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权利受到了伤害，暴君一旦被废，无论如何对待暴君，都没有什么非正义可言，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如此，如果臣民要以这种方式寻求自己的权利，那就是大逆不道之最。如果他们在斗争中失利并因此遭受最严厉的惩处，他们不能抱怨自己受到了非正义的待遇，正如他们一旦成功，暴君不能这样抱怨一样。如果人们的反抗成功，先前所言依然适用于下列事实：首领一旦退位，重新成为黎民，他不能为了恢复统治而发起反抗，但也无须担心，自己要为先前对国家的管制承担责任。
作为一种行为，反叛的地位是回溯性地决定的：如果反叛成功并确定了新的法律秩序，它就会设置自己的循环论证，在本体论空白中抹除自己的非法起源。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契约的历史时刻：公民社会的团结与法律是由法律强加于人民的，暴力行动并不是由任何道德考量激发起来的。在实证主义历史观中，历史是一个客观进程，它预先决定了政治干预的坐标系，在这个视域内，下列行为是难以想象的：激进的政治干预会改变这些客观的坐标系，然后为自己的成果重建新的坐标系——
正确的
行为不只是对形势进行战略性干预，为其条件所束缚，而是回溯性地创造自己的条件。“不应着眼于静态地反映出来的多数人，而应着眼于动态地创造出来的多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