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座洋馆》(上)
生化危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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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将融合笔者的真实经历与文学重构,既是个人回忆录,也是一代游戏玩家的集体挽歌。---
《最后一座洋馆》
第一章:多边形恐惧(1996-1998)
那是1996年,我十二岁,在三线小城的文化宫地下室。一台改装过的索尼PlayStation,连接着十四寸彩色电视,每小时收费三块五。屏幕上,那个蓝色制服的年轻女警察在洋馆里奔跑,她的脸是模糊的色块,动作僵硬得像提线木偶。但当我操控她转过拐角,镜头突然切到固定视角——一只丧尸从走廊尽头缓缓站起,BGM里弦乐骤停,只剩下脚步声和某种湿漉漉的呼吸。我把手柄扔了。"还玩不玩?"老板叼着烟问。"玩。"我说,捡起手柄,手心全是汗。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恐惧可以是一种享受。不是现实中的恐惧——考试、父亲的皮带、班主任的点名——是安全的恐惧,是知道按下暂停键就能逃离的恐惧。在那个多边形构成的洋馆里,我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生死。
我第一次见到里昂·斯科特·肯尼迪时,他只有几百个多边形。
1998年,《生化危机2》发售。我已经十四岁,学会了攒早饭钱,学会了辨认盗版碟的优劣。那张印着"生化危机2 完美中文版"的碟片花了我三十五块,在当年是一笔巨款。我把它藏在床垫下面,等到父母睡熟后,用被子蒙住电视,音量调到最低,在黑暗里打穿了里昂表关和克莱尔里关。那个夏天,我记住了所有细节:里昂的分头、艾达的红衣、威廉·柏金的变异阶段、地下实验室的自毁倒计时。我也记住了自己——一个在三线小城长大的少年,没有网吧,没有同龄同好,只有这台电视和这些多边形。它们比现实更真实。我不知道,这种认知会困扰我一生。---
第二章:逃课与最终幻想(1999-2003)
高中是分水岭。文理分科,我选了理科,成绩中等,但足够让我继续玩游戏。1999年,《最终幻想VIII》的盗版碟在同学间流传,我们争论斯考尔和莉诺雅的爱情,争论召唤兽的动画为什么那么长,争论那张Faye Wong演唱的《Eyes On Me》是不是游戏史上最贵的音乐。我逃课了。不是经常,但足够让班主任记住我。2000年的某个下午,我躲在录像厅二楼的小隔间里,用改装的PS打《最终幻想IX》。吉坦的尾巴,公主的召唤兽,黑魔导士寻找生命意义的故事。窗外是三线小城的街道,梧桐树,自行车铃,放学的人群。我在两个世界之间穿梭,没有愧疚感。那时候我相信,游戏是第九艺术。不是逃避,是更高级的沉浸。我在《最终幻想X》的水球比赛中投入上百小时,在《生化危机3》的追迹者压迫下学会资源管理,在《寂静岭2》的迷雾中第一次理解"心理恐怖"的含义。这些体验塑造了我的审美,我的耐心,我对待叙事的方式。2003年,高考。由于高三的拼命冲刺,我考了一个本地一本,父母满意,我也满意——这意味着我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城市,继续玩游戏,继续当那个"有点奇怪但成绩还行"的儿子。我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可以毫无愧疚地玩游戏。---
第三章:上岸(2004-2015)
大学毕业,考编,上岸。2008年,我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坐进办公室的格子间。那时候我已经二十二岁,开始参加酒局,学会递烟,学会在麻将桌上计算输赢和人情。同事们都是70后和80初,他们谈论股票、学区房、领导的人事变动。我学会了沉默,学会了点头,学会了在凌晨一点的酒局上假装醉倒。游戏没有消失,但变成了地下活动。PS2、PS3、Xbox 360,我买了所有主机,但只能在周末的深夜玩。2005年,《生化危机4》发售,里昂变成了分头更明显的动作英雄,我通关了十七遍。2015年,《最终幻想XV》跳票十年后终于发售,我请了年假,打了五天,然后在办公室的年终总结会上走神,想着诺克提斯最后的结局。同事们不知道。他们以为我和他们一样——关心KPI,关心孩子学区,关心麻将桌上的风向。我演了十年,演到自己也分不清真假。只有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办公室里只剩我一个人,我会打开笔记本,玩一会儿《生化危机:启示录2》的突袭模式。巴瑞·伯顿的台词让我笑出声:"我可不是什么英雄,只是个父亲。"那时候我已经有孩子了。女儿三岁,儿子刚出生。我知道,时间正在以另一种方式流逝。
#大佬出手!14酱原画师被找到#
2026年02月10日 01点02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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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02月10日 01点02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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