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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飞天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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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年,明成祖去世,明仁宗即位。1435年,明宣宗去世,明英宗即位。1449年,发生土木堡之变。明仁宗、明宣宗在位的11年左右,是明朝著名的治世。仁、宣在位时间虽短,但重用了一些秉国名臣,“开创了“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的治平之象,一定程度复兴了明初以来人才匮乏的局面,并为后世国家治理奠定了人才基础”。
以下内容出自《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夏春涛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享国较长的王朝,大都出现过政治清明、经济隆兴、社会安定、文教昌明、边疆宁谧的“盛世”局面,而在“盛世”之际,又毫无例外地出现了君臣辑睦、人尽其能、才尽其用的人才盛况,所谓“自古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
如:汉代“文景之治”,文帝克己任贤,虚己求言,曾下《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诏》《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诏》《策贤良文学士诏》等诏书,广求贤士,破格用人,涌现出贾山、贾谊、晁错、冯唐等一批指陈君失,抨击时弊的贤官直臣,出现了君臣协德、共图康济的局面,“吏安其官,民乐其业”。
唐代“贞观之治”,一代英主唐太宗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并不拘一格,量才授职,聚集了长孙无忌、魏徵、房玄龄、李孝恭、杜如晦、高士廉、尉迟敬德等一代名臣,留下了知人善任、从谏如流的用人佳话,出现了“渭水长空月,四海无遗才”的人才奇观。
明代“仁宣之治”,仁宗“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至宣宗,强调“夫致治之方,用贤为要”。仁、宣在位时间虽短,但重用了杨荣、杨士奇、杨傅、蹇义、夏原吉等通达机事、同心辅政的秉国名臣,也起用了顾佐、周忱、况钟、于谦、薛宣等忠于职守、公廉刚正的治国能臣,开创了“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的治平之象,一定程度复兴了明初以来人才匮乏的局面,并为后世国家治理奠定了人才基础。
清代“康乾之治”,历时百年,治隆汉唐,超迈宋明,是中国帝制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反思其兴盛之由,也毫无例外地与康乾诸帝的用人观念、治官政策休戚相关。如清圣祖玄烨一生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而用力最多的就是整肃纲纪,澄清吏治。在他看来,吏治不清,乃国家大害,“致治之道,首重人才”。因此,他在治官用人时,既讲求开诚布公,敦厚宽大,也注意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力争营造一个百官“恪遵法纪,勤修职业”的理想状态。
承其遗风,世宗胤禛重申了吏治用人对于国家治理的意义,以敷政之道,用人为先,“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并重视官员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严明治吏、澄清吏治的目的,“雍正年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搜除积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于《循吏传》矣”。而后,高宗弘历不忘祖训,进一步强调治官与治民、治国之间的重要关系,认为“政治行于上,风俗成于下”,官员的德行修为会影响世风民俗和社会治理。
总之,凡逢“盛世”,必有人才之盛;凡是“明君”,定有用人之志。”
2026年06月18日 03点0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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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出自《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夏春涛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享国较长的王朝,大都出现过政治清明、经济隆兴、社会安定、文教昌明、边疆宁谧的“盛世”局面,而在“盛世”之际,又毫无例外地出现了君臣辑睦、人尽其能、才尽其用的人才盛况,所谓“自古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
如:汉代“文景之治”,文帝克己任贤,虚己求言,曾下《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诏》《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诏》《策贤良文学士诏》等诏书,广求贤士,破格用人,涌现出贾山、贾谊、晁错、冯唐等一批指陈君失,抨击时弊的贤官直臣,出现了君臣协德、共图康济的局面,“吏安其官,民乐其业”。
唐代“贞观之治”,一代英主唐太宗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并不拘一格,量才授职,聚集了长孙无忌、魏徵、房玄龄、李孝恭、杜如晦、高士廉、尉迟敬德等一代名臣,留下了知人善任、从谏如流的用人佳话,出现了“渭水长空月,四海无遗才”的人才奇观。
明代“仁宣之治”,仁宗“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至宣宗,强调“夫致治之方,用贤为要”。仁、宣在位时间虽短,但重用了杨荣、杨士奇、杨傅、蹇义、夏原吉等通达机事、同心辅政的秉国名臣,也起用了顾佐、周忱、况钟、于谦、薛宣等忠于职守、公廉刚正的治国能臣,开创了“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的治平之象,一定程度复兴了明初以来人才匮乏的局面,并为后世国家治理奠定了人才基础。
清代“康乾之治”,历时百年,治隆汉唐,超迈宋明,是中国帝制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反思其兴盛之由,也毫无例外地与康乾诸帝的用人观念、治官政策休戚相关。如清圣祖玄烨一生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而用力最多的就是整肃纲纪,澄清吏治。在他看来,吏治不清,乃国家大害,“致治之道,首重人才”。因此,他在治官用人时,既讲求开诚布公,敦厚宽大,也注意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力争营造一个百官“恪遵法纪,勤修职业”的理想状态。
承其遗风,世宗胤禛重申了吏治用人对于国家治理的意义,以敷政之道,用人为先,“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并重视官员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严明治吏、澄清吏治的目的,“雍正年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搜除积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于《循吏传》矣”。而后,高宗弘历不忘祖训,进一步强调治官与治民、治国之间的重要关系,认为“政治行于上,风俗成于下”,官员的德行修为会影响世风民俗和社会治理。
总之,凡逢“盛世”,必有人才之盛;凡是“明君”,定有用人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