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与气候：
长安的“先天不足”粮食与资源：关中平原“沃野千里”更多是历史描述，实际耕地有限且生态脆弱。唐代长安百万人口已远超本地粮食承载力，需依赖漕运，成本高昂且不稳。后世王朝定都更东的开封、北京，正是为避开此短板。
气候与生态：过度开发导致水土流失、河流淤塞，森林水源减少，加剧了自然灾害和农业不稳。
这非“劫数”，而是古代发展模式的代价。
二、地理格局：天然的“双刃剑”
“四下无援”与“破城屠城”：长安地处关中，四面有山河之险，易守难攻。但一旦被破（如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城破后往往伴随大规模破坏。这体现了其战略孤立性——可凭险据守，但缺乏战略纵深。
“国家乱，则西安稳”：乱世中，长安是绝佳的割据根据地（如汉初、唐初），类似于井冈山。控制关中可积蓄力量，待机统一。
“国家稳，则西安乱”：统一王朝时，长安成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前线，战争频繁（如汉唐与匈奴、突厥的战争），成为了几千年的中原与游牧的拉锯战场，数次被游牧攻破且建立政权。这凸显了其国门属性——既是屏障，也是战场。
三、历史选择：为何不再是首都？
经济中心东移：隋唐后经济重心东移，运河漕运更利东部都城（如洛阳、开封）。地理局限凸显：粮食依赖、交通不便、气候干旱等问题在统一王朝治理中愈发突出。
政治中心东移：为更有效控制全国，尤其防范北方游牧民族，政治中心东移至北京。
长安的“矛盾”是其地理与历史角色的必然：乱世可为“根据地”，治世则成“国门”。其地理缺陷（粮食、交通、气候）在统一王朝治理中放大，导致宋朝后不再被选为首都。这是历史地理条件下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