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黄汗把近代的“殖民”、“民族主义”的概念生搬硬套到古代中国身上，于是产生了“元清菲中国”等谬论。
根据《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古代中国是“天下”国家。““天下”从地理上可以分为“九州”与“九州之外、四海之内”这两个部分，从方位上可以分为“中国”与“四夷”，而在民族集团的层次上又可以分为“华夏”与“蛮、夷、戎、狄””。
古代的中国人往往包括“华夏”与“四夷”。““九州”小于“四海”，具有与王朝相统一的政治、文化制度的住民生活于“九州”，而从“九州”以外到“四海”之间，则是蛮、夷、戎、狄生活的空间”。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异民族也被列入“天下”的体系之中。
“中国历代王朝和政权都将周边民族视为“天下”不可或缺的部分，几乎所有的王朝都采取“羁縻政策”，欢迎周边民族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欢迎并承认它的“中国化””。“即使原来是属于蛮、夷、戎、狄的人或集团，随着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统一，也可能变成“华夏””。

“中国初期国家的国家构造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下思想。而天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把“天下”等同、限定于“中国”，在解释了“中国”在“天下”中所处地位的同时，还规定了周边民族在天下体系中的地位。按照正统王朝思想的理解，“天下”从地理上可以分为“九州”与“九州之外、四海之内”这两个部分，从方位上可以分为“中国”与“四夷”，而在民族集团的层次上又可以分为“华夏”与“蛮、夷、戎、狄”。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异民族也被列入“天下”的体系之中，这就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也直接提供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土”。
“在这个“多重型天下”的体系中“四夷”也被看作是必不可缺的一部分”。“这个“多重型天下”的体系为蛮、夷、戎、狄进入“中国”提供了可能。因为多重“天下”的思想摆脱了狭隘的血缘意识，将政治和文化作为划分的标准，所以即使原来是属于蛮、夷、戎、狄的人或集团，随着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统一，也可能变成“华夏”，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事例不胜枚举“。
”这种思想，促使中国始终保持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传统：中国历代王朝和政权都将周边民族视为“天下”不可或缺的部分，几乎所有的王朝都采取“羁縻政策”，欢迎周边民族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欢迎并承认它的“中国化””。

““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九州”小于“四海”，具有与王朝相统一的政治、文化制度的住民生活于“九州”，而从“九州”以外到“四海”之间，则是蛮、夷、戎、狄生活的空间”。“中国”与“四夷”，“本来并无互相排斥的意思。有比较才有区别，没有“中国”，就没有“四夷”；没有“四夷”，也就没有“中国””。
““中国”，不过是“天下”的一部分。当然，这里的“天下”指的是“四海之内”之“天下”，即按照正统王朝的思想被理论化出来的“天下”；而“中国”，则指周王朝的政治影响实际达到的地域，相当于“九州”之“天下”。毫无疑问，“四夷”的周边化，并不等于将异民族从“天下”中排除出去。因为在正统王朝思想理论化出来的“天下”之中，除了“中国”之外的其他部分，本来就只有“四夷”。虽然“四夷”可能当时不在“中国”王朝的正治势立（输入正确的词语被和谐）范围之内，但是按照“天下”的思想，“四夷”迟早总会、或者是应该进入由正统王朝领导的“天下”的体系”。
“中国最初的民族意识不过是一种“文明论的华夷观”，即通过文明的形式来区分“华夏”与“蛮、夷、戎、狄”，而且不排斥“蛮、夷、戎、狄”通过接受文化的方式成为“华夏”。也就是说，“中国”与“四夷”之间的界限，并非像近代社会中的“民族”那样是一个依据血缘进行判断，并从法律上禁止逾越的界限。即使作为蛮、夷、戎、狄，事实上从很早以前也被看作是“天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以下内容出自《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作者：王柯，上海人民出版社）。
“三、“中国”与“四夷”：统一之“天下”的有机构成
周康王在即位时，曾对前来朝贡的诸侯们说道：“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由此可见，心系王室的“外服”诸侯国，也在周王朝的实际控制区域之内。换句话说就是，从“天下”的角度来说的“九州”，就是“内服”加“外服”，这里具有统一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制度。“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九州”小于“四海”，具有与王朝相统一的政治、文化制度的住民生活于“九州”，而从“九州”以外到“四海”之间，则是蛮、夷、戎、狄生活的空间，这就是我们从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所看到古代中国人所想象的人类世界。
在中国最古老的民族思想中，“民族”，首先是一种文化的共同体，不过这是我们在下一章里的话题。在先秦经典文献中，这些具有与中原人民不同文化的共同体，最初被统称为“九夷”和“百蛮”，之后又被称为“四夷”。“九”与“百”是强调数量之多的数字，而“四”则常常与时间、空间有关。类似“日靖四方”“光被四表”“钦四邻”等等关于方位的形容，都能使人联想到“四”与日出日落这一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称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为“四夷”（东夷、南蛮、北狄、西戎），实质上就是认为他们远离中央，处于边缘。
有人说，在西周时代以前，人们没有民族的意识和华夏各部族的统一的意识，只有方位的意识。从上述“民族”首先是被视作一种文化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关于方位的意识。在这种方位意识中，中央被认为是最尊贵的方位，是最高统治者当然的驻地。例如，《管子·度地》篇中的“天子有万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处”；《诗经·商颂·殷武》篇中的“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管子·小问》篇中的“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天子的直辖地域与王朝首都均被置于“天下”的中心。又有《周礼·地官·司徒》篇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时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建设于大地中央的王朝中枢被完全神化了。“中国”一词的意义，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进行解读。”

“《荀子·大略》篇说：“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很明显，人们是用“礼”（秩序）在解释方位。身处最尊贵的方位——中央的天子的地位最高，离天子直辖地域（内服）越近的诸侯国（外服）的地位也就越高。人类常常以自己的所在为基点考虑方位，所以关于方位的认识，自然又成为“四夷”受到歧视的原因之一。蛮、夷、戎、狄生活的空间被界定于地处边缘和远离中央，说明古代的中国人认为，从天下的秩序上来看蛮、夷、戎、狄之人的地位要低于“中国”地方的人们。
从《诗经·大雅·荡》中的“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诗经·大雅·民劳》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等最早使用“中国”这一名词的文献中可知，“中国”，原来是与“四夷”相对应而产生的名词。但是，“中国”与“四夷”的“对称”，也容易使人联想到“对立”的关系。例如孔子曾在《大学》中说道，“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其实二者本来并无互相排斥的意思。有比较才有区别，没有“中国”，就没有“四夷”；没有“四夷”，也就没有“中国”。
《礼记·礼运》篇说，“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很明显，“中国”，不过是“天下”的一部分。当然，这里的“天下”指的是“四海之内”之“天下”，即按照正统王朝的思想被理论化出来的“天下”；而“中国”，则指周王朝的政治影响实际达到的地域，相当于“九州”之“天下”。毫无疑问，“四夷”的周边化，并不等于将异民族从“天下”中排除出去。因为在正统王朝思想理论化出来的“天下”之中，除了“中国”之外的其他部分，本来就只有“四夷”。虽然“四夷”可能当时不在“中国”王朝的政治势力范围之内，但是按照“天下”的思想，“四夷”迟早总会、或者是应该进入由正统王朝领导的“天下”的体系。”

“冯友兰认为，先秦时代的“中国”，其文化的意味最强，民族的意思较少，而全无国家的意义。笔者也在其他论文中论证了中国最初的民族意识不过是一种“文明论的华夷观”，即通过文明的形式来区分“华夏”与“蛮、夷、戎、狄”，而且不排斥“蛮、夷、戎、狄”通过接受文化的方式成为“华夏”。也就是说，“中国”与“四夷”之间的界限，并非像近代社会中的“民族”那样是一个依据血缘进行判断，并从法律上禁止逾越的界限。
即使作为蛮、夷、戎、狄，事实上从很早以前也被看作是“天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李学勤先生曾经通过对《竹书纪年》的研究，得出如何对“诸夷”进行统治是夏王朝的一件大事的结论。《尚书·虞书·尧典》篇的“蛮夷率服”，《尚书·夏书·禹贡》篇的“西戎即叙”等，则记载了在“中国”从部族共同体社会向初期国家社会转换过程中，蛮、夷、戎、狄加入由“中国”的王朝创造的“天下”系统的事实。《礼记·明堂位》篇说：“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王国维认为，“鬼侯”即隗国的国王，而隗国相当于后世的匈奴，鬼侯当时是商王朝的大臣。周王朝的“天下”中，同样网罗了众多的异民族。《尚书·周书·牧誓》篇为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王时的宣誓文，按照其中记载，武王的部队实际上是由周人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即所谓“牧誓八国”组成的“多民族联合军”。《国语·鲁语下》也说：“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
周还有专门处理有关异民族事务的官吏。从“职方，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象胥……掌蛮、夷、闽、狢、戎、狄之国使”等记述来看，有很多异民族集团服从于周王朝的事实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春秋时代也流行着异民族为“天下”之一部的思想。例如，鲁国将“昧”与“任”两种乐器纳于太庙，以表示鲁国与天下的关系：“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

“从以上种种制度之中，如果留心就会发现，解释和处理同其他民族集团的关系时所使用的概念，并非来自“五服制”，而是“中国”与周边的蛮、夷、戎、狄，即“四夷”。按照“五服制”之说，蛮、夷、戎、狄要被列入要服与荒服之类。但是按顾颉刚之说，甸服、侯服及要服为古代所实有，而宾服与荒服则是后世文人的想象，宾服与侯服应该是同一个“服”，荒服与要服应该是同一个“服”。即在“天下”这一系统中，甸服、侯服与要服这三个“服”才是最基本的区分。换言之，“天下”是由天子的直辖领的王畿（甸服），公、侯、伯、子、男的诸侯国（侯服），南蛮、东夷、西戎、北狄的四夷之国或集团（要服）三个部分构成的。
这一点不是顾颉刚的个人想象，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古代文献印证这种思想。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中有：“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又有《礼记·王制》篇说，“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甸”即甸服；“采”是“采取”，“采邑”即诸侯赖以生存的诸侯国，相当于顾颉刚所说之侯服；“流”，完全有理由认为指的是异民族集团居住的地域，即顾颉刚所说的“要服”。这从“舜流四凶”的传说就可以得到证实：舜曾将四个政敌或处刑，或流放，四人的后裔化为蛮、夷、戎、狄的祖先。
“天下”不是“五服”，而是“三重”。这种“三重的天下”的构图，从《礼记·明堂位》篇中关于明堂的生动记载中也可以看出：“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
中央的天子——身边的诸侯（公、侯、伯、子、男）——周边的“四夷”，俨然一个由三个部分构成的“天下”，一目了然。”

“至少在战国时代以前，夷狄的领袖，被统称为“子”，即最低的阶级。例如，《左传》襄公四年中有“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一文。嘉父为无终国的君主，又是山戎诸国的领袖。即使如此，仍被以“子”相称。《礼记·曲礼》篇记：“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有人认为，这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民族歧视制度。但事实上，称夷狄的君主为“子”的制度，并不能完全用民族歧视来解释。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录了这样一段事。被晋国捉住的鲁国旅行者叔孙，以“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固周之制也，邾又夷也”为由，拒绝与邾国的大夫相向而坐。就是说，在周代，“四夷”与“中国”的差别，与存在于“中国”内部的“内服”与“外服”的差别一样，都是一种三重的“天下”构造中的严格的阶级差别，并不是只针对夷狄的民族歧视。正如《左传》定公十年中所说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一样，在具有严格阶级制度的“天下”秩序中，不仅“四夷”与“中国”，而且“中国”内部的“内服”与“外服”之间的上下关系也是不可打破的。”

“结论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的萌芽期。在中国古代，文化制度就是政治制度。反言之，从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精髓，看到传统思想的本质。
中国初期国家的国家构造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下思想。而天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把“天下”等同、限定于“中国”，在解释了“中国”在“天下”中所处地位的同时，还规定了周边民族在天下体系中的地位。按照正统王朝思想的理解，“天下”从地理上可以分为“九州”与“九州之外、四海之内”这两个部分，从方位上可以分为“中国”与“四夷”，而在民族集团的层次上又可以分为“华夏”与“蛮、夷、戎、狄”。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异民族也被列入“天下”的体系之中，这就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也直接提供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土壤。
在这个“天下”的体系中，蛮、夷、戎、狄的地位最低。但是，这与其说是一种民族歧视，还不如说是一种“内”“外”之分。即使“中国”内部，在天子直接支配的王畿与诸侯之国之间，也存在着严格的“内服”与“外服”之分，而这种“内”“外”之分，因为结合了方位的要素，所以也就同时成为一种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先秦时代的“中国”人对蛮、夷、戎、狄的认识，既包含了对它在天下体系中地位的认识，同时也包含着对它在天下构造中所处方位的认识。蛮、夷、戎、狄生活的地域处于“中国”的四周，因此较之“外服”的诸侯国，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与王朝的距离都更加疏远，所以在天下秩序中的等级、地位自然就低于“中国”的诸侯各国。”

““天下思想”，毫无疑问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个中心不是针对“四夷”的“中国”，而是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天下的“天子”。从等级制的角度来看，中国初期国家社会时期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三重的天下”。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来说，这一“多重型天下”的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点是在这个“多重型天下”的体系中“四夷”也被看作是必不可缺的一部分，第二点是这个“多重型天下”的体系为蛮、夷、戎、狄进入“中国”提供了可能。因为多重“天下”的思想摆脱了狭隘的血缘意识，将政治和文化作为划分的标准，所以即使原来是属于蛮、夷、戎、狄的人或集团，随着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统一，也可能变成“华夏”，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事例不胜枚举。
王朝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天下思想”则是打开中国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绵延不绝、从小到大之谜的一把钥匙。因为“天下思想”是在中国初期国家社会形态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必然要在其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被修正完善，但是它的原理部分却从未改变。这就是，人类社会所有的形式与内容都反映着或者应该反映“天”的意志，每个人类共同体集团的盛衰存亡也最终都决定于“天”的意志。这种思想，促使中国始终保持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传统：中国历代王朝和政权都将周边民族视为“天下”不可或缺的部分，几乎所有的王朝都采取“羁縻政策”，欢迎周边民族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欢迎并承认它的“中国化”。这种事例，直到本世纪的前半期仍然可以得到确认。”

“如果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多重型天下”的思想，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代的民族政策。例如，对于进入“天下”的异民族社会，并不实行直接的统治。只要它承认王朝的主权，就可以像汉唐那样在异民族社会中建立只象征中央正府的统治权，而并不具有直接行政权的“都护”“都督”，或像明朝那样建立“土司制度”，承认异民族的自治权利，实行弹性的统治。同时，对进入“天下”的异民族社会，并不要求它们实行与“中国”完全相同的社会制度。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既可以看到像明那样采用“土司制度”，允许周边的民族维持独自的社会体制及社会构造，维持传统统治方式的“中华王朝”；也可以看到像辽那样设立南面官与北面官，对汉民族和北方民族实行不同的统治政策的异民族“征服王朝”。关于这些具体的事例，下文中将会一一述及。”

古代少数民族是不承认自己是处于边疆的，都是想变成中国。
那个中心独尊便发生了入主中原，这就如秦隋唐元清。

皇汉都是境外势力扶持的间谍，意在破坏中华民族大团结，从而从内部开始瓦解中国！

殖民地请问这个词哪里来？凭空捏造？？骂皇汉？这么喜欢捏造词汇？

没有军事统治别人会认所谓那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