场，蒋的军队吸引了大部分在华日军，虽然不断丢失土地，但从国际战略上讲，这种牵制本身，就给其它同盟国带来莫大的利益；但同盟国其它领袖并没认清这一点或是认清了这一点而故意欺辱人，所给的战争物资，与国民党部队所担负的牵制任务，距离相差非常大；从国内讲，国民党部队在正面战场牵制日军，使得***在他的根据地得到休养生息，这是蒋的心腹大患，于是牵涉到了对***的方针。蒋有一著名的理论，“攘外必先安内”。这口号从民族利益上讲，是狭隘的，容易激起民愤的；如果从蒋的统治利益出来，又未尝不是一个统治者必须采取的态度。如只是攘外，后方的敌人发展起来，不是比前方的敌人更能直捣心脏吗？关于这一方针，他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

上述哪一个重大问题，对于一个领秀来讲，都比三百万人对他及他的统治地位影响更直接，更利益交关。从历史地位上说，三百万人确没有一粒“花生米”重要。所以，他心里清楚旱灾，仍然要说：可能有旱灾，但不会那么严重。于是他厌恶那些把他当傻瓜当官僚以为他不明真相而不厌其烦向他提供真情况的人，特别是那些爱管闲事、爱干涉他国内政的外国人。这就是蒋委员长此时此刻的心境。

先到这里，未完待续...........

1942，300W，是天灾大于人祸，二战正酣的战争年代；而50年前那场大饥荒，几千万，和平年代，却实实在在的是人祸，若干年后，我相信一定也会有位有良心的导演把这段被掩盖的历史搬上荧幕，我们这一代人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看到了,而冯大牙找个电影其实也是剑走偏锋，颇有点指桑骂槐的意思。

内忧外患之下,蒋委员长的一句：“赋税不可减”。也算是解决灾害唯一的办法，正如这三百万人改变不了历史一样。书生再如何意淫也只能是书生。

[3] 　　花爪舅舅直到现在还有些后悔。当初在洛阳被抓了壮丁，后来为什么要逃跑，没有在部队坚持下来呢？
我问：　　　　“当时抓你的是哪个部队？”
花爪舅舅：　　　　“国军。”
我：　　　　“我知道是国军，国军的哪一部分？”
花爪舅舅：　　　　“班长叫个李狗剩，排长叫个闫之栋。”
我：　　　　“再往上呢？”
花爪舅舅：　　　　“再往上就不知道了。”
我事后查了查资料，当时占据洛阳一带的国民党部队，隶属胡宗南。
我问：　　　　“被抓壮丁后干什么去了？”
花爪舅舅：　　　　“当时就上了中条山，派到了前线。日本人的追击炮，‘啾啾’地在头上飞。打仗头一天，班副和两个弟兄就被炸死了。我害怕了，当晚就开溜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
我：　　　　“是呀，大敌当前，民族矛盾，别的弟兄牺牲了，你开溜了，是不大象话，该后悔。”
花爪舅舅瞪我一眼：　　　　“我不是后悔这个。”
我一愣：　　　　“那你后悔什么？”
花爪舅舅：　　　　“当初不开溜，后来跑到台湾，现在也成台胞了。像通村的王明芹，小名强驴，抓壮丁比我还晚两年，后来到了台湾，现在成了台胞，去年回来了，带着小老婆，戴着金壳手表，镶着大金牙，县长都用小轿车接他，是玩的不是？这不能怪别的，只能怪你舅眼圈子太小，年轻不懂事。当时我才十五六岁，只知道活命了。”
　　　　我明白了花爪舅舅的意思。我安慰他：
　　　　“现在后悔是对的，当初逃跑也是对的。你想，一九四三年，离抗日战争结束还有两年，以后解放战争还有五年，谁也难保证你在诸多的战斗中不像你们班副一样被打死。当然，如果不打死，就像强驴一样成了台胞；如果万一打死，不连现在也没有了。”
　　　　花爪舅舅想了想：　　　　“那倒是，子弹没长眼睛；我就是这个命，咱没当台胞那个命。”
　　　　我说：　　　　“你虽然没当台胞，但在咱们这边，你也当了支书，总起说混得还算不错。”
　　　　花爪舅舅立即来了精神：　　　　“那倒是，支书我一口气当了二十四年！” 　　　　但马上又颓然叹口气：　　　　“但是十个支书，加起来也不顶一个台胞呀。现在又下了台，县长认咱是谁呀。”
　　　　我安慰他：　　　　“认识县长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强驴吗？舅舅，咱们不说强驴了，咱们说说，俺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当初是怎么逃荒的，你身在其中，肯定有许多亲身经历。”
　　　　一说到正题，花爪舅舅的态度倒变得无所谓，叙述得也简单和枯燥了。两手相互抓着说：　　　　“逃荒就是逃荒呗。”
　　　　我：　　　　“怎么逃荒，荒怎么逃法？”
　　　　他：　　　　“俺爹推着独轮车，俺二大爷挑着箩筐，独轮车上装些锅碗瓢盆，箩筐里挑些小孩。路上拉棍要饭，吃树皮，吃杂草。后来到了洛阳，我就被抓了兵。”
　　　　我不禁埋怨：　　　　“你也说得太简单了，路上就没有什么现在还记得的事情？”
　　　　他眨眨眼：　　　　“记得路边躺着睡觉特冷，半夜就冻醒了。见俺爹俺娘还在睡，也不敢说话。”
　　　　我：　　　　“后来怎么抓的兵？”
　　　　他：　　　　“洛阳有天主教办的粥场，我去挤着打粥，回来路上，就被抓了兵。”
　　　　我：　　　　“抓兵俺三姥爷三姥娘知道不？”
　　　　他摇摇头：　　　　“他们哪里知道？认为我被人拐跑了。再见面就是十年之后了。”
　　　　我点点头。又问：　　　　“你抓兵他们怎么办？”
　　　　他：　　　　“十年后我才听俺娘说，他们扒火车去陕西。扒火车时，俺爹差点让火车轧着。”
　　　　我：　　　　“俺二姥娘家一股呢？”
　　　　他：　　　　“你二姥爷家扒火车时，扒着扒着，火车就开了，把个没扒上来的小妹妹——你该叫小姨，也给弄失散了，直到现在没找见。”
　　　　我点点头。又问：　　　　“路上死人多吗？”
　　　　他：　　　　“怎么不多，到处是坟包，到处是死人。扒火车还轧死许多。” 　　　　我：　　　　“咱家没有饿死的？”
　　　　他：　　　　“怎么没有饿死的，你二姥爷，你三妗，不都是饿死在道儿上？” 　　　　我：　　　　“就没有一些细节？”
　　　　这时花爪舅舅有些不耐烦了，愤怒地瞪我一眼：　　　　“人家人都饿死了，你还要细节！”
　　　　说完，丢下我，独自蹶蹶地走了，把我扔在一片尴尬之中。这时我才觉得朋友把我打发回一九四二年真是居心不良，我在揭亲人和父老的已经愈合五十年的伤疤，让他们重新露出血淋淋的创面；何况这疤疖也结得太厚，被岁月和灰尘风干成了盔甲，搬动它像搬动大山一样艰难费劲。

　　　　为了把这次大逃荒记述下去，我们只好再次借助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文章写到这里，我已清楚地意识到，白修德，必将成为这篇文章的主角，这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灾荒，已经没有人关心。当时的领袖不关心，政府不关心，各级官员在倒卖粮食发灾难财，灾民自己在大批死去，没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后的老灾民，也对当年处以漠然的态度。
这时，唯有一个外国人，《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倒在关心着这片饥荒的土地和三百万饿死的人。自已的事情，自己这样的态度，自己的事情让别人关心、同情，说起来让五十年后的我都感到脸红。当然，白修德最初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关心我们的民众，他是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要在大灾荒里找些可写的东西。无非是在找新闻的时候，悲惨的现实打动了他，震憾了他，于是产生了一个正常人的同情心，正义感，要为之一呼。这就有了以后他与蒋介石的正面冲突。说也是呀，一个美国人可以见委员长，有几个中国人，可以见到自己的委员长呢？怕是连政府的部长，也得事先预约吧。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灾民，像自己父母一样的各级官员我们依靠不得，只好依靠一个其它力量并不强大的外国记者了。特别是后来，这种依靠也起了作用，这让五十年后的我深受震动、目瞪口呆。
　　　　白修德在一本《探索历史》的书中，描述了他一九四三年二月的河南之行。同行者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林·福尔曼。在这篇文字开头我曾说到，在他们到达郑州时，曾在我的家乡吃过一顿“他能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他们当时的行走路线是；从重庆飞抵宝鸡，剩陇海线火车从宝鸡到西安，到黄河，到潼关，然后进入河南。为防日本人炮击，从潼关换乘手摇的巡道车，整整一天，到达洛阳。所走的正是难民逃难的反方向。到达河南后，骑马到郑州，然后由郑州搭乘邮车返回重庆。从这行走路线看，是走马观花，只是沿途看到一些情形。记下的，都是沿途随时的所见所闻。这些所见是零碎的，所谈的见解带有很大的个人见识性。何况中美国情不同，这种个人见解离实际事务所包含的真正意蕴，也许会有一段距离。但我们可以为开这些见识，进入他的所见，进入细节；他肉眼看到的路边事实，总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真实的事实，去自己见识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灾民大逃荒。我试图将他这些零碎的见闻能归纳得条理一些。
　　　　一、灾民的穿戴和携带。灾民逃出来时，穿的都是他们最好的衣服，中年妇女穿著红颜绿色的旧嫁衣，虽然衣服上已是污迹斑斑；带的是他们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烧饭铁锅，铺盖，有的还有一座老式座钟。这证明灾民对自己的故乡已彻底失去信心，没有留恋，决心离开家乡热土，连时间——座钟都带走了。白修德与他的伙伴在潼关车站睡了一夜。他说，那里到处是尿臊味、屎臭味和人身上的臭味。为了御寒，许多人头上裹着毛巾，有的帽子把帽耳朵放下来。他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等待往西去的火车，虽然这种等待是十分盲目的。
　 二、逃荒方式。不外是扒火车和行走。扒火车很不安全。白修德说，他沿途见到许多血迹斑班的死者。一种是扒上了火车，因列车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毁而丧命；有的是扒上了车厢顶，因夜里手指冻僵，失去握力，自己从车厢顶摔下摔死的；还有的是火车没扒上，便被行走的火车轧死的。轧死还好些，惨的是那些轧上又没轧死的。白见到一个人躺在铁轨旁，还活着，不停地喊叫，他的小腿被轧断，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杆那样露在外面。他还见到一个臀部轧得血肉模糊还没死去的人。白修德说，流血并不使他难过，难过的是弄不明白这些景象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么无组织无纪律的迁徙，他们各级政府哪里去了？——这证明白修德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扒不上火车或对火车失望的，便是依靠自己的双腿，无目的无意识地向西移动。白修德说，整整一天，沿着铁路线，“我见到的便是这些由单一的、一家一户所组成的成群结队一眼望不到头的行列。”这种成群结队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只是因为饥荒和求生的欲望，才使他们自动地组成了灾民的行列。可以想象，他们的表情是漠然的，他们也不知道，前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唯一留在心中的信心，便是他们自己心中对前方未来的希望。也许能好一些，也许熬过这一站就好了。这是中国人的哲学，这又是白修德所不能理解的。灾民的队伍在寒冷的气候中行走。不论到哪里，只要他们由于饥寒或筋疲力尽而倒下，他们就再也起不来了。独轮车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当爹的推着，当娘的拉着，孩子们跟着。缠足的老年妇女蹒跚而行。有的当儿的背着他们的母亲。在路轨两旁艰难行走在行列中，没有人停顿下来。如果有孩子伏在他的父亲或母亲的尸体上痛哭，他们会不声不响地从他身旁走过。没有人敢收留这啼哭的孩子。

按照当时重庆政府的规定，新闻报道是要通过中轩部检查的。如果一经检查，这篇报道肯定会被扣压；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严（对于一个专制国家来说，制度不严也不失为一个好事），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良心发现，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到达了纽约。于是，消息就通过《时代》杂志传开了。宋美龄女士当时正在美进行那次出名的访问。当她看到这篇英文报道后，十分恼火；也是一时心急疏忽，竟在美国用起了中国的办法，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卢斯把白修德解职。当然，她的这种中国式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亨利·卢斯拒绝了。那里毕竟是个新闻自由的国度啊。别说宋美龄，就是揭了罗斯福的丑闻，罗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记者的做法，也不一定会被《时代》周刊当回事。须知，罗当总统才几年？《时代》周刊发行多少年了？当然，我想罗夫人也不会这么蠢，也不会产生这么动不动就用行政干涉的思路和念头。
　　　　一夜之间，白修德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论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他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他与电报局里的***员密谋。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对白修德奈何不得，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时，白修德已通过美国陆军情报机构把情况报告了史迪威。也报告了美国驻华大使馆。还报告了中国的国防部长。还见到了中国的立法院院长，四川省主席，孙中山博士的遗孀宋庆龄——白修德这样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是任何一个中国记者或报纸主编都难以办到的。
　　　　中国国防部长的态度是：　　　　“白修德先生，如果不是你在说谎，就是别人在对你说谎！”
　　　　立法院长、四川省主席都告诫白修德，找他们这些人是白找，只有蒋介石说话，才能起作用，中国大地上才能看到行动。

　　　　我想，白二人走后，蒋一定摔了一只杯子，骂了一句现在电影上常见的话：　　　　“娘希匹！”
　　　　很快，由于一张狗吃人的照片，人头开始像宋庆龄预料地那样落地了。不过是以给白修德提供方便向美国传稿的洛阳电报局那些不幸的人开始的。因为他们让河南饿死人那样令人难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国。但是，也有许多生命得救了。白修德写道：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救了他们。白写这句话时，一定洋洋自得；我引述这句话时，心里却感到好笑。不过，别管什么力量，到底把委员长说服了，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一动作，许多生命就得救了。谁是我们的救星呢？谁是灾民的救星呢？说到底，还是一国之尊的委员长啊。虽然这种动作是阴差阳错、万般误会导致的。但白修德由于不通中国国情，仍把一切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他不明白，即使美国报界厉害，但那只是诱因，不是结果；对于中国，美国报界毕竟抵不过委员长啊。但白洋洋自得，包括那些在华的外国主教。白修德这时在重庆收到美国主教托马斯·梅甘从洛阳发来的一封信：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至少说是棒球本垒打出的那种头等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祝愿《幸福》杂志长寿、和平！这是了不起的！……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憎爱分明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

电影要拍了吧

[5] 　
河南开始救灾。因为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说要救灾，当然就救灾了。不过，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首起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仍然是外国人。虽然我们讨厌外国人，不想总感谢他们，但一到关键时候，他们还真来帮我们，让我们怎么办呢？这时救灾的概念，已不是整体的、宏观的、从精神到物质的，仅仅是能填一下快饿死过去人的肚子，把人从生命死亡线上往回拉一把。外国主教们——本来是来对我们进行精神侵略——在委员长动作之前，已经开始自我行动了。这个行动不牵涉任何政治动机，不包含任何政府旨意，而纯粹是从宗教教义出发。他们是受基督委派前来中国传教的牧师，干的是慈善事业。这里有美国人，也有欧洲人；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尽管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欧洲互相残食，但他们的神父在我的故乡却携手共进，共同从事着慈善事业，在尽力救着我多得不可数计的乡亲的命。人在战场上是对立的，但在我一批批倒下的乡亲面前，他们的心却相通了。从这一点上说，我的乡亲们也不能说饿死得全无价值。教会一般是设粥场；而有教会的地方，一般在城市如郑州、洛阳等。我的几个亲戚，如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都喝过美国、欧洲人在大锅里熬制的粥。我的花爪舅舅，就是在洛阳到粥场领粥的路上，被胡宗南将军抓了壮丁的。慈善机构从哪里来的粮食熬粥呢？因为美国政府对蒋也不信任了，外来的救济物质都是通过传教士实行发放的；而这些逃窜的中国灾民，虽然大字不识，但也从本能出发，对本国政府失去信任，感到唯一的救星就是外国人、白人。
白修德记载：　　　　教士们只是在必要时才离开他们的院子。因为唯有在大街上走着的一个白人才能给难民们带来希望。他会突然被消瘦的男子、虚弱的妇女和儿童围住。他们跪在地上，匍匐着，磕着头，同时凄声呼喊：“可怜可怜吧！”但他们恳求的实际上不过是一点食物。
　　　　读到这里，我一点不为我的乡亲脸红。如果换了我，处在当时那样的处境，我也宁愿给洋人磕头。教会院子周围，到处是逃难的人群。传教士一出院子，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乡亲们都聚集到外国人周围了。我想这时如外国人振臂一呼，乡亲们肯定会跟他们揭竿而起，奋勇前进，视死如归，再不会发生八国联军时抵抗外国人的情形了。儿童和妇女们，每日坐在教会门口；每天早晨，传教士们必须把遗弃在教会门前的婴儿送进临时设立的孤儿院去抚养——连后代也托付给洋人了。唯有这些少数外国人，才使我的乡亲意识到生命是可贵的。我从发黄的五十年前的报纸上看到，一个外国天主教神父在谈到设立粥场的动机时说：　　　　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
　　　　教会还开办了教会医院。教会医院里挤满了可怕的肠胃病患者。疾病的起因是：他们都食用了污秽不堪的东西。许多难民在饥饿难当时，都拼命把泥土塞进嘴里，以此来装填他们的肚子。医院要救活这些人，必须首先想办法把泥土从这些人的肚子里掏出来。　　　　教会还设立了孤儿院，用来收留父母饿死后留下的孩子。但这收留必须是秘密的。因为如大张旗鼓说要收留孩子，那天下的孤儿太多了；有些父母不死的，也把自己的孩子丢弃或倒卖了。外国人太少，中国孤儿太多；换言之，中国孩子想认外国人做爹的太多，外国人做爹也做不过来。
一个资料这样记载：　　　　饥饿甚至毁灭了人类最起码的感情：一对疯狂的夫妇，为了不让孩子们跟他们一起出去，在他们外出寻找食物时，把他们的六个孩子全都捆绑在树上；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外出讨饭，艰难的长途跋涉使他们非常疲倦，母亲坐在地上照料婴儿，叫两个大一些的孩子再走一个村子去寻找食物，等到两个孩子回来，母亲已经死了，婴儿却还在吸吮着死人的**；有一对父母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宁愿这样做也不愿再听到孩子乞求食物的哭叫声。传教士们尽力沿途收捡弃儿，但他们必须偷偷地做，因为这消息一经传扬出去，立即就会有无数孩子被丢弃在他们的门口，使他们无法招架。
　　　　儿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的晴雨表。就像如果儿童的书包过重、人为规定的作业带到家里还做不完压得儿童喘不过气，证明这个国家步履蹒跚一样，如果一个政府在儿童一批批饿死它也听任不管而推给外国人的话，这个政府到底还能存在多长时间，就值得怀疑了。连外国人都认为，如果身体健康，中国的儿童是非常漂亮的，他们的头发有着非常好看的自然光泽，他们那杏仁一样的眼珠闪动着机灵的光芒。但是，现在这些干瘦、萎缩得就像稻草人似的孩子，在长眼睛的地方却只有两个充满了脓液的裂口，饥饿使得他们腹部肿胀，寒冷干燥的气候使得他们的皮肤干裂，他们的声音枯竭，只能发出乞讨食物的微弱哀鸣。——这只代表儿童本身吗？不，也代表着国民政府。如果坐在黄山别墅的蒋委员长，是坐在这样一群儿童的国民头上，他的自信心难道不受影响吗？他到罗斯福和丘吉尔面前，罗、邱能够看得起他吗？

白修德写道：
　　　　在我的记忆中，中央政府汤恩伯将军办的孤儿院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地方。连陪同我们参观的军官也受不了这种恶臭，只好抱歉地掏出手绢捂住鼻子，请原谅。孤儿院所收容的都是被丢弃的婴儿，四个一起放在摇篮里。放不进摇篮的干脆就放在稻草上。我记不得他们吃些什么了。但是他们身上散发着呕吐出来的污物和屎尿的臭气。孩子死了，就抬出去埋掉。
就是这样，我们仍说汤将军好。因为汤将军已是许多政府官员和将军中最好的了。就是这样的孤儿院，也比没有孤儿院要好哇。
　　还有的好人在进行募捐和义演。所谓募捐和义演，就是在民间募捐，由演员义演，募得义演的钱，交给政府，由政府再去发放给灾民。一九四二年的《河南民国日报》，在十一月份的报纸上，充斥了救灾义演、救灾音乐会、书画义卖、某某捐款的报道。我所在家乡县的县政府韩书记，就曾主持过一场义演。我相信，参加募捐和义演的人，心都是诚的，血都是热的，血浓于水，流下不少同情我们的眼泪。但问题是，募捐和义演所得，并不能直接交到我们手中，而是要有组织地交给政府，由政府再有组织地分发给灾民。这样，中间就经过许多道政府机构——由省到县，由县到乡，由乡到村——的中间环节。这么多道中间环节，就使我们很不放心了。中央政府的救济款，还层层盘剥，放到银行生利息，到了手中又让大票兑小票，收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这募捐和几个演员赚得的钱，当经过他们手时，能安全迅速通达到我们这里吗？我们不放心哩。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记载：
河南人是好汉子，眼看自己要饿死，还放出豪语来：“早死晚不死，早死早脱生！” 　　　　娘啊，多么伟大的字眼！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宗教？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向心力，是一盘散沙？我想就是佛祖面临这种情况，也不过说出这句话了。委员长为什么信基督呢？基督教帮过你什么？就帮助你找了一个老婆；而深入中国人灵魂深处的佛家教义，却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帮了你政治的大忙。
　　　　当然，在这场灾难中，三千万河南人，并不是全饿死了，死的还是少数：三百万。十分之一。逃荒逃了三百万。剩下的河南人还有两千多万。这不死的两千多万人，在指望什么呢？政府指望不得，人指望不得，只有盼望大旱后的土地，当然，土地上也充满了苛捐杂税和压榨。但这毕竟是唯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据记载，大旱过后的一九四三年冬天（指年初的冬天），河南下了大雪；七月份又下了大雨。这是好兆头。我们盼望在老天的关照下，夏秋两季能有一个好收成。只要有了可以裹腹的粮食，一切都好说，哪怕是一个充满黑暗、丑恶、污秽和盘剥的政府，我们也可以容忍。我们相信，当时的国民政府，在这一点上，倒能与我们心心相通，希望老天开眼，大灾过去，风调雨顺，能有一个好收成。不然情况继续下去，把人一批批全饿死了，政府建在哪里呢？谁给政府中的首脑和各级官员提供温暖的住处和可口的食物然后由他们的头脑去想对付百姓的制度和办法也就是政治呢？人都没有了，它又去统治谁呢？但老天没有买从政府到民众两千多万人的帐，一九四三年祸不单行，大旱之后，又来了蝗灾。这更使我们这些灾民的命运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