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攘外必先安内”有其合理性？抗日战争若干认识谬误辨析”，“敌后军民给日本侵略军造成重大的伤亡，使其消耗巨大，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对抗战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蒋介石和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无关吗？
“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出自张学良，但其所以下此令，却是和蒋介石密切相关。1928年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并与之约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1931年，张学良曾两次密电蒋介石。“而蒋介石的答复是，东北“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向张学良强调：“此非对日作战之时”。同时，蒋介石7月23日公开宣示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等等，“都应该深刻影响了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的决策”。
“简言之，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此时的对日方略和张学良服从蒋介石、东北外交完全归国民DANG（防和谐输拼音）中央办理的约定，是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真正原因”。因此，“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是对蒋介石相关指示的实施”。
二、“攘外必先安内”有其合理性吗？
“历史的基本事实是，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入侵外敌不断妥协退让、对内严酷镇YA，严重背离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其结果，一是，签订《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日本大规模侵略的阴谋得逞，民族危机加深，丧权辱国，误国误民（实际也误己）。二是，其集中力量“剿GONG”和剪除其他异己，不仅不能“安内”，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抗日所需的民族凝聚力。三是，1933年的福建事变、1936年的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证明“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是错误的、行不通的”。“四是，“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实行，形成了日本当局“轻侮中国的观念”，膨胀了其侵略野心”。“攘外必先安内”“严重损害全国抗日局面”。
三、敌后战场战略作用认识清楚了吗？
我们党抗日游击战“在全国抗战中具有重大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它以非常有效的方式打击敌人，保持和壮大自己；它通过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它开辟和形成地域广阔的敌后战场，牵制、消耗和消灭数量庞大的日军，有力形成对正面战场的战略配合；它的普遍实施和持续不断，给予日军支撑战争的“以战养战”战略沉重的打击”。
“比如八路军在华北的大规模游击战，迫使日军集中重兵防堵。1940年日本军方报告称：“日军在华北有九个师团和十二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那里。”“华北治安的症结所在，并非国民党政府，而是我们党”。据统计，我们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1938年是58.8%，1939年是62%，1940年是58%，1941年是75%，1942年是63%。这5年中，还一直抗击着全部伪军。1943年抗击侵华日军的58%，伪军的90%；1944年抗击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1945年则抗击侵华日军的69%，伪军的95%”。
“相持阶段之后，经常有超过半数的侵华日军被牵制和消耗在敌后战场，是确定无疑的。特别是，敌后抗日游击战非常活跃，日军称：“我们党游击战和地下工作非常巧妙”，日军被迫打“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中止的战争”。由于遭受敌后军民的频繁打击和巨大威胁，日军就频繁动用重兵疯狂“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敌后军民在与日军的不断斗争中，在承受了巨大的危险、牺牲和损失的同时，给日本侵略军造成重大的伤亡，使其消耗巨大，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对抗战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以下内容出自““攘外必先安内”有其合理性？抗日战争若干认识谬误辨析”（转载自“北京日报客户端”百家号）。
“一些史实混淆、存在偏见甚至谬误的说法，会影响人们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和经验总结——抗日战争若干认识之辨析”。
“敌后军民给日本侵略军造成重大的伤亡，使其消耗巨大，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对抗战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伟大的抗日战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因此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重要话题。当下，在对抗日战争历史的回顾和讨论中，不时听到一些史实混淆、存在偏见甚至谬误的说法，它会影响人们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和经验总结，这里，仅就其中几个问题提出讨论。”

“将抗日战争延伸为14年是为了突出我们党（防和谐，写我们党，下同）抗战的作用吗
过去普遍称“八年抗战”，2017年教育部要求中小学教材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后，14年抗战逐渐成为共识。但也有人对此有疑虑，甚至认为如此之改是为了突出我们党抗战的作用。实际上，把中国抗日战争由8年延伸为14年，是还原历史原貌。
众所周知，中国抗日战争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后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直至七七事变后才决策抗日。而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多次由民众也包括国民党正规军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如东北义勇军的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热河长城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热河抗日救国军抗战、绥远抗战等，全国各地的抗日斗争、救亡运动持续不断。即中国抗日战争经历了由“局部抗战”发展到“全国抗战”的过程，经历了由民众、政党和社会力量抗战到中央政府实行抗战的过程。因而也就出现了“抗战8年”和“抗日战争14年”两个概念。但有一点必须明确：6年的“局部抗战”和8年的“全国抗战”，都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二者组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完整历史，中国的抗日战争历时14年。
实际上，国际上此种认识和表述也很多。如日本学者所主张的“十五年战争”说（他们把战争爆发之年记作第一年，以此计算，至战争结束之年即是第十五年），他们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是“持续15年的中国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都体现了其“十四年抗战”的研究视角和历史认识。美国学者戴维·M·戈登在《历史文献：中日战争，1931-1945》一文中，直接将中日战争界定在1931年至1945年。2015年4月，由法国著名国际关系史专家罗伯特·弗兰克教授、抵抗运动史专家阿丽亚·阿格兰教授联袂主编，集聚法、英、德、意、加、奥等国50余位学者撰写的《1937-1947：战争——世界》，明确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叙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也是将中国抗日战争计算为14年。总之，以14年抗战来反映中华民族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斗争，是对史实的还原，是对抗日先烈的尊重，是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而没有夹杂其他因素。”

“蒋介石和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无关吗
近年随着张学良在口述历史时明确承认“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于是蒋介石与不抵抗主义无关，甚至蒋介石为张学良“背锅”的说法开始流行。考诸史实，此说不确。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出自张学良，但其所以下此令，却是和蒋介石密切相关。
1928年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并与之约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因此当1931年7月日本当局操控朝鲜移民制造万宝山事件后，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挑衅和进逼，张学良两次密电蒋介石：“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吾人自应早为之计。”而蒋介石的答复是，东北“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向张学良强调：“此非对日作战之时”。同时，蒋介石7月23日公开宣示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8月4日要求国民党中央对民众反对日本暴行的运动“应取慎重态度，免为日方借口”的电报，9月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给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此时应以镇静态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致启战端”的密令，都应该深刻影响了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的决策。
简言之，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此时的对日方略和张学良服从蒋介石、东北外交完全归国民DANG（防和谐输拼音）中央办理的约定，是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真正原因。因此，虽然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没有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但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却是对蒋介石相关指示的实施。所谓蒋介石和不抵抗主义没有关联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攘外必先安内”有其合理性吗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对东北的侵占和向关内的大规模侵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的应对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近年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有延缓中日战争、为中国争取抗日准备时间的一面，因此有其合理性。然而历史的基本事实是，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入侵外敌不断妥协退让、对内严酷镇YA，严重背离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其结果，一是，签订《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日本大规模侵略的阴谋得逞，民族危机加深，丧权辱国，误国误民（实际也误己）。二是，其集中力量“剿GONG”和剪除其他异己，不仅不能“安内”，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抗日所需的民族凝聚力。三是，1933年的福建事变、1936年的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证明“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最终蒋介石在日本侵略和全国人民抗日要求的压力之下，接受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我们党合作，在“攘外”条件下共御外侮方才实现了国内的团结。事实清楚地表明了“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破产。四是，“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实行，形成了日本当局“轻侮中国的观念”，膨胀了其侵略野心。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对华一击”论的泛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与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对日妥协退让、日本侵略阴谋逐一得逞密切相关。不能否认国民党在这期间也做了一些抗日准备，但它与严重损害全国抗日局面形成的负面作用相比，微不足道，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合理性是荒谬的。”

“敌后战场战略作用认识清楚了吗
不时有一种议论，说我们党的抗日游击战小打小闹，大仗是国民党打的，言下之意是忽略甚至否定我们党抗日游击战对全国抗战的作用。这是一个误解。
虽然我们党抗日游击战因其战术特点，不如大战役那样引人瞩目，但在全国抗战中具有重大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它以非常有效的方式打击敌人，保持和壮大自己；它通过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它开辟和形成地域广阔的敌后战场，牵制、消耗和消灭数量庞大的日军，有力形成对正面战场的战略配合；它的普遍实施和持续不断，给予日军支撑战争的“以战养战”战略沉重的打击。
绝不能因其规模小而忽视其发挥的巨大战略作用。比如八路军在华北的大规模游击战，迫使日军集中重兵防堵。1940年日本军方报告称：“日军在华北有九个师团和十二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那里。”“华北治安的症结所在，并非国民党政府，而是我们党”。据统计，我们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1938年是58.8%，1939年是62%，1940年是58%，1941年是75%，1942年是63%。这5年中，还一直抗击着全部伪军。1943年抗击侵华日军的58%，伪军的90%；1944年抗击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1945年则抗击侵华日军的69%，伪军的95%。虽然战时军队流动性很大，战略意图也很复杂，这些统计中也可能存在误差，但相持阶段之后，经常有超过半数的侵华日军被牵制和消耗在敌后战场，是确定无疑的。特别是，敌后抗日游击战非常活跃，日军称：“我们党游击战和地下工作非常巧妙”，日军被迫打“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中止的战争”。
由于遭受敌后军民的频繁打击和巨大威胁，日军就频繁动用重兵疯狂“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比如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在1939年至1940年的两年中，出动主力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达109次，使用总兵力在50万人以上；1941年和1942年的“扫荡”更甚，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27次，总计使用兵力达83.9万余人；1943和1944年的“扫荡”，千人以上者177次，使用兵力66万多人，其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22次，使用兵力29.7万余人。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敌后军民在与日军的不断斗争中，在承受了巨大的危险、牺牲和损失的同时，给日本侵略军造成重大的伤亡，使其消耗巨大，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对抗战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党抗日游击战和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和巨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你敢说你不是领狗粮发帖的五M狗吗？

蒋介石是反革命，你要指望反革命去承担社会责任？属实是赶鸭子上架了

崇祯，一面对付李自成，一面对付满清，结局，亡国

＂攘外必先安内＂是不抵抗的前提，说明即使是有外敌入侵也不能停止内斗

一派胡言

就1931年当时国际形势，哪个是内，哪个是外？1921年共产国际成立，在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1922年乌克兰，白俄加入苏联，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一起加入苏联，1924年乌兹别克，土库曼加入苏联，1929年塔吉克加入苏联。1931年中国苏维埃第一部宪法，内容有各民族自决独立。跟民国五族共和完全相悖！1935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共的重大路线，民族理论，土地政策，军事，人事都是共产国际决定的。这时的中共，是内还是外？

蒋介石没有话语权啊

攘外必先安内针对的是分裂国家的队伍，这句话是淞沪抗战之赣南战役后提出的

老蒋是什么东西？他的战略目光短浅，不适合当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