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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600~前2000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一书公布的二里头文化测年数据则显示为公元前1880~前1521年,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存在时间应不超过300年或可说仅有200余年,对现有的“二里头夏都说”与“郑亳说”构成了挑战。新的测年数据表明,商代始年暂估为公元前1600年,二里岗文化也不应为早商文化,若以公元前1600年为界,那么二里头遗址在200多年里兼有夏商两个时代,前期为夏代晚期都城,后期为商代早期都城。二里头并没有文字出土,殷墟出土的卜辞中缺乏关于夏朝的文字资料,暂时无法确证。可见,从各方面的线索看,将二里头遗址落实为夏都斟鄩仍有诸多可疑之处。我们已经不执著于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这个问题了。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夏代积年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其上限落在“龙山时代”,下限则大致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根据夏代的积年,二里头文化显然不是最早的夏朝文化,夏朝的开端需要到“龙山时代”去寻找。
考古新发现:新砦期文化是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一座城邑(一说为早期夏文化,比二里头文化还要早),填补了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缺环的空白。新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是豫东地区造律台文化向豫中地区迁移与当地王湾三期文化融合而形成的。造律台文化本身是在大汶口文化基础上而形成的。王湾三期文化主要来源于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在二里头文化为夏代中晚期文化共识的前提下,新砦文化和造律台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也应为夏族群文化,三种文化属同一谱系。






文献中有“器以载礼”“器以藏礼”的记载,说明“礼”是通过某些实实在在的器物表现出来的。大汶口文化出土了较多的高等级器物,这为研究大汶口文化与中华礼制文明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关于礼制的起源,多数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时期礼制已经初步形成。但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从制度和器物层面已能见到礼制因素,中华礼制可能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萌生。夏商周三代大批出现的青铜礼器和生活器皿,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的陶器群里,都能找到它们的祖形,基本上继承大汶口文化礼器的造型风格。
考古资料表明,山东地区史前时期比较流行绿松石镶嵌工艺,如泰安大汶口、邹城野店等大汶口文化遗址都曾发现过镶嵌绿松石圆饼的骨质或象牙雕筒,距今约6000~5000年,这是全国考古发现最早的绿松石镶嵌工艺品。莒县陵阳河遗址已出土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用于镶嵌的小玉片,推测在大汶口时期应已出现了绿松石嵌片。因此,二里头文化绿松石牌饰的镶嵌工艺应来自海岱地区龙山文化。


玉冠饰与人面纹玉笄,出土于山东潍坊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M202大墓主人头部的左侧近旁,通过套入发髻实现束发固冠,同时作为高等级礼器专供权贵阶层使用。虽然西朱封M202墓主遗骨保存较差,但根据其遗骨身高约1.75左右,且有较多武器留存来推测,墓主很大可能为男性。西朱封龙山文化冠饰承自大汶口文化的传统。如此重要的玉礼器,一定是首领或有着特殊身份的氏族成员所有,并在礼仪场合显示无上的荣光与权力。








邹衡主张漳河下七垣文化即先商文化,郑光认为豫西的二里头文化即先商文化,张光直等坚信商人起源于豫东和山东的岳石文化。








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遗址上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总共有18件。器型以兵器为主,包括有铜箭镞、铜戈、铜戚、铜钺等。也有一些类似于礼仪用器的,比如说:铜铃、铜角形器,还有一些装饰精美的铜器残片。经过碳十四的测量,三官庙遗址的时间是3500年前,正好是夏末商初,学术界大多数认为遗址陶器和测年反映的年代,与“桀奔南巢”的历史传说吻合。三官庙所在的长江流域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重要的铜矿产区。在夏商时期,南方的铜矿资源是支撑起中原青铜文明的重要之处。


禹会村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地处淮河东岸,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主体为龙山文化晚期遗存(距今约4300-4100年),与夏代初年时间吻合。遗址包含城址、祭祀遗迹、礼制建筑等,是淮河流域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龙山文化城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