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犬儒的时代，像曹丕《与吴质书》、江淹《恨赋》这样的文章，是很难被人理解的。《与吴质书》中，曹丕直视死亡的勇气首先就让我们陌生。谈到徐干、陈琳、应、刘桢--建安七子中的四位--以及其他亲友忽然遭瘟疫而死的情况，他竟然用了这样的语句："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古今有几人，在怀念死者的文章中，会毫不讳言那被怀念的对象成为了"粪壤"?曹丕这样说，是因为他对死者没有感情吗?可是，《与吴质书》中，作者恋恋不忘于与这些好友生前一起连翩出游的快乐，分明对死者已逝这一事实难以接受，一再悲呼"痛可言邪"，"言之伤心"!纵贯通篇的，都是他对亡友的怀念，说明他绝不是无情。然而，友情与怀念，并不能阻止作者道出死亡的实质。我们不得不承认，魏晋人观看世界的方式，是和我们太不一样了，他们固执地坚持真相，坚持直视死亡。文字的妙处，本来就在于可以让现实发生扭曲，用想象去代替真实。不是吗，我们很多人之所以迷恋写作，就是因为通过写作，可以摆脱现世的压迫，在幻想的时空中获得自由。文学有太多的办法，可以给死亡罩上一层朦胧的梦影，退去它的恐怖颜色，甚至让它带上一分浪漫，一分诗情。但是，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家们，竟然拒绝文字的这种奇妙功能，在涉及死亡的时候，他们一致地采用极端的现实主义态度，在这一点上，曹丕的《与吴质书》绝不是孤例。江淹《恨赋》中的谈到死亡的普遍状态时也说“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这却是真相，死亡就是这样赤裸裸的丑陋。在我的印象中，中国人在文学中是喜欢回避死亡的。然而，作为生的必然的结局，死其实难以回避，于是，中国文学就发明了许多的手法，如婉喻之类，来解决这个困局。其实，古典文学并不是一向如此。魏晋南北朝人就似乎对死亡这个主题异常执著，一次次地，他们谈论着各种各样的死亡，谈论生命的短促，宿命的必然。人们常说魏晋时代是一次生命意识的觉醒，其实，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时代同时也是死亡意识的觉醒。 随着文章的深入，我们看到了曹丕更深一层的痛苦。他历数了亡友们生前的美好品格，以及他们的才性，学术和文学成就，所有这些充分展现人性光辉因而魅力无比的东西；同时，他也谈到这些人的人生缺憾--有人是因为被死亡中断了进取的脚步，有人则是因为先天的禀赋所造成的弱点，在文学、学术成就上未臻更高境界。突来的死亡完全粉碎了他们朝着丰满的人生继续前进的可能，这个事实，使曹丕陷入了迷惘，甚至消沉。一方面，他对人间痛失才俊，自己痛失知音，而感到难以抗拒的孤独感；另一方面，?quot;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想到了自己的人生。对朋友吴质，曹丕吐露道，自己"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朋友的死去，自己的年岁渐长，都使他对人生产生了极端的焦虑感，以至急得终夜难以成眠。可是，这种焦虑并非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在接下来的一段倾诉中，我们能够清晰看到曹丕的思路：他感到自己没有年轻时的"志意"了，还没有白头，就已经在精神状态上成了"老翁"，这是在谴责自己丧失了朝气；同时，他更对自己的功业、成就，以及整个的人生状态感到不满。在痛切的自责之后，他得出的感慨却是?quot;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应该抓住青春，抓住人生的每一寸时光，来努力创造丰盛的人生!直视死亡，并没有让魏晋南北朝士大夫们畏缩，相反，这反而成了让他们无比眷恋生命的最大动力。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相反，魏晋精神，恰恰是"未知死，焉知生"。让曹丕焦虑和痛苦的，是人生匆匆，在有限的时光中，人们没有能够让生命本身如一束火焰般彻底燃烧。然而，他也知道，那种让人生完全的光华四射，无一丝缺憾的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也因此，曹丕竟至陷入了消沉。他的消沉，不是因为死亡的将要来临，而是因为在死亡来临之前，没有能充分演绎生命的美丽。在南北朝之后，大概中国人再也没有过这样拥抱生命的热情。 

在活着的时候，没有尽情展现生之美丽，没有实现抱负和理想，没有达到人之为人的髦指呔辰纾飧鑫侍馑鸬慕孤牵谀歉鍪贝奈淖种校鞘制毡榈摹Ｗ畹湫偷睦樱墙偷摹逗薷场贰Ｕ馄じ车闹魈馐且恢智樾?-恨。这个主题，也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恨，就是不解脱，这样岂不是不够达观吗?可是，魏晋南北朝人好像不知道"达观"是怎么一回事。《恨赋》满篇的怅恨之情，皆因生命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生命不能自主。作者列举了历史上一系列悲剧人物的身世遭遇，秦始皇、赵王、李陵、王昭君、敬通、嵇康，以及孤臣、孽子、流浪他乡的远客、遭放逐的戍徒，这些人的地位和具体遭遇彼此千差万别，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是人生充满了不得意，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成自己的人生之旅。最让人惊异的，是作者举秦始皇为人生有恨的第一个例子。在作者看来，秦始皇固然"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开万代之基业，其辉煌无人能及，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雄图未已，便猝死出巡道上，才尤其值得抱恨。这种想法让我们惊异；一种观念早就深深地浸透了我们的血液：这就是所谓"知天乐命"的人生观。魏晋人是"知天"的，在这一点上，他们远比我们要更达观得多，所以，他们才不回避死亡，才把死亡当做返照人生的一个坐标。但是，他们"知天"，却不肯"乐命"，恰恰相反，他们"恨"命，并且在文章中反复啸吟着这种恨意。也许，在这个时代，佛教还刚刚传入，道家也还在成形之中，中国人还不像后来那样，有那样多的退路，那样多自我解脱的方式，于是，他们的生命热情就像火一样炽烈，燃烧着他们自己。因此，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肯"苟活"，这种不肯苟且的精神，在我们看来，几乎到了过分的地步--人生中的任何一点缺憾，都是不可忍受的，都是强烈的失败，是一种难以承受的耻辱。甚至如秦始皇，即使开辟了千秋万代的功业，可是，人生的最后一点不完美，也足以使他的生命之旅成为一趟遗憾和怅恨的行程。照这样苛求的标准，当然没有人的生命过程是可以无恨的。"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在江淹看来，正因为人生的注定不能圆满，因此，人之死，就无一例外地成为一种痛苦的结局。但这痛苦不是因为死的来临，而是因为在死亡到来之前，没有让生命如花绽放。今天的人普遍更喜欢《五柳先生传》和《归去来赋》，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逍遥和隐逸，更合乎我们的犬儒态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仿佛已经是很久了，知天乐命、宠辱不惊的 达观精神，就支配着我们的灵魂，也支配着我们的散文写作。这种支配所持续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我们往往误以为这就是中国人固有的文化精神，是中国散文所惟一可以表达的人生情调。像《与吴质书》和《恨赋》中这种直面死亡因而对生命绝不苟且的态度，不仅为我们所陌生，而且也让我们难以接受。然而，这种态度的存在，正证明了中国思想从来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单一。是不是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终于厌倦了把散文当做犬儒精神的传声筒，而重续起中国文学史上另一种精神的散文写作?——本文发表于《散文》200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