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力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作为普通劳动者收入的主要途径。切实把再分配作为收入分配中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举措。“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目前，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表现，虽是初次分配造成的，但症结却在于再分配的软弱无力。所以要缩小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就要强化国民经济的再分配。一方面，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财政措施，把一些高收入人群的一部分收入转化为社会收入；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将集中起来的社会收入再转移给收入水平较低的个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型经济，消费需求是经济需求。所以最终是消费需求导向型经济。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决定作用。研究资料表明，在我国初级阶段的国内需求中，消费需求每增长1个百分点，相当于投资增长1.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高居民收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长时期低于经济增长，“1978年—1990年，我国GDP的年增长率为9.1%，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GDP年增长率一直在10%以上，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年增长率分别为8.4%和6.9%，分别比同期GDP的增长率低0.7和3.5个百分点，农民收入的增长率比同期GDP的增长率更低。收入是消费的前提，要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须适当提高居民收入增长率。在提高居民收入的过程中更要特别注意增加低收入者和农民的收入。因为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他们收入提高后，大部分用来消费。例如，200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0.77，而最低收入户为0.96，低收入户为0.89，中等收入户为0.80，最高收入户为0.65。” [3]这就是说，如果给低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每增加100元，他会将90元—96元用来消费，农民占人口多数，其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也存在较高的消费倾向。对消费与收入关系理论的再思考内容摘要：体现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的最好工具是消费函数。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明确地将消费作为收入绝对水平的函数，其要点是：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近些年来我国大部分普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持续偏低，导致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较慢。笔者认为，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最关键的是要进一步增加普通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而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还需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建立起财富的二次分配体制。 关键词：消费 收入 消费函数 收入差距 暴富群体 西方经济学中对消费与收入关系的理论研究 体现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的最好工具是消费函数。研究现代西方消费理论一般都从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开始。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首次成功地将消费与收入水平相联系，明确地将消费作为收入绝对水平的函数，并用边际消费倾向（MPC）和平均消费倾向（APC）等概念来阐述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一般被称之为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其要点是：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简要回顾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绝对收入假说的方程式是： C=C0＋ｃ×YD (1) 式中C表示消费，Co是自主消费，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YD是即期可支配收入。 （1）式两边同时除以YD，得到 （2）C/YD＝Co/YD＋C (2) 　　左边C/YD即为平均消费倾向。由于自主消费Co是常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此平均消费倾向APC随着即期可支配收入YD的增加而下降。这表明一个人收入越高，消费占收入比重越低，储蓄所占比重越高；更进一步表明高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也包括边际消费倾向）低。由此可以推出，如果收入分配极端不均，收入集中于少数高收入阶层，整个社会的APC就会降低，从而抑制消费，出现消费不足和低迷。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对消费函数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该假说也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主要是绝对收入假说只是个即期模型，缺乏微观经济基础，完全没有利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和效用最大原理。因此，在凯恩斯时代以后的数十年中，又出现了种种新的消费函数理论。 

　　新的代表性理论有安东和莫迪利安尼（Ando，Albert，and Modigliani，Franco，1963）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和弗里德曼（Friedman，Milton，1957）的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 hypothesis）。这两个假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结论也大同小异，都明确提出消费函数必须建立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基础上，微观主体消费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效用，都是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下将消费的即期决策推广到跨期决策，其要点是当前收入只是决定消费支出的因素之一，预期和财富也是决定消费的因素。 　　霍尔（Hall，1978）根据卢卡斯的思想，引入理性预期方法，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random walk hypothesis），将消费理论从确定性条件推进到不确定性条件。霍尔的主要结论是，消费是随机游走过程，不能根据收入的变化来预测消费的变化，即消费的变化（Ct+1—Ct）不可预见。由此随机游走假说催生了新的消费理论。 　　弗来文（Flavin,1981）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消费对劳动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excess sensitivity)，即消费与劳动收入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对于消费“过度敏感性”的解释，有流动性约束(liquidity constraints)、不确定性(uncertainty)、统计中的加总误差、短视(myopia)。弗莱文（Flavin，1985）利用美国宏观经济数据所作的定量分析发现，流动性约束是消费对收入过度敏感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不确定性也有助于解释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Zeldes(1989)提出运用预防性储蓄(precautionary saving)理论可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作出解释。 　　消费理论的这些新发展，表明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当前收入，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正确性。这个结论对于分析现阶段我国的消费不足，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增加居民收入在我国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分析我国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首要考虑还是收入因素。收入主要从两个层次来理解，首先是收入水平高低，其次是收入分配差距，这两者又往往结合在一起，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程度极大地影响普通居民收入的高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分配格局呈现明显向居民个人倾斜的特征，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显著提高，如果纯粹从这个角度分析，居民收入确实是迅速增加。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居民收入增长并不快，除个别年份外，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总是低于GDP增长速度。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高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收入差距正常扩大是应该肯定的，但现阶段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达到了非正常扩大程度，并且覆盖范围广阔，呈现全方位特征。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之大，令人惊异。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暴富群体的出现。暴富群体往往以种种非法手段侵蚀国有资产，榨取高额利润，他们挤占了国民生产总值中普通城乡居民应占的份额，直接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进而使得劳动群众即普通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持续偏低。普通城乡居民是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有很强的消费意愿，但由于收入增长缓慢，没有条件消费，从而极大地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大，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由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特别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以致大部分普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持续偏低，在消费函数的作用下，导致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较慢。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我国消费实现了显著增长，长期以来消费不足的局面有所扭转，原因是农村消费强劲增长，从而带动整体消费的增长。政府的一系列支持农业发展的措施，促使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全年粮食增产5%，农民收入更是大幅增长，为农村消费扩大提供了资金基础，使得农村消费加速增长，城乡消费差距缩小，进而带动整体消费显著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