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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袁崇焕功过是非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天启初至崇祯初辽东形势的三次突变给予高度的重视，这是不容回避也回避不了的问题。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明朝建国后在辽东的战略形势的演变——
有明一代，边患最重。
先是逃离中原的元朝残部及其后裔退居塞上，从长城北部不断袭扰明朝；而在辽东，当女真人逐渐发展壮大、特别是建州女真奴尔哈赤异军突起之后，很快就取代了北元而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


回顾明朝在辽东的战略，辽宁大学历史系的孙文良先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李治亭先生在他们的论文《论袁崇焕的军事思想》中提出：其形势的演变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1】。

现在来看明朝建国后辽东形势演变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明初到万历初，为辽东稳定发展时期。
早在明洪武初年，太祖朱元璋就将东北划为“二十五个卫、一百三十八个所、二州、一盟。”【2】随着太祖、太宗及其后继者对辽东统治的加强，到隆庆朝李成梁经略辽东二十二年，可以说辽东已经达到了“全盛”【3】。在这一时期，明朝的战略是战守结合：一面防守，一面经常出塞与北元交战，从而以战固守。正如《明史》盛赞李成梁之“师出必捷，威震绝域”，所谓“边师武功之盛，二百年未有也。”【4】
第二阶段，从万历中期到萨尔浒之战，近三十年间，明朝在辽东的基本战略逐渐改为以守为主。
万历十九年后，李成梁解任十年，辽东镇“八易大将，戎务尽弛，战守无资，辽事大坏”【5】。万历二十九年，明廷不得已又召李成梁出山、第二次出任辽东镇守总兵官。这时候努尔哈赤已起兵复仇，南征北战东杀西伐，一步一步完成了对建州三卫诸部、海西女真四部以及远在黑龙江、库页岛的东海女真大部的统一，势力业已日渐强大起来。

而与此相反，由于明朝对女真采取分化、离间等极端错误的政策，终于自食其果：不仅对辽东的统治逐渐衰落，更严重的是李成梁在其后八年以贪婪残暴手段对辽东的压迫，明朝对辽东的统治已经到了几乎瓦解的边缘。
就在“辽事大坏”的情势下，熊廷弼于万历三十六年巡按辽东，他针对“边将好捣巢，辄生衅端”的任意胡为，提出了“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的战略【6】，也就是以城堡和墙垣作为固守的依托。这一战略得以实施，也的确对辽东当时动荡的形势暂时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
想不到十一年后，明廷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企图一举消灭努尔哈赤，却不料五天之内却被努尔哈赤彻底摧垮，辽东暂时稳定的形势改变了。

第三阶段，从萨尔浒战役结束到辽、沈相继陷落，辽东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大明战略为之一变：先是被迫从主战到主守，后又盲目回归主战，甚至一味想当然地追求速战速胜。
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称汗，，万历四十六年又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突袭辽东重镇抚顺。接着又连破清河等十几座城堡——明金之间大规模的冲突由此开始。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辽东经略杨镐率军十万，四路出师向金开战。努尔哈赤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在萨尔浒大败因急于求成而盲目、冒险、轻进的明军——这是明金之间大规模chong突开始的第一场大战，当杨镐全军覆没的军报快传到北京时，朝廷上下无不惶恐惊惧，京师内外更是地动山摇。
萨尔浒大战明军的惨败，一扫明廷的傲慢与自大心理，却又立刻转向另一个极端，变得惊恐、紧张起来。“举朝震骇”之下，“人心不固，兵气不扬”【7】，以至于措手不及，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了。
努尔哈赤则乘机进军，一举再下开原、铁岭。
这时候，大明朝廷又急忙起用被斥回乡的熊廷弼，前往辽东主持大计。
面对辽东新的变坏了的局势，熊廷弼认为：“始下清、抚，譬火始燃；三路复师，厥攸灼矣；开、铁去而游骑纵横，火燎于原；今且并窥辽、沈，遂成不可响弥之势。”【8】


在开、铁也失守之后，明军气馁，民心慌乱，无力攻战，熊廷弼因此而主张坚守。他说：“顾以此时谈进巢之事，何敢草草，似又不如分布险要，以守为稳者，何也？守正所以为战也。”【9】他主守的主张很快就收到了效果，辽东仅数月也便“守备大固”。【10】
然而，朝廷无休止的党争祸及到了熊廷弼。朝廷权贵全不知兵，催他马上出发以求速战速胜。熊廷弼据理驳斥，反倒激起了更猛烈的围攻，他们攻击他“出关逾年，漫无定画”。遂加以种种罪名，甚至宣称：不罢斥熊廷弼，“辽必不保” 【11】。结果熊廷弼第二次被排挤去职，代之以不知兵的袁应泰。袁应泰一味迎合朝廷、刚上任便一反熊廷弼主守的战略，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妄自出战谋取抚顺。不料反遭努尔哈赤暗算，且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连续攻占沈阳、辽阳，“河东十四卫生灵尽为奴属。”【12】盲目、冒险和轻进又一次让明廷尝尽苦果。


第四阶段，从辽沈之战到广宁之役，这一阶段时间不长，但明朝内部围绕战守方略的争斗更加激烈，战局的变化之大也更非人们所预料。
努尔哈赤攻占辽、沈，气势汹汹大有席卷全辽之势——这是明金之间大规模chongtu的第二场大战，损兵、折将、失地的“八百里加急”军报一日数封，更让人们怵目惊心，也更让朝野慌恐万分。
至此，辽阳以北、辽河以东，已无尺寸之地再为大明所有！
危急时刻，朝廷再一次起用熊廷弼经略辽东，同时又任命王化贞为广宁巡抚，力图保住辽河以西的疆土。
但是，熊、王二人却为战守发生了激烈争执。熊廷弼主守，提出了一套防御战略，即“三方布置策”：一是设重兵于广宁，迎击建虏主力；二是在天津、登、莱置舟师，从海上牵制；三是以山海关为适中之地，节制三方。等待各镇兵马大集，三方并举、实行战略反攻【13】。但王化贞却主战，他不顾当时敌我力量变化的实际情况和主客观条件，也不管是不是可能，竟向朝廷请求：“愿以六万兵一举荡平胡虏！”甚至许下诺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14】
明廷速战速胜论当然又让王化贞占了上风，致使熊廷弼的战略无法得以实行，关于辽西的战守自然也就处于混乱状态。


努尔哈赤因此又有了机会，大举进军河西，先战西平堡，接着围点打援，致使广宁十几万大军惨败，王化贞弃广宁逃跑，遇熊廷弼于大凌河，尽撤关外明军，悉焚积储，护溃逃兵民入关。努尔哈赤则轻取广宁，又遣军追到锦州，而其游骑更是远到宁远、前屯，几至山海关下——这是明金之间大规模chong突的第三场大战，后金兵步步进逼，明军则节节败退，以至于退无可退。


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在辽沈之战中大败，在广宁之战中大败，三大战三大败、河东尽入敌手、河西败局已定、山海关也岌岌可危，“京师戒严”【15】——这就是天启二年在前二次大战惨败辽东形势已经变坏后、又因为广宁的第三次惨败从而导致进一步恶化的形势，也是紧随上述第四阶段而来的天启初至崇祯初辽东形势的第一次突变。
也正因为广宁惨败后王化贞、熊廷弼尽撤关外军民的轻率举措，关外“满目兵燹，河西七百里边城俱为煨烬，关外几成异域矣”【16】，明朝基本上失去了对关外河西大片国土的实际控制权。显然，明军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进而如果山海关再有什么闪失的话，其后果自然不堪设想。
但形势终于有了出人意料的改观，不仅山海关没有什么闪失，而且河西的大片国土也都失而复得，明廷在宁远牢牢扎下了根、甚至还有了天启六年在宁远、天启七年在宁锦两次打败后金的辉煌战绩。


辽事可为，箭在弦上——能够抢占先机者，便有了顺利的开端。
但是，抢在前面的却是刚刚走出困境的皇太极：包括喀喇慎三十六家在内的漠南蒙古诸部落的背明投金，“藩篱”尽失而致蓟门洞开，让皇太极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机会，于是就有了己巳之变。
后金兵绕道蒙古，从蓟门破口、第一次入犯明朝之时，辽东形势的第三次突变就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