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明末1.2-1.8亿人口，康熙初期不到2000万”。必须严厉批判清朝早期的图杀，但有人说“清朝图杀1亿多汉人”，就是造谣。
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清代人口的计量问题”，《清实录》不到2000万的数据应是单指男（和谐）丁而言，相当于户数。如果康熙初期人口不到2000万，那么清朝后来人口增加到4.3亿未免太突然了。根据该文，丁之外加妇女、小（和谐和谐）男、老（和谐和谐和谐）男等，才是人口总数。如果按每户五人的比例估算，2000万户数约为1亿人。
根据《中国人口通史》，“按明崇祯初仍有人口1.6亿多，减去7000万，（清顺治十八年）还余9000多万”。该书对清朝早期的图杀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但也指出除了清朝的图杀以外，明末清初人口下降还有三个原因：明末大ji（和谐和谐和谐）荒造成人口重大耗（和谐）损，杀良冒功和对农民qi义的残酷镇（和谐和谐）压，朝（和谐）廷官军对人民的蹂躏。
“（一）明末大ji（和谐和谐）荒造成人口重大耗损
明朝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的正常发展。自中期以后，统治者们只知道无止境地追求享乐腐化生活，千方百计地对人民压榨剥削，甚至对地方官吏的政（和谐）绩考核，也以对人民征收赋税多少为标准，而对生产的发展和日益下降的人民生活毫不关心。农民手中的粮食虽然被搜刮一空，但官府储粮也不多，整个社会的抗灾能力十分薄弱，致使无灾变有灾，小灾变大灾，经常灾及全国，甚至经常发生食人的惨景”。
“明朝廷不仅全无救灾措施，反而对还活着的人，继续催征三饷，火上加油。全国人民大多数在死亡线上挣扎”。“至于所谓流寇或盗，实际上都是饥饿的流民，为了解决饥饿问题，不得不冒死去劫富豪、砸官库，取粮自赈，起而造fan。因为在这场大灾大难面前，封建统治者不但不采取积极的营救措施，反而加紧对还活着的人敲骨吸髓，地方官吏则以善于对人民勒索为能臣，正是官（和谐）逼（和谐）民fan。因此所谓天灾，实际上主要是人祸”。
“（二）杀良冒功和对农民qi义的残酷镇（和谐和谐）压
明朝统治者对农民qi义的镇（和谐和谐）压，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更残酷，更野蛮。他们不是以把起义镇（和谐和谐）压下去为目的而论功行赏，而是以sha（和谐）人头多少论功。就是说不管总的战局如何，sha（和谐）人越多，功劳越大，甚至出现买首冒功的现象。某些权要势家，挂名军籍，贿以金银，买军人斩获的人头冒功，更刺激了官军在镇（和谐和谐）压农民qi义中的肆意滥（和谐）杀，以至杀良冒功。就是杀一般的老百姓，冒充在战场上斩杀起qi军的人头去请功，上司又不加认真考查，交上人头就记功。这在明朝中期就很严重”。
“明朝封建统治者到处进行血腥的镇（和谐和谐）压，唯以sha（和谐）人多少论功。其中四川、江西妄杀特别严重，所谓“妄杀平民千万”，虽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但也说明无辜被杀的平民数量是相当庞大的”。“军官为了升迁，士卒为了重赏，滥（和谐）杀现象日益严重，sha平民报功的暴（和谐）行不断发生。这更加激起了人民的愤恨。这也是明朝农民qi义频繁，规模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场大搏斗中，qi义军也遭到大量图杀”。“官军在镇（和谐和谐）压农民qi义的过程中，也同样遭到重大的死亡”。
“（三）朝廷官军对人民的蹂躏
在明朝末年这场大战乱中，封建地主阶级的军队，不仅对农民qi义军进行血腥的镇（和谐和谐）压，而且对无辜人民进行肆意蹂躏，烧（和谐）sha抢（和谐）lue，无恶不作。封建统治阶级诬称农民qi义军为“贼军”或“盗”，实际上地主阶级的官军才是真正的贼军，货真价实的强盗。明将左良玉是农民qi义军的死对头，也为统治者所器重，然而他的部队除了对农民qi义军残酷镇（和谐和谐）压外，所到之处，对人民肆意蹂躏”。
“其后明朝灭亡，清兵入居北京，南明政权建立于南京。在此危亡之际，各将领之间仍不肯协同对敌，却互相角斗，残害人民。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南明政权命总兵高杰领扬州，知府惧其扰民而不纳，于是攻城，并在城外劫夺民间妇女，大肆杀（和谐）掠，尸横遍野。此时刘泽清又在淮上大掠，总兵刘良左欲驻兵临淮（今安徽凤阳），城内不纳，亦攻城。整个淮河两岸、大江以北，完全陷入了明朝将领自家之间的内战中。人民大量被图杀，“泗、凤蒿莱满目，鸡犬无声”。后来南京政权派史可法前往调停，高杰连夜掘坑千百，掩埋被其无故图杀的百姓尸体。死人之多，可想而知。这些所谓的官军，就是这样残害人民”。

以下内容出自《中国人口通史》（作者：滕泽之、路遇，山东人民出版社）。
“三 明朝末期的人口社会形势
至明朝末期，人口所处的社会形势更恶劣。从多种情况分析，嘉靖末年以后，人口就不再有增长，进入崇祯年间，开始急剧下降，其原因大体有四个方面。
（一）明末大饥荒造成人口重大耗损
明朝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的正常发展。自中期以后，统治者们只知道无止境地追求享乐腐化生活，千方百计地对人民压榨剥削，甚至对地方官吏的政绩考核，也以对人民征收赋税多少为标准，而对生产的发展和日益下降的人民生活毫不关心。农民手中的粮食虽然被搜刮一空，但官府储粮也不多，整个社会的抗灾能力十分薄弱，致使无灾变有灾，小灾变大灾，经常灾及全国，甚至经常发生食人的惨景。嘉靖、万历年间已渐趋严重。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山西、陕西、河南发生水灾，死83万人。隆庆、万历年间，各种灾害已是比较频繁，大灾荒或数年发生一次，或一次灾及数年。及至崇祯年间，更是大灾荒接连不断，而明朝廷对人民的剥削却是越来越残酷，大灾大剥削，致使全国绝大部分人民被逼到了死亡线上。下面仅录《明史》等有关资料关于崇祯年间极不完整的灾情记载，足以看出人口所处社会形势已恶化到何种程度。
崇祯元年（1628）夏，畿辅（大体今河北省，包括京津地区）旱，赤地千里。陕西由于久旱不雨，发生严重饥荒。延安（今陕北地区）、巩昌（今渭河上游地区）民相聚为盗。二年（1629），山西、陕西大旱，继续大饥荒，陕北有食人现象。延安地区八九月间采山间蓬草为食；十月草尽，剥树皮为食；树皮尽，又掘青叶石（细土）为食，食后不数日腹胀下坠而死。有的地方“炊人骨为薪，煮人肉为食”。山西亦有饥荒。三年（1630），陕西全境旱。京畿久旱不雨。山东大水。四年（1631），陕西渭河以北继续大旱。山东又大水。冬，延安、庆阳（今甘肃庆阳地区）大雪，民饥，盗贼日炽。五年（1632），陕北大饥，人相食，僵尸遍野。六月，京师（今北京附近地区）大雨水。九月，顺天27个县霪雨害稼。黄河在孟津决口，水淹数百里。杭、嘉、湖三府（今浙江北部地区），自八月至十月，七旬不雨。淮、扬诸府（今江苏江北地区）大饥荒，民流亡，饿殍遍野。六年（1633），京师及江西大旱。山西、陕西大饥荒。陕西耀州（今耀县）、澄城一带，民死过半。淮、扬地区继续饥荒，大批人饿死。七年（1634），京师饥荒。山西自去年无雨，山西、陕西均有严重饥荒。太原大饥荒，人相食。冬无雪。是年，宁夏鼠10余万衔尾食苗。八年（1635）七月，山西继续饥荒。河南蝗。九年（1636），山西继续大饥荒，人相食。南阳（今河南南阳）大饥，人相食，有母食其女者。宁夏、江西亦有饥荒。十年（1637），叙州（今四川宜宾）大水，大部分人被淹死。两畿（南畿包括今安徽、江苏两省及上海市）、山西大旱。山东、河南蝗灾，民大饥。浙江大饥荒，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十一年（1638）六月，两畿、山东、河南大旱蝗。九月，山西、陕西旱，有饥荒。十二年（1639），两畿、山东、河南、山西旱蝗。上述地区及陕西、江西均发生饥荒。河南大饥荒，人相食。十二月，浙江霪雨，阡陌成巨浸。是年，黄州（治今湖北黄冈）鼠食禾，渡江，五六日不绝。十三年（1640），浙江大水。两畿、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大旱蝗。浙江、三吴（今长江下游江南地区）及上述整个北方地区均有饥荒，人相食。自淮河而北至北京附近，数千里间，树皮食尽，大批人饿死，死后又被他人所食。十四年（1641）六月，两畿、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湖广旱。七月，京师大疫。畿南（今河北省南部）、山东继上年继续饥荒，“行人断绝，大盗滋矣”。南京大饥荒，地上的东西吃光了，金坛、长山、石子间的饥民掘地下细土充饥，食后下坠，全部死亡。十五年（1642）以后，全国战事加剧，朝野混乱，已无报灾记载。
上述情况，只是部分灾情的简述。明朝廷不仅全无救灾措施，反而对还活着的人，继续催征三饷，火上加油。全国人民大多数在死亡线上挣扎。崇祯十四年（1641）左懋第督催漕运，在路上就所见所闻向朝廷上疏说：“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说的是大部分人口已死于饥荒疫病之中。又说：“臣自鱼台至南阳，流寇杀戮，村市为虚。其他饥役死者，尸积水洼，河为不流。”其状之惨，触目惊心。然而何止上述地区，从上面的灾情记述中可知，全国很多地区都处在这种状况。至于所谓流寇或盗，实际上都是饥饿的流民，为了解决饥饿问题，不得不冒死去劫富豪、砸官库，取粮自赈，起而造反。因为在这场大灾大难面前，封建统治者不但不采取积极的营救措施，反而加紧对还活着的人敲骨吸髓，地方官吏则以善于对人民勒索为能臣，正是官逼民反。因此所谓天灾，实际上主要是人祸。”

“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燃遍全国，明朝行将覆灭的前夕，朝廷还在那里算计着增派三饷。所以明末灾荒之重，人口耗损之惨，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残酷剥削所造成的。”

“（二）杀良冒功和对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和谐和谐）压
明朝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镇（和谐和谐）压，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更残酷，更野蛮。他们不是以把起义镇（和谐和谐）压下去为目的而论功行赏，而是以杀人头多少论功。就是说不管总的战局如何，杀人越多，功劳越大，甚至出现买首冒功的现象。某些权要势家，挂名军籍，贿以金银，买军人斩获的人头冒功，更刺激了官军在镇压农民起义中的肆意滥杀，以至杀良冒功。就是杀一般的老百姓，冒充在战场上斩杀起义军的人头去请功，上司又不加认真考查，交上人头就记功。这在明朝中期就很严重。天顺四年（1460），曹钦反于京都，将士在城中妄杀无辜，以至割乞儿首报功，吓得市民不敢出门。皇城尚且如此放肆，在离都城更远的地方更可想而知。武宗正德十年（1515），王琼为兵部尚书，向朝廷上疏说：“此嬴秦弊政，行之边方犹可，未有内地而论首功者。今江西、四川，妄杀平民千万。”这里说的是爆发于正德三年（1508）冬，历时六年的四川农民大起义，并涉及陕西、湖广、贵州等省；爆发于正德六年（1511）的江西农民大起义，也历时数年之久。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虽然农民起义是分散的，但农民起义的烈火却在全国到处燃烧着。明朝封建统治者到处进行血腥的镇（和谐和谐）压，唯以杀人多少论功。其中四川、江西妄杀特别严重，所谓“妄杀平民千万”，虽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但也说明无辜被杀的平民数量是相当庞大的。因此，激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战争久不能平。王琼的建议并没能改变这种弊政，除了他任兵部尚书的几年外，一直实行着这一野蛮的政策。嘉靖时把赏格提得更高：斩一首，官升一级；不愿为官，赏银由30两增至50两。军官为了升迁，士卒为了重赏，滥杀现象日益严重，杀平民报功的暴行不断发生。这更加激起了人民的愤恨。这也是明朝农民起义频繁，规模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到明朝末年，到处燃起农民起义的烈火，此时明朝统治者仍不设法缓和同人民的矛盾，继续加征赋税，实行残酷的高额剥削。对农民起义则继续实行以剿杀为主的镇（和谐和谐）压政策，仍以斩首多少来计功，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杀良冒功现象。崇祯六年（1633），明将张应昌在陕西镇（和谐和谐）压农民起义，不敢与起义军正面作战，又怕镇（和谐和谐）压不力，受到朝廷的惩罚，于是大量杀害平民，取人头报功。这种现象普遍发生，所以崇祯八年（1635），刘宗周在《痛愤时艰疏》中说：“朝廷勒限平贼，而行间日杀良民报功，生灵日涂炭。”崇祯十一年（1638），余应柱上疏，揭露兵部尚书熊文燦在湖北镇压农民起义时滥杀无辜：“三月在蕲水，其兵杀乡民报捷，民家环哭，竟不敢治一兵。蕲水，文燦家园也。乡里如是，余可知矣。是以捷报日张，寇势愈炽。”这种滥杀无辜的野蛮行径，不胜枚举，只能激起人民的更大仇恨。所以尽管明统治集团到处进行血腥的图杀，起义烈火却是越烧越旺。
在这场大搏斗中，起义军也遭到大量图杀。所谓起义军，最初形成的时候，多是一些饥饿寻食的流民，他们对地主阶级极端仇恨，在打土豪、砸官府时表现得很勇敢。但没有经过作战训练，缺乏实际作战能力，所以在同官军作战时，往往战败，被大批图杀。这里仅以李自成起义军为例。崇祯八年（1635），在滁州（今安徽滁县）为官军所败，“横尸枕藉，水为不流”。崇祯十一年（1638），在潼关为官军所败，仅10余人突出重围。次年，重整队伍，又败于四川巴西（今绵阳）鱼腹山，几乎全军覆没。其他起义军也是数被挫折，数起数落。总之，农民起义军在镇（和谐和谐）压与反抗的作战中，损失极其惨重，这也是明末人口大耗损的原因之一。
这里还要说一下，战争总是要死人的，官军在镇（和谐和谐）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也同样遭到重大的死亡。崇祯十二年（1639），左良玉军在房县（今湖北房县）罗猴山为张献忠起义军所败，死1万多人。崇祯十六年（1643），官军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为李自成起义军所败，死4万多人。当然这些官军也是劳动人民，他们被迫当兵，为统治阶级驱使卖命。此外，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起义军围开封。九月，守城将领见起义军尽在低洼之处，决黄河朱家口灌起义军。起义军为了自卫，亦决马家口灌城。此时正值连旬大雨，河水泛滥，起义军死万余人，城外百姓死10余万。城内被围时，有人口百余万，因被官兵淫掠，饥疫而死者十二三。及河水入城，除少数贵官及护卫万余人乘船逃走外，其余全部葬身水中。
此外，起义军也有滥杀现象，他们怀着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对分封于各地的宗室藩王以及大小官吏和地主，往往不分长幼仆从全部处死。总之，我们从人口这个角度看问题，在明朝末年这场浩劫中，不管死的是什么人，人口都遭到重大损失。”

“（三）朝廷官军对人民的蹂躏
在明朝末年这场大战乱中，封建地主阶级的军队，不仅对农民起义军进行血腥的镇（和谐和谐）压，而且对无辜人民进行肆意蹂躏，烧（和谐）sha抢（和谐）lue，无恶不作。封建统治阶级诬称农民起义军为“贼军”或“盗”，实际上地主阶级的官军才是真正的贼军，货真价实的强盗。
明将左良玉是农民起义军的死对头，也为统治者所器重，然而他的部队除了对农民起义军残酷镇（和谐和谐）压外，所到之处，对人民肆意蹂躏。崇祯十年（1637）于六安、舒城（今安徽中部）放兵劫掠民间妇女。崇祯十二年（1639）入援京师，诏还河南镇压农民起义军，兵过灞头、吴桥（今河北中部），纵兵大掠。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围开封，左良玉救援被击败，逃至江南武昌，“纵兵大掠，火光照江中”，给武昌人民造成了重大的灾难。崇祯十六年（1643），总兵刘泽清，奉命赴保定（今河北保定）镇压农民起义军。他不敢对起义军作战，却在临清纵兵抢掠，然后率兵南下淮北，“所至焚劫一空”。其后明朝灭亡，清兵入居北京，南明政权建立于南京。在此危亡之际，各将领之间仍不肯协同对敌，却互相角斗，残害人民。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南明政权命总兵高杰领扬州，知府惧其扰民而不纳，于是攻城，并在城外劫夺民间妇女，大肆杀掠，尸横遍野。此时刘泽清又在淮上大掠，总兵刘良左欲驻兵临淮（今安徽凤阳），城内不纳，亦攻城。整个淮河两岸、大江以北，完全陷入了明朝将领自家之间的内战中。人民大量被屠杀，“泗、凤蒿莱满目，鸡犬无声”。后来南京政权派史可法前往调停，高杰连夜掘坑千百，掩埋被其无故屠杀的百姓尸体。死人之多，可想而知。这些所谓的官军，就是这样残害人民。次年（1645），清兵南下，命高杰进兵归德（今河南商丘）、徐州，行至睢州（今河南睢县），为许定国所杀，其部下大乱，在睢水附近遭大屠杀，二百里内断绝人烟。一心想恢复中原的史可法，听到这个惨局后，顿足叹息说：“中原不可为矣！”
其后南京失守，镇江守将郑彩等，率众向福州逃跑，沿途劫掠。路过钱塘（今杭州）时，知县顾咸建出私财迎犒，才得免于进城劫掠。不久马士英率兵至，接着方国安兵又至，顾咸建都是提前遣使贿赂，使兵不入城，居民免受蹂躏，而所过其他城镇乡村都被大肆淫掠。稍有一点正义感的官吏，通过行贿保护自己治下的城池，使人民免受蹂躏。说明其他将相官吏全是一伙杀人抢掠的强盗。原来战事较少的南方，此时也逐渐卷入了这场大战乱之中。明末人口急速下降，官军的残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呢？满清没有杀良冒功？

笑麻了 这抹黑的一本正经，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真的

野猪皮

纯的像一只串子

就算纳粹德国，小本子用热武器生化武器也杀不了一亿人，清朝用冷兵器能杀一亿人？这种话也有人信

讨厌明清应该是历史人的共识。这两都是封建的大成作品。现在最烦在历史吧混的反清捧明的皇汉们，跟蝗虫似的，又没啥干货，还上蹿下跳。

历史真相必须让更多人知道明军的龌龊

所以大清学会了我就说过元明清都不是啥好东西

异族都能投靠能是什么好东西

老乡，借你人头领个军工是哪个朝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