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了这篇文章，呵呵，挺有意思的

方舟子为什么没当成诗人？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方舟子早就不写诗了——尽管那顶自己缝制的“诗人”帽子他还整天戴着，颇象顾城当年那顶须臾不离的筒帽。在《方舟子诗选》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诗歌作于1996年以前。也就是说，方舟子的诗人生涯，到1996年底基本上就结束了。问题是，为什么像方舟子这样一个自称具有“诗人气质”、“内心是诗”、“天生”就能感受、领悟诗歌的人，费了吃奶的气力，“一门心思”地“且抛心力做诗人”，最终却半途而废了呢？我们可以理解方舟子苦熬不过当科学家的寒窗冷板凳，最后告别科坛。但是，在外人看来，当诗人乃是优哉游哉的美差，见花开而思春，睹落叶而悲秋，高兴则白日放歌，愤怒就暗室诅咒，何其率性！就算方舟子耻于与那些一天一泡的诗人们为伍，他大可一周一泡，或者一月一坨，日积月累，说不准什么时候“我梦寐以求的史诗性的巨篇”就会“蓦然回首，他却在，灯火阑珊处”呢。他怎么就撂笔了呢？
1、 枉抛心力作诗人
原来，当诗人，并非风花雪月那样轻松浪漫，而是一件比当科学家还要难受的苦差事。诗仙李白曾这样嘲笑诗圣杜甫：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其实，李白如果自己不曾体验过“作诗苦”的滋味，他是不太可能知道别人“作诗苦”的。显然，对那些大诗人来说，作好诗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因此，对于那些中诗人、小诗人、微诗人来说，作诗的难度就更可想而知了。著名的苦吟诗人贾岛有个名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其实，三年能够得到两句，已经算是相当的幸运了。最为不幸的是那些终其一生仍旧两手空空的“诗人”。他们的不幸和痛苦，简直就象是常年便秘。只不过是，便秘是肚子里有东西挤不出来，而“诗秘”则是肚子里空空如也，却硬要往外挤出东西。
关于方舟子当年搜肠刮肚苦吟诗歌的情景，我们现在还能找到几条记载。1988年，方舟子的一位《荒原》诗友说：
“舟子撰文说山风平静得很，其实他自己更胜一筹，甚至有一位他的崇拜者因无法忍受他诗的压抑而来信指责他不该将性格的孤独感流露于诗中。如果她知道舟子无论在书案、实验台前，或者舞会一角，都是一副古希腊悲剧形象，她又会作何感想呢？他的孤独的思索，使他的诗无法被许多人接受，能够在思想或技巧方面走得象他那么远的人毕竟太少。”(山风：《话说荒原（之四)》)。
方舟子曾多次提及，自己以前是一个“骄傲的少年”。这个“骄傲”是什么意思呢？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一个生活一直顺利、并且一直受到娇宠吹捧的少年所油然产生的自高自大的心态。确实，在偏远的闽西云霄县城之内，方舟子从小就住在“原来当地首富的住宅”之中，“在小伙伴的羡慕目光的包围下”，(《公安局长与父亲》)，“班干部从幼儿园当到高中”，后来“以全省高考语文第一名的成绩”被揽入全国的“状元学校”，(《我的理想》)，他确实有值得骄傲的资本。问题是，在进入状元学校之后的两三年间，方舟子为什么会从一个乘风破浪而来的“骄傲少年”，变成了“一副古希腊悲剧形象”呢？从方舟子的文字之中，我们看不出他的家庭有什么重大变故，而当时整个社会的气氛也是相当不错的。因此我们只能假设这是因为他作诗太苦的缘故。
1990年，方舟子的另一位诗友说：
“在英语进入一定境界后，每次见到你的背影就冒出一个英语单词haggard，想来算得上音形兼备，具有象征意味的一个词，当然你的气质、形象把它具体化了。是否古今诗人都有点haggard，值得研究。但我断定，因为haggard，你才在这么一个气候下，这么一个平凡（有时近乎平庸）的时代成就着你的诗作与独具一格的诗人气质。” (孟梦：《荒原的告别》)。


确实，方舟子后来曾一直公开夸耀自己的“诗人气质”。而那些吹捧他的人，也几乎是众口一辞地说方舟子有诗人气质。比如，在写作年代不详的《多少情思无寄处》中，方舟子说：
“我所有的诗人气质，也就只表现在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学识是后天的，无关紧要，气质却是天生的，我对此很是看中，并且希望自己就这么一直保持下去，无怨无悔。”
其实，所谓“气质”，不过是指一个人的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而已。因此，所谓“诗人气质”，说白了，就是“看上去像诗人”。那么，方舟子的“诗人气质”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它到底是故意装出来唬人的，还是来自内心的自然流露？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学一学出恭之际的徐乡愁，“都不去想”。我们需要承认的是：不论诗作得好坏，方舟子作诗的态度还是严肃的，认真的，他真的是想作出一部“梦寐以求的史诗性的巨篇”，并且为此曾付出过巨大的努力。那haggard形象，应该不是装的。(haggard的汉译是“憔悴的”，与“诗人气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1990年，方舟子自己说：
“夜深人静的时候，从书堆中探出头来，在传统的重压下喘几口气，在冥想中剖析自己或同类的备受压抑的心灵，乃至于深入到心灵的背后，挖掘出某些形而上的东西，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工作，却居然有人欣赏。……但以后未必再进行这种尝试，因为这一切太痛苦也太累人，倒并非怕步人后尘。” (《〈最后的预言〉编后之一》)。
实际上，“在冥想中剖析自己或同类的备受压抑的心灵，乃至于深入到心灵的背后，挖掘出某些形而上的东西”，何止“是一件非常痛苦的工作”，对于智力和学识如方舟子的人来说，它简直就是“无法完成的使命”(mission impossible)。其实，即使方舟子真的能把这个使命完成，他距离诗人仍旧还有一段相当遥远的距离，因为他必须用诗的语言、诗的形式，把那些“形而上的东西”诗化。这个使命，不要说对方舟子，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为艰巨的。因为写诗不仅与干力气活不同，而且也与搞学术研究不同，它需要一种特殊的东西。且看清人袁枚的《仿元遗山论诗绝句》：
天涯有客太詅痴，错把抄书当作诗。
　　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
袁枚所说的“性灵”，包括真情、个性、诗才三个因素。没有情、性、才而要作诗，“太痛苦也太累人”倒在其次，更为让人沮丧的事实是，无论他怎么苦吟、无论他如何努力，他都无法作出诗来。郭沫若就说：
“我的信念：觉得诗总当由灵感迸出，……努力做出来的诗，无论它若何工巧总不能感人深在的灵魂，戏剧小说的力量根本没有诗的直切，也怕是这个原故。”(郭沫若:《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见《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六卷144-145页)。


要么有人说亦明是无间道，老方本来不过是个中等偏上的普通人，却被亦明捧到神坛上研究，帮老方整理了这么多资料，要是老方出钱找人写方舟子传得多少银子啊，而且自己找人写还损声誉，亦明来写那是又扬名又能避嫌。

LZ，你别痘我了。

打错字了，是逗。

因为有车廷高挡在方舟子面前，无法逾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