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制约日本回归“普通国家”的“精神文化因素”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武心波 内容提要：日本受岛国地理环境与自身历史和其他因素的制约，精神文化素质先天发育不足。在与外界的悬殊落差中，充满了“历史悲情”的“和魂”千百年来虽几度奋起积极“补差”，欲与世界缩短差距，却“初衷难改”。日本在外表上与外界的一致，无法弥合其心灵深处与世界的巨大裂痕与反差。日本依然习惯于在心灵深处掩藏自己，每每固执地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维护与表诉着自己。精神文化因素在理性和非理性间的徘徊与跌宕，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日本向“普通国家”回归的未来政治进程。关键词：普通国家精神文化因素 制约因素 重新整合国家或重建国家，是战后半个多世纪来日本历代政治家所苦苦思索、竭力探求和梦寐以求的“宏愿”。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曾根时代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日本要做政治大国的口号，发展到小泽一郎时代，提出了做“普通国家”的战略目标。到了小泉纯一郎时代，作为社会思潮的“新国家主义”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开始向国家政策层面蔓延和转换，日本在国家重建上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向“普通国家”回归的速度也因此而越来越快。 国家的重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日本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与19世纪近代民族主权国家主义向全球扩展时的情景已经大不相同，而日本自身所背负的历史包袱，也严重地制约着日本向“普通国家”的回归。“新国家主义”力量的崛起和各种制约力量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对立，并不断地加剧着摩擦和冲突。“国家主义”进程发展得越快，内外摩擦也就越大，由此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也就越激烈。因此，日本向“普通国家”的回归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也是一个十分险峻的孤独跋涉的政治进程。 与外部摩擦相比，来自于日本民族内部的摩擦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最大变量。日本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国家，其特殊性更多地体现在民族素质和民族的精神结构之中。本文将聚焦这一领域，尝试通过对日本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分析，来探讨日本的民族精神是否能承托得起日本向“普通国家”理性回归的进程，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影响与制约着这个进程。 一 “和魂”的历史悲情 最初使用“大和魂”一词，是在10世纪末11世纪初，系指自主的气魄和处世的才能。我国学者李泽厚说：“什么系‘大和魂或大和精神’？简言之，我以为，它是某种原始神道信仰的变换发展和不断伸延。也许由于与四周容易隔绝的地理环境（多山的岛国），文明进程较为缓慢，各原始部族对众多神灵和人格神的强大信仰在这里被长久保持下来。” 而在对“和魂”的追本溯源方面最具权威性的则是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顾问梅原猛了。上世纪80年代，以梅原猛教授为首的京都学派通过对欧洲哲学的广泛研究，得出了一个很有新意的结论：西方的文明像瘟疫一样威胁着现代世界，唯一的医治办法是“要到东方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化即日本精神中寻找”。梅原将日本文化一直追溯到太古时期的绳纹陶器文化时期，说这种文化始于1.2万年以前，“早在中国的文明改变日本的面貌以前”，在诸如阿伊努人之类的少数民族中即已存在。他认为，其实，早在绳纹时代，日本人的世界观即以“生命一体感”为其基础，它隐藏于日本人灵魂的深处，故命之为“绳魂”。并指出：“弥生时代以后的日本人，无论怎样发挥‘弥才’，他们的‘绳魂’都照样存在于他们心灵深处。”梅原认为，绳纹文化才是日本文化的基层文化，主张在今天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濒临崩溃的危机之时，挽救文明的原理存在于日本的深层文化——绳纹时代的狩猎采集文化之中。梅原将“绳魂”确立为“和魂”的基础，并认为是其本源或源头，这是非常深刻的分析，也是一个准确的基本判断。 日本学者上山春平也以相同的课题为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导入了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日本文化进行了深刻的解剖。他认为，在日本文化发展中，从层次上看，旧物为深层，新物为表层，旧物不断为新物取代而由表层下沉为深层。他说，日本祖先使用的石器、土器等，从新的东西到旧的东西分层被埋在地下，这象征着先祖的文化成层地潜存于今天的文化深层之中。而构成今天日本文化表层的是适应所谓“大众社会”、“信息化社会”这一社会现状而采取的具有国际特色的文化，具有浓厚的欧洲色彩;但若剥去这一表层，其下层沉睡着的是中国文化色彩很强的农业社会的文化;再下层便是绳纹时代，即农耕以前的狩猎采集文化。绳纹文化的遗产，在弥生文化以后的农耕文化中一边变换形态一边生存下去。以后虽几经变形，但仍以种种形态继续生存下去。也就是说，已经过去的荣枯的诸文化——它们被隐匿在活着的文化背影下，虽没有表现于表面，但对日本的生活和文化仍然起着作用。显然，上山的推论进一步印证了梅原的观点，即“绳魂”是“和魂”的本源，是日本民族“精神结构”的基础。

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在一个民族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生存谋略等一系列稳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那样，将长久地甚至永远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与发展潜力。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它是“上帝”留在这个民族身上的“胎记”，永远不能磨灭。 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其共同之处，无论哪个民族都是从氏族社会演化来的。问题是，走出氏族社会后，东西方发生了历史分叉，西方进入了个人主义社会，而中国则进入了家族社会。它显示出了两个不同的历史进路，并因此而将世界一分为二：西方的个人本位世界与东方的家族本位世界。但日本则不同，依然没有从氏族社会中走出，带着氏族社会的枷锁迈入了阶级社会，而且不是自己迈入的，是被中国文明强行推入到了阶级社会。如戴季陶所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地面的差异、人口的差异都在十倍以上，而文化的差异却是差了几千年。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日本地面还是穴居野处的生蕃，便是他所谓的天孙民族的这个阶级，还不知是在何处？” 但被强行带入到阶级社会的日本文明，并没有因此而自觉地脱去身上沉重的氏族镣铐，而是将此作为自己的原生文明珍藏了起来，成了大和民族的灵魂。这样，日本的自我进化能力便早在绳纹时期就因外来文明的强力介入而丧失了，民族性也因此而被定格在了绳纹时期。绳纹时期日本尚还处在母系氏族的原始晚期阶段，那时的人还没有从蒙昧状态中摆脱出来，人性中野蛮原始的成分较多，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那一阶段的人更多的是关注物质和功利，而没有剩余的经济力和闲暇的时间去进行物质生产以外的高雅活动，以提高人的自我素质，丰富人性。日本的不幸恰恰就在这个时段上其人性的发展被定格在了原始蒙昧的阶段，失去了内部的自我进化的功能，成为原始文化的化石，一直被保留到了今天。 由于绳纹文化和“外来的”新文化的融合正好发生在日本民族的性格形成期，所以对日本此后养成从大陆吸收先进文化的品性有相当大的影响。日本文明失去了自我前进的动力，靠外部生出的助推器来发展，原有的文明成为该民族的基础和本体。日本在此以后的发展，由于片面地依靠外部进化装置的推动，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涉及深层的人性与灵魂层面，而是仅仅在表层，在外层，在器物层面不断地更新和发展着，而作为内在深层的人性与精神部分则被严密地封存着，维护和继承着，长久地处在一种窒息状态和野蛮原始的淳朴状态之中。这样，日本人的认知能力和其人性一样，因难以摆脱过去的束缚封闭的停滞状态而始终得不到自由洒脱的发展，长期处在早期人类孩童般的认知水准上：感性大于理性，具象大于抽象，传统大于真理，神话传说大于是非善恶，等等。 “和魂”的传统魅力也是它现代的历史悲情所在，失去了自我进化的内在能力而不得不靠严格地复制传统，靠对原生文明的精心呵护以不使之遗漏点滴来延续原生文明原貌的这种自我维护的态度（虽然从更高的层面看“复制传统”也是一种文化遗传现象），从中所能折射出的当是对传统文化百般呵护和百折不挠地加以捍卫与继承的感人的精神，但同时也展现了一个民族在失去了对文明的发展与再造能力时的悲哀幽怨之情和痛苦绝望之态。 “和魂”的历史悲情直到现在还在绵绵地延续着，而且还似将要长久地延续下去…… 二 未成熟的社会 “日本是个未成熟的社会。”这一看法最早来自于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1951年，麦克阿瑟在美国上议院说“日本人实际只有12岁”。他说：“德国与日本是完全不同的。德国的国民是成熟的国民，如果说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科学、艺术、神学、文化方面是45岁的话，那么德国人则与我们同样成熟。但是，如果用现代文明的标准来衡量，盎格鲁·撒克逊是45岁的话，那么日本还只是一个12岁的少年。要让他们接受柔软的新观点。”麦克阿瑟的这番讲话，最终换来的是日本人对他的一片叫骂声，并将对他的感激与尊敬之情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日本人反目为仇，没有原谅麦克阿瑟，时至今日仍耿耿于怀，并难以释怀。

精神年龄的幼稚，决定了日本民族的理性能力还基本处在漫画阶段、形象思维阶段，还没有上升到高度抽象综合的阶段。这样的认知能力，再加之各种古老神话、古训、传统规范、规约的“干预”，日本民族在认识上有多少客观性、准确性、完整性，便可想而知了。 三 独特的话语方式 日本是个极其独特而又难以被其他民族所理解和认识清楚的民族，一个谜一般的民族。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高估了日本，而日本又将自己用最先进的物质外壳巧妙地伪装了起来，并将日本最本质和最真实的一面给严严实实地遮蔽了起来。这样，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日本，便是一个外表十分鲜艳，而内里则是一个深不可测并充满了矛盾的古怪的民族，一个让人目眩的特殊的国家。 近代以来日本所建立起的话语体系是独特的，日本人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特的话语解释权，总是用他们独特的话语方式对那些过于繁杂先进的东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来再说，然后慢慢地消化，其方式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按照功利主义原则，用自己熟悉的、符合自己认知水准的话语方式来解读和消化它。因此，在被引进的东西和日本所接受的东西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表面形式上日本似乎已经成了与发达国家无区别的先进国家，但这只是表面，因为日本早已从内部用它自己所熟悉的一套古老的方式将外来文明的原则与实质给颠覆和篡改了，从而使得古老的文明穿上了现代艳丽的服装，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新出现，不仅化解了传统与现代的紧张，而且也同时获得了合法的生存权利。在对外来文明的消化和解读上，大多比较肤浅，总是按照自己的喜好牵强附会地任意解释，甚至还会出现风马牛不相及乃至相反的结果。为此，有人说日本人对外来文明的解读在思维上是缺乏逻辑和混乱的。对此，丸山真男认为，日本的思想家有一种把这些思想要素任意地和折中地杂糅起来的倾向，因而日本思想的展开具有缺乏连续性和逻辑上的连贯性的特点。 日本人的这种矛盾性格，源于其理性能力的贫弱，缺乏对是非的抽象鉴别能力和理性的逻辑判断力。西方学者桑索姆说：“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说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日本人实际生活中堂而皇之地主张所谓“必要恶”的观念，认为善行未必都是需要的，而有些恶举往往不可缺少。因此，需要便是善，有用便是善，在此前提下任何恶行皆可被接受、默许。李泽厚说：“日本人比中国人不仅对理性、思辨、推理等更加缺少兴趣和能力，而且重要的是，其情感受理性的规范、渗透、交融，或者说其理性化特别是合理化的情况、程度，即其情理结构的状态，与中国有相当大的差异。它保留着更多的自然情欲、本能动力的原始状态和非理性的因素。一些日本文化的研究指出，日本精神或者日本文化中常常可以看到矛盾的两面：一方面是坚持传统，固执保守，相信命运;另方面又讲求功利，适应现实，好奇进取。一方面是彬彬有礼，循规蹈矩，顺从胆小，随波逐流，文雅爱美，极端地自我克制和压抑，这是他律强制，即外在的理性约束;另方面又是野蛮无礼，凶残冷酷，好斗嗜杀，极端的自我放纵和发泄，这是情欲冲动和内在非理性的展露。这种突出的双重性格，在今天的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也仍可看到。” 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是氏族式的集体性求同思维，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严格地按照神道教所规定的程序和范式，在集体思维的框架内进行着“集体性思维”，在岛国的天然框架内进行着“集体共振”，因此，在思想上具有极大的一致性或同质性。此外，关键的问题是其思维的指向不是弄清事实，究明真理，而是在表达一种集体意向和对某事的一般看法和普遍的态度，而这种看法和态度又是建立在集体主观认知基础上的，是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在集体认同与真理之间，集体认同的力量是大于真理的，即便是在外人看来十分明了的真理，如果不为岛内集体所认同，并被反对的话，也不会得到承认，并被接受。相反，即便是谬误，如果得到了岛内或共同体内部的集体认同，那么也会成为“有力的看法”，并被接受，成为左右人们行为的准则。而集体反对、认可与否，又与集体的认知程序和认知能力有关。认知程序又受到神道教的规范、古训、惯行等传统思想遗产的制约和规定，因此，始于绳纹时期并被严格复制照搬的古代传统文明对今人的思想制约是巨大的，也是无孔不入的。古人拖累了今人，而今人的认知能力则因严格地遵循古训而日趋贫弱，成为民族的一大负面遗产。

这值得一看，为什么每人看呢！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