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一直在想明朝末年的事情,李自成造反了,崇祯皇帝自尽了,这是结果,我想知道的是,李自成造反之前,明朝末年的景象
　　那个福王,是不是大肆圈地?据说,他其实是比较慈祥的一个王爷,可是,最后被下油锅分食了,那么,那些比福王凶狠的大官僚,小衙役,还有他们的子弟,当时是怎么张牙舞爪的?
　　那时候的老百姓没有饭吃 ,老百姓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吗? 朝廷听到了吗? 那时有拦截**的专门干部吗? 崇祯皇帝没有要亡国的紧迫感觉和担心吗,在皇帝和官员口中的明朝,是不是一个盛世?


17世纪初期到中叶,也就是明朝晚期末期,中国连续发生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的的超大规模自然灾害，这大概已经是所有学者的共识了。而且当时的自然灾害并非仅仅限于中国，而是全球性的。许靖华在《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中说“我和我的同事过去30年来一直在瑞士联邦技术研究院湖沼地质实验室从事古气候研究。通过与欧洲、亚洲、南美、北美的同行合作研究，我们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观点，我们的数据表明，自大约10Ka以前的冰川融化期以来，存在全球变暖时期和变冷时期的交替。全球温度变化对地区降水有可预见的影响。”“在近4000年以来有4个全球气候变冷的时期（也即小冰期）”。而明末所处的17世纪上半叶到中叶正是这样一个向小冰期转变的时代。

　“17世纪中叶，普遍发生的全球性危机（十七世纪危机），除了每个事件背后的地区性原因外，一定存在一个共通的因素。……17世纪中叶的气候异常，导致农作物减少变成了一场大灾难，发生饥荒、瘟疫和政治与社会的动荡不安”

“Romano考察欧洲的国际贸易、工业、农业，发现如下的三项重要结论，……大概在1600年以后，欧洲的农业发展停滞，在失去农业部门的支持，商业和工业部门在1620年以后也失去成长动力；1620年以后的17世纪，除荷兰外，整个欧洲经济处于停滞状态。Romano因此认为1620年前后，‘不仅代表一个世纪的断裂，也决定一个新世纪的特性’”

“1630年代末期和1640年代初，日本北方一连串不寻常的凉夏以及其他地方的旱灾、水灾、减少谷物收成，特别是1641-1642年的大饥谨，造成许多人畜死于饥饿与疾病。……到164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开始复苏”[p151-153]
　　在这场全球性的灾难与危机中，中国发生的情况最为严重。“远东地区也没能逃过全球变冷的冲击。17世纪明朝末年华中地区又冷又干。最后两位皇帝天启和崇祯统治期间出现了最恶劣的气候。在40多年里（1601-1644年），历史学家记载了两次‘八年大旱’，即连续八年的严重干旱。在河南，据记载在整整三年里未下过一滴雨”


　在《中国人口史》中，我们可以找到对这场明末连续大灾的更详细的记载，不妨摘录一下，看看当时的情况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17世纪上半叶，北中国进入一个日趋干旱的时期。1630年――1640年，北方旱情进一步发展，终于酿成了继1580年以后又一次大旱灾。华北乃至华中、江南等地、千里赤野。与此同时，华北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大范围的蝗灾草叶不存。在北方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旱灾、蝗灾、鼠疫三位一体”

别拿自然灾害当借口，那只是根草而已

首先来看明末旱灾的情况
　　“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所《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对各种历史文献记载的水旱灾害的等级作了以下划分。
　　1级：持续时间长而强度大的降水、大范围大水、沿海特大的台风雨成灾。
　　……
　　4级：单季、单月成灾较轻的旱、局地旱
　　5级：持续数月干旱或跨季度旱，大范围严重干旱。如‘春夏旱，赤地千里，人食草根树皮’、‘夏秋旱，禾尽槁’、‘夏亢旱，饥’、‘四至八月不雨，百谷不登’、‘河涸’、‘塘干’、‘井泉竭’。[p405-406]”
　　“根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一书提供的1470年以后全国120个观察点的水旱记录，……1580年―1630年，每五年大旱与大涝的比例为62：18，1635年―1645年的这一比例为45：11，这表明明代后期至明代末期，全国进入了一个异常干旱的时期”

《中国人口史》分省列出了明后期的旱灾情况，其中普遍情况是万历十几年左右前后的一段时间，全国发生大规模的旱灾，然后是崇祯时期的旱灾，由于本文内容关系，我们只摘录万历末期到崇祯时期的各地旱灾情况，对于万历前期的旱灾就不摘录了。

河南地区：“万历四十四年，河南府出现特大旱灾，其他各府也都有旱情。万历四十七年，北部各府特大旱，以后三年，汝宁府连续三年遭受特大旱灾。崇祯七年开始，河南全省转入一个新的干旱期。崇祯十一年至十四年，除汝宁府外，河南各府连续出现特大旱灾。崇祯十三年，汝宁府也出现特大旱情。这一过程与北方其他省份的情况一致”

北直隶：“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北直隶大部分地区发生旱灾，二十九年为除少数地区以外的全省性特大旱灾。万历四十三年，全省性的特大旱灾再度爆发。此后两年，北直隶的大部分地区始终笼罩在旱灾的阴影下。这一时期中，北直隶地区始终可以看作山西灾区的外延。
　　崇祯九年开始，北直隶的气候明显趋旱，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旱情发展到顶点，北直隶遭受全面的特大旱灾”
　　山东地区：“万历四十三年，山东全省特大旱”“崇祯十一年，全省性的特大旱灾再次发生，并持续到崇祯十四年”
　　辽东地区：“崇祯年间，辽东气候正常，未出现异常波动”
　　南方地区：“万历十七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南方地区不见有全局性的特大旱灾发生。崇祯大旱在南方发生的时间也迟于北方”崇祯九年，苏南、浙江和江西北部发生特大干旱。崇祯十三年，南直隶普遍遭受特大干旱，崇祯十四年，湖广地区出现全局性特大干旱。

其次再来看崇祯特大蝗灾。
　　旱灾之后继之以蝗灾是通常现象。崇祯期间的旱灾从范围和强度来说都是特大级别的，蝗灾也是特大级别：
　　“崇祯大蝗灾开始于崇祯九年，……崇祯十年蝗灾向西进入关中平原，……崇祯十一年，在连续而又大面积发生旱灾的条件下，蝗虫迅速增殖扩散。崇祯十年的蝗灾区，随着其范围的扩大，在十一年联合成西起关中，东至徐州一带长达上千公里的分布区。灾区西端的宽度限于关中平原，东端在有利条件下，宽度可达400～500公里，在北直隶大名府、广平府和山东东昌府一带形成蝗灾重要危害区。南阳盆地也遭受蝗害，滨海蝗区继续发展，胶东半岛的登州府及济南府利津一带都形成新的蝗灾区。蝗灾区的北界已北推至顺天府密云县一带。长江三角洲在连续两年干旱气候影响下，蝗灾大面积发生，形成了长江流域蝗灾的开始期。”

到了崇祯十三年，蝗灾区的面积达到顶峰，“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中下游以及整个华北平原都是蝗灾区”
　　明末时期第三大自然灾害就是鼠疫大流行，根据记载，万历初期的时候，北方地区也曾经爆发过鼠疫大流行，这里不作摘录介绍，主要是摘录一些崇祯时期各地区的鼠疫流行状况。
　　山西：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谨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年以后，大同府也开始爆发瘟疫，患者死亡率甚高。崇祯十七年（1644年），潞安府爆发鼠疫大流行‘秋大疫，……有阖门死绝绝无人收葬者’”
　　北直隶：“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均有大疫。虽没有临床症状的记载，但大名府的资料显示，此年的瘟疫至少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

　“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死亡人口比率相当高，有知是年疫情向真定、保定、顺天乃至京师传播”
　　“崇祯十六年的几条记载表明这一轮瘟疫的流行仍为鼠疫。如在顺天府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这是肺炎鼠疫患者的典型症状。……是疫传染之烈，让人‘惊畏’，联系周遍各县的情况来看，当然应该是鼠疫了”
　　“从北京近郊通州和昌平的疫情可以推知北京城中有可能陷入同样的传染病肆虐中。查《明史.五行志》，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
　　实际上明史的《崇祯本纪》中同样有北京城内发生大瘟疫的记载，如崇祯十四年“临清运河涸。京师大疫。”，崇祯十六年“

秋七月,京师自二月至于是月大疫，诏释轻犯，发帑疗治，瘗五城暴骸。”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李自成崇祯十七年初进军北京的时候，实际上面对的已经是一个瘟疫流行之后充斥病弱的空城了，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没有遇到象样抵抗的情况下就轻易攻克北京，
　　而事实上进占北京以后，李自成军队可能也感染上瘟疫。不仅战斗力急剧下降，而且在北京撤退的沿途传播瘟疫，正因为如此才有如下记载，“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入怀来，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区，皆大疫，不经者不疫”“顺治元年秋九月大疫，保安卫、沙城堡绝者不下千家。……黄昏鬼行市上，或啸语人家，了然闻见，真奇灾也”
　　河南与陕西：在崇祯六年，崇祯七年，崇祯八年，崇祯九年，十年，崇祯十三年，崇祯十五年，崇祯十六年也都发生大的瘟疫流行。
　　以上就是明末尤其是崇祯年间，中国北方地区“旱灾、蝗灾、鼠疫三位一体”合并发作的一些基本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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