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是我的病”　　我于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８日出生在卡尔多尼奥。卡尔多尼奥是个有８０００人的小镇，离维琴察１０公里远。在８个兄弟姐妹中，我是老六。我父亲喜欢踢足球，后来成为自行车赛手，因此我们的名字都与运动员有关。父亲给我取名罗伯托（Ｒｏｂｅｒｔｏ），这是他所崇拜的两个球星博宁塞尼亚和贝特加的名字。　　我是个单纯天真的孩子，对很多事情特别敏感。每当我听到街上救护车开过的声音，我就大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４岁的时候。现在我还保留着一份天真，我感到满意。我的女儿瓦伦蒂娜也是如此，这应该是遗传因素吧。　　足球是我的病。从６岁起我开始踢球，踢的是网球或纸糊的球，反正是圆形的东西我都踢。家里的走廊７米长，２米宽，是我们的球场。比赛是２对２，除了我，还有我的两个哥哥，加上我叔叔，其他人是球迷。我一边踢一边做现场解说，进球的总是我。太妙了。　　我妈妈总说，我是她最调皮的孩子，一分钟也闲不住。在我父亲开的修车铺前，我经常对着墙踢球，有时踢碎街灯，父母很生气。但我会讨好，道个歉，做个鬼脸，事情就过去了。下雨时我父亲也让我进铺子踢球，我照例将铺子踢得乱七八糟。父亲骂我，屁股上也少不了挨上几脚，但以后一切又从头开始。　　我的家庭比较贫困，父母经常没有钱给我们买圣诞礼物。我发疯想要的是球鞋。有一次，我看中一双鞋，尽管太小，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地买下。穿上它踢球时，脚趾头痛得要命。还有一次，我买了一双有鞋钉的球鞋。这是我梦寐以求的鞋，当天就穿着它上床。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床单给鞋钉弄坏了。我记得当时忍不住大笑，但我妈妈一点也笑不起来。　　我的所有时间都用于踢球，学习成绩比较差，初中二年级还留了级。我是个聪明的学生，但不用功。对我来说，学习意味着剥夺踢球的时间。我们的时间紧得要命，当时同学间有个规定，谁在比赛中缺席，下次就再也不要来了。这是个可怕的威胁，所以比赛时总是一个不少。　　我们先踢两个小时的比赛，夏天太阳热得可以晒出脑油，但谁也不管。比赛后，我再去卡尔多尼奥少年队训练，饭也不吃。这个节奏很荒唐，导致我没有时间学习。有一次，中学老师托德斯卡托对我父亲说：“如果书是圆形的，巴乔也可以做我们的老师。”打猎之趣 足球之外，打猎是我儿时的乐趣。我打猎是为了和父亲在一起。我爱我的父亲，而我父亲爱打猎，我觉得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太少。５岁时我发现了亲近父亲的捷径：喂养他打猎用的引鸟。 这可是一件苦活儿，鸟食要合适，鸟笼要干净，鸟儿不能生病，也不能长虫。先要去掉鸟儿的野性，将它们养熟了；然后训练它们鸣叫。鸟儿在陌生和嘈闹的环境中总是一声不吭，要让它们慢慢习惯噪音，习惯打猎用的棚屋。 在夏天，我们将鸟儿移到地下室深处，让它们将夏天当成冬天，将即将到来的秋天当成春天。秋天一到，我们开车到打猎地点，把鸟笼挂在树上，鸟儿就像唱片机一样唱个不停。 每次打猎都像过节一样。大人们凌晨一点起身，准备打猎用的一切。父亲一般两点半将我叫醒，但有时我根本就没有睡，我怕父亲不带我去。秋天凌晨很冷，父亲常犹豫带着５岁的儿子打猎是否明智，但如果他将我留在家里，我就闹得翻天覆地，父亲只有让我多穿几双袜子，厚得鞋也穿不上。 我们一般在周末驱车２００公里，到弗留利地区打猎两天。我们小小的远征军带着６０至７０个鸟笼，还有猎枪、食物、小棚屋等物。天亮之前，我们到达打猎地点，天上有许多星星，寒风刺骨。 第一次打猎时，周围什么也看不见，我因寒冷和害怕全身发抖。父亲对我说：“罗比，不要害怕，跟着我，走快点。”我的任务是在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开枪后到树下的草丛中找猎物。我总是将猎物紧紧地抓在手上，然后骄傲地交给父亲，仿佛这是我的功劳。

　　从那时起，我就是以一条半腿在球场上踢球，现在还是这样。如果我要在身体完全没问题的情况下踢球，我每年最多只能踢两三场球。伤痛一直与我为伍。伤痛确实爱我，从不离开我。如果伤痛是个女人，那她就是我的情人，一个忠实的、永不满足的情人。每天对我都是一场考试，每次训练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训练。　　１９８５年夏天，我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佛罗伦萨，当时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１９８６年初，我遇到了马尔德拉，他和我受了同样的伤，并在同一阶段动了手术，７个月后他就返回了球场。我向他打听原因，他告诉我，他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按摩师叫帕尼。从此，我开始跟随帕尼，我们成为朋友，他的帮助对我的康复是不可缺少的。　　１９８６年１月，我代表佛罗伦萨青年队参加了维亚莱乔杯赛。１月２６日，我首次坐在意甲替补席上。３天后，我在佛罗伦萨对乌迪内斯的足协杯赛中踢了１７分钟。过了１天，我在维亚莱乔对纽约太平洋队杯赛中踢了全场比赛，我们以２比０取胜，两个球都是我进的。　　９月２１日，我终于参加了对桑普多利亚的意甲比赛，但４天后，我在训练中旧伤复发。１２月６日在对锡永队的热身赛中我试着上场，不料右腿半月板又一次受伤。在母亲的说服下，我回到圣艾蒂安医院再次动了手术。　　虽然这次手术简单得多，但我非常害怕手术后醒来时与上次一样疼痛。手术后一睁开眼睛，我就对母亲说：“妈妈，什么时候做手术？”母亲回答说：“罗比，你看，手术已经做了，一切都顺利。”在我生命最美好的那一刹那，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将返回球场，我将所向披靡。”信佛与结婚　 １９８７－８８赛季，我在佛罗伦萨踢了２７场比赛，进了６球。我的进球比较少，主要是伤痛作怪。我很少参加训练，上场比赛时往往１０分钟后就精疲力竭。我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开始信佛，这并非偶然。　　１９８８年元旦对我是个有象征意义的日子。这是新年的开始，也是我新生活的开始。元旦清晨７点半，我敲响了毛里齐奥的家门。他是我在佛罗伦萨的一个朋友，他是佛教徒，一直劝我皈依佛教。　　我原来是天主教徒，小时候常去教堂做弥撒，但我对天主教的信仰并不深，当我停止做弥撒时，我意识到这仅仅是我的一个习惯罢了。在毛里齐奥的一再坚持下，我对佛教产生了好奇心，开始羞羞答答地到书店找一些佛教书籍看，最后在１９８８年元旦决定试一试。　　和许多人一样，毛里齐奥通宵达旦地欢度除夕，３个小时前才上床睡觉。他睡眼朦胧地开门说：“是你啊，出什么事了？”我回答说：“我必须开始信佛，现在，立即，如果你现在不答应，那就算了。”　　毛里齐奥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他说：“你疯了，应该把你绑起来。什么时候不行，偏偏现在？你脑子里有魔鬼吧。”他当然没有拒绝我的要求，就在１９８８年元旦寒冷的清晨，我揭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停下。我每天至少打坐念经２次，每次至少１小时。在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我都从不间断。　　佛教的基础是革命性的，讲因果报应，每个人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负责。当年受伤时，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轮到我？”佛教让你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人生就是苦谛。我身上伤病很多，很容易产生停止踢球的念头。但后来我明白了，生活就是挑战，佛教则教我不断地挑战。　　佛教让我寻求觉悟，给我力量，帮助我避免迷失。举个例子吧，我在维琴察儿童队时，我们踢得很漂亮，有时会有千把人来看比赛，但最后踢出名堂的只有我。数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我当时的一个队友因为吸毒而被捕。我很痛苦，为了这个朋友，也为了自己：又是一个人迷途了，而我未能帮助他。　　迷途是容易的。如果没有佛教，我现在可能正在卡尔多尼奥和父亲打铁，或者更糟，沉迷于吸毒或其他恶习中。

但我在都灵还是受到许多批评，同时也传出尤文图斯准备用我交换帕尔玛的米诺蒂的传言。就我所知，这是无中生有的消息，至少我没有想过离开尤文图斯。 1993年1月3日，我伤后复出的对手是帕尔玛，我的一记进球使我们打败了对手。4月17日，我们在圣西罗球场以3比1战胜AC米兰，球场观众为我们的进球全体起立鼓掌。两个星期后，我们在主场以3比0打败了佛罗伦萨，比赛中我进了一个点球，这是我第一次对佛罗伦萨进球，当年佛罗伦萨降入乙级。 那个赛季我们赢得了欧洲联盟杯。半决赛的对手是
巴黎
圣日耳曼，在4月3日的主场比赛中，，威赫在上半场为圣日耳曼进了一球，下半场我进了两记精彩的进球，反败为胜。4月22日客场比赛中，我也进了决定性的一球。 决赛对手是多特蒙德，主场比赛一开始，我们就落后一球，但最后我们以3比1取胜，我射进两球，迪诺·巴乔进了第3个球。客场比赛只是表演性质，我想再进一个1990年世界杯对捷克队时的进球，我过了许多人，但球最后被门将没收。太可惜，否则那将是一记非常美妙的进球。 赢得联盟杯后，我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赢得的冠军，而且我是主角。为了庆祝胜利，我请全队再彼得和米凯莱（打猎的伙伴）的饭店吃饭。那是一个快乐的节日，我们大喝香槟酒，席间有人跳到桌子上起舞。 1993年，我赢得了欧洲“金球奖”。这颇出乎我的预料，一年前，我一票也没得。这是意大利球员第三次赢得这个荣誉。同时，我也获得了世界足球先生等荣誉。 1994年1月29日，我去巴黎领了奖。但是说实话，巴黎之行最让我感动的不是领奖仪式，而是我带女儿去迪斯尼乐园时她欢快的神情。从巴黎回家的路上，我经过了卡索尼巴罗尼。当时是凌晨6点，我没有惊动彼得和米凯莱，把奖杯放在饭店柜台上，独自打猎去了。当彼得和米凯莱从楼上下来吃早饭，看见放在柜台上的奖杯时，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 这是我一个美好的阶段。在1993-94赛季，我进了17球。我正在准备1994年美国世界杯，我视之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当时27岁，正是球员的最佳年龄。但这个阶段最美好的事情是我的儿子马蒂亚出生了。我第二次做了父亲，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萨基这家伙疯了” 在１９９４年美国世界杯上，我们出师不利。在首场对爱尔兰的比赛中，我们因炎热和害怕而手足无措。这场失利后气氛非常紧张，我们再也不能犯错。　　第二场对挪威比赛的前一天，萨基把我叫到一边说：“你看，你踢得没有预选赛那么好。”这是真的，但我的位置也变了，在预选赛中，我前面总有一个前锋，而在世界杯，萨基让我踢的位置太靠前了。萨基听了后安慰我说：“罗比，你应该安静，你不要担心位置，因为你对我们如同马拉多纳对阿根廷一样重要。”这番话让我吃了定心丸。　　在对挪威的比赛中，由于门将帕柳卡吃了红牌，萨基决定换下一个前锋。当我看到牌子上写着我的号码时，我忍不住说了声：“这家伙疯了！？”　　萨基的战术是对的，但如果我是意大利的马拉多纳，我就应该在最困难的时候留在场上。我觉得被萨基耍了，我应该承认，我对萨基失去了信任。我们没有争吵，当时也没有进行澄清，但我们之间的某些东西破裂了。　　第三场对墨西哥的比赛中，我踢得也不很出色。我是欧洲足球先生，我感到了身上的巨大责任。我在房间里闭门念经，以便获得内在的力量。　　１／８决赛对尼日利亚，我们一开始就丢了一球。对手非常强大，他们打败阿根廷并非偶然，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踢得相当糟糕。佐拉上场后不久就无辜地吃了一张红牌。换人时我很紧张，生怕再次被换下。萨基这次没有换我是对的。终场前１分钟，我接过穆西的传球右脚射门，球打在一个后卫脚上进网。进球后，我又一次感到解放。　　１／４决赛对西班牙的比赛中，我进了决定性的一球。在半决赛对保加利亚比赛中，我梅开两度，但我至今还后悔不已。上半场我们有不少进球机会，如果比分成为３比０，比赛就结束了，下半场就可以把我换下。当时天气热得如同地狱，大家都累，需要喘息。但上半场对手进了一球，所以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分钟。

　　更糟糕的是，半决赛中我的大腿肌肉扭伤，虽然伤不重，但它限制了我对决赛的准备。萨基让我自己决定是否参赛。比赛当天上午，我穿着球鞋在旅馆大厅的墙上狠狠地踢了一脚。肌肉没有问题，我对萨基说可以上场，于是他让我首发。　　在对巴西的决赛中，我们的状态不如对手。１２０分钟后点球决定胜负。在我的球员生涯中，我很少点球失误，如果点球没有射进，往往不是我将球打高，而是门将将球扑住。　　当我走向发球点时，我头脑相当清醒。我很了解塔法雷尔，他总是倒地扑球，于是我决定将球射向球门中央，大约半米高的高度，这样他用脚也碰不到球。塔法雷尔果真扑到了左边。可惜的是，不知什么原因，我的点球有３米高，飞出横梁之上。这是我球员生涯最糟糕的时刻。　　在我之前，巴雷西和马萨罗也点球失误，但我的错误使我成了替罪羊。人们忘记了，即使我罚进点球，巴西还有一个点球机会。人们也忘记了，如果没有我，意大利根本就进不了决赛。当队友去吃晚饭时，我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世界杯后，萨基对我的态度改变了。我多次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但我没有问过他。世界杯结束后，我２７岁，在国家队进了２４球。但萨基越来越不愿将我召入国家队，最后一次是在１９９４年９月６日，我上场踢了几分钟，然后就完了。　　我对萨基没有报复之意，甚至谈不上生气。５年前他是意大利足坛最强势的人物，现在就我所知，他再也没有能力担任教练。他这样结束并非偶然。　　萨基有许多敌人。许多人为他的完蛋而兴高采烈，但我不是。我们后来还拥抱过一次。那是１９９７年年底，我和他一起为Ｗｉｎｄ移动电话做广告。广告场景是美国世界杯决赛，我射进了点球，意大利赢得了冠军，我和萨基拥抱在一起。这是个历史性的错误。 尤文图斯的阴谋 美国世界杯后，我在尤文图斯度过了第４个赛季。特拉帕托尼走了，我为他的离去感到遗憾。里皮来了，他对体能准备很重视，带来了新的器材和体能教练。　　与特拉帕托尼相比，里皮带来的变化并不小。里皮说，他要一个独立于巴乔的尤文图斯，其实我也愿意这样，这不是批评，他说这话是为了减轻我的责任。事实上，这个赛季我和他没有什么矛盾，我和他关系弄僵是以后的事情。　　对我来说，这是个奇怪的赛季。我进了８球，其中不少球是决定性的，我们也赢得了联赛冠军，但我记得更多的是问题而不是快乐。最糟糕的是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７日客场对帕多瓦的比赛，上半场我攻入决定性一球后，我感觉了右膝盖“咔嚓”一声，旧伤又发了。手术是不可避免的，根据我的建议所做的手术很成功。　　在我养伤期间，皮耶罗爆发了。我为他高兴，我是看着他在训练中长大的，他对我很信任，经常征求我的意见，我也热心地帮助他。但对尤文图斯来说，有皮耶罗在家，他们不再想留我这样的２８岁的高薪球员，尽管我并不愿意离开尤文图斯。　　尤文图斯老板乔瓦尼·阿涅利对我总是很客气，我们经常通电话，但从未一起用过晚餐。他一直说：“尤文图斯视巴乔为普拉蒂尼的天然接班人，但巴乔从来没有达到普拉蒂尼的水平。” 　　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我喜欢普拉蒂尼，但他在当时的足球环境中、在他那支球队踢球比较容易。无论如何，他挂靴的年龄比我要早。　　普拉蒂尼称我是９号半。这是个奇怪的故事，后来我也当面问过他。他说他的话并不是一个批评，而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１０号，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前腰，我的位置更靠前，更像一个前锋，即９号。因此，普拉蒂尼的说法颇有创造性，但媒体予以不同的解释。　　在我与尤文图斯讨论续约时，我就清楚他们在逼我走。尤文图斯经理贝特加对我说，只有我降薪５０％，才能续签合同。这就是尤文图斯的态度，要么你接受条件，要么你走人。最后我选择了走人。

　　我们的分手并不愉快。尤文图斯的策略和佛罗伦萨的庞特洛伯爵一样，是在球迷面前诋毁我。他们到处宣扬说，巴乔不愿接受为期３年、年薪为２００万美元的合同。　　一次我去训练，发现贝特加正与球迷头目交谈，煽动球迷反对我。当时我说：“对不起，为什么你不给球迷解释，我的纯年薪是１００万美元，而且你们要我减少５０％？”贝特加交谈的对象是每个月工资只有１０００美元的人，他们对我生气可以理解。如果我是他们，我也会生气。　　除了这个插曲，还有许多事伤害了我。一个周日，我和妻子、弟弟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回家，路上有人要钱，我根本未看清什么人，随手给了他２０００里拉（约合１０美元）。但事情没有完。两天后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条新闻称，巴乔一直在呼吁世界和平并帮助穷人，但只给慈善机构的人区区２０００里拉。消息最后评论道：“巴乔与尤文图斯的合同有困难，所以他拿不出比２０００里拉更多的钱。”　　我不知道乔瓦尼·阿涅利对我离去有什么想法。最后一次见到翁贝托·阿涅利（与其兄乔瓦尼同为尤文图斯名誉主席）时，他对我说，我该走了，我的时代结束了，球会要在更年轻的球员身上投资等。随后，他几乎是漫不经心地劝我去国际米兰：“你知道，我和国际米兰老板莫拉蒂很熟……”我立即打断他的话头：“对不起，下个球队至少由我自己来选。”在ＡＣ米兰的失意岁月 在我１９９５年决定离开尤文图斯后，许多外国球队邀我加盟，包括英格兰和西班牙的顶尖球队。为巴塞罗那或曼联踢球固然是个极大的乐趣，但我知道，如果出国，将永远失去国家队的位置，而且我也不愿迫使家庭特别是孩子去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我决定不去外国踢球。　　在意大利球队中，国际米兰和ＡＣ米兰都想要我。尤文图斯想让我去国际米兰，但我拒绝了。我选择ＡＣ米兰的原因是，ＡＣ米兰早就对我感兴趣，贝鲁斯科尼在１９９０年就想买我。　　我和ＡＣ米兰的交涉非常顺利。ＡＣ米兰经理加利亚尼和布拉伊达来到卡索尼巴罗尼（巴乔打猎处）和我面谈。米凯莱（巴乔的猎友）以为我们要谈很久，准备了一大盘香肠和奶酪。但我们握手后坐下，不到一分钟就达成了协议。　　我和贝鲁斯科尼的关系很好。他和阿涅利不同，比较直接。我们一起吃过几次晚饭。他一直喜欢１０号，对我很恭敬。但当时他已开始搞政治，球队已经感觉到他的疏远，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我在ＡＣ米兰穿的是１８号球衣。萨维切维奇应该保留１０号球衣，他比我先到ＡＣ米兰。在我一生中，我很少遇见他这样纯洁的人。他不但是个伟大的足球天才，而且为人方面也是个金童。有人说他和我是竞争者，这是无中生有的事情。我从未与任何人竞争过，更不用说和他。　　在ＡＣ米兰的第一个赛季中，我参赛２８场，进了７球，至少５球是决定性的，还有许多助攻。我进的球不多，但问题是，每当比赛进展顺利时，卡佩罗就把我换下，一直是这样。他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在赛季最困难的时候用我，但我还是感到不快，因为如果我不踢下半场，就很难以自己的方式射门进球。　　我和卡佩罗的关系开始还不错，后来变差了。我是个叛逆，不能容忍歧视，和权威们的关系总是紧张。　　这个赛季ＡＣ米兰第一次在没有荷兰人的情况下赢得联赛冠军，应该说卡佩罗完成了一个使命。但他似乎并不十分满足。当他准备离开ＡＣ米兰去皇马时，他似乎要和全队“算帐”。他做得很成功，在更衣室里，没有人能够再忍受他了。最后他也要试试我，但这次不顺利。　　我们赢得联赛冠军后，去亚洲进行了巡回比赛。比赛情况不错，但回国途中，在我们乘车去机场时，卡佩罗坐在我前面两排，开始对我冷嘲热讽。他说，我不愿被换下，媒体对我评价过高等等。我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让他自讨没趣。　　１９９６－９７赛季开始时，教练是塔巴雷斯，他让我想起初到尤文图斯时的教练曼弗雷迪。他诚实守信，很器重我。我们起先踢得也不错，但后来更衣室中有人造反，塔巴雷斯被赶走了。我对此感到遗憾，他没有时间教给我们很多东西。

　　愤怒之下，我当天又去了球队住的旅馆。球队正在吃晚饭，乌利维耶里见我时含糊地说：“我想让你在对手疲劳时上场，你应该明白。”我回答说：“我什么也不想明白，你不过是在新年头里耍我。”他没有发作，而是问我为什么把事情搞得这样困难。听到这话，我失去了自控，冲他大吼大叫。 　　当然，这场比赛我看也没看。幸运的是，博洛尼亚以１比３完败给尤文图斯。如果博洛尼亚赢了这场比赛，乌利维耶里会说：“你们看到了，没有巴乔，博洛尼亚照样赢球。”这样，我将失去在球队的位置，这也意味着告别世界杯。 　　此后，我重新获得主力位置，但常常中途被换下。作为教练，乌利维耶里拒绝与球员对话并心怀嫉妒。当然，在我接触过的教练中，他不是最糟的。 　　尽管如此，博洛尼亚是沙漠中的绿洲，是我新生的温床。在为博洛尼亚效力的一个赛季中，我参赛２６场，进２２球，这也是我个人的进球纪录。由于这个赛季的表现，我如愿以偿地参加了法国世界杯。如果没有博洛尼亚，我不可能参加法国世界杯，甚至今天已经不再踢球。为皮耶罗当替补 对我来说，参加法国世界杯已经是个胜利。我和老马尔蒂尼不熟，有人说他是迫于舆论一致压力而不得不召我入队的。我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我希望不是。我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我在博洛尼亚的表现证明了我无愧于国家队。 　　老马尔蒂尼说得很清楚，皮耶罗是主力，我是替补。我尊重他的选择。世界杯期间盛传我和皮耶罗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这没有根据。我从来不与别人竞争，我和皮耶罗相处得很好，并不存在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对立。相反，我不遗余力地帮助他，我觉得在他身上看到了４年前的自己。对我来说，皮耶罗如同我的弟弟，我们的关系比在尤文图斯时更好。 　　皮耶罗在冠军杯决赛对皇马一役受伤，世界杯首场对智利比赛我担任主力。我的助攻使维耶里得分，而且在比赛结束前６分钟，我还制造了一个点球并主罚成功。当时我说过，我是故意瞄准智利后卫的手而获得点球，今天在头脑冷静时，我也愿意确认这一点。 　　第二场比赛对喀麦隆，对手始终对我拳打脚踢。我记得开场后不久，对手从我背后粗暴铲球，让我后怕。另外，裁判也判我的一个进球无效。虽然我们以３比０取胜，但我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在这场比赛的下半场，皮耶罗替换我上场。皮耶罗是主力，我是替补，我安宁地退场。许多球迷希望看到我们同时上场，与维耶里一同组成爆发性三叉戟。在对喀麦隆比赛前的训练中我们也试过这种阵容，但老马尔蒂尼在比赛中从未使用过。 　　在对奥地利的比赛中，皮耶罗首发，我在下半场替换他上场踢了不长的一段时间。我和莫雷罗、大因扎吉打了个漂亮的配合并射进一球。这是我在３届世界杯上的第９球，进球数与罗西相等。我也是意大利唯一在３届世界杯上进球的球员。 　　在对挪威的１／８决赛中，我从下半场起就开始热身，我在场外跑啊、跳啊，但最后１分钟机会也没有。当我看到教练示意换人时，我以为终于轮到我了，但上场的是另一个球员。大家对此都有点意外。 　　在教练席后面，意大利观众开始抗议，他们要求让我上场。老马尔蒂尼恼火了，以致当场和几个球迷斗嘴。皮耶罗在此役没有显示出价值。他在对喀麦隆一役有恢复元气的迹象，但在此役又重新消失了。观众自然想到我。事实上，球迷和老马尔蒂尼的冲突也让我觉得好笑。 　　说实话，热身４５分钟而不能上场，毕竟不是愉快的事，但我对老马尔蒂尼没有任何报复之意。１９９０年世界杯上维亚利是主力，１９９８年世界杯上皮耶罗是主力。我的任务是在必要时准备上场，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许准备太充分了。 　　在和法国队的１／４决赛中，我在第５０分钟顶替皮耶罗上场。皮耶罗踢得不好，但媒体对他的批评也太过分了，比如说他“在场上犹如迫使意大利以１０人对１１人”云云。我上场后有所表现，也差点进了一记“金球”。我将球带到对方球门的右边并起脚射门，我唯一的错误是踢得太干净了，球稍偏高而飞出横梁。如果脚法“脏”一点，我肯定球将踢入网。那将是一记美妙的进球，我也将成为英雄。 

太棒了！谢谢你贴上这本自传！！！

罗比的故事让人回味。。。

很感谢。。。从没有想到他的故事会这个样子。。。感谢。。。

Thanks ！今天罗比的最后一场意甲联赛，让我们一起为他祝福吧。

xiexie

兄弟，你太棒了！！！

哥们多发点

非常感谢

实在是太感谢楼主了，问一下现在在哪里可以下灾这本书的全部内容？

这本自传现有卖的吗

精品永不沉。我顶！

巴乔吧的精品。不会沉的，即使是有人捣蛋的时候! 我顶！

我顶！！！！！

顶了；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