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的人，才有大写的爱。在这场战斗中，左拉“单挑”国家权力，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他一个人与整个国家机器进行PK；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安宁作代价，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小人物伸张正义，彰显了无与伦比的良知、勇气与大爱。一百年了，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前的1906年7月12日，法国最高法院终于宣告德雷福斯无罪。被列为世界史上著名政治冤案之首的“德雷福斯案”，由此彻底平反。 时光倏忽过去了百年，但回首那一切，似乎都近在眼前，历历在目，切切如诉。“德雷福斯案”因为左拉，因为左拉的《我控诉！》，永铭历史、永留人心。一代法国文豪左拉，正是以他控诉的姿态，反而最终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世界声誉— 任何一个有良知、存正义的国度，都要为自己国家曾经出现这样的人士而感到骄傲。 德雷福斯，一位年轻而英俊的犹太裔上尉军官，尽管戴着眼镜，同样飒爽英姿。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陷入这样的 “情报案”中：1894年9月，法国情报人员获得一张给德国驻法国大使馆的“便笺”—据说是在使馆的一个纸篓里发现的，已被撕成六片，上面开列一份清单，有关大炮之类的“情报”。“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叛徒”的行动开始了。在检查笔迹时，情报处发现德雷福斯的笔迹与那张便笺上的笔迹“有些相像”；当局还发现，德雷福斯是参谋部所有军官中惟一的犹太人，他的兄弟为了经营家产而保留了德国国籍。德雷福斯立马被逮捕，交由军事法庭审判。法国公众听说是个犹太人出卖了自己国家的情报，顿时群情激愤，大家都想给这个犹太人一点厉害瞧瞧，很多人要求对德雷福斯处以极刑。1894年12月22日，德雷福斯被开除军籍，处以终身流放；次年1月18日，他被遣送到南美洲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监禁。 德雷福斯本人拒不认罪，其亲属坚持为他申冤。1894年德雷福斯被判罪时，左拉并不在
巴黎
，所以起先他也像大家一样认为这名军官是有罪的；但左拉向来对排斥犹太人的行径深恶痛绝。后来，他接待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的来访，他叫拉扎尔，是他第一个在一本小书里对1894年“德雷福斯案”的判决合法性提出质疑。拉扎尔尽管没有完全说服左拉，但他提供的证据引起了左拉对这桩案子的关心关注。 德雷福斯被捕以后，法国的军事情报仍不断被泄漏，这事就奇怪了；军方又开始调查，到1896年3月，真正的“ 内奸”艾斯特拉齐进入了调查人员的视野。反间谍处处长皮卡尔在查阅艾斯特拉齐的档案时，见到他当年要求调往参谋部工作的申请，发现字迹与“德雷福斯案”中的那张便笺上的一模一样。皮卡尔的朋友将情况告诉了左拉，左拉彻底明白了：被关在魔鬼岛的不幸的德雷福斯是无辜的！ 良知是内心的审判者，有良知的人才有压力，而且是向内的压力。从此，左拉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左拉的私生女德尼丝·勒布隆·左拉，在后来完成的研究性论文《我的父亲左拉》中这样说：“左拉当时在全世界的影响不亚于托尔斯泰，他感到有责任把他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大声地公布于众；沉默，对他而言，不只是一种痛苦，而且是耻辱。如果不说出真相，他就再也不敢坐在亲人的身旁，同老朋友握手时也会羞得脸红。青年时代的那个理想主义者振奋了……”(见该书中译本第179页，广西师大出版社) 挺身而出的作家左拉，连续发表《给青年的信》、《致法兰西的信》等等文章，无情揭露事实真相；在《致法兰西的信》结尾，左拉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法兰西，醒来吧，想想你的名誉！”这些是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早期著作。到了18 98年1月10日，军事法庭审理对艾斯特拉齐的控告，尽管艾斯特拉齐承认了是他向德国人提供情报，德雷福斯不过是个替罪羊，但法官和陪审员们根据“上面的旨意”，还是宣判艾斯特拉齐无罪—军事当局因怕损害自身威信而拒绝改判！用一个荒诞的错误掩盖另一个荒诞的错误，没有比这样的错误更荒诞的了；这样荒诞的判决，引爆了有识之士更巨大的愤怒。 

两天之后，1898年1月13日，星期四，人类权利保护史上，一篇伟大的檄文诞生了！那就是历久弥新、永垂青史的《我控诉！》。这是被激怒的左拉花了一天两晚的时间，在激愤中写就的万字长文。左拉派人把它送到《震旦报》，编辑们读完稿子后个个激动万分。文章原来的标题是《致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福尔先生的一封信》，但文章见报需要一个简洁的标题，大家苦思冥想的时候，主编克列孟梭忽然大叫起来：有了！原来文章当中就有接连出现的气势磅礴的“我控诉”。克列孟梭没去征求左拉的意见，就以《我控诉！》做了标题，用大过报纸名称的字号，在《震旦报》头版刊出了全文。这一天《震旦报》卖疯了，印发了30万份。 “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我就要把通向真理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绝不顾虑后果。”这是苏格拉底说过的话，左拉在《我控诉！》里就是这样干的。今日我们可在学者林贤治等主编的《人文随笔》2005春之卷，以及美国迈克尔·伯恩斯所著《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中，见到《我控诉！》的全文。在详细叙述分析了德雷福斯事件之后，左拉在《我控诉！》中用了8个段落的篇幅，皆以“我控诉”开头，控诉了案件中一系列必须予以控诉的人以及有关机构，正气磅礴、气势如山；能够与这样的语言文字相媲美的，也只有后来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 在文中，左拉毫不客气地说：“一个社会到了这种地步，就要解体了！”他“怀着强烈的信念”，把“真理在前进，无可阻挡！”再重申了一遍；在文章的最后，左拉大爱与无私共舞、激情和理性齐飞：“至于我控诉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我从未见过他们，和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怨仇恨。我在此采取的行动，只是为了促使真理和正义大白于天下。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备受折磨者身上，人们有权得到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我灵魂的呼声。让他们把我带往重罪法庭吧，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我等待着。” 显然，左拉已经清晰地预感到自己要“出事”。正如萧伯纳所说的，“许多伟大的真理开始的时候都被认为是亵渎行为。”一星期后，左拉被起诉。伟岸的左拉嘱咐他的律师，要千方百计让公众知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而不要把精力用于证明左拉是无罪的。支持左拉的人和反对左拉的人于是分成鲜明的两个阵营。反对者主要是那些保皇党人、教权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他们甚至下作地雇用大帮鼓噪者在法院四周大喊大叫；一位支持左拉的年轻人因为向左拉表示敬意而遭到一顿痛打。左拉置身于旋涡中心，谩骂、攻击铺天盖地，甚至有人以暗杀相威胁。最终左拉被判处一年徒刑并罚款3000法郎。律师们向最高法院上诉。其间，律师建议左拉应该离开法国，让判决失去执行效力。起先左拉并不同意，“宁愿坐牢也不逃跑”，否则人们会对他怎么想呢？但最后朋友们说服了左拉，左拉辞别了坚强支持他的夫人，于1898年7月18日，也就是发表《我控诉！》半年之后，“疲惫而绝望”地离开法国去了英国，成了一名流亡者。走时，孤身一人的他“只随身带了一件睡衣，折叠在一张报纸里”。 大写的人，才有大写的爱。在这场战斗中，左拉“单挑”国家权力，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他一个人与整个国家机器进行PK；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安宁作代价，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小人物伸张正义，彰显了无与伦比的良知、勇气与大爱。若是在一个知识界思想真空、人格矮化的国度，这是无法想象的。1899年6月5日，左拉从英国流亡回来，这时的他自己已经穷到极点；到1902年他去世时，银行里一分存款也没有。 不过说左拉“单挑”滥权者也不准确，其实有一批智识者与他站在一起，支持他，声援他，与他并肩战斗。与左拉同时代的著名小说家、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郎士，就始终是左拉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法郎士签署过情愿书，还在189 8年2月19日出庭为左拉作证。这一年，法国出版了一本《法国文学界向埃弥尔·左拉致敬》的书，书上那些支持左拉的人，由此被称为崭新意义的“知识分子”。

真相的揭示需要两种人：一是有良心的人，如左拉一是有自由的人，如主编克列孟梭“法兰西，醒来吧，想想你的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