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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映照死亡的是生命》——孟晖 在我们这个犬儒的时代,像曹丕《与吴质书》、江淹《恨赋》这样的文章,是很难被人理解的。《与吴质书》中,曹丕直视死亡的勇气首先就让我们陌生。谈到徐干、陈琳、应、刘桢--建安七子中的四位--以及其他亲友忽然遭瘟疫而死的情况,他竟然用了这样的语句:"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古今有几人,在怀念死者的文章中,会毫不讳言那被怀念的对象成为了"粪壤"?曹丕这样说,是因为他对死者没有感情吗?可是,《与吴质书》中,作者恋恋不忘于与这些好友生前一起连翩出游的快乐,分明对死者已逝这一事实难以接受,一再悲呼"痛可言邪","言之伤心"!纵贯通篇的,都是他对亡友的怀念,说明他绝不是无情。然而,友情与怀念,并不能阻止作者道出死亡的实质。我们不得不承认,魏晋人观看世界的方式,是和我们太不一样了,他们固执地坚持真相,坚持直视死亡。文字的妙处,本来就在于可以让现实发生扭曲,用想象去代替真实。不是吗,我们很多人之所以迷恋写作,就是因为通过写作,可以摆脱现世的压迫,在幻想的时空中获得自由。文学有太多的办法,可以给死亡罩上一层朦胧的梦影,退去它的恐怖颜色,甚至让它带上一分浪漫,一分诗情。但是,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家们,竟然拒绝文字的这种奇妙功能,在涉及死亡的时候,他们一致地采用极端的现实主义态度,在这一点上,曹丕的《与吴质书》绝不是孤例。江淹《恨赋》中的谈到死亡的普遍状态时也说“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这却是真相,死亡就是这样赤裸裸的丑陋。在我的印象中,中国人在文学中是喜欢回避死亡的。然而,作为生的必然的结局,死其实难以回避,于是,中国文学就发明了许多的手法,如婉喻之类,来解决这个困局。其实,古典文学并不是一向如此。魏晋南北朝人就似乎对死亡这个主题异常执著,一次次地,他们谈论着各种各样的死亡,谈论生命的短促,宿命的必然。人们常说魏晋时代是一次生命意识的觉醒,其实,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时代同时也是死亡意识的觉醒。 随着文章的深入,我们看到了曹丕更深一层的痛苦。他历数了亡友们生前的美好品格,以及他们的才性,学术和文学成就,所有这些充分展现人性光辉因而魅力无比的东西;同时,他也谈到这些人的人生缺憾--有人是因为被死亡中断了进取的脚步,有人则是因为先天的禀赋所造成的弱点,在文学、学术成就上未臻更高境界。突来的死亡完全粉碎了他们朝着丰满的人生继续前进的可能,这个事实,使曹丕陷入了迷惘,甚至消沉。一方面,他对人间痛失才俊,自己痛失知音,而感到难以抗拒的孤独感;另一方面,?quot;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想到了自己的人生。对朋友吴质,曹丕吐露道,自己"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朋友的死去,自己的年岁渐长,都使他对人生产生了极端的焦虑感,以至急得终夜难以成眠。可是,这种焦虑并非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在接下来的一段倾诉中,我们能够清晰看到曹丕的思路:他感到自己没有年轻时的"志意"了,还没有白头,就已经在精神状态上成了"老翁",这是在谴责自己丧失了朝气;同时,他更对自己的功业、成就,以及整个的人生状态感到不满。在痛切的自责之后,他得出的感慨却是?quot;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应该抓住青春,抓住人生的每一寸时光,来努力创造丰盛的人生!直视死亡,并没有让魏晋南北朝士大夫们畏缩,相反,这反而成了让他们无比眷恋生命的最大动力。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相反,魏晋精神,恰恰是"未知死,焉知生"。让曹丕焦虑和痛苦的,是人生匆匆,在有限的时光中,人们没有能够让生命本身如一束火焰般彻底燃烧。然而,他也知道,那种让人生完全的光华四射,无一丝缺憾的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也因此,曹丕竟至陷入了消沉。他的消沉,不是因为死亡的将要来临,而是因为在死亡来临之前,没有能充分演绎生命的美丽。在南北朝之后,大概中国人再也没有过这样拥抱生命的热情。
[转贴]作为诗人的曹丕——作者:汪藻 “排金铺。坐玉堂。风尘不起。天气清凉。奏桓瑟。舞赵倡。女娥长歌。声协宫商。感心动耳。荡气回肠。酌桂酒。鲙鲤鲂。与佳人期为乐康。前奉玉巵。为我行觞。今日乐不可忘。乐未央。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何为自苦。使我心悲。”       这是曹丕的长篇杂言体诗《大墙上蒿行》的一部分,评论者尝说这首诗气壮辞雅,然而读至最后,前面一气而贯的华丽铺排,都归为人生苦短的咏叹,像是一口气耿在胸口,每每让人吃不消。    曹丕是一个有着浓重的生命感伤情绪的诗人。仿佛心底深处总是抛却不了悲剧的情意结。亲朋群宴、觥筹交错中,他却是常常“乐往哀来,怆然伤怀”;在丹霞蔽日的美景面前,他会脱口而出“月盈则冲,华不再繁”的谶语;目睹汉末的天下大乱、民生凋敝的情景,使他对生命的脆弱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今日之乐不可解明日之苦,今日之兴不可免明日之亡,当无比强盛的大汉帝国大厦将倾;当受命于天的汉天子成了曹家傀儡;当身边活蹦乱跳的友人转眼逝去;当这一刻还是亲朋满座酒酣耳热,下一刻就已经“眼中无故人”时,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倚靠和信赖呢?曹丕那颗敏感的心屡屡受到这样的震动,于是他能以帝王之尊一次又一次的说“古往今来未有不忘之国,亦无不掘之墓”“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    王夫之谓曹丕的诗为仙品,是因为他有一颗天才的诗心,非可以为后人所模拟。那是一种弗待于物的敏感。叶落雁翔,时序转换;人之喜悲,物之存亡,都可以引起诗人的感叹。“高山有涯,林木有知,忧来无方,人莫之知”抒发着一种莫可名状的哀情。既是莫可名,所以也就不可解,以至郁结于心。当诗人转念而想到“人生如寄,多忧何为?”遂“载驰载驱,聊以忘忧”时,一种更深刻的悲哀却在刻意的消解中生成。曹子桓不曾有机会体尝去国怀乡、忧馋畏饥的悲愤;也没有国家不幸、身世浮沉的经历。他的诗中少有寄寓,有的只是人世间最永恒的主题:乐之短,愁之长,爱别离,求不得……    三曹之中,子桓的作品是最像文人的一个。作为诗人的他以及作为帝王的他大多数时间都可以分裂开来。在诗歌里,他有时喜欢化身成为多情的女子,为不归的丈夫而伤怀,在“悲风清厉”的秋夜“援琴鸣弦发清商”——这样的短歌微吟自是意正辞柔;或是成为思乡的游子,在长夜未央时“披衣起彷徨”——这样的轻叹可谓微风远韵。他喜欢的那些意象——秋雁、衰草、明月光、清水波、哀鸣的琴、空空的床……那么的美丽又是那么的哀伤——共同串连出一种温婉的大气。然而这种大气毕竟不同于“大风起兮云飞扬”,因此不怪有后人讥他“殊无人主迹象”。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年寿有时而尽,乐荣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恰是他自己的写照,帝王事业早已成为二十四史的一段文字;而通过文章和诗歌,他在千年之后却依然可以动映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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