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告诉我们，人生的乐趣就在现实现世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必向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或不可知的宏观、微观世界探求。如果能够真正理解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安贫乐道”、“忧时悯人”的情怀，则庶几把握住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真谛。 东晋诗人陶渊明家境贫困，毅然弃官，哪怕“躬耕自资”。在《归去来兮辞》中，他历数自己辞别官场后的归途之乐、安居之乐、天伦之乐、田园之乐、山林之乐、悟道之乐，绝无丝毫矫情。回归田园以后的陶渊明达到了一种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 在唐朝杜甫的诗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孤儿寡妇之哭声、沧浪黄泉之叹息，而且可以感受到诗人面对人类被摧残、被戕害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痛苦和无限慈悲。 这种“安贫乐道”、“忧时悯人”，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情怀。时至今日，这种丰盈的情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转化为“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成为时下的高频语汇。 历经数千年的求索 这种人文情怀是怎样传承下来的呢？ 还是先纵观数千年的中国教育史。我们所谓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传统教育，国人特别注重受教育者对既有文化传统的吸纳和继承。由于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的教育体制中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文化传统教育实质上就是人文素质教育。即便在今天，人文教育仍然还是整个教育讨论的主流话题。尽管社会各界在加强青年一代的人文教育方面已经形成共识，但青年一代人文素养的实际情况如何，青年一代的精神“非中国化”到何种程度，恐怕不容乐观。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是人文教育方法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对“人文”一词的理解出了问题？或者我们要求孩子们必须具备的人文素质其内涵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形势？笔者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我们的教育目标应该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要使受教育者具备完善的知识体系，二是培养受教育者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具体现实问题的卓越工作能力，三是帮助受教育者塑造完美健全的人格，形成一种深层的人格魅力。前两个层面也许可以通过一般的教育模式比较容易达到，第三个层面的实现则要困难得多，因为它已经触及到“人文教育”的层面，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层面。 “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是时下人们屡屡谈及且引发了诸多争议的两个高频语汇；对“人文”涵义的界定，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究其原始，“人文”无外乎两种意思：一是指人事。《后汉书》卷七三《公孙瓒传论》“舍诸天运，徵乎人文”即用此义。二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一般指礼教文化。“文”即“纹”，“人文”即有关人类的“花纹”，《易·贲》“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用此义。这种对“人文”的中国式理解，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潮“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所指的“反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提倡学术研究、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的内涵不尽相同。 　　“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 与其将“人文”作为舶来品对待，毋宁将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一个词来对待。根据中国古代对“人文”含义的两种理解，我们便可十分自然地找出我国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贯穿了重人事的精神，直接地、现实地抓住现实的人事人生，而不大注重灵魂神鬼之事和对自然界事物的研究，这是中国“人文”精神区别于西方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认为，人应知和能知的是人类自己，爱人、事人才是人的本分，不应去追寻那些关于鬼神和自然中的怪异之事。他不仅自己不讲“怪力乱神”，也反复教育学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孔子将“仁”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着眼于日常的人际关系（《说义》：“仁，亲也，从人从二。”侧重在人与人的关系），“仁”既是做人的道理，也包含知人的方法，它不在远处，就在最切近的人生日用，且中心是返求诸己，推己及人。其他哲学派别如墨、道、法和后来中国化了的佛教，在重人务实这点上也与儒家基本一致。墨家、法家注重现实的社会和人生自不待言，即如老庄所讲的“天道”，也仍然是讲人世间的生活、欲望、情感、理想怎样才算合乎自然之道，决不是印度或西方那样的神灵之天，也不是西方那样对自然界事物的科学研究。即如中国士大夫化了的佛教禅宗也重在讲人人皆有佛性，砍柴担水无非妙道，佛即在人生日用之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临时抱佛脚”都是其表现。 

发现东方,需要每个中国人的人文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