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西晋和北宋的一些史学家以曹魏为正统，东晋和南宋的一些史学家以蜀汉为正统？
后世对以前的朝代谁是正统的认定，往往具有目的性，特别是对多个政权并立时期。比如对于三国时期，同样是晋朝，西晋的一些史学家以曹魏为正统，尊曹贬刘，东晋的一些史学家以蜀汉为正统，尊刘贬曹；同样是宋朝，北宋的一些史学家以曹魏为正统，尊曹贬刘，南宋的一些史学家以蜀汉为正统，尊刘贬曹。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因为西晋的建立是承魏统，晋武帝是逼迫魏元帝禅让，尊魏便是尊西晋。永嘉南渡，东晋偏安南方，与当年蜀汉情景颇类，尊蜀便是尊东晋。北宋实现了局部统一，并且和曹魏一样建都于黄河流域，尊魏便是尊北宋。宋室南迁，南宋偏安南方，与当年蜀汉立足西南的情形酷似，尊蜀便是尊南宋。
根据《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晋代以降，许多史家往往从本朝的政治形势需要出发，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陈寿的《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二国皆僭窃也”。“早在东晋时期，史家习凿齿就曾旗帜鲜明地反对陈寿的扬魏抑蜀的立场。他撰写的《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亦即晋朝直承汉统。至北宋时，司马光一仍陈寿书法之旧。他写的《资治通鉴》亦以曹魏为正统。至南宋朱熹，又否定了《三国志》书法，他写的《通鉴纲目》则是维护蜀汉正统。以后，又有萧常的《续汉书》也推尊蜀汉”。
“陈氏是在西晋时期写《三国志》，他自然要为晋朝回护。既要为晋回护，则于魏、蜀、吴三国之中，就不能不为魏回护，因为晋之建立，本承魏统。就此而言，尊晋则必须尊魏，尊魏便是尊晋”。“习凿齿之所以扬蜀抑魏，是因为作者乃东晋人，彼时晋室南迁，江山半壁，与当年蜀汉情景颇类，所以《汉晋春秋》名为尊蜀，实尊东晋。司马光之所以扬魏抑蜀，是因为作者是北宋人，而当时的北宋虽然未能完全统一天下，但终究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大体上出现了一统的格局。而与北宋这种形势相比较，三国之中只有曹魏的规模差强人意。况且曹魏和北宋一样，在地理上，又都是建都于黄河流域。因而，《资治通鉴》赞成陈寿书法，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朱熹与萧常，他们是南宋人，宋室南迁，偏安江左，同三国之刘备立足西南，定鼎川中的情形酷似，因而他们便扯起尊刘抑曹的旗帜”。
二、为什么唐朝的史学家承认东晋是正统，不认十六国是正统？
为什么对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唐朝的史学家给东晋的皇帝写“纪”，承认东晋是正统；给刘渊等十六国的一些君主写“载记”，不认十六国是正统？因为唐朝实现了大一统，必然要宣扬“大一统”观念。西晋是统一政权。从晋室的角度看，西晋以后的正统在东晋。但十六国不受东晋封爵。所以给刘渊等十六国的一些君主写的不是“世家”，而是“载记”。“《晋书》中虽称之为“僭伪”，却不别华夷”。
根据《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晋书》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特定的政治背景。本书修于唐代，而唐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因此，在《晋书》中也必然要宣扬“大一统”观念。然而，《晋书》包括西晋和东晋，西晋因是统一政权，自然容易体现统一思想，而对南北分立的东晋与十六国就不得不煞费苦心了。从晋室的角度看，西晋以后的正统当然在东晋。然而，若视半壁河山的东晋为正统，则与其遥遥相望的中土之十六国政权又该如何处理呢？以本纪记北方政权，则有违于唐代宣扬“大一统”的初衷；仿《史记》之世家体例以记之，则十六国又不受东晋封爵。权衡左右，只得另辟一径，遂援引往昔“载记”之例，逐一记述十六国历史。值得赞赏的是，《晋书》中虽称之为“僭伪”，却不别华夷，反映了唐太宗所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

以下内容出自《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作者：王锦贵，中华书局）。
“（二）正统僭伪说
所谓“正统”、“僭伪”，这里特指后世史家对某些史书中设立本纪这一形式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思想认识。在正史中，比较典型的是《三国志》和《晋书》。
议论较多者首推陈寿之《三国志》。《三国志》形式上分叙魏、蜀、吴三国史实，而写法上则有明显的“倾斜”性。本书于“曹魏则立本纪，蜀、吴二主但立传”，显然是“以魏为正统，二国皆僭窃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六）。《魏志》称操曰钛（防和谐输错字）组，封武平侯后称公，封魏王后称王，曹丕受禅后称帝。而于蜀、吴二主则直书曰刘备，曰孙权，可知不以正常邻国相待。蜀、吴“二志”，凡与曹魏相涉者，必曰曹公，曰魏文帝，曰魏明帝，“以见魏非其与国也”；《魏志》于蜀、吴二主之死与袭，则“皆不书”，是知“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而《三国志》“不惟于本纪多所讳，并列传中亦多所讳矣”（同上）。
究竟应当如何对待这一历史现象呢？是应该尊曹贬刘，还是应当尊刘贬曹，抑或是三家并列呢？晋代以降，许多史家往往从本朝的政治形势需要出发，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早在东晋时期，史家习凿齿就曾旗帜鲜明地反对陈寿的扬魏抑蜀的立场。他撰写的《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亦即晋朝直承汉统。至北宋时，司马光一仍陈寿书法之旧。他写的《资治通鉴》亦以曹魏为正统。至南宋朱熹，又否定了《三国志》书法，他写的《通鉴纲目》则是维护蜀汉正统。以后，又有萧常的《续汉书》也推尊蜀汉。由此可见，上述史家经世致用的著述宗旨具有极大的鲜明性。习凿齿之所以扬蜀抑魏，是因为作者乃东晋人，彼时晋室南迁，江山半壁，与当年蜀汉情景颇类，所以《汉晋春秋》名为尊蜀，实尊东晋。司马光之所以扬魏抑蜀，是因为作者是北宋人，而当时的北宋虽然未能完全统一天下，但终究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大体上出现了一统的格局。而与北宋这种形势相比较，三国之中只有曹魏的规模差强人意。况且曹魏和北宋一样，在地理上，又都是建都于黄河流域。因而，《资治通鉴》赞成陈寿书法，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朱熹与萧常，他们是南宋人，宋室南迁，偏安江左，同三国之刘备立足西南，定鼎川中的情形酷似，因而他们便扯起尊刘抑曹的旗帜。”

“其实，综观全局，当年陈寿书法亦在情理之中。陈氏是在西晋时期写《三国志》，他自然要为晋朝回护。既要为晋回护，则于魏、蜀、吴三国之中，就不能不为魏回护，因为晋之建立，本承魏统。就此而言，尊晋则必须尊魏，尊魏便是尊晋。何况，陈寿分国纪事，三国并立，所持态度大体公道。“晋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灭，晋实为之。吴、蜀既亡，群然一词，指为伪朝。乃承祚（按，陈寿字）不唯不伪之，且引魏以匹二国，其秉笔之公，视南、董何多让焉！”（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钱氏此论，大抵允当。即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亦表示认同：“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史通·列传》）
更何况，若从以事系年的角度看，陈寿书法乃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最佳方案。因为在三国之中，曹魏政权不仅疆域最大，而且立国最久，只有它的纪年得以上承汉末（魏文帝建国之黄初元年，亦即汉献帝亡（防和谐输错字）郭之延康元年），下与晋始（魏元帝亡（防和谐输错字）郭之咸熙二年，亦即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之泰始元年）相连。推尊曹魏，以曹魏系年统领全书，就可以在相对同一的时空范围内，揭示魏、蜀、吴三个并存政权所发生的一系列史事。因而，也就保持了从东汉直至晋代的中国历史的统一性和系统性。设若不是这样，而是为蜀汉或为孙吴之君立纪，以他们的年号统率三国史事，则仅仅时间上的“断层”，就必然导致无法上下衔接的技术问题。原因很简单，蜀、吴两国皆晚于曹魏建国，而又早于曹魏亡（防和谐输错字）郭，因而上不能接汉之纪年，下不能与晋代相吻合。由此可见，陈寿之“纪”曹魏而“传”蜀吴，确实有一定可取之处，决不能草率地以“正统”、“僭伪”之说一概而论。”

“与《三国志》相比，《晋书》的所谓正统、僭伪观念更加鲜明。本书以“三十载记”反映了南迁中原的五胡十六国政权，“载记”卷首小序直抒作者胸臆：西晋灭亡后，五胡雀跃中原，“莫不龙旌帝服，建社开祊，华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乡，或拥数州之地，雄图内卷，师旅外并，穷兵凶于胜负，尽人命于锋镝，其为战国者一百三十六载，抑元海为之祸首云”（《晋书》卷一百一，《载记第一》）。这里提到的“元海”，系指匈奴族领袖刘渊，他于304年起兵汾河流域，四年后称帝平阳（今山西临汾），国号汉。《晋书》所谓“祸首”，是说以刘渊建汉发其端，从此便揭开了五胡族逐鹿中原，百余年间竞相建国的序幕。同系开国建元，在晋则以“十帝纪”书之，在“十六国”则以“三十载记”记之。西晋者，一统天下，以本纪书之当在情理之中。然而东晋者，在形式上与“十六国”并无不同：“八王”乱后，晋室南迁，江山半壁，偏安于江左；黄河流域，五胡族逐鹿中土，亦有“龙旌帝服，建社开祊”之实。何以南、北同样之现象，竟有“帝纪”、“载记”之不同？何以永嘉南渡，司马睿定都建康，被誉为“星斗呈祥，金陵表庆”，“抑扬前轨，光启中兴”（《晋书·元帝纪》），而五胡族次第建国，便被视为“胡人利我艰虞，分镳起乱”，“扛鼎”之首的匈奴族首领刘渊则直以“祸首”呼之。形式相同而写法异，此非鲜明之正统、僭伪而何？
固然，“载记”这一体例并非《晋书》发明。它首创于班固等人集众所修之《东观汉记》，其中曾以“载记”记述西汉末年之新市、平林农民起义及公孙述等割据政权。但是，即便从援引这一体例本身也可以看出，《晋书》的封建正统观念还是比较浓厚的。
归根结底，《晋书》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特定的政治背景。本书修于唐代，而唐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因此，在《晋书》中也必然要宣扬“大一统”观念。然而，《晋书》包括西晋和东晋，西晋因是统一政权，自然容易体现统一思想，而对南北分立的东晋与十六国就不得不煞费苦心了。从晋室的角度看，西晋以后的正统当然在东晋。然而，若视半壁河山的东晋为正统，则与其遥遥相望的中土之十六国政权又该如何处理呢？以本纪记北方政权，则有违于唐代宣扬“大一统”的初衷；仿《史记》之世家体例以记之，则十六国又不受东晋封爵。权衡左右，只得另辟一径，遂援引往昔“载记”之例，逐一记述十六国历史。值得赞赏的是，《晋书》中虽称之为“僭伪”，却不别华夷，反映了唐太宗所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贞观二十一年）的民族政策。刘知几也曾就此称赞《晋书》：“可谓择善而行，巧于师古者”云云（《史通·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