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沉浸在深深的悲哀之中，我就感到有一种本能在趋势我向另一个方向行走。而这条路 ，正是悲哀之弓。它紧紧绷在理想与现实，新型与陈旧之间，等候着某一天沉重的绝望推动它射出，在与这个世界不同的——与所有屈从于这个世界的人们不同的轨道上，越走越远。用它酝酿的 巨大的能量和前所未有的速度，去成就一种叫做“悲剧”的东西。 从我带着皱巴巴的可怜相来到世上开始，我注定要成为一个奴隶。被迫接受和懂得许多名词，默念，然后使用，并且从中体验叫做“快乐”或者“痛苦”的情绪。我意识到了，意识到了这种被迫的必然，所以更陷入双重 的痛苦之中。一种是早已注定好的跟所有人一样的规规矩矩的痛苦，还有一种是这之外的新的迷惘。我于是顿时察觉到思维的累赘——乐趣之外的纯压力的附属。我们寻找浪漫与象征，企图表达一些连我们自己也没有了解也无法跨越的东西。 吕同六先生在谈论莫拉维亚的短篇小说时说：他们几乎毫无例外的被另一种苦恼所折磨，有时，他们安享富裕的生活，仿佛醉酒一样，觉着生活中的一切都很有意义，很实在，必要。而一觉醒来，突然感到一切都毫无意义，虚伪，空洞。——一种莫可名状的孤独的愁闷的感觉，咬噬着他们的心灵，这种苦恼全然不可捉摸，意想不到，不由自主。 然而，这些评论里我看见，他们（并非指吕先生）把这种不由自主归结与“历史环境的变化”或者“人异化的一个方面”。认为这是人们在获得梦寐以求的物质生活之后沦为（才沦为？）物质的附属品，从而（从而才？）丧失了灵魂，意识。失去本来真实的面孔（怎样才是本来？怎样才是真实？），异化为畸形，丑陋的人；异化为自己的异己者。（啊，“异化！”） “异化”，（也许更多）这难道不是一个陷阱吗？ 　语言的陷阱。 　自人类诞生以来所缔造的一切可以用于左右人们行动与思维的陷阱。 　莫拉维亚他已经死了，他当然不会从坟墓中站起来为我们解释，而这一切，就是“存在”，就是“本能”。他的作品里没有正反人物，我想他是意识到了。意识到创造正或者反的有悖于“存在”和“本能”。他跟随这个时代陷入了近乎悲哀的思索，近乎无知的疑惑。 不管是莫拉维亚，或者巴赫曼，或者笛卡尔，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向我们解释，也解释不了。一个聪明人，能骗过自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他们的确只需要留给我们坟墓，留给我们沉默的残骸。因为他们，乃至所有人，都无能为力。 　　　而这个可怕的世界，它却已经为我们的“丧失”安排好借口。一个新型的人将被称作“异己者”“畸形的丑陋的人”，它已经安排还“真实”。“正直”。和“善良”。和所有一切。对这之外我们会永远的一无所知。 在我摔倒的时候，我将知道他们会怎样的将我扶起来，去揉那淤青的伤口；在我犯“错误”的时候，我将看见他们为此痛心和惋惜；当我死去的时候（且不说是老死还是意外），他们将为我写好悼词，用一些我难以认同的语句和观点，将我掩埋于黄土之下，或者烧毁于火焰之中。他们已经设计好我要走的每一步路，而这一切是连我自己也无法预料的啊！ 　　　　这群互相扶持着成为祭品和奴隶的可恶的家伙！ 我又想起《一切》里的话了：我生来就是一个新型的人，可是却虚度了年华，一事无成！ 　　　 他曾寄希望于他的孩子——“正因为他是个孩子”，所以他希望他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他用一种难以置信的态度对待着孩子和自己的期望。然而这个孩子甚至没有摆出一个唯一的姿态来表明他用不着去沿袭任何人的姿态。所以他失望了，他恨这个孩子，他不想要他了，他对这孩子和自己都提起诉讼。为这个孩子让他失望，为自己无法给一个“新型的人”一块合适的新型的土地。 我想起，他的孩子至多不过是若有所思地说到“我要把这个房子砸个稀巴烂，我要把你们都砸个稀巴烂。”；或者他就是用小刀对准同学的心脏刺下去。事实上他和那孩子没有任何过节。 　　　　最后孩子死了。死的时候他也只是个孩子。他死于意外，这跟“新型”或者“陈旧”没有任何关系。在我看来，至多是关系到宿命，关系到存在，关系到了另一种不可知的状态。 “这关系到父亲与儿子，死亡与罪孽。” 　　　　我开始不知道这个幼嫩生命的离开是为了说明什么，并且也开始怀疑存在与价值了。或者真是为了孩子的父亲意识到：我带他走得太远了？ 　　　　是真的要：学习按部就班地走？ 　　　　是真的要：自己先学会影子的语言？ 　　　　是真的要：回到人类语言的陷阱中 我想。这“一切”，是为了让我们活在别的人们所能见的“生”的道路上罢！ 　　　正如孩子的父亲所说：让他们象其他孩子一样成长吧！我将象克鲁诺斯那样吞食他们，象严格的父亲那样鞭打他们，溺爱他们；还要想李尔王那样能够被他们愚弄。我要象这个时代所有的男人一样，什么也不留给他们，既没有财产，也没有忠告。 　　　啊！这张悲哀之弓！而我们——是不是还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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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好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