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在他艺术生涯的早期，曾将反抗置于很高的地位，甚至，反抗是他的关键词，这一点正同早期的中国摇滚乐的情形类似。那时候中国到处是腐朽势力的压迫，出现这种情况毫不足怪。但崔健骨子里的东西还不是这个，否则崔健老早已经玩完。崔健这几年的艺术实践表明，离开了对立面的崔健照样能够生存，尽管作品中有失败的例子，但崔健自己，从来就没有失败的。
艺术家不一定是拳击手，摇滚艺术家也不一定是拳击手，拳击手式的艺术家，只是艺术家之一种。拳击手的伟大在于对手的强大，崔健曾经作为中国最孤独的拳击手，至少在人们的假想中——一个势单力薄的人，一己面对近乎一个国家般庞大的对手，而获得一个近乎英雄的形象。当人们终于到了一个能够平静看待一切的年代，我们发现英雄总是畸形英雄，英雄的高大并不是真的高大，而是因为时代的低矮，只有平庸的年代才会诞生英雄，英雄存在的前提，是全体人的普遍矮化和畸形；而人类最终期许的，并不是由由畸形变得正常，而是由正常变得更美好。英雄的内涵，总是对应着最基本的东西——生存，或人的基本自由，英雄对应着一个简单、强大但是并不深刻的对抗；从人类将长期面对的更大问题看，这对抗甚至不是真矛盾，只是一个起点，只是一次揭幕；这是历史的相持阶段，由于相持中旧事物的一时之盛，和这个世界普遍的平庸性质（旧事物的另外一层表现），英雄由于它初露的异质平地而起。在一个晦暗的时代，英雄必须以性命相搏，以基本自由相搏，以获得做人最基本的人格。但当新时代的大门打开，真正的问题才会真正出现，并喷涌出事物所有的矛盾、复杂和迷人之处，这时性命、勇气变得无用，斯人将以大脑、身心和洞察力与复杂相搏。一个高质量的人，并不需要一个强大的但是平庸的对立面，他的高质量，必是因为对问题的进入之深、思考之广，对世界、人生、真相、真理产生了无穷无尽因而既痛苦同时又愉悦的体认。
最好的艺术家，就在此时诞生了：或者在盛世，或者在混乱之年，但决不会在简单对立的年代。此时，让人犯傻的强权，因为太傻而在人们的意识里消解，英雄的基础也因此瓦解。所以现在仍在指望崔健继续英雄继续高大的人，实际上是在降低我们时代的质量，将之简单化到蒙昧之前的水平。
好在崔健自己没有，他从来没有置身于那场假相的拳击赛，甚至在对抗的时代也没有。另一方面，崔健也不是那种天才式的艺术家，从自身中生出万物。崔健骨子里的东西既不是反抗，也不是奇想，而是一种格物式的智慧。
崔健始终关注时代，自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把他推上时代代言人的交椅，崔健几乎是被迫地又是命定地承担起为时代立言的角色。这几乎是一个注定失败的角色，但崔健身上的良好品质保护了他。崔健不像职业的文化人，他没有过分的历史功利心，他非常诚实，非常乐于察看现实的模样，并且并不急于抢答、评论和盖棺论定，尤其是占据山头登高一呼或俯视众生的作风，向不为他所取。虽然，他的眼光始终盯着时代变化和社会现状，始终偏重于对时代发言，但他关注的方式很平民，从不缺乏自省，从不高高在上，从不自视甚高，也从不对自己要求太高，相反他获得的结果，却有一种随物赋形的奇妙。
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到《无能的力量》，崔健的话语越来越不个人，对时代说点什么，说点时代的什么，这个意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外露，但它并没有伤害什么。而且，由于拥有前文说到的那些个人品质，崔健竟从来没有产生过表达上的障碍和困难。《无能的力量》产生的年代，可能是思想和表达最困难的年代，时代主题的混乱和庞杂，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对崔健来说这似乎没什么问题：现实是什么，就说什么好了，不一定非要背上看穿它的包袱，非要说出什么振聋发聩的醒世恒言，所以他就说了这力量的无能，说了无能、混乱的种种情状。这种方式简直就是崔健的艺术方法论：现实就在那里，谁都看得见，它怎么样（艺术）就怎么样，所以我说崔健的艺术创造方式是一种随物赋形的智慧。因为这种方式，他总也不会枯竭，除非他放弃了这种方式。
所以崔健的东西，因为随物赋形，总是非常传神，总是时代标本。《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既充满困惑，又激情昂扬，显示了那个启蒙时代的精神。《解决》突出的印象是压制、抗争和冲冲打打，它们的创作先于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又在这个历史事件后很好地代表了那其实是一整个历史时期的情绪。《红旗下的蛋》红红火火纷杂热闹，热闹下又潜流着失落的寒意，又与那一段市场化、经济化的时代气质丝丝吻合。《无能的力量》从艺术成就上看最失败，语言拉杂无力，音乐时尚时髦，但正是这种无力，这种时髦，正正好好又是那一个时期思想混乱无力、同时城市生活又十分杂沓、十分时尚化的写照。
听说最近崔健新创作了《给你一点颜色》，并用乡下进城民工的口音说话和唱歌，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依我看，这正是崔健的作风，他还在看着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城市，并从最大的现实场景中找到他的题材，说出这个城市中正在发生的事物。

写得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