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都深深根植于美国政治经济的土壤之中。早在美国共和党建党伊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便提出了刺激国内工业生产的政策主张。再近一点,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在汽车和消费类电子产品等行业的飞速成长在美国政坛激起了热议,各方就政府是否应该避开竞争、大力扶持并复兴美国的制造业争论不一。这些政策的拥护者认为,制造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以及确保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批评者则称,政府无法(代替市场)对产业做出 正确的 选择,它不能挑选赢家和输家。更进一步从本质上说,批评者认为制造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同样也不认为不同类型的制造业有着价值上的区别。用老布什政府的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主任的话说就是:“薯片还是硅片,谁在乎呢?都是片就是了。” 然而,在昨天和今天对制造业的忧虑之中,至少有一个大的不同。在过去的25年间,生产结构发生了根本上的改变,数字化和模块化使研发和设计可以从行业的生产中分离出来,而这些功能以前被整合在公司里的。成功企业在过去30年里的经验使人相信,制造是可以外包出去、可以转移到海外生产的,这样做不会对创新引擎造成任何伤害。他们以为,一旦把从概念形成到最终成品要走的路每一步都编排好,再把设计和制造分开来,新的大型产业就会围绕着像苹果(Apple)、高通(Qualcomm)和思科(Cisco)这样的龙头企业发展起来了。随着网络化生产的碎片化,注重发展专业核心竞争力的公司在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在与信息技术有关的行业。过去25年间崛起的这批美国大公司都没有什么制造能力,有些甚至根本就没有加工制造这一环。许多垂直整合的巨头,如惠普(Hewlett-Packard)和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也剥离了自己的生产部门,大部分外包给亚洲的承包商。
IT产业为产业变革提供了的基本思考范式。有鉴于苹果和戴尔(Dell)等公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们便成了最容易想见的模仿范例。他们的例子表明,工业发达国家应当重点发挥自己在研发、设计和分销上的比较优势,而把生产制造留给欠发达国家,让那里大批量的教育程度低、要求也不高的廉价劳动力去完成。德里克(Dedrick)、克雷默(Kraemer)和林登(Linden)对iPod和iPhone这类标志性产品的价值构成进行了“拆解”,他们的研究表明,大部分的利润和高薪工作仍然被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和员工所占据。苹果售价600美元一台的iPhone,放到中国让富士康(Foxconn)这样的分包商去组装,成本还不到7美元,那为什么苹果或者其他任何一家高科技公司还应该考虑将制造重新收归自己门下呢?在过去25年里,工业发达国家那些以研发和设计为强项的公司同低工资国家里专门从事加工制造的企业相互合作,双方都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但一看就知道哪一边占到了更大的便宜。确实,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考虑,很难看出把这些工作“收归”美国意义何在。 然而,未来的问题在于,模块化和创新活动与制造相分离能否表征下一个十年里的大型新兴产业。麻省理工学院创新经济生产委员会(MIT Production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 Commission)对位于风能和太阳能、生物技术、新材料、电池和其他新兴技术产业的公司开展了调研,就IT业的模式是否适用于这些公司提出了很多疑点。从这个研究中得出确切的结论还为时尚早,但可以看得到的是,从加大研究规模到成立企业再到新产品和服务投入全面生产,这些公司所面临的挑战是不同于软件和电子公司把他们的产品概念推向市场时所面对的问题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在新兴产业里扩大规模所需的资本要远远高出在软件业的投入。同样关键的是,如今新兴技术产业里,研发、设计和生产比在IT业更难分离。事实上,在太阳能产业,最具前景的研发和创新大都围绕着一项相对成熟的制造技术——如何用更便宜、更有效的方式生产光伏电池。无锡尚德(Suntech)凭借其先进的制造技术已经成为太阳能发电方面的主要参与者;其他的,比如新成立的1366技术(1366 Technologies),这家公司正在研发制造太阳能电池的新方法,以求大幅缩减技术成本。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创新就在制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