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抱负与自由主义 ——与哈维·曼斯费尔德的访谈 容迪 时间：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一日 地点：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 　　沈：首先请您谈一下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西方的发展史。你较为独特地把自由主义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马基雅里。 　　曼：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思想，倒不主要是实践和制度，而是实践和制度背後的思想。自由主义是一个庞然大物，大到可以将其理解为整个的现代性——即关於什么是现代。自由主义现象包括各种自由主义的努力，以及反自由主义的各种努力，如种种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其规模远远宽泛於今天所指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可以说是源於马基雅里，虽然马基雅里明明白白的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今天的《华尔街时报》有专文谈论千禧年，被访者被问及过去千年中最为重要的变化。(象我意料之中的一样，最有意思的是索尔任尼琴的回答。)(2)我认为，最重要的变化应该是这个问题本身的提出：把变革和创新作为最重要的，我们生命的意义始於对新的追求。这种思想开始於马基雅里：为了新奇而寻求新奇。新的事务是好的，好的事务必然是新的。进步的概念和对进步的追求是自由主义重要的一部分，马基雅里是始作俑者。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更严格地定义是指一个由权利构成的社会。这里的权利是人的权利，而不是某个人群、某个种族、某种性别的权利。因此，自由主义是普适性的，是有关人性的理解和原则。基於一个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可以从你那夺走的人性。你总是具有这种人性，你的所有权利就基於这种人性。其来源不是他人，也不是由政府赋予你。 　　沈：关於人性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争论，自由主义面临着对人性理解的危机。 　　曼：自由主义正在面临这一危机：单一、固定的人性的存在受到怀疑。卢梭就认为是历史[过程]而非固定的天性...到了尼采，这种认知达到高潮，远远超出卢梭。达尔文的人性进化论也是一种来源。这些认知至少对单一人性和固定的权利提出置疑。 　　沈：在西方，个人作为最基本的、同时也是终极的单元以用来建立正式的政治社会制度安排，因此提出人的本性的问题，以及与人性相关的各种权利。现代西方，如霍布斯，提出了自由作为免於外在干扰的定义(消极定义)。中国传统中，人性是在几种明确的社会关系之中定义的，存在於一定的社会过程之中。这些关系和过程构成个人的重要部分。个人不是社会海洋中的孤岛。(当然，消极定义的自由在西方也是现代才发生的。) 　　曼：霍布斯和洛克以及其他早期的自由主义者把个人定义为一种在社会之外的可能状态--天然状态(the state ofnature)。那是早期的自由主义。不过这种自然状态论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约翰(罗尔斯的"原初位置"(originalposition)概念就是一个例证。但自然状态论更多地被一种对个人在自由社会(或自由民主社会)中的理解所取代。自然状态论太过抽象而失去了说服力。把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各种利益构成全部抽空，是过分的抽象化。人以衣裹体，人有所喜所厌、远近亲疏、亲戚朋友、以及共同文化。自由主义不是要毁灭所有这些，而是去试图重新定义。自然状态概念是用来把社会关系重新定义为一种不太过强求、太过骇人、太过於集中权力，由此使人们可以在生活中彼此之间有一些距离，也不总是有某种主宰的权威高高在上。 　　沈：被自由主义者认为是根本的那些权利，需要来自於对个人的某种理解。这种的个人即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抽象意味着所有的个人都有的共性；具体是指每一个实际的个人。这些都需要回到对个人的定义，以及对人性、对某种原初状态的假设。盖尔纳(EarnestGellner)曾经有"在石器时期的人手中的未决定票（theswingvoteofthestoneageman.)"一说，意指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对人性的探讨基於某种假设的天然、原始状态。卢梭、霍布斯、黑格尔等理论体系都需要这类预设。 

　　沈：所以你认为有些人就是有这样为了公益的抱负？抱负是古今皆有的。也许古时更多，至少从历史记录来看。因为现代以前的历史倾向於记录伟人的事迹。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抱负在今天就能够创造出一个自由的社会？在穆勒的著作里，有那种不注重具体个人私利的人物。你的叙述中，这些人是现代的知识分子和商人。你在一开始就把自由主义的定义与现代性相联接。而用抱负的发挥过程定义自由社会和自由社会的创建，就预设了某种现代条件。这里存在着一个因与果的问题。 　　曼：自由主义意欲创造那些特定的现代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你可以通过扩大公益来满足自我的抱负。你的抱负可以通过从商来表达，而不一定要成为[古代的那种]征伐之人。你也可以钻研科学，拓展科学的前缘。如此种种都是满足抱负的和平途径。 沈：作为雄心勃勃的现代人的自由主义者有别於古时的精英是因为他们不光得到私利，也同时增进公益。这是与贡斯当的两种自由(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有很大区别的。贡斯当的现代人的自由和柏林的消极自由都强调私人领域的重要性，特别是不被公权力侵犯的神圣性。你是否认为你的论证可以超越积极与消极自由对立的二分法。在柏林的这一著名区分中，消极自由是被强调的。这里强调很不幸地在中国被引申为在非自由社会里可以采取冷淡和犬儒主义态度的根据。"作主"的自由("Freedomto"即积机自由)可能导致暴政和权威主义，因此要告别积机自由，"告别革命"，根本取消任何意义上革命的合法性。 　　曼：托克维尔谈论过一种不良的个人主义。这种不良的个人主义是指一种颇具影响的意见，认为个人是无力的，他是大众中的一员。个人力量是微不足道的，除非是通过大的、强有力的国家。但当你利用国家的时候，国家也反过来利用你。而你会越来越倚赖国家，直至於变得更加无力。托克维尔的时期，人们认为民主革命会带来混乱和无政府主义。他不认为革命是一种危险，而是革命并不能真正地具有足够的革命性而[只是]形成大政府--无政府状态的反面。他的担忧源於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之类的]变革使社会解体，个人变得弱小而不能依靠自己。今天这依然是一种危险。通过那样的民主革命只能创造消极自由，而没有使你能够有所作为。(这种的消极我是指负面的意思，与贡斯当和柏林的意义不同。柏林谈的是卢梭和霍布斯对自由定义的区分，而托克维尔谈的问题是柏林所忽略的。那就是有了消极自由的人并不一定进取、参与社会、造福社会，他们可能不利用他们的自由。) 　　走出这[个人主义]困境的方式是为那些自由主义的少数人提供余地、容量、可能性和机会，使那些想要有所作为而且有能力的创业型少数在政府之外组织起来。如果是在政府之内的话，一定要确保[权力和政策过程]非集中的方式，而不总是通过一个中央权力。[一切都通过一个中央权力]只是会增加权力的单一和冷酷。在自由社会中，权力应该是分散的(distributed)，在政府之内和政府之外都是如此。而且权力的位置总是应该向那些新的有创业精神(有抱负)的人开放，让他们能够[有机会选择]在边远的地方竟选职位，或开辟和经营新的生意。 　　沈：这样作的方式应该不是高高在上的或藏在大众背後的？ 　　曼：你必须被民众选择(getelected)。在政治领域，你要诉诸民意；在商业领域，人们要乐意买你的产品--类似的一种诉诸民意。你必须和民众相连。你没有超越他们的权力(poweroverthem)，而只有源於他们的权力(powerfromthem)。 　　沈：明确你所说的自由主义者：从政的人、从商的人、知识分子和文艺人士。他们的精英地位必须源於民众的认可。 　　曼：对。他们必须被考核、或批准、或胜选、或产品畅销。你不能自以为是、特立独行，而必须按照社会的意见来造福社会((tobenifitthesocietyintheopinionofthesociety)。但另一方面，他们一旦当选或得到核准就应该有自由在政经等领域去行事、去作为、去创造。而不是一言一行都被紧盯。 

认真地看完了，随便说几句这里所说的人性也就是大家所共有的那一部分，我们的权力基于人性，我觉得更是基于本性，因为这种本性才是最真实的，不受别人控制，不受外界所左右的，不同的人会有人所共有的人性，但彼此的本性却不一致。自由社会需要一种超验性信仰作为终极献身的目标。这种超验信仰既是诸如对科学的无私探索、对正义的辩护、对自由政治讨论的追求等一切自由献身的人类行为的精神，如果这些精神在现实中被否定，国家也会步奉献者的后尘。知识分子应用言论自由的方式与大众应用的方式很不同，这点是肯定的，精英的言论对大众所产生的影响是绝对有推动意义的。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政府的干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必定是要面向大众的，这是一种生存方式，需要大众的接受与评价，同时也要有自己的学术范围来制造距离，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是最好的既可以引导大众，又不至于变得危险精英的抱负必须能够创造价值，这是大众承认的前提，的确应该保障精英的自由与权力，而且作为精英，本省就具有对大众的引导责任和义务，这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感谢kathy的阅读:)呵呵，关于你所说的人性与本性，倒是很像容格所说的个性与本性。个性（也就是你说的人性）是后天由社会和环境塑造的一个自我，而本性则是你天生的秉性气质，也就是真实的自我。我想现代人幸福的一个条件是本性与个性（你所说的人性）的基本一致。否则必定是痛苦不堪。建立一个尊重与保护文化精英的社会，这该是一个理想。

没有坚持读完。“建立一个尊重与保护文化精英的社会，这该是一个理想。”这句说得好，中国政府就应该就此句展开学习讨论！哼......

为了我们的精英吧主幽灵，我顶！

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喜欢说自己有哪些哪些理想，而不是梦想恩，因为最近在看荣格的性格心理学估计潜移默化就受了影响

文章没看，直接顶。

我也在读荣格的选集:)

好文章要顶！

知识分子的美德，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作为一个在实验室工作的学生，我想自己要想的该是如何改造生物性状或是工业工艺吧:)

辉煌专业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