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这是聂华苓先生为她自传体新书《三生影像》撰写的序言。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一座已无人入住的老屋的话，那么这十九个字，就是一阵清凉的雨滴，滑过衰草凄凄的屋檐，引我们回到老屋前，再听一听上个世纪的风雨，再看一看那些久违了的脸庞。
　　我认识聂华苓先生的时候，她已经八十岁了。也就是说，我是先逢着她的枝叶，再追寻她的根的。二○○五年，国际写作计划邀请刘恒和我去美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交流和访问。八月下旬，我们从北京飞抵芝加哥，从芝加哥转机到西德拉皮兹时，已是晚上十点了。从机场到爱荷华，还有一小时左右的车程。接我们的亚太研究中心的刘东望说，聂华苓老师嘱咐他，不管多晚，到了爱荷华后，一定带我们先到她家，去吃点东西。我和刘恒说，太晚了，就不去打扰了。刘东望说：“她准备了，别推辞了。”晚十一时许，汽车驶入爱荷华。聂华苓就住在进出城公路山坡的一座红楼里，所以几乎是一进城，就到了她家。车子停在安寓（取自聂华苓先生的丈夫安格尔先生的名字）前，下车后，我嗅到了大森林特有的气息，弥漫着植物清香，又夹杂着湿润夜露，是那么的清新宜人。
　　门开后，聂华苓先生迎上来，她轻盈秀丽，有一双顾盼生辉的眼睛，全不像八十岁的人了，她见了我们热情地拥抱，叫着：“你们能平安到，太好了！”她爽朗的性格，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红楼的一层是聂华苓先生的书房和客房，会客室、卧房和餐厅则在二楼。一上楼，我就闻到了浓浓的香味，她说煲了鸡汤，要为我们下接风面。她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我站在对面看着，她忽然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笑着说：“你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我笑了。其实，她跟我想象的也一模一样！有一种丽人，在经过岁月的沧桑洗礼和美好爱情的滋润后，会呈现出一种从容淡定而又熠熠生辉的气质，她正是啊。应该说，我在爱荷华看到的聂华苓先生的“枝叶”，是经霜后粲然的红叶，风采灼灼。
　　安寓的饭桌，长条形的，紫檀色，宽大，能同时容纳十几人就餐。我和刘恒常常在黄昏时，沿着爱荷华河，步行到那里吃饭。这个时刻喜欢来安寓的，还有野鹿。坐在桌前，可见窗外的鹿一闪一闪地从丛林走出，出现在山坡的橡树下，来吃撒给它们的玉米。鹿一来，通常是两三只。有时候是一只母鹿带着两只怯生生的小鹿，有时候则是竖着闪电形状犄角的漂亮公鹿，偕着几只母鹿。这处红楼寓所又称为“鹿苑”，真是恰如其分。鹿精灵似地出现，又精灵似地离去了。华苓老师在苍茫暮色中，向我们讲述她经历过的那些不平凡的往事。夜色总是伴着这些给我们带来阵阵涛声的故事，一波一波深起来的。如今，这些故事，连同二百八十多幅珍贵的图片，完整地呈现在《三生影像》中，让我们循着聂华苓先生的生命轨迹，看到了一个为了艺术为了爱的女人，曲折而绚丽的一生。


聂华苓出生于一九二五年的汉口，母亲是个“半开放的女性”，气质典雅，知书达理。她嫁到聂家后，直到生下三个孩子，才发现丈夫已有妻儿。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关于中国问题的专著中，曾有这样的论断：“中国人的性格中，最让欧洲人惊讶的，莫过于他们的忍耐了。”我以为，“忍耐”的天性，在旧时代妇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聂华苓的母亲虽说是羞愤难当，闹了一阵子，但最终她还是听天由命，留在了聂家。聂华苓的父亲聂怒夫，在吴佩孚控制武汉的时候，是湖北第一师的参谋长，在军中担任要职。桂系失势之后，聂家人躲避到了汉口的日本租界。旧中国军阀混战的情形，聂华苓的母亲描述得惟妙惟肖：“当时有直系、皖系、奉系，还有很多系。你打来，我打去。和和打打，一笔乱账，算也算不清。”聂华苓的童年，就是在租界中度过的。英租界红头洋人的滑稽，德租界买办的傲慢，以及日本巡捕的凶恶，小华苓都看在眼里。有的时候，她会溜进门房，看听差们热热闹闹地玩牌九、掷骰子，听他们讲她听不懂的孙传芳、张作霖、曹锟、段祺瑞，也听他们讲她感兴趣的民间神话故事：八仙过海、牛郎织女、嫦娥奔月。聂华苓的爷爷是个可爱的老头，性情中人，他高兴了大笑，不高兴就大骂。他教孙女写字，背诵唐诗。有的时候，他还会邀上三两好友，谈诗，烧鸦片烟。小华苓常常躲在门外，偷听他们吟诗。“什么诗？我不懂，但我喜欢听，他们唱得有腔有调。原来书上的字还可以变成歌唱，你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好听就行了。他们不就是各唱各的调调儿吗？”这段充满童趣的回忆，天然地道出了诗文的本质。从聂华苓先生对故园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是如何捉弄爷爷的使唤丫头真君的，看到她因为得不到一把俄国小洋伞而哭得天昏地暗的，看到她如何养蚕，用抽出的蚕丝做扣花、发簪和书签。虽然是在租界中，她的童年生活仍然不乏快乐。然而，聂华苓十一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在贵州平越任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聂怒夫殉难，聂家从此失去了顶梁柱，少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对于父亲的死，聂华苓在书中是这样记叙的：“那是一九三六年，农历正月初三。长征的红军已在一九三五年十月抵达陕北。另一股红军还在贵州，经过平越。”


聂华苓出生在中国，她离开时，已经二十四岁了。她最早的文学熏陶、所受的教育以及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形成，与这片土地休戚相关。她用二十四年光阴扎下的这个根，牢牢的，深深的，这是天力都不能撼动的。没有它，就不会有日后挺拔的躯干和繁茂的枝叶。
　　读《三生影像》的第二部时，我的心是压抑的。那座宝岛，带给我们的，不是风和日丽的人文景象，而是阴云笼罩的肃杀之气。出现在那里的人，雷震、殷海光、郭衣洞（柏杨），一个个雕塑似的，巍然屹立。他们不是泥塑的，也不是石膏镌刻的，他们都是青铜质地的，刚毅，孤傲，散发着凛凛的金属光泽。
　　聂华苓到台湾后，赶上《自由中国》创刊，杂志社正缺一位负责文稿的编辑，爱好写作的她就应聘去了那里，赚钱贴补家用。《自由中国》是由雷震先生主持的，他一九一七年就加入了国民党，曾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许多要职，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后，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而《自由中国》的发行人，是当时身在美国的胡适先生。对于这个刊物，聂华苓是这样说的：“是介乎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个刊物。这样一个组合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支持并督促国民党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显然，这是一份政治色彩浓厚的刊物。对政治并不感兴趣的聂华苓，像这个阵地墙角一朵烂漫的小花，安静地释放着自己的光芒。经她之手，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以及柏杨的小说和余光中的诗，这些已成经典的作品，一篇篇地登场了。如果说《自由中国》是一匹藏青色的布的话，这些作品，无疑就是镶嵌在布边的流苏，使它多了份飘逸和俏丽。然而，政治的台风，很快席卷了《自由中国》，因为夏道平执写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自由中国》和台湾统治者发生了最初的冲突，胡适在此时发表声明，辞去了发行人的角色。其后，又因为一篇《抢救教育危机》，雷震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一九五五年，国民党发动“党员自清运动”，《自由中国》又发出了批评的声音。到了蒋介石七十大寿，《自由中国》在祝寿专号中，批评违宪的国防组织和特务机构时，这本刊物可以说已成为风中之烛。《自由中国》除了发表针砭时弊的社论，也登载反映老百姓民生疾苦的短评，雷震成了台湾岛的“雷青天”。胡适回到台湾后，一九五八年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期间，雷震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雄心勃勃地筹组新党。雷震邀请胡适做新党领袖，胡适没有答应。但胡适是支持雷震的，说是他可做党员，待新党成立大会召开时，他也会去捧场。我以为，以胡适的政治眼光和看待历史的深度，他是看到了雷震的未来的——不可逃避的铁窗生涯。他没有阻止，反而推波助澜，我想他绝对没有加害雷震的恶意，在他生命深处，真正渴望的，还是做一个自由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徐复观有一篇回忆胡适的文章，他这样写道：“我深切了解在真正的自由民主未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除非一个人良心丧尽，把悲剧当喜剧来演奏。”这话可谓一语中的。雷震其实就是一面树立在胡适心中的正义和博爱的旗帜，有他，他会受到默默的激励；而当他倒伏时，尽管胡适也是痛楚的，但因为这面旗帜是倒在了心中，他便想悄悄把它掩埋了。胡适自称是个怀疑论者，徐在比较新文学运动的领袖胡适和陈独秀时，有过这样精辟的论述：“胡适之性格冲和，宽大，平正，陈独秀性格凌厉，独断与偏激。”他指出胡适的性格中有“矛盾性与妥协性”。所以当一九六○年九月雷震等人以“涉嫌叛乱”的罪名被捕入狱，殷海光等人挺身而出，为雷震喊冤时，胡适隐于幕后，只以“光荣的下场”这句“漂亮话”，打发了世人期盼的眼神。胡适以为他可以苟活，但是他错了。雷震入狱仅仅一年半以后，他在一个酒会致辞时，猝然倒地，带着解不脱的苦闷，去了那个也许是“万籁俱寂”，也许仍然是“众声喧哗”的世界。那一刻，他才真的自由了。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可以诗书画酒相伴一生，有钟爱的事业，有相爱的伴侣，有隽永的回忆，有流传的出版文字。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精神家园辽阔无涯，信守真情，信守善和美。精神富足，怎样过一生都有意义。

回复8楼：
清风徐来总结得很好，正如古人所言，人生的意义应该在于: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吾深以为然矣！

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the University of
Iowa，简称IWP，原名“作家写作坊”）现位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爱荷华，一译“衣阿华”或“艾奥瓦”，位于美国中部平原的爱荷华州，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大部为平原，仅西北部地势较高，呈丘陵状，土壤肥沃，是玉米带的中心地区。爱荷华州是美国的农业大州，其农产品的产值仅次于加州，在美国位居第二。爱荷华也是美国农业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爱荷华城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这里安宁而静谧，宛如世外桃源。爱荷华四季分明：春天，一片艳阳天，积雪都化了，暖暖的阳光，清风抚人；夏天，天空湛蓝，田野里绿浪浓酽。在郊外漫游时，你会听见玉米生长的声音；秋天一到，枫树都红了，红得像彩霞，像火焰，在阳光的照耀下，整个爱荷华都燃烧起来；冬天里，几乎每周都会降下鹅毛大雪，在蔚蓝的爱荷华河里，肥硕的野鸭在水中央觅食，河的两岸是茂密而辽阔的森林，雪松、三角枫、山毛榉、地丁花，倒映在爱荷华河的波心，森林上面是同样蔚蓝的天空，一朵朵白云那样飘逸，又那样的安静。
1965年，著名女作家聂华苓从台北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小镇，与保罗·安格尔在爱荷华大学共同创办了“作家写作坊”，并于1971年喜结连理。爱荷华碧蓝的克拉威尔水库是“国际写作计划”的诞生地。当年，聂长苓和保罗游船至此。她突发奇想地向保罗提出了这个想法，建议创办一个国际性的作家工作室，每年把各国作家请到爱荷华城来，为他们提供写作条件。作家们带着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相会在一起，超越横的国家关系，纵的历史关系，可以真正自由地进行思想、艺术交流。保罗称这个想法是个狂想，因为所需的资金太多，也无前人做过。但他还是十分支持妻子的想法并为此四处奔走。1966年，该计划得到了学校当局的赞同。他们又到处写信，募得三百万美元的基金。经过一番努力，1967年，第一届“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12名作家。自此以后，每年9月1日至12月1日整整三个月的时间，爱荷华城的五月花公寓便住进了三四十位穿着各种民族服装，操着各种语言的来自五大洲的作家。这是全世界首个由大学举办的全球性作家交流计划。该计划有三个原则，第一，让具有潜质的作家接触美国生活，了解美国文学动态；第二，让这些作家参与美国大学的生活；第三，为这些作家提供适合的时间与空间进行文艺创作。因此计划所邀请的作家，也以一些有一定知名度的，具有潜质的新作家为主要邀请对象。自成立来，已有超过115个国家及1,000个作家获邀到访爱荷华大学，参与国际写作计划。迥异的成长背景、不同的人生轨迹，却因为文学而连接在一起，一起致力于世界文化的交流。
“国际写作计划”成立之处，条件非常艰苦，教室是由战时临时搭的简陋营房改建的，在爱荷华河边。不修边幅的作家老师和学生在那里如鱼得水，自由自在地讨论创作。课堂上讨论不具名的某学生作品时，辩论热烈，毫不留情。学生东倒西歪坐在教室里，甚至有人的狗也进了教室，趴在地上，专注的表情好像是它也在听诗。1967年“作家写作坊”改名为“国际写作计划”，地址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原来经费由安格尔，聂华苓两人自筹，后得到美国国务院的资助。“国际写作计划”成立迄今已为世界上来自70多个国家的不同种族、民族、文化的作家们提供了平等交流、谅解互爱的空间；更在海峡两岸的封闭之际，为两地作家提供了彼此了解、信任、亲近的唯一通道，对促进国际作家和台湾海峡两岸作家的交往，起了重要作用。
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对华政策开始略有松动。为了给尚处封闭的两岸作家提供交流的渠道，聂华苓在“国际写作计划”举办了第一次“中国周末”。之后的10年间，余光中、梁牧、王文心、白先勇、萧乾、艾青、陈白尘、茹志鹃、王安忆、吴祖光、张贤亮、冯骥才、白桦盛容、汪曾祺、北岛、阿城、刘索拉等都参加了这个“国际写作计划”，可以说，当时两岸大部分知名作家全部被吸收进来了。写作计划为期三个月，鼓励获邀的作家参与大学的课程，安排各种座谈会、阅读会等。2002年深秋，余华应邀参加为期三个月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并且为配合《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英文版(兰登书屋出版)的发行，到美国东、西部普林斯顿、耶鲁、哈佛、柏克莱、杜克、纽约大学等20来所名校巡回演讲，可以说，“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促进了中美文学界的交流，让更多的美国人民接触并喜欢中国文学。它既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窗口，也是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窗口。1967年“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
的创建也启发了徐子建先生，在中国建立一个这样的国际写作计划的想法就在他心中扎了根。2007年5月，他倡导的“渤海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建立了。这个中心的目的就是搭建起中国文学民间交流的桥梁，寻求那些民间对文学有兴趣的人们给予文学事业以支持。
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这对为此理想而奔走奉献的夫妇，在1976年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被誉为“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
1981年，聂华苓与保罗一起荣获美国五十州州长所颁发的文学艺术贡献。1992年，聂华苓与保罗结束欧洲旅行的前夕，从芝加哥转机回爱荷华时，保罗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为了纪念这位创办者，写作计划将每年的10月11日至13日定为“安格尔文学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