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东访谈 我觉得我是特矛盾的人，有时候会很有条理，但大多数时间是乱作一团，我不懂计划。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感性的人。"5月29日，感性的人名叫张亚东，在一个名叫Vogue的Club里劫持了记者，后者惨遭倾诉，在凌晨4时许方获准离开他家。那天他刚签约华纳，据说在仪式上干了二两二锅头。这就是他，张亚东，在"北京十大没谱青年"的排位中列我之下，排名第4。谁评我作"中国十佳记者"？

我在1998年录了我的第一张专辑。在录那张专辑时我觉得我的水平相对世界水准来讲非常低，而且自我来北京之后，我一直是在学习，并不是到这儿释放东西，所以在我做专辑的时候恰巧是我的转折期，有些东西我想做到但是我的能力不到，我能做到的我又觉得挺乏味，而且唱片公司对我要求极高，马上就要录，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在香港的发行量我不知道，我估计不会超过五千张。 我的专辑在商业性上有问题，而前期公司又为我花了很多钱，再加上公司签的其他乐队都不卖钱，都是比较怪的乐队（比如香港的Cry），所以我的老板心灰意冷，就舍弃这边了，转而发展他在丹麦和英国签的乐队。 然后我就歇下来了，个人音乐方面也不再想了，开始不断地为别人制作。 在为别人制作音乐的时候，也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作为一个制作人，我和唱片公司方面的协调通常有太多问题，比如说我认为这支乐队应该录多少天，而唱片公司规定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但是他们的水平不到，我没有办法，我不能把人家的东西全改了，我还得征求他们的意见。目前北京的乐队，包括我制作过的大多数乐队，几乎都存在技术上的问题，大家在一起多数时间不是在探讨我们要的是什么意境，我们要弹奏出什么样的情感，而是"你能不能弹齐一点"、"你能不能别晚呀"，就是这种低级问题常常会消耗我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我记得Radiohead有一首歌，当时他们编了十三种配器，然后乐队从中选定了一种最完美的版本。我觉得像Radiohead那么牛逼的乐队，都这么敬业地去对待自己的音乐，而我们这么低的水平，还这么不努力。而且有时候我建议乐队用这个办法，但是乐队有太多意见，我做的每一张，比如说"麦田"、朴树、"地婴"、"瘦人"……每一张都遇到这个问题，我说能不能这样，可乐队说我就喜欢那样，比如说"瘦人"的那张专辑，我最早建议录同期，而乐队就觉得应该分轨录音；再比如"麦田"，录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们自己摆的小样都比从香港缩回来那版好，但是他们的老板不允许在北京缩，而且也不让我去，等"麦田"录第二张的时候，乐队又换人了，结果拿来一大堆歌乐队互相都没练过。我觉得国内整体环境的不规范，让我没法做，其实我觉得我能做很规范的事情，但是没有人给我这样的机会。

我自己做得最满意的一张专辑是"麦田守望者"的首张专辑，因为它带有我的情感。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的心态一直都不平衡的，我老有一种"我是外地人"的心态，我觉得这个社会排斥你，你也会潜意识地去排斥社会。而"麦田守望者"这个乐队起到了一种特别及时的影响，就是把我的生活和这个城市拉在了一起。萧玮他们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都是很好玩的人，在跟他们的合作期间，我由过去的那种老成忽然变得开朗起来。他们就像是我的同学一样。你明白一个人要在一个没有同学的地方生活是挺可怕的，你每天接触的都是些陌生人，你会觉得非常不踏实。"麦田"他们非常非常帮助我，打电话都是"亚东同学干什么呢？"。我好像在北京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人一下就放松了。 我自己做的最不满意的专辑我没法儿说。

我现在每天都有崩溃的感觉，都有一种……你知道什么叫做绝望吗，就是一刹那觉得我编的音乐弱到家了，觉得自己活得太惨了，自己毫无是处。这么多年来我没睡过好觉，为了音乐我能做的都做了，甚至我的生活方式都随着我的音乐感觉去改变。我不喜欢快乐的音乐，我喜欢忧郁得一蹋糊涂的东西，我听很多音乐，听做弥撒的音乐，听法国早期流行歌手的音乐、听古典音乐，无数次在夜里关上所有的灯，哭着听。 在我看来没什么可高兴的事情，所有快乐的事情在我看来都会变味。以前我不能大口吃饭，我特别不喜欢特能吃的人，一看见能吃的人我就觉得不舒服，我也不希望自己变成胖子。我已经到了强迫自己去适应自己的音乐的地步。 每天都得睡觉，每天都得吃饭，每天都得花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相信现实中的人和事都有美好的一面，但也有丑的一面，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也曾经和自己对话，发现自己内心里也是有很丑恶的一面，当发现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害怕，我想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当我去正视它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特别痛苦，所以现在我几乎不和自己对话了。我以前总会一个人坐下来问，张亚东，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我现在不问我，我随着一种感觉走。 钱的问题是最让人痛苦的，因为我的家庭不是很有钱，弟弟和家人都需要我帮助，你要为了去赚这些钱消耗你的生命，熬一夜，熬到一照镜子都不敢认自己，你就是为了拿来钱之后赶紧去买你想要的东西。现实中花钱的地方太多，我觉得我不能平衡这些东西。 我签华纳就是为了钱，因为现实太残酷了。前几天一个流行女歌手来找我做制作人，要搁以前我想都不会想就拒绝了，但现在我答应了。 我小时候拉"天鹅之死"，那是一首在大提琴曲里挺俗的一个曲子，但是我很喜欢它，就是因为它快死了还唱那么美好的歌。我时刻都会想到我会死，这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事情，我随时随地都会想到这一切都会和我没有关系，没有办法，我不能控制我自己。 我悲观，是因为我有欲望的一面。我是一个有野心和欲望的人，我的欲望非常非常强烈，我有时候不敢面对，因为它会让我变得很痛苦。我到今天，虽然我个人非常努力，但我得到的并不是我意料之中的那种幸福。 最终都得死，所以我觉得做什么都没有多太意义，这是关键，我不认为有什么意义存在。 生活是枯燥乏味的，但我会用所有美好的形容词去形容音乐。每当我听到自己录制的作品的时候，我马上就能想起录音时季节的变换，空气的声音都在里面，这时候我会感觉到幸福。 有个朋友跟我说的话给我启发特大，他说人活着应该有至爱，但不能选择一个活物，爱一个人，她可能会变心，爱一个宠物，它可能会死，你一定要选择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东西。我选择的是音乐。 我现在觉得生活中的我已经不再重要了，我只是活在我做的那些音乐里，音乐就像是我的家，我必须把它布置得特别好，让它变成一个我理想中的生活环境。现在可以让我不做别的，但如果不让我做音乐，那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即使没有一个人听，我也会在家疯狂地做音乐。 咱俩现在在这儿聊天，等会儿你走了，这儿就寂静一片，抓不住什么东西，但音乐，只要我抬手，它就在。我的老师曾跟我说，你爱音乐，音乐也会爱你。现在无论我多痛苦，但只要我弹，那个声音飘出来的时候，一切就会不同。 除了音乐我什么都没有，生活里的其它东西，已经被我忽略了。

2006年5月１７日，许巍在西安举办演唱会，这是他第一次在自己家乡开演唱会。下飞机第一件事，他跑去吃了一碗羊肉泡馍：“在西安组乐队那段时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一碗羊肉泡馍。” 他自掏3万多元，买了100张票送给亲朋好友，其中包括父母、第一个教他吉他的工人、小学班主任、原来的乐队成员。 像他的所有演唱会一样，许巍以《****》开头，《礼物》放在第24首，这是他每场必唱的曲目，也是送给爸爸妈**歌曲。“录《礼物》是2002年10月，国庆节，所有人都在放假。那时我的抑郁症刚开始有些好转。编曲出来，我听到节奏，刚录第一句，张口就开始哭，录音师只有停下来，跟我说一定要平静，你都经历那么多了，应该平静一点。我写歌，就是我的切肤之痛，我想治好自己。” 不打架，买吉他 刚接触音乐的时候，许巍没想到要用音乐来治疗自己。 读初三那年，他看了一部日本电影《阿西们的街》———这部讲述摇滚乐的电影影响了很多中国摇滚乐手。让许巍没法忘记的是里面的一种乐器，“能发出特别好听的声音”，后来他四处打听，终于知道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吉他。 当时许巍并不是乖小孩———成绩不好，还爱打群架，“那时候下了晚自习，爸爸妈妈就到学校门口把我架回去”。爸爸跟他商量了一个交换条件：不打架、好好学习，就买一把吉他。 “我想了半天，答应了。”许巍的成绩并没有因为不打架而提高，但母亲看他表现很乖，还是送了他一把吉他。当时西安没有卖吉他的，是母亲托人从上海买回来的。 在西安找一个教吉他的老师并不容易，会弹琴的都很少，爸爸妈妈还是给他找了一个老师，学会基本音阶。大部分时间他是到各种跟音乐沾边的场合晃悠，看到谁弹就跟谁学。 “我当时想出来做一个主音吉他（手），我觉得自己的嗓子唱歌不行。”1991年，许巍离开西安，去了福建一家歌厅，每天晚上从8点干到第二天凌晨4点，“歌手不断地进来，十多个都是女歌手，没有人听男歌手，也没有人讲究音乐质量，只要我的伴奏能出声音就行。”许巍每天的生活就是伴奏、喝酒、睡觉，当时最好的乐手在最好的歌厅一个月能挣到1万多元，许巍差一点——一个月三四千元。 “后来黑豹出来，我觉得《Don’t break my heart》太好听了。我是有理想的人，是真想做音乐，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两个月后，许巍带着吉他回到了西安。 1992年，许巍在家里已经待了一年，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歌《Don’t cry baby》，“我记得音乐先出来，写歌词用了一个星期，那时洗澡的时候都在想，特别幸福。”这首“特别幸福”的歌3年之后改了个名字，由田震唱红了大江南北，它就是《执着》，乐评人陈寰中说：“它的冷寂孤清似乎能击碎所有装蒜的激情，相比之下，他写给田震的《执着》多少积极得有些滑稽。” 1993年，许巍已经写完了《夸父》、《流浪》、《童话时代》等几首歌，几个也是从各个歌厅出来的西安乐手听了他的歌，都觉得很好听，于是几个人凑在一起就组成了“飞”乐队。 乐队雄心勃勃，但弹的都还是港台流行歌，“大家都在扒带子，看谁弹得更像原版”。许巍和他的乐队渐渐不满足这种“模仿秀”，开始想创造自己的东西，生存危机也随之而来。“当时在西安完全没有人听摇滚乐，更不要说我们自己做的，大家需要的是港台流行音乐。”他们每天在一个铁皮屋排练，弹完出来手都冻僵了。最糟糕的是，压根找不到合适他们演出的场地，没有收入，家里压力也非常大。一年之后，乐队被迫解散。 1994年，他背着吉他、带着自己创作的样带来到了北京，“我想成为一个摇滚巨星，像‘枪炮与玫瑰’那样”。许巍把这些理想毫无保留地写在歌词里：“我要超越这平凡的生活。”

你说这是敏感，我说这是抑郁 “1994年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个西安歌手来送样带，让我一起去听听。”乐评人王小峰说，当时许巍头发不长，有些腼腆，抱着吉他就唱——当时的许巍还叫“许玮”。他唱了两首歌，《两天》和《青鸟》。前红星生产社企宣詹华听完之后跟“许玮”说：“你不要走了，今晚就住在这里吧。” “许巍有一个表，上面是他北京朋友的联系方式，他会每天轮流去朋友家蹭吃蹭住，每天去别人也会烦。”前红星生产社企划、许巍经纪人姜弘说。乐评人王小峰也在名单之列，许巍就在他家里住过一个月。 即使过了6个月红星才跟许巍签约，在许巍看来也还是“非常顺利”。公司让他自己选歌录，“当时有《两天》和《执着》给我选，歌手都喜欢比较新的作品，所以我挑了《两天》。隔了一阵他们问我，写的歌可以给别人唱吗，我当时就否定了，后来他们说，给田震唱行不行，我特别高兴就答应了，我是真的很喜欢田震。”许巍说。 跟红星签约之后，许巍出版了两张专辑，《在别处》、《那一年》。销量发行并不好，也没有什么商业演出，红星的经营也十分惨淡，许巍又陷入了经济危机。“经常听说许巍坐公车、挤地铁。”姜弘回忆说。 “1998年前后，摇滚圈流行重型音乐，乐器、声音一定要够重，才是摇滚，否则就是流行。”詹华说，许巍也不例外。 许巍对这样的环境适应很快，“一张英式噪音吉他作品。这是当时最吵闹的中国猛乐，又厚又重又脏的噪音流把中国摇滚青年全震住了。”乐评人李皖曾这样描述《在别处》。 “你看他的《在别处》，没有一首歌没有‘幻想’两个字的，还有大量的‘冰凉’、‘死亡’。”王小峰说，当时的许巍“非常敏感”。 许巍则把这种敏感直接称为“抑郁症”：“你们听《那一年》，我真是咬着牙在录，吃着抗抑郁症药在录。” 音乐的消极让生活更显得消极，许巍的朋友、前红星成员张新宇非常理解许巍的心态：“有的音乐是不好的，可以说是不健康的、邪恶的东西。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参考的价值观不一样，我现在40岁，喜欢很轻的音乐，但20岁的时候我就喜欢重金属音乐，那种让人想吸毒的音乐。” 2000年底，出完《那一年》之后，他不想再做音乐了，“我是一个西安的孩子，第一次到大城市，见过了世面，还出了两张专辑，够了。”于是，他离开北京，回到西安。 “我回到西安是生活问题，我不是一个不管不顾的人，我还要养家糊口，我没有那个能力，我连自己都顾不上，抑郁症是不可能专注做事，连话都说不清楚。”许巍说。 回到西安许巍仍然不能摆脱抑郁：“我每天都失眠，半夜经常醒过来，就开始哭。”许巍试图开店做生意，他身边的人听说他要做生意，反应很一致：“你，怎么会做生意？”整整一年，许巍就在家里，抱着吉他。 2002年，百代公司的前身上海艺风音乐文化传播公司的北京分公司成立，姜弘跳槽到艺风公司，当时他正在为公司寻找好歌手伤脑筋。一天吃饭的时候，詹华问他，为什么不找许巍，姜弘一拍脑袋说：“我怎么把他给忘了。他音乐不错，又出过专辑，有不小号召力，尤其在媒体中，能提升公司档次。”姜弘当即打电话给许巍，邀他上京。 “到北京那天，我去完公司就到工体一个酒吧里坐着。我当时住在别人家里，别人是一对夫妇在家，让我回去我不好回去，就在酒吧看杰克。伦敦的小说，刚好看到书中主人公小时候，有特别强的毅力。”再次回到北京，许巍决心要治好自己的抑郁症。 许巍知道，治好自己并不是那么简单，“一次跟王朔聊天，他也是长时间睡不着觉。你看他写得好像很平常，他为了创作一个小说，从圣经到道家、孟子，日夜不停地看，创作的人离不开信仰、离不开身边的思考。”

怀孕的母亲会听你的歌吗？ “我是从去年开始才不失眠的，能困了就睡觉。我每天早上9点醒来，用半个小时调整自己的梦，让自己赶快醒来，然后洗澡，让自己平静下来，养成好习惯。”信佛之后的许巍说任何话，都保持着不愠不火的微笑，“我还有病，也需要音乐来调整自己的健康。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抑郁，需要去化解，没有谁敢说自己完全大彻大悟。” 2003年发行的《时光漫步》，被许巍定义为“开始好转”的专辑，也是被一些摇滚迷认为“堕落”的专辑。“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肯定会有人这样说，所以文案里用了‘变与不变’当主题，变的是音乐风格，不变的是对音乐的态度。”负责《时光漫步》宣传的姜弘说。 “你不能因为爸爸从小打你就不爱你爸爸了，他还是你爸爸，我还是爱他，这跟做音乐一样，说你不好，音乐还是你的生活。”此时的许巍已经开始学习豁达。 为了改变许巍的经济困境，姜弘跟许巍达成了协议：从做媒体活动开始，增加一些小型商演；坚持真唱，但在小型商演的时候，放伴奏带不带乐队，大型演出才带乐队———以便演出商负担，增加商演机会。 “凭灵感进行创作，让人感动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已经不会做不能给人带来实际效益的东西了。我想让别人听到我的歌后，至少能健康。”许巍说。 他区分音乐是否“健康”的标准是“胎教”：一个母亲怀孕，她会给肚子里的孩子听巴赫、听莫扎特，绝不会给孩子听朋克，因为她爱孩子，“这是最本能的东西，披头士也是在为全人类的心灵祈祷”。 2003年3月，第三届音乐风云榜颁奖，许巍获得了5个奖项，“我只记得工作人员在旁边欢呼，我一会上去一会下来，每次只有我在上面，然后我就困了。5月有一天，我上街买菜，突然想到自己拿了几个奖，特别高兴，给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们说，你反应这么慢，已经两个月过去了。” 现在许巍有自己的歌迷会，有等他庆功宴出来合影的歌迷。许巍至今还记得自己的第一次签名，是飞乐队第一次演出之后，一个喜欢他的小孩，让他签在课本上。但他依旧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偶像，他每天会去花鸟鱼虫市场，跟卖字画的人聊天，对方也许会认出他来：“你有今天的生活，可以有钱去买你喜欢的琴，是音乐带给你的。接受采访的时候，我才会想到自己在一个大公司，那么多人喜欢我，回到家里我非常安静，非常简单，洗澡刷牙的时候还在想和弦，就是这样。生活不是演给别人看的。”

2003年3月，第三届音乐风云榜颁奖，许巍获得了5个奖项，“我只记得工作人员在旁边欢呼，我一会上去一会下来，每次只有我在上面，然后我就困了。5月有一天，我上街买菜，突然想到自己拿了几个奖，特别高兴，给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们说，你反应这么慢，已经两个月过去了。”------------------------------------------------------------N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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