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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一下太簇：哲学家和叫得最响的公鸡
作者：哈佛偶记者
方先生：这是上星期应某报社之约写的评论，近日偶然读到太簇等人相关话题的讨论，就顶一下太簇。
前不久刚去世的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是以反传统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著称的人物。他明确提出，今天的哲学已经不再是文化的重要形式，不仅无法与科学平起平坐，而且逊色于文学和文学批评。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具有独特的公共价值或存在理由。随着人类想要再现事物本质的冲动的消失，哲学渐渐淡出人类公共生活的视野。哲学家只能独居于狭隘而封闭的学院，最好任其自生自灭。在人类面临的现实性问题上，我们人类今天与其向哲学家请教，不如向经济学家、法学家、文学家甚至诗人请教。罗蒂在商务版《哲学与自然之镜》、《偶然、反讽和团结》、《罗蒂和实用主义》等著作中对此作了全面阐发。
作为从分析哲学阵营中走出来的哲学家，罗蒂深知分析哲学自身的弱点。他把自己置于传统哲学主要是形而上学和分析哲学的对立面上，公开批评美国主流哲学的故弄玄虚做派，认为整个哲学界都有“弄虚作假”和“自欺欺人”的嫌疑。罗蒂对传统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的解构工作不仅在美国广受争议，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持久的呼应。罗蒂对哲学现状的批评招致了整个哲学界的强烈反弹，使其在美国哲学界长期处于孤立无援和背腹受敌状态。据说，在美国大学里，罗蒂成为“糟糕哲学”的代名词。罗蒂在学院里受到了有意的冷遇。不过，透过罗蒂的不幸学术遭遇，我们仍然能够读到一个真诚的哲学家的形象，一个敢于把真话毫无顾虑地说出来的哲学家形象。
罗蒂对哲学本身的批评使当前的哲学家处于一种难堪的境地。表面看来，罗蒂留给学术界的只是一份消极的遗产。从哲学上讲，他要求我们在本体论上跨出现象和本质的区分，在认识论上跨出反映论的限制，在人类社会问题上跨出人性论的断言，以开放的、连带的、同情的、伤感的也是富于人情味的观点来思考和看待事物，来看待我们人类自身。他提出以“协同性”取代“客观性”，以“团结”取代“冷漠”，以“希望”取代“知识”，以“说服”取代“制服”等似乎具有文学的诗意的乌托邦意味的观点，给我们思考人类的现实和未来，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力。可以这样说，罗蒂是属于未来的哲学家，是一个在未来能够得到更好解读的哲学家。
当然，罗蒂没有全盘否定哲学。罗蒂承认，哲学的确是教给了我们什么的。在社会分工日益精致、职业区分日益明确的今天，我们希望从哲学家那里获得的，是精神性的财富，而非物质性的财富。但是罗蒂认为，这种精神性财富，除了哲学之外，我们更容易也能够更好地从其他学科尤其是文学那里获得。在哲学和非哲学之间，尤其在哲学和文学之间，它们的界限是随时可以跨越的，也是一直被跨越的。作为哲学工作者，当第一次读到这样的评论时，我从内心里是坚决抵触的，但现在看来，罗蒂说的未必不是真话。
在中国出版史上，很少有一套丛书能够像商务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那样对塑造中国学术阅读趣味产生如此持久的决定性影响。就哲学而言，入选那套丛书的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休谟《人性论》、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等著作曾经是我们理解世界或者进入世界的重要途径,是人类思想精华的最高层次的凝聚，其学术贡献甚至抵得上目前任何一个正规中国大学的哲学系。学习这些著作曾经构成与我同时代人的基本学术修养。而现在，作为哲学家的罗蒂却警告我们，我们花费那么多时间来研究这些著作，可能选错了阅读的对象。我们的阅读趣味存在着重大的偏差，读这些著作，对我们处理公共事务并不一定能够提供任何实际帮助。罗蒂的言下之意是，阅读这些著作只构成个人阅读趣味的历史，假如我们要用这些著作去教育别人，尤其是用一些哲学原理来处理公共事务，那将给世界带来很大的风险。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哲学家给世人留下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精神财富。哲学家不关注物质的东西，不是他们没有那个能力，而是那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在精神方面。而现在，罗蒂警告世人，要警惕哲学家，因为他们可能是一些自欺欺人的人，即使在精神方面，哲学家的贡献也是很有限的,我们要像提防小偷那样提防哲学家,因为他们要偷走的不是我们的物质财富,他们要做的是误导我们的心灵,他们要偷走的是我们的灵魂。
如果说除了喜欢讲些普通人听不懂的行话以外，哲学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打上了沉重学院门户之见的个人偏见，理解哲学家，就在于理解那些个人偏见，哲学著作是他们显得如此与众不同的物证，一个人要学习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这些著作是进入学术世界的重要路径,那么，现在罗蒂真诚地告诉人们，哲学家大可不必讲那一套让人落入云雾而不知所以的行话。
公鸡不必下蛋，但也不能乱叫，更不能装作会下蛋。在罗蒂眼里，今天的哲学家，尤其是分析哲学家，就像是一群从来不下蛋却叫得最响的公鸡。公鸡作为公鸡，不下蛋是天经地义的。哲学家作为哲学家，不负责任地胡说，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罗蒂警告说，哲学家可以胡说，但最好只在哲学家小圈子里说，哲学家可以做最会叫的公鸡,但最好不要把他们的胡说让周围普通听众听到。
公鸡不叫，那还叫公鸡吗？哲学家不胡说，还算哲学家吗？要是真的把胡说部分去掉，哲学还能留下什么吗？这也许是罗蒂留给世人的最大问题。
2012年07月25日 12点0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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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哈佛偶记者
方先生：这是上星期应某报社之约写的评论，近日偶然读到太簇等人相关话题的讨论，就顶一下太簇。
前不久刚去世的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是以反传统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著称的人物。他明确提出，今天的哲学已经不再是文化的重要形式，不仅无法与科学平起平坐，而且逊色于文学和文学批评。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具有独特的公共价值或存在理由。随着人类想要再现事物本质的冲动的消失，哲学渐渐淡出人类公共生活的视野。哲学家只能独居于狭隘而封闭的学院，最好任其自生自灭。在人类面临的现实性问题上，我们人类今天与其向哲学家请教，不如向经济学家、法学家、文学家甚至诗人请教。罗蒂在商务版《哲学与自然之镜》、《偶然、反讽和团结》、《罗蒂和实用主义》等著作中对此作了全面阐发。
作为从分析哲学阵营中走出来的哲学家，罗蒂深知分析哲学自身的弱点。他把自己置于传统哲学主要是形而上学和分析哲学的对立面上，公开批评美国主流哲学的故弄玄虚做派，认为整个哲学界都有“弄虚作假”和“自欺欺人”的嫌疑。罗蒂对传统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的解构工作不仅在美国广受争议，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持久的呼应。罗蒂对哲学现状的批评招致了整个哲学界的强烈反弹，使其在美国哲学界长期处于孤立无援和背腹受敌状态。据说，在美国大学里，罗蒂成为“糟糕哲学”的代名词。罗蒂在学院里受到了有意的冷遇。不过，透过罗蒂的不幸学术遭遇，我们仍然能够读到一个真诚的哲学家的形象，一个敢于把真话毫无顾虑地说出来的哲学家形象。
罗蒂对哲学本身的批评使当前的哲学家处于一种难堪的境地。表面看来，罗蒂留给学术界的只是一份消极的遗产。从哲学上讲，他要求我们在本体论上跨出现象和本质的区分，在认识论上跨出反映论的限制，在人类社会问题上跨出人性论的断言，以开放的、连带的、同情的、伤感的也是富于人情味的观点来思考和看待事物，来看待我们人类自身。他提出以“协同性”取代“客观性”，以“团结”取代“冷漠”，以“希望”取代“知识”，以“说服”取代“制服”等似乎具有文学的诗意的乌托邦意味的观点，给我们思考人类的现实和未来，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力。可以这样说，罗蒂是属于未来的哲学家，是一个在未来能够得到更好解读的哲学家。
当然，罗蒂没有全盘否定哲学。罗蒂承认，哲学的确是教给了我们什么的。在社会分工日益精致、职业区分日益明确的今天，我们希望从哲学家那里获得的，是精神性的财富，而非物质性的财富。但是罗蒂认为，这种精神性财富，除了哲学之外，我们更容易也能够更好地从其他学科尤其是文学那里获得。在哲学和非哲学之间，尤其在哲学和文学之间，它们的界限是随时可以跨越的，也是一直被跨越的。作为哲学工作者，当第一次读到这样的评论时，我从内心里是坚决抵触的，但现在看来，罗蒂说的未必不是真话。
在中国出版史上，很少有一套丛书能够像商务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那样对塑造中国学术阅读趣味产生如此持久的决定性影响。就哲学而言，入选那套丛书的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休谟《人性论》、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等著作曾经是我们理解世界或者进入世界的重要途径,是人类思想精华的最高层次的凝聚，其学术贡献甚至抵得上目前任何一个正规中国大学的哲学系。学习这些著作曾经构成与我同时代人的基本学术修养。而现在，作为哲学家的罗蒂却警告我们，我们花费那么多时间来研究这些著作，可能选错了阅读的对象。我们的阅读趣味存在着重大的偏差，读这些著作，对我们处理公共事务并不一定能够提供任何实际帮助。罗蒂的言下之意是，阅读这些著作只构成个人阅读趣味的历史，假如我们要用这些著作去教育别人，尤其是用一些哲学原理来处理公共事务，那将给世界带来很大的风险。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哲学家给世人留下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精神财富。哲学家不关注物质的东西，不是他们没有那个能力，而是那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在精神方面。而现在，罗蒂警告世人，要警惕哲学家，因为他们可能是一些自欺欺人的人，即使在精神方面，哲学家的贡献也是很有限的,我们要像提防小偷那样提防哲学家,因为他们要偷走的不是我们的物质财富,他们要做的是误导我们的心灵,他们要偷走的是我们的灵魂。
如果说除了喜欢讲些普通人听不懂的行话以外，哲学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打上了沉重学院门户之见的个人偏见，理解哲学家，就在于理解那些个人偏见，哲学著作是他们显得如此与众不同的物证，一个人要学习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这些著作是进入学术世界的重要路径,那么，现在罗蒂真诚地告诉人们，哲学家大可不必讲那一套让人落入云雾而不知所以的行话。
公鸡不必下蛋，但也不能乱叫，更不能装作会下蛋。在罗蒂眼里，今天的哲学家，尤其是分析哲学家，就像是一群从来不下蛋却叫得最响的公鸡。公鸡作为公鸡，不下蛋是天经地义的。哲学家作为哲学家，不负责任地胡说，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罗蒂警告说，哲学家可以胡说，但最好只在哲学家小圈子里说，哲学家可以做最会叫的公鸡,但最好不要把他们的胡说让周围普通听众听到。
公鸡不叫，那还叫公鸡吗？哲学家不胡说，还算哲学家吗？要是真的把胡说部分去掉，哲学还能留下什么吗？这也许是罗蒂留给世人的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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