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vel 9
木子映月
楼主
此次舞台剧《金锁记》的宣传海报上，宣传语“在最坏的时代做最坏的事情”印在极显眼的位置，对一个怨妇来说，实在过分夸大她的破坏力了，这也远远超出那个时代对曹七巧的期望了。
舞台剧正式排演后几天，能容纳480名观众的上环文娱中心几无空座，香港演艺明星吴彦祖、连凯等人也来撑场。舞台剧开始，焦媛和尹子维的先后出场便直接将舞台剧推向了一个高潮。与以往焦媛歌舞并行的前卫演出不同，此番她与尹子维运用更多对白，通过一幕幕剧情展现“最坏的事情”。散场时，身边一位听不懂广东话的大陆观众也表示，即使听不懂全部对白，通过舞台演员的形体语言和表情也能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情感，而对焦媛等演员的表现也赞不绝口。
由于观众的热望，《金锁记》在原定计划外两次增加演出场次，甚至清明节、复活节假期也要加演，座位满员后甚至每场还要销售10张站票，最终演出场次将达到16场。
张爱玲是“三地导演的考验”
怨妇总是不招人待见的，能把怨妇写得令人同情，才见出作者的水平。1943年，23岁的张爱玲做到了这一点，她在当年11月上海的《杂志》月刊上发表的中篇小说《金锁记》就讲述了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怨妇的故事。
对许鞍华来说，张爱玲曾经是她的滑铁卢。许鞍华是资深张迷。她从1975年就开始读张爱玲的书，1984年因为档期突变，临时接拍张爱玲著作《倾城之恋》。对这部戏，张爱玲也曾经发来电报鼓励，而她听到拍摄的第一感觉却是“对不起张爱玲”，拍摄过程中，她心情高度紧张，在忠于原著与自身创见之间摇摆不定。影片上映后，尽管拿到金马奖的优秀作品奖，票房却惨败，许鞍华被批评到一钱不值，传媒报道称这部电影是其“从导以来最劣表演”。许鞍华对此只简单回应说“批评都是为我好”，她心中更遗憾的是，当时没日没夜地拍摄，竟然遗失了张爱玲的电报。
尽管张爱玲作品在华语世界有不少忠实读者，但改编张爱玲作品，拍成电影的却只有少少五部。1984年许鞍华拍完《倾城之恋》后，但汉章、关锦鹏都曾经百般用心，拍摄了《红玫瑰白玫瑰》与《怨女》，如何处理张爱玲书中人物细腻的情感与具象的场景成为每个导演和编剧的重重难关，关锦鹏与林奕华甚至想电影中加旁白字幕的形式来呈现故事，但评价依旧毁誉参半。1997年，许鞍华获得拍摄“个人至爱”《半生缘》的机会，这也成为她证明自身能力的剧作。十年后，李安再度尝试改编张爱玲，《色，戒》的争议话题引发了满城风雨。香港文学评论学者马家辉曾在专栏中将改编张爱玲比作内地港台三地导演的考验，而这个“张爱玲考验”如今“似乎仍然无人通得过”。
可人们想象中的压力与挑战，在许鞍华排演《金锁记》的回应中却踪影全无，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淡定与从容。在3月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她拍摄的《天水围的夜与雾》作为开幕影片公映，天水围被称为“香港的悲情城市”，许鞍华的围绕天水围拍摄的两部作品也促使更多人更关注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群和这一地区的社会问题。在电影节外，她在港岛的上环文娱中心携手焦媛实验剧团抓紧时间演练舞台剧《金锁记》。许鞍华说她这次完全没有紧张，此番执导《金锁记》，自己已经不去想再证明什么，也不强迫自己一定要做好，这是因为以往的经历告诉她，太想做好的结果是反而不知该怎么做。何况她要执导的还是张爱玲的作品，对肯定会到来的批评，她早就预料到了。
“纯粹地喜欢”张爱玲
《金锁记》上映之前，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出版，许鞍华第一时间阅读，她在书里看到了不同的张爱玲，这个张爱玲讲钱，讲女人，写得直白，充满人性，“张爱玲变得更加亲切了，不再是以往书中抽象的人物”。
许鞍华称自己对张爱玲是“纯粹地喜欢”，对她笔下描画的旧世界既亲切又怀念。这也许和她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关。1948年出生的许鞍华是辽宁鞍山人，5岁随家庭来到香港，小时候住在港岛的北角，那里是香港的住宅区，来自上海的移民在1950年代源源不断涌入，许鞍华身边尽是上海人，北角地区也逐渐呈现不少上海的生活文化特征。张爱玲也是上海人，1940年代先是在香港大学读书，随后在1950年代又回到香港在美国驻港新闻处做翻译，所以，许鞍华对张爱玲笔下的旧上海情怀感到很亲切，看张爱玲的书就好像重温童年时的回忆。而这也驱使着她执导这出舞台剧。
许鞍华认为舞台剧与电影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不同是舞台剧有更多的想象空间，需要舞台上的演员把情绪传递给观众，通过编剧与演员的磨合，风格化的台词可以表达人物内心世界，观众也会更注重演员丰富的情感，而拍电影常常需要在前期做许多“费力不讨好”的考究工作，比如拍电影需要搭场景，重建什么是首先要想的问题，看旧照片、问人，但是每个人的记忆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同，很难重现历史真实场景，拍电影过分强调写实和生活化的场景重现，使得观众难以集中在人物思想与命运展现上，而舞台剧不计较背景，反而可以着力塑造人物内心变化。《金锁记》是个完整的故事，故事本身就适合做舞台剧。
2011年02月27日 02点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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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剧正式排演后几天，能容纳480名观众的上环文娱中心几无空座，香港演艺明星吴彦祖、连凯等人也来撑场。舞台剧开始，焦媛和尹子维的先后出场便直接将舞台剧推向了一个高潮。与以往焦媛歌舞并行的前卫演出不同，此番她与尹子维运用更多对白，通过一幕幕剧情展现“最坏的事情”。散场时，身边一位听不懂广东话的大陆观众也表示，即使听不懂全部对白，通过舞台演员的形体语言和表情也能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情感，而对焦媛等演员的表现也赞不绝口。
由于观众的热望，《金锁记》在原定计划外两次增加演出场次，甚至清明节、复活节假期也要加演，座位满员后甚至每场还要销售10张站票，最终演出场次将达到16场。
张爱玲是“三地导演的考验”
怨妇总是不招人待见的，能把怨妇写得令人同情，才见出作者的水平。1943年，23岁的张爱玲做到了这一点，她在当年11月上海的《杂志》月刊上发表的中篇小说《金锁记》就讲述了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怨妇的故事。
对许鞍华来说，张爱玲曾经是她的滑铁卢。许鞍华是资深张迷。她从1975年就开始读张爱玲的书，1984年因为档期突变，临时接拍张爱玲著作《倾城之恋》。对这部戏，张爱玲也曾经发来电报鼓励，而她听到拍摄的第一感觉却是“对不起张爱玲”，拍摄过程中，她心情高度紧张，在忠于原著与自身创见之间摇摆不定。影片上映后，尽管拿到金马奖的优秀作品奖，票房却惨败，许鞍华被批评到一钱不值，传媒报道称这部电影是其“从导以来最劣表演”。许鞍华对此只简单回应说“批评都是为我好”，她心中更遗憾的是，当时没日没夜地拍摄，竟然遗失了张爱玲的电报。
尽管张爱玲作品在华语世界有不少忠实读者，但改编张爱玲作品，拍成电影的却只有少少五部。1984年许鞍华拍完《倾城之恋》后，但汉章、关锦鹏都曾经百般用心，拍摄了《红玫瑰白玫瑰》与《怨女》，如何处理张爱玲书中人物细腻的情感与具象的场景成为每个导演和编剧的重重难关，关锦鹏与林奕华甚至想电影中加旁白字幕的形式来呈现故事，但评价依旧毁誉参半。1997年，许鞍华获得拍摄“个人至爱”《半生缘》的机会，这也成为她证明自身能力的剧作。十年后，李安再度尝试改编张爱玲，《色，戒》的争议话题引发了满城风雨。香港文学评论学者马家辉曾在专栏中将改编张爱玲比作内地港台三地导演的考验，而这个“张爱玲考验”如今“似乎仍然无人通得过”。
可人们想象中的压力与挑战，在许鞍华排演《金锁记》的回应中却踪影全无，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淡定与从容。在3月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她拍摄的《天水围的夜与雾》作为开幕影片公映，天水围被称为“香港的悲情城市”，许鞍华的围绕天水围拍摄的两部作品也促使更多人更关注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群和这一地区的社会问题。在电影节外，她在港岛的上环文娱中心携手焦媛实验剧团抓紧时间演练舞台剧《金锁记》。许鞍华说她这次完全没有紧张，此番执导《金锁记》，自己已经不去想再证明什么，也不强迫自己一定要做好，这是因为以往的经历告诉她，太想做好的结果是反而不知该怎么做。何况她要执导的还是张爱玲的作品，对肯定会到来的批评，她早就预料到了。
“纯粹地喜欢”张爱玲
《金锁记》上映之前，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出版，许鞍华第一时间阅读，她在书里看到了不同的张爱玲，这个张爱玲讲钱，讲女人，写得直白，充满人性，“张爱玲变得更加亲切了，不再是以往书中抽象的人物”。
许鞍华称自己对张爱玲是“纯粹地喜欢”，对她笔下描画的旧世界既亲切又怀念。这也许和她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关。1948年出生的许鞍华是辽宁鞍山人，5岁随家庭来到香港，小时候住在港岛的北角，那里是香港的住宅区，来自上海的移民在1950年代源源不断涌入，许鞍华身边尽是上海人，北角地区也逐渐呈现不少上海的生活文化特征。张爱玲也是上海人，1940年代先是在香港大学读书，随后在1950年代又回到香港在美国驻港新闻处做翻译，所以，许鞍华对张爱玲笔下的旧上海情怀感到很亲切，看张爱玲的书就好像重温童年时的回忆。而这也驱使着她执导这出舞台剧。
许鞍华认为舞台剧与电影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不同是舞台剧有更多的想象空间，需要舞台上的演员把情绪传递给观众，通过编剧与演员的磨合，风格化的台词可以表达人物内心世界，观众也会更注重演员丰富的情感，而拍电影常常需要在前期做许多“费力不讨好”的考究工作，比如拍电影需要搭场景，重建什么是首先要想的问题，看旧照片、问人，但是每个人的记忆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同，很难重现历史真实场景，拍电影过分强调写实和生活化的场景重现，使得观众难以集中在人物思想与命运展现上，而舞台剧不计较背景，反而可以着力塑造人物内心变化。《金锁记》是个完整的故事，故事本身就适合做舞台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