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个人本位主义与家庭伦理的矛盾——以巴金的《寒夜》和鲁迅的《伤逝》为例ZT
koi 评论 寒夜
《寒夜》中的曾树生和汪文宣在某种程度上类同于《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不过，从《伤逝》到《寒夜》，强势的一方由作为男性的涓生变成了作为女性的曾树生，这从某个侧面反映出了女性地位的提升。
《寒夜》的扣人心弦之处在于曾树生面对两难处境的苦恼。她爱她的丈夫，但是丈夫拖累着她，婆婆嫌弃着她。曾树生有另一条路可走，而且那条路于她而言更有希望，更能释放她的青春活力，但是她又不忍心违背家庭伦理和公平正义，只能痛苦无力地忍受着丈夫的了无生气与婆婆的冷嘲热讽。虽然曾树生后来还是选择了抛弃丈夫和她的家庭，即那条“更有希望”的路子，在个人本位主义的指引之下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但当曾树生后来回到原来的住处并得知汪文宣的死讯时，她的痛苦比以往所有的痛苦更甚。这就说明了在巴金写《寒夜》的那个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西方引进的个人主义伦理观依然在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困惑和痛苦。
按小说情节和情理来说，曾树生在出走之后回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巴金之所以在小说的最后让曾树生回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让曾树生回来体验绝望和痛苦，以达到对社会的控诉。如果小说最后仅以汪文宣的死收场，那就是一个负心女背离丈夫的平淡的故事了，没有太多的深刻性可言。曾树生的回归恰恰说明家庭伦理道德依然在约束着她，个人本位主义并没有使她获得真正的自由。相反，她被囚困在一个更为绝望的牢笼之中。我们可以猜想到，曾树生今后的日子定是充满了悔恨、绝望和无助，甚至会走向自我毁灭。
其实，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寒夜》中的曾树生和汪文宣都是时代的牺牲品。这是由于他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从旧的扼杀文化个性的时代向一个新的给人保留更多生存空间和生存权利的文化过渡时代，这个时代价值观的无序与混乱，使人和社会都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鲁迅、巴金均将这种混乱和矛盾揭示出，让国人去思考伦理革命在当时中国特殊状况下推动的困境。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没有按照个人本位原则来写涓生心安理得地满意于自己与子君分手的选择，没有设置更多的障碍来强调涓生这种于己有利的选择的道德坚定性，没有让他经历更多的挑战证明自己的彻底的个人主义。相反，鲁迅渲染了涓生的悔恨，并且强调涓生所遇到的困难超出了他所能承担的限度。同样，在《寒夜》中，巴金并没有写曾树生在获得希望以后如何兴奋、如何释然，即获得个人彻底自由之后的那份欢脱，却用大量浓笔重彩的描写着力渲染曾树生的两难处境。鲁迅和巴金在刻画这些人物内心矛盾的同时，也在表达着自己对个人本位主义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