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它是永恒的。《诗经》正是汉语中一部永恒的作品。 这些诗篇的原型作品，产生于至少距今2500—3000年。这个年代数字令人眩目。但是这些诗篇中所表达的意境、感情、感受、意识却极具现代性。在将其用现代语言进行重新诠释后，我惊讶地发现，它们仿佛仍是今天的作品。如“召南”卷中的“野有死麕”： 田野上有一头死去的獐鹿 它身上裹着白茅 有一个少女春情幽动 美健少男忙去引诱 ——树林中有小树婆娑 ——田野中有死去的獐鹿 虽然白茅缠束 那少女美白如玉 舒松地脱去外衣 不要弄破我的内裙 不要招惹那长毛狗乱叫呀…… 诗中描写一个青年猎人与一个少女的郊野幽会和野合。寥寥几十个字，用一种含蓄的象征笔法，将心情与情境描写得淋漓尽致。而这种自由的、以感受为至上的性爱抒情，谁能相信它是出自宗法主义（或说为奴隶制）的古典西周时代呢？《诗经》中诗的表现形式，有写实主义，有象征主义，*有结构主义，也有印象主义；其多样性，使得现代人的多数诗篇为之失色。 *前人论诗之所谓“兴”，其实就是象征。以一物喻一物，形态有所相似，谓之“比”，或“比喻”。如某人形瘦，谓其“象一根竹竿”，这是比喻。以一物喻一物，形态毫无相似而存在意谓的联系，即“兴”或“象征”。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喻离别之相思，这种相思在形态上与杨柳并无任何相似关系，但以其飘摇之态喻已之情思，仅存在赋予和设定意义的联系，这就是象征。《诗经》中多用象征之描写。可以说，象征主义是起源于《诗经》的。 而对这些诗篇的重新解读，会使我们意识到，对远古中国的文化与文明需要有一种新的解读和再认识。 2 我在本书中的译解，在内容、涵义、语义和语境上，力求对原文作出较准确的对译。本书各篇，上部是使用现代语言作出诠释的译文，下部是原文以及学术性的考证与注释。读者阅读时可一一加以对照。 但实际上，严格地讲，诗是无法翻译和诠释的。例如“东山”一诗，描写一个战士在久历沙场后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原作仅用了十六个字描写当时的气氛： 我徂东山 慆慆不归 我来自东 零雨其蒙 我将其译成： 我出征至东山 迟迟不能归来 当我归来于东方 天上细雨迷茫 我已无法将其更加简化，字数比原文多了几乎一倍。但是原诗中的一个“徂”字，包涵着到达、阻滞、滞留的多层涵义。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可以替代之而同时兼容这样一种复杂语义结构的替代词。 例如“零雨”二字，包涵着：冷雨，碎雨，细雨、雾雨的多种涵义。“蒙蒙”二字包涵着“雾气”、“水气”、“雨雾交集”的复杂意象。 在这种复杂意象之后所呈示的，是一个远征回乡的战士，在故乡土地上所嗅到的包括泥土气、雨湿气甚至青草气和粪土气在内的全部故乡气息，以及由此而唤起的全部情思——包涵了忧思、喜悦、哀愁、悲凉相混杂的层层情绪，心理和意象。所有这些，是任何现代译者无论如何也无法以同位的现代语形式全面转达出来的。的确，好诗无法翻译。 就这一意义说，我这本书只能是对《诗经》这部伟大经典一种主观的现代诠释。我解译和诠释的目的只能是为读者提供一道桥梁，或希望提供一种
正确的
向导而非误导——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就我已读过的多种现代译本来说，那种极其勇敢而浅妄的误导实在是太多了。 我希望尚未深通于古典汉语的读者能通过这一道桥梁走向《诗经》的本文和本体，从而重新走近我们民族伟大的先祖，走近我们先祖所缔造的远古华夏文明。 正是由这些诗篇中，可以使现代人重新发现和体味，当2500—3000年前，即“周礼”和《诗经》那个时代的华夏民族，曾经有过多么活泼、多么清新、多么浪漫，多么自由；多么勇敢，多么幽默，多么智慧又多么美丽的感情和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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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里面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