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与文明起源 关键在于农产品的过剩以及剩余产品的分配。 ——<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三星堆为什么在四川？又为什么被历史遗忘？就手头的文献，大胆假设其来自印度，并从属于最早的国际贸易体系。由此还能引发对文明起源的反思。 突兀的文明 四川盆地号为天府，但发展的潜力在中国只能属于中上，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各自的资源总量有过而无不及，四川最严重的问题是交通闭塞，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 中写道：“如果其它地理因素相同，人类进步的关键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 如果按一些学者的观点，三星堆是由古蜀人所创，或者受夏 的影响发生，再或者与彝族存在联系，那为什么其它地区远古也有很多民族，发展潜力相当甚至更大，更容易进入，同时期却没有同等的成就？或者确实还有过几个三星堆，但都完全“失落”了？以中国历史和考古/盗墓学的高度，可能性很小。 三星堆的存亡和缘起一样奇异。已知大部分文明都具有可观的扩散和传承力量。“……亚述人及其后的巴比伦加勒底人自命为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古代文化的保护者。这是他们引以为豪的角色。”<诗经•大雅•文王>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表示周人历史悠久，又接替了商朝的“天命”。 但目前没有发现三星堆曾影响邻近的关中及长江中游地区，而夏商周三代都在关中豫西一带活动，居然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四川盆地内的“旧邦”也没有继承其天命。如此发达的文明，连存在的事实都不见史料。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就有确切历史记年，可见史学之发达，此时三星堆才衰亡约150年。 甚至技术遗产都没有留下。以三星堆青铜技术的高度，完全能制作基本的青铜工具，并以之加工其它工具。技术远要比文明容易保存和传播。三星堆与夏和商同期，如果青铜技术体系在长江领域的普及不晚于黄河，为什么中国南方的农业产量直到唐朝，而不是早一千年就超过北方？ 大陆东西 第一个问题同样适用于商文明，为什么兴起于暴虐的黄河，而不是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或水量6倍于黄河的珠江。就是在黄河流域，下游的华北平原也要比黄土高原更富饶和开放。如果按汤因比(Amold J.Toynbee)的理论：自然的挑战催生文明，平原并非没有挑战，青藏高原最为严酷，又该如何界定高低的限度？ 更合理的解释，是将可接近性放到整个欧亚大陆加北非考察，这片广阔的土地由北方的大草原和周边欧洲、中东、印度、中国的大平原，共五个具有重大历史和战略意义的地区组成。中国地处最东，西北南三个方向，在整个古代，都是通过大草原与其它大平原交通最便利。 具体路线则从中亚经河西走廊进入关中，后来即为丝绸之路和取经之路。游牧民族相对落后，农业文明又无法在横亘万里的大草原生存，所以大草原提供的可接近性主要是以牧人为中介，与其他大平原交流技术，而非直接的文明对话。对商而言，这种可接近性的优势甚至足以弥补其它地理因素的巨大差距。 “公认的看法，商人是一小群蒙古种人，兴起于西北大草原，他们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中东冶铸青铜和制造战车的技术，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侵入华北……商人用新技术丰富了当地的文化，最终又为当地文化所同化，使中国人的传统毫不间断地流传下去……在以后数千年中重演过多次。” 据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以下简称<世界史>)，疑似夏的二里头文化经测定C14，存在于约公元前1900-1600年，按堆积层次和出土文物分为四期。一二期极少铜器，三四期则不仅出现了青铜工具，还有青铜武器和礼器。 非常奇怪地是，“青铜器中有爵和铃这样的空心容器，需有内外二范合起来才能铸造，这种铸造技术不大可能出现于青铜器铸造的最初阶段”，但“出现的铜器数量还不多，器物的形制还比较原始，又不像有了长期的青铜铸造经验的积累。” 

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都建立了进贡网络。但阿兹特克人允许附庸“完全地自治”，还热衷于捕捉战俘进行人祭，并非像传统观点认为地充当奴隶。而西班牙只出动180人、27匹马和2门火炮就摧毁了更强大，被认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成功的极权主义国家之一”的印加帝国。实际上都还是部落联盟。 这就反映了
正确的
顺序：氏族网络先于国家。其次，“印第安人不会冶炼矿石，尽管他们也使用金属，但几乎只用于装饰目的”，验证了进贡模式离不开却不能产生青铜技术的判断。但国内的教科书却记述西班牙人来到时，美洲已独立发展出青铜技术。鉴于国内教科书源自苏联，本文最终取信<全球通史>的说法。 进贡模式不能独立发展出青铜技术，可能有这样几个理由：商业模式中手工业的利润，换在进贡模式中都成为贡物，也就是说，没有研发的资金和动力。商业网络能更方便地帮助手工业者，收集各种矿石进行试验。进贡模式中消费者的数量和需求的差异性，随之而来对手工业研发的激励也更小。 征服者虽然重视发展军事技术，但限于应用研究的精益求精，没有耐心进行基础研究。阿兹特克人的“刀刃用燧石磨制而成，因此极其锋利……另外，还有极好的弓箭、单头和双头长枪，专门发射圆石的皮条和一种大盾牌。盾牌结构非常精巧，不用时可以卷起来……”却没能造出哪怕一把青铜小刀。 印第安人将金属“用于装饰目的”，显然金属的光泽较其它材质更为美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许正是两河流域的消费者同样的需求，激励手工业者熔炼和混合各种金属，研发更精美的饰品。某个伟大又幸运的工匠最终创造出铜锡合金，就此开启人类的财富和灾难。 “1500年时，美洲大陆刚刚进入埃及和两河流域早在约公元前2500年就已达到的文明阶段”，似乎没有西班牙人入侵，美洲文明将继续前进。但也许早已达到极限，玛雅人发达的艺术和阿兹特克人的嗜血，更像因经济和技术无法突破而畸形发展。还是因为可接近性，美洲远离欧亚大陆的文明中心。 美洲内部也相互隔绝。特别是欧亚大陆及其山脉多呈东西走向，与降水线，从而平原和草原的走向相近，而美洲及其山脉多呈南北走向，连续的平原和草原要小地多。印第安人只驯化了美洲驼和羊驼，既没有分化出畜牧业和农业，也不能运载重物，包括商品。没有商业，也就发展不出青铜技术和高度的文明。 综合上述分析，进贡文明前必有商业文明输出技术，反之商业文明输出技术，总能催生出进贡文明。两河流域和埃及，希腊和罗马、雅典和斯巴达、英国和德国、美国和苏联，这种二元对立不断重演。尽管在古代，除了希波战争，进贡文明都胜利了，但最终，所有进贡文明都因为经济停滞和过度压榨而灭亡。 神权早于王权也是因为商业文明早于进贡文明。最早的经济中心与宗教中心重合，先由祭司代表神意，然后是征服者用武力保证契约的执行。此神非彼神，在进贡模式中却是王权早于神权，宗教的作用就是为榨取贡物辩护，“……埃及没有任何两河流域式的法典。法老作为神王，其权力亦神化，他的话就是法律。” 第三种模式 欧洲和印度，还有中国的四川盆地，都走向第三种模式：被纳入中东的贸易体系，而抑制了本土文明的起源。 克里特的“地理位置对贸易极为理想”。此贸易非彼贸易，两河流域的城邦是经济中心，帮助本土居民互通有无。但移民带到克里特的不止是新技术，还有贸易的知识和中东故土的联系。很自然，克里特会充当两河城邦和埃及王朝的代理商，而非本土的经济中心。其中又以两河城邦的业务居多。 地理位置也决定这种贸易角色。经济中心应当有一定的腹地，不用说两河流域，地中海后起的雅典和罗马也位于半岛，克里特却只有8000多平方公里。从该地到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距离，和巴林分别到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接近，同为岛屿，很可能也是中转站。此外，这也许就是当时海运的平均续航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