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隶续》
是南宋学者洪适于乾道四年(1168年)编撰的金石学著作,作为《隶释》的续编,收录汉至晋代碑刻、铜器及瓦器隶书文字。 [3]原书二十一卷,后散佚,现存版本多为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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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春秋》
春秋与《左传》,其关系可概括为“经”与“传”之依存。
《春秋》者,儒家之经典也,原是鲁国之史书,记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之事,文字简短,多含褒贬,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
《左传》者,儒家之又一经典,亦称《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乃对《春秋》之注释、补充与扩展也。
《春秋》以极简之编年体例,仅录重大事件之时、人、果,如“郑伯克段于鄢”,仅六字耳,然其意深远,非细究不能得。《左传》则逐条解释《春秋》之条目,补事件之背景,述人物之对话,明因果之逻辑,使《春秋》所载之事具象而生动。如此,《春秋》与《左传》相辅相成,构成“经传互证”之共生体系。前者以纲目化之文本,确立历史评判之标准;后者则通过叙事,重构历史之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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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体石经(三体古经)
魏石经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于齐王正始年间(240-249年)刻制的官方儒家经典石刻,因采用古文、篆书、隶书三体书写,亦称三体石经。其内容以《尚书》《春秋》及《左传》为主,体现了汉末至三国时期今古文经学融合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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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供的这段文字是一段关于古音韵学的讨论,内容非常专业。让我先梳理一下其中的核心观点和逻辑:
**1. 主要人物与观点**
* **衮父(汪荣宝)**:他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认为古韵中的“鱼模”部(大致对应古代“u”类音)本质上是从“阿”字(即“a”音)的长音演变而来。作者评价此说为“振古所未闻者”(自古以来没听说过的)。
* **东郭牙的典故**:这是对汪荣宝观点的一个佐证。《管子》和《颜氏家训》都记载了齐桓公与管仲密谋伐莒,口型被东郭牙识破的故事。东郭牙观察到齐桓公说话时“口开而不闭”,从而猜出是“莒”字。
* **作者的驳斥**:作者认为,用这个典故来证明“鱼模”部源自“a”音,是站不住脚的。其理由有二:
* **颜氏之误**:首先,颜之推(《颜氏家训》作者)用这个典故来区分“矩”(群母,全浊声母)和“莒”(见母,全清声母)的读音差异,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两字只是声母清浊不同,发音时**嘴型(“呿唫”)** 是相同的(都是开口)。
* **逻辑漏洞**:其次,“莒”字属于见母鱼部,同类字还有鲁、楚、吴、许等国名。如果仅凭齐桓公“开口”的口型,东郭牙怎么能确定一定是“莒”字,而不是其他同韵部、同开口度的字呢?所以这个典故不能作为“鱼模部读‘a’音”的确凿证据。
**2. 关键概念解释**
* **唐韵**:唐代孙愐编著的一部重要韵书,是研究中古音的重要依据。
* **华、瓜、车、遮**:这些字在《唐韵》中属于“麻”韵,主要元音是“a”。汪荣宝看到这些字,可能联想到“鱼模”部与之的关联。
* **鱼模**:中古以后韵部名称,主要包含古代鱼、侯、模等韵的字,其主要元音音值学术界有“后高元音”(如u、o)或“央后元音”等不同构拟。
* **见母、群母**:中古汉语声母,属于“牙音”。见母是清不送气塞音(类似g),群母是全浊塞音(类似g的浊音)。
* **呿(qū)唫(yín)**:指发音时的口型状态。“呿”指张口,“唫”指闭口。这里指发音时口腔的开合度。
**总结**
这段文字展现了清末民初学者对上古音构拟的探索与争论。汪荣宝提出“鱼模部源自*a长音”的大胆假设,并试图用历史典故和异文材料来证明。而本文作者(从文风看很可能是章太炎或其同道)则从音韵学原理和逻辑推理出发,指出其证据链的脆弱性:
1. 所引典故的原始用意(辨清浊)与要证明的观点(论元音)不符。
2. 典故本身存在逻辑上的或然性,无法作为确证。
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利用有限的历史文献和语言学材料来科学地重建上古语音系统。汪荣宝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一种试图从现代方言和域外对音中寻找古音痕迹的新思路,而作者则更强调传统音韵学内部证据和逻辑的自洽。两者之间的交锋,正是中国现代音韵学诞生期学术活力的体现。
您提供的这段文字,是了解这段学术史一个非常精彩的片段。请问您是想进一步了解这场争论的背景,还是对其中提到的某个具体音韵学概念(如“鱼模部”的拟音)感兴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