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列夫·托儿斯泰）《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朱光潜）《红与黑》（司汤达）《厌女》（上野千鹤子）

《复活》（列夫·托尔斯泰）
矛盾，托儿斯泰作品的一大特点，作者与作品的矛盾，其本质是作者与现实矛盾。托儿斯泰是个虔诚的信徒，是个道德主义者，他把矛头指向那些道德败坏的人。无论是聂赫留朵夫的复活，还是安娜·卡列尼娜的死，他总是想把问题归咎于不道德，但现实不如他愿。这是我最喜欢列夫·托尔斯泰的地方，他会逃避现实，但他不会因此去篡改现实，他将血淋淋的现实展现在世界面前也展现在自己面前。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了攻击他的绝佳的工具。展现人性复苏的《复活》里充满了列夫·托尔斯泰对聂赫留朵夫的嘲笑与讽刺。
P105：“好的泪水是由于这些年来沉睡在他心里的精神的人终于觉醒了；坏的泪水是由于他自怜自爱，自以为有什么美德。”
P132：“但我决定要尽一切力量同她见面，向她认罪，甚至同她结婚来赎我的罪。”注意用词“甚至”，把卡秋莎肚子搞大了，和她结婚是聂赫留朵夫应该做的，这种用词就说明聂赫留朵夫并没有把喀秋莎放在与自己对等的地位上。后面听传闻说卡秋莎和医士搞在一起，他也没有丝毫怀疑立刻就认定这是卡秋莎的问题，说白了他打心底里不相信卡秋莎的悔改，不相信作为妓女的她会和作为贵族的自己一样。
P169“你近世利用我作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从卡秋莎对聂赫留朵夫的责骂可以看出来，托尔斯泰很清楚聂赫留朵夫所作所为本质上究竟是什么。他的虚伪，傲慢与妥协，这些同样属于列夫·托儿斯泰。
P357：“最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把他害死的，但他确实被害死了。他也同别的犯人一样，是遵照玛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至于玛斯连尼科夫呢，公事公办，在印好的公文纸上用他难看的花体字签上名，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任。他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犯人剔出，绝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热，犯人被押解出来又那么迟，而且被迫那么紧紧地挤在一起。那么典狱长呢？典狱长只不过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送上路罢了。押解官同样没责任，因为他们的职责只是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然后到某地在把他们点交出去。”这一段说的很明白了，不是个人导致的悲剧，出问题的是这套制度，与道德，人性没有关系。
道德不解决问题也不制造问题。为什么贵族个个无能，贪婪又自大，为什么下层的贫苦百姓个个粗鲁野蛮又下流？为什么同样的一群人前三十年一个样后三十年又一个样，这不是人性能解释的。没有天生的坏人也没有天生的好人。小说给的答案很明确，是这套制度在源源不断的制造这样的人。
人性，这个词究竟掩盖了多少苦难与悲剧。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朱光潜）
和稀泥，试着把各种观点粘合起来，这种看起来理性，公证，包容，但实际上是没有原则没有立场的体现，脱离了社会实际。比如《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中对于学生应该偏向运动还是偏向学习，他就给了一个中立的结论，不能偏废（后续内容证明他更偏向老实学习）。这个结论没错，但是是废话。革命在不同阶段提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当白色恐怖大行其道的时候，适当的退却保存力量是必要的，但当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这时候就应该更加积极的参加社会运动。《谈学问》里，谈到学习以及社会上选专业的情况，他不是从国家，社会，个人的现实需要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一种宽泛的脱离实际的原则出发。

《红与黑》（司汤达）：可以看出一点司汤达对贵族与政治的理解相当有限。一个大贵族的女儿和当地的一手遮天的代理主教，无法一天见两回罪犯，一个地方小贵族和她那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姑妈可以一天见两回。还有于连被审判的时候，都已经勾兑完了，陪审团里的人哪怕真不服，但真的有人会为了临了出一口气把自己和自己上司的前途全部葬送掉吗？既然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就写的现实点，别动不动就闭着眼瞎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