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城傍”为兵士的一种，史界已成定论，但城傍究竟为何种兵，中日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1]笔者在这些学者论述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城傍，认为城傍是一种兵牧合一的制度，唐对内徙蕃族置于军镇城旁，保持其部落组织，轻税之，战时发其自备鞍马从行，城傍不但是大唐帝国赫赫武功的重要创造者，而且对唐后期历史及军事均有较大影响。正确与否，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一、城傍的设置状况 《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略云：　　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皆令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每年两度教练，使知部伍。如有警急，即令赴援。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习，每年秋集本军，春则放散。）这是有关城傍子弟的重要史料。日野开三郎先生指出，城傍是与城傍子弟同样的称呼，正如土团、坛丁也称土团子弟、坛丁子弟一样。方积六先生也认为城傍是对城傍子弟的省称。[2]笔者以为，唐代子弟问题还需具体研究，但诚如日野及方先生所论，这里的城傍子弟是一词，城傍子弟指城傍兵．不但与土团、坛丁称土团、坛丁子弟同，而且也与神策兵又称“神策子弟”[3]同。　　方积六先生指出城傍子弟为蕃兵，这一观点很有见地。城傍为蕃兵，不但对唐代兵制、军事，而且对唐代民族关系等都影响至深且巨。笔者在方先生的基础上，再就城傍的设置、制度及作用等，补充论述如下。 1、东北城傍 《陈伯玉文集》卷一O《为建安王与辽东书》云：　　营州士[4]人及城傍子弟近送密款。唯待官军。这里士（土）人与城傍子弟并举。同卷《为建安王与诸将书》称“营州饥饿，人不聊生，唯待官军”，未点明待官军者的身份，但《为建安王与安东诸军书》则云：“营州饥饿，人不聊生。诸蕃首领百姓等，唯望官军。”可见城傍子弟即指营州诸蕃首领百姓，他们在这次孙万荣叛乱中心向唐室，谋求归顺。 营州城傍子弟，其来已久。《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略云：　　又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初仕隋为金紫光禄大夫。武德四年，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至曾孙万荣，垂拱初累授右玉铃卫将军，归诚州刺史，封永乐县公。万岁通天中，万荣与其妹婿松漠都督李尽忠，俱为营州都督赵翙侵侮，二人举兵杀翙，据营州作乱。尽忠即窟哥之胤。契丹孙敖曹与靺鞨突地稽武德四年内附，被置于营州城傍，据此而形成的辽州、归城州都属于营州城傍。同传又云：　　〔贞观〕二十二年，窟哥等部咸请内附，乃置松漠都督府。李尽忠为这次内附的窟哥后代，世袭松漠都督。《旧传》未记松漠都督府的位置，但同书卷六则天皇后纪略云：　　（万岁通天元年）营州城傍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攻陷营州。可知窟哥内附，也被置于营州城傍。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作乱，所领兵为窟哥部及孙敖曹部，占据了营州因饥饿而“唯待官军”的城傍子弟，应包括这些部落兵（当然还有其它一些，详见下论）。他们因被置于城傍，而名之为城傍。《陈伯玉文集》中提到的“营州城傍子弟”指诸蕃部落（包括首领、百姓），这是显而易见的。　　武德四年内附置于营州城傍的还有靺鞨人，因此营州城傍不只契丹一族。《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条略云：　　有酋帅突地稽者……武德初，遣间使朝贡，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刘黑闼之叛也……又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一子谨行……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结合上引契丹条，以靺鞨部落置燕州，也在营州城傍。麟德中，李谨行领这一部落仍称雄于营州，“其部落家僮”，即营州城傍。　　东北城傍中，除契丹、靺鞨外，尚有奚及其他部族。《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略云：　　范阳城旁奚族也。《新书》二一一李宝臣传作“范阳内属奚也”，可见《新书》作者已不知道“城傍”为专有名词。“旁”与“傍”在现代汉语中是两个字，读音亦不同，而唐时“傍”在表示旁侧的用法上与“旁”通。如《全唐诗》3220页“路傍一株柳”，3306页“惊秋路傍客”，3367页“青襟在师傍”，3368页“若无傍人见”，“岂合离市傍”，这些“傍”均指“旁”。“傍”也有写作“旁”者，如3363页“浮云道旁起”，旁、傍含义相同。[5]“城傍”也是如此，故而《旧唐书·李宝臣传》作“城旁”。“城傍”即城旁侧之义，“傍”在这里读为“旁”。同书管一九九下奚国条云： 

　　贞观二十二年，酋长可度者率其所部内属，乃置饶乐都督府，以可度者为右领军兼饶乐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贞观年间内属的奚应与契丹一样，置于营州城傍。《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门贞观十八年七月诏，提到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二都督府兵马及契丹、奚、靺鞨，往辽东问罪”，这里的契丹、奚与靺鞨，都是营州都督可控制的营州城傍。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叛后，奚率众属突厥，其后，奚、契丹与唐或降或战，开元二十年，奚酋长李诗琐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帐来降，“诏封李诗为归义王兼特进，左羽林大将军同正，仍充归义州都督，赐物十万段，移其部于幽州界安置”[6]，《新唐书》二一九作“置其部幽州之偏”，偏者，旁也。奚部落被置于幽州城傍，李宝臣为“范阳城旁奚族”，当是与李诗同内附的奚族后代。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略云：　　燕州 开元二十五年移治所于幽州北桃谷山……旧领县一，实无土户，所领户出粟皆靺鞨别种。户五百。　　威州 武德二年，置辽州总管……贞观元年，改为威州，隶幽州大都督。所领户，契丹内稽部落。　　慎州 武德初置，隶营州。领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淄、青州安置。神龙初复旧，隶幽州。　　玄州 隋开皇初置，处契丹李去闾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徐、宋州安置。神龙元年复旧，今隶幽州。　　崇州 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置崇州、鲜州，处奚可汗部落，隶营州都督。　　夷宾州 乾封中，于营州界安置，处靺鞨莫愁思岭部落，隶幽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徐州。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师州 贞观三年置，领契丹室韦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都督府。　　鲜州 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奚部落置，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　　带州 贞观十九年，于营州界内置．处契丹乙失革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放还，隶幽州都督。　　黎州 载初二年，析慎州置，处浮渝靺鞨乌素固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宋州管治。神龙初还，改隶幽州都督。　　沃州 载初中．析昌州置，处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州陷契丹，乃迁幽州，隶幽州都督。　　昌州 贞观二年置，领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　　归义州 总章中置，处海外新罗，隶幽州都督。　　瑞州 贞观十年，置于营州界，隶营州都督，处突厥乌突汗达干部落，咸亨中改为瑞州。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宋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信州 万岁通天元年置，处契丹失活部落，隶营州都督。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青山州 景云元年，析玄州置，隶幽州都督。　　凛州 天宝初置于范阳县界，处降胡。　　自燕以下十一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今记天宝承平之地理焉。我认为这十七州部落皆为幽州、营州城傍，理由如下：　　（1）燕州领靺鞨别种。前文已论，武德初突地稽降，以其部落置燕州，《旧唐书·契丹传》称其与契丹别部一起置于营州城傍。天元二十五年后燕州移隶幽州，当为幽州城傍。　　（2）威州原名辽州。上文已论，契丹孙敖曹降，于营州城傍安置，行辽州总管，可见辽州为营州城傍。改威州后隶幽州，成了山州城傍。　　（3）慎、玄、夷宾、师、鲜、带、黎、昌、瑞、信十州因靺鞨、契丹、奚、室韦、突厥等部落置，万岁通天元年前隶营州，孙万荣、李尽忠攻陷营州后，移于淄、青、宋、徐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这些州部落也是城傍，因为《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晙传略云：　　议者若谓降狄不可以南处，则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编夷居青徐之右，何独降胡不可徙欤？

二、有关城傍的制度 《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略云：　　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四等已上为上户，七等已上为次户，八等已下为下户。上户丁税银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无羊之处，准白羊估折纳轻货。若有征行，令自备鞍马，过三十日已上者，免当年输羊。）轻税诸州，高丽、百济应差征镇者，并令免课役。笔者曾探讨过唐代轻税制度[14]，但当时着眼于赋税的角度，对“轻税诸州”的构成及特色并未涉及，这里结合城傍，试补充论述如下。 伯三○七八“唐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50一51行略去：　　若于羁縻州及轻税州自首者，虽得良人，非本州者，亦不成首。“羁縻州”与“轻税州”并提，可见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州。《唐大诏令集》卷一O七《诫励诸军州牧将诏》略云：　　今诸蕃归降，色类非一，在蕃者则汉官押领，入附者或边陲安置。归降诸蕃分在蕃与入附两种情况[15]。在蕃者列置府州，汉官押领，为羁縻州府，入附者置于军州城傍，所列州府则为轻税州府。轻税州与城傍密切相关。　　《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略云：　　（宇文融）乃与崔隐甫、李林甫共劾奏说，引术士王庆则夜祠祷解，而奏表其闾……擅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旧唐书》卷九七说传较略，只称“李林甫奏弹说引术士夜解及受赃等状”，受赃即指太原九姓羊钱事。太原九姓，就是上论的河东城傍铁勒九姓。《旧唐书》卷九九张嘉贞传略云：　　时突厥九姓新来内附，散居太原以北，嘉贞奏请置军以镇之，于是始于并州置天兵军。据同书九七张说传，知说开元七年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使，八年王晙诛阿布思等，大同、横野军旁的同罗、拔曳固等不安，张说亲持诣部慰抚，可知张说曾以并州长史及天兵军使的身份，控制过朔、代州界内的铁勒九姓，李林甫等弹说贪太原九姓羊钱之赃，正是这些铁勒九姓所纳羊钱。据《六典》卷三，羊当是指附贯二年以上蕃户输羊，钱可能指初附者纳银钱，也可能指按白羊估折纳的轻货。总之，这部分铁勒九姓是纳轻税的。　　从史籍上，我们并未看到唐对这部分铁勒九姓又裂置州府的记载，他们只是散居河曲诸州。那么裂置州府的内附蕃胡是否也纳轻税呢？回答应是肯定的。“唐仪凤三年度支奏抄”[16]略云：　　B’4 一雍州诸县及诸州投化胡家，富者[丁别]　　5 每年请税银钱拾文，次者丁别伍文，全　　6 贫者请免。其所税银钱，每年九月　　7 一日以后十月卅日以前，各请于大州　　8 输纳。以往解释这条史料时，我将大州释为本州[17]，不确。而“大州”实为理解唐代轻税制度的关键词。据《唐六典》卷三户部郎官条，唐州分辅、雄、望、边、上、中、下数等，并无“大州”一种，那么文书中的大州指何种州呢？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略云：　　庆州 芳池州都督府，寄在庆州怀安县界，管小州十：静、獯、王、濮、林、尹、位、长、宝、宁，并党项野利氏部落。　　银州 静边州都督府，旧治银川郡界内，管小州十八。　　夏州 达浑都督府，延陀部落，寄在宁朔县界，管小州五：姑衍州、步讫若州、嵠弹州、鹘州、低粟州。这些党项、延陀部落被置于庆、银、夏等州界内，因其种落分置之州为小州，而包含这些小州的庆、银、夏州则为大州，也就是说，有城傍部落的州就是大州，大州所辖部落百姓纳轻税，这种轻税被交由管辖这些小州部落的军州〔大州〕。　　经上论，城傍、轻税州、小州皆为对内附置于边州界内蕃族部落的称呼，以居处地而论，他们被安置于军州城之旁侧，故称城傍；以纳税而论，他们纳银羊轻税，故称为轻税州；以居处州的隶属关系而论，因内附蕃族部落所置州在边州界内，被边州包融，故又称为小州。将这些名称及其间关系解释之后，我们对城傍的理测可以进一步了。　　唐为何要将内附蕃族置于城傍呢？首先，城傍的城指的是城郭，但不是一般的城郭。《新唐书》卷五O兵志略云：

《通鉴》卷一九八记载贞观十九年备薛延陀，“阿史那社尔发胜、夏、银、绥、丹、延、邠、坊、石、隰十州兵镇胜州。”“又令执失思力发灵、胜二州突厥兵，与道宗等相应”，胜、夏、银等州有部落城傍兵，丹、延等州有稽胡兵，阿史那社尔领兵汉、稽胡及城傍相杂，执失思力所领灵、胜二州突厥兵，完全是灵、胜二州的突厥城傍部落。二十一年讨龟兹时，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郭孝格、杨弘礼、李海岸等五将“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骑十万”[26]，突厥骑为随阿史那社尔归附的灵州城傍；铁勒十三部为薛延陀平后，太宗在漠北所设的瀚海等十三州府[27]，不属于城傍兵。永徽中讨贺鲁，契苾何力与梁建方“统秦、成、岐、雍及燕然都护回纥兵八万讨之”[28]，燕然都护回纥兵指置于漠北的铁勒十三部中的回纥部，也不是城傍兵。武后时，“大发河东道及六胡州绥、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29]，讨契丹，所用兵为河东城傍、朔方城傍及绥、延等州稽胡部落。这些都是发蕃兵入战之例。除用铁勒、稽胡兵外，绝大部分都是用城傍兵。治史者多认为蕃兵是唐前期战场上的重要力量，但蕃兵如何能大量、普遍地为唐所用，则在于这种城傍制度。　　有关城傍兵的作用，我们还可引景龙四年命吕休璟北伐敕具体分析。《唐大诏令集》卷一三○略云：　　北庭副都护郭虔瓘……领瀚海、北庭、碎叶等汉兵及骁勇健儿五万骑。金山道前军大使、特进贺腊毗伽钦化可汗突骑施守忠，领诸蕃部落健儿二十五万骑……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领蕃汉兵募健儿、武用绝群飞骑、城傍等十五万骑。赤水军大使、凉州都督司马逸客……领当军及当界警汉兵募健儿七万骑。丰安军大使、灵州都督甄粲……领蕃汉兵马六万骑……据《通鉴》卷一一五天宝元年条，瀚海军12000人，天山军5000人，伊吾军3000人，北庭兵额总共2万人。郭虔瓘所领瀚海、北庭等汉兵当然不可能是北庭2万兵额的全部，因为北庭本身的防戍镇守也必不可缺，也要留除相当的兵员。郭虔瓘所领汉兵及“骁勇健儿”共5万骑，若北庭分出汉兵1万，“骁勇健儿”则有4万，他们是北庭的旁侧诸军士，即城傍，可见这次郭虔瓘领征行兵中绝大部分为城傍。朔方兵总数的64700人，若一半参加征行，可出兵3万人，“武用绝群飞骑”人数不可确知，但也可推知张仁愿所领15万兵中有近10万的朔方城傍兵，比重是相当大的。丰安军8千人，甄粲所领6万骑中有5万余为灵州城傍。赤水军33000人，若一半征行，有16500人，司马逸容所领7万骑中也有5万余凉州城傍。经这样推算，这次参战城傍兵达25万。这次北伐．除用突骑施守忠为借在蕃蕃兵外，其余各都督大使领兵绝多数为城傍。这些城傍不占正规军兵额，却大量征行，其数量远远超过正额汉兵．成为战场上的主力。城傍的作用于此可见。　　城傍被征行时自备鞍马，不用唐政府供给“行赐”[30]，参战时，由国家给军粮。如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发河东道、六胡州及稽胡兵讨契丹时，便勒百余万斛江淮租赋往幽州，“纳充军粮”[31]，赴营州的城傍兵由国家给粮。作战之时及之后，立功的城傍兵可与汉兵一样，得到官赏赐物。《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开元九年五月壬申敕略云：　　朕今发陇右诸军马骑掩其南，征河东九姓马骑袭其北……其蕃汉军将以下，战士以上．若生擒及新获康待宾等一人，白身授五品。这个赏格不限蕃汉，河东城傍铁勒九姓也可以因擒获功而得官赏。《曲江集》卷一二《敕河西节度副大使牛仙客书》略云：　　卿可于河西诸军州拣练骁雄五千人，即赴安西受于王斛斯分部……又恐安西资用之乏，卿可于凉府将二十万段物往安西，令随事支拟及充宴赐。运往安西的二十万段物用充宴赐之费，参加宴设的包括了于河西诸军州选的五千人，这五千人的来源，同书卷一O《敕四镇节度王解斯书》作：“令河西于诸军州及在近诸军”中简择，“在近”与侧近、旁侧等同，指城傍部落兵。可见发部落兵征战，除给粮外，还要给宴赐费。

　　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李宝臣为奚部落寒人，为范阳将养子，可见早在安禄山养八千曳落河之前，东北边军已盛行养子制了。这种养子制的特点为“异类合为父子”，不限种族，由善骑射者组成，养于节帅、养于军将，这种养子制是由城傍部落组织演变而来的，是代替城傍部落的一种类似血缘关系的新的军队组织形式。　　能够与范阳兵匹敌的朔方军也情形类似。《旧唐书》卷一二O 郭子仪传记载，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等寇京师后，子仪曰：“怀恩本臣偏将，其下皆臣之部曲。”郭子仪对朔方兵部曲而言，实为父主，同卷记载“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可见郭子仪与其部将之间的关系。不但部将如此，与仆固怀恩同来的回纥见子仪后，“皆舍兵下马拜曰：‘果吾父也。’”郭子仪在朔方兵及与朔方同讨安史的回纥兵中的父主地位可以窥见。郭子仪心向帝室，不私置养子，但朔方兵胡化严重，主帅与将领士兵之间有类似安禄山曳落河一样的父子关系，这在仆固怀恩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十月条《考异》引《邠志》云：　　（仆固）怀恩寇邠、泾，十七日，众渡泾水，郭晞率众御之，战于邠郭，我师败绩。怀恩覆其阵．泣曰：“此等昔为我儿，我教其射，反为他人致死于我，惜哉！”可见仆固怀恩也将朔方将士视为养子，朔方兵最终被唐强力分化、拆散、削弱，与此点不无干系。朔方军的养子制．与安禄山养曳落河一样，是代替城傍部落所形成的融合多种族兵将的新的将与兵的关系。　　唐太宗用部落酋长为蕃将，使其领本部族征战，这是城傍制度，唐玄宗用蕃将多为部落寒人则是城傍向定额兵转化时出现的现象，养子制正是适应这种变化所出现的。其后至唐末五代，愈演愈烈，我们在看到五代义儿盛行，帝王“用以成功业，及其亡亦由焉”的同时，也应明确义儿制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城傍对唐后期历史的第二个影响则体现在藩镇割据上。割据的藩镇及其主要将领多为城傍后裔。《旧唐书》卷三九记载东北城傍由安禄山驱至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无存者”。河朔三镇的胡化也应从大量城傍自东北边移徙而至的角度考虑。《新唐书》卷二一O 藩镇魏博传云：　　史宪诚，其先奚也，内徙灵武，为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将，祖及父爵皆为王。宪诚始以趫敢从父军。魏博史宪诚为内徙灵武的奚族城傍后裔，在史宪诚之前统治魏博的田氏家族虽无城傍血统，但魏博兵将则为融合东北城傍与边兵的军事体制。《旧唐书》卷一八一罗弘信传附子威传云：　　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浸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维系魏博的为父子相袭的牙兵，而充牙兵的子弟则是追随田承嗣的东北城傍及健儿。《新唐书》卷二一O 田承嗣传略云：　　平州卢龙人。世事卢龙军，以豪侠闻。隶安禄山麾下，破奚、契丹．累功至武卫将军，禄山反，与张忠志为贼前驱，陷河、洛。田承嗣魏博兵即安禄山反于范阳的先锋兵。安禄山所部兵包括同罗、奚、契丹、室韦等15万众，范阳兵91400人，平卢兵37500人,[41]若一半镇守，则入中原兵6万余人，同罗及东北城傍兵近9万人，知安禄山起兵驱入中原的主要兵力还是东北城傍部落。魏博牙兵“召募军中子弟”而成，召募者多为这部分城傍子弟。魏博牙兵为城傍后裔。　　镇冀将亦以城傍后裔为主。李宝臣为范阳城傍奚，上文已论，李宝臣之后的王武俊，“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开元中与饶乐府都督李诗等五千帐求袭冠带，入居蓟。武俊甫十五，善骑射，与张孝忠齐名，隶李宝臣帐下为裨将”[42]。李诗等内附被置于幽州之偏，即幽州城傍，王武俊为幽州城傍契丹人后裔，与王武俊齐名的张孝忠本奚族，父谧开元中提众纳款，[43]张孝忠也为城傍后代。镇冀地区融合城傍及不同种落兵将的军事制度也是养子制。《新唐书》卷二一一藩镇镇冀王廷凑传略云：本回纥阿布思之族，隶安东都护府。曾祖王哥之，为李宝臣帐下，骁果善斗，王武俊养为子，故冒姓王，世为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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