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的脸孔和上镜时有些不同。她本人面部较小，眉清目秀。当我把这个看法告诉她时她只是说：“是吗？”样子可爱极了。邓丽君喜欢日式的东西，可谓不惜工本，她后来竟提出把铺地板的“榻榻米”也运回香港去。这种“榻榻米”是用兰草造的，经过干燥处理，气味不错，但装上船，吸了湿气便会变质。经过我劝说，她才作罢：“那我就铺凉席好了。” 回想这些琐事，我不由得莞尔一笑。我现在仍然认为，邓丽君的独特趣味颇异于常人。不过，她的行为和我小时候倒有些相似。那时，我爱收藏弹珠、啤酒瓶盖之类的东西，这也是无理可喻的。  
     如今，邓丽君已不在人世，她的这种执着，我再也不能领略了。我以唱片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和邓丽君认识，后来在她身边工作了九年。我们之间的感情不像恋人，不是同伴，也不是朋友；我和她的感情有如兄妹。现在回想起初次见面时的戏剧性场面，便觉得她仿佛仍在身旁。斯人已矣，与其说是悲哀，不如说是有种妹妹出嫁的感觉。我觉得孤寂，就像是老朋友已踏上跋涉的长途，短期不会回家。我总觉得，有一天她终究会回来的。  
后来，算了算，邓丽君买的一套家具和桧木浴桶，到香港的运费竟花了约七十万日圆，与家具的货款相差无几。由于体积太大，不能用空运。船运需时一个半月。邓丽君心满意足地说：“那没关系。” 就这样，这套家具和桧木浴桶，在船里晃晃荡荡地运到了香港。


【第一章?没有结果的爱  
            第二节?亚洲超级巨星】  
     邓丽君是亚洲人钟爱的歌手。除了在她的故乡台湾，在中国大陆、香港、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日本，邓丽君的歌在亚洲各处流传，她是亚洲的超级巨星。 她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她不是一般的歌手，有数百万歌迷冀盼着她，期待她的新歌问世。 她是得到众多歌迷支持的超级巨星。超级巨星便有超级巨星的任务。例如，要保持自己现在的水准，歌曲制作的品质不容降低，不能辜负歌迷的期望；职业歌手应做的，都要贯彻始终。这一切，邓丽君都很明白。在她看来，这并没有什么特别。就像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一样，他们专注于自己业务范围的活动是很正常的。邓丽君也只是自觉地，把自己置于职业歌手的位置上。她的这种自觉，并不是以势压人，而是把自己放在和观众完全同等的高度，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员，做自己专业分内的事。邓丽君对自己应做的事，十分明确。 她的目标，是做个百分之百的唱片歌手，希望听众从唱片里欣赏自己的歌。这绝不等同 “请你买唱片吧。”她没有这种意识。她说不出“请你专程来听我唱歌”那样的话，但至少希望你能听听唱片。我想，这正表现了邓丽君的谦逊。听听唱片便好了，希望你能欣赏。——她的各种宣传活动，都只为了这个目的。这是一条清楚的底线。在这个意义上，大概可以说，邓丽君并不是个精明的歌手。只靠自己的歌来决定胜负，她这种态度是很坚决的。  
     我第一次领略到邓丽君的超级巨星丰采，是在一九八三年。她当时正从香港开始，到东南亚各地巡回演唱。这时，她还没有在日本做正式活动，决定由我当她的经理人，也为时未久。自假护照风囧波以来，可以说，日本方面完全没有报道过邓丽君的消息。但在以东南亚为中心的地区，她四处演唱，十分活跃。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凯撒皇宫”，这个著名歌星法兰仙纳杜拉等经常使用的大舞台，邓丽君在这里演唱，也座无虚席。 在香港，我是在红勘体育馆看邓丽君演出。这里可容纳一万三千名观众，是香港最大的舞台。和日本武道馆一样，它的舞台在中央，设有三百六十度的观众席：可分为前座席、大堂、二楼席和三楼席。这一天，邓丽君的演唱会全场爆满，观众挤得密密麻麻。聚光灯仍未亮起，在暗淡的灯光下，舞台周遭的观众席上，一片笑语喧哗。大家都以兴奋的心情，等待着邓丽君的演出。 我坐在邓丽君特别为我准备的前座中央的座位上。身旁的翻译齐先生，一再告诉我有关邓丽君演唱会的情况。令我吃惊的是，现场一万三千名的观众当中，竟有三千人是专程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利用年底的新年假期，到香港来看邓丽君演唱会。邓丽君在这里连唱七天，场场爆满。她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我初次感受到邓丽君的魅力。演唱会延后一小时才开。舞台上的灯光，由暗淡转为璀璨。观众齐声鼓掌。掌声像起伏的波浪在体育馆内流动，历久不息。我坐在前座中央，简直被热情的掌声淹没了。观众狂热的情绪真令人吃惊。邓丽君在掌声中出现，轻展歌喉。观众更兴奋。我也被这股情绪深深感染着。舞台上的邓丽君明艳囧照人。女性的美、歌手的艳、职业的威严，齐集一身。她在舞台上发挥的力量，是令人惊讶的。在舞台上的邓丽君，和我心目中的形象，简直有一百八十度的逆转。她唱的歌和十年前在日本唱过的也完全不同。再也不是慢悠悠的民歌，而是节奏强劲、载歌载舞的流行曲。歌曲、服装和舞台设计，都很有流行曲的味道。每唱完一首，都响起如潮的掌声。唱了一首又一首，观众兴奋得难以名状，感动得连连赞叹。后来，邓丽君接受观众点唱，她清唱起来。 刚才雷鸣般的掌声，令人难以置信地完全消失了，场内一片寂静。静默中，响起了她那水晶一般清亮的声音。这时候我才发现：自从我答应做邓丽君的经理人后，我追求的正是眼前的这一切。刚开始时是颇含糊的，如今已清楚地展现在眼前了。我的内心再次兴奋不已。邓丽君在香港音乐节中获囧奖，这是对她作为优秀歌手的肯定表彰。音乐节由香港著名演员成龙颁囧奖。获囧奖的是邓丽君，她自然要从成龙手中领奖。想不到，成龙正要把奖交给邓丽君时，她突然匆匆走开了。成龙追了上去。颁囧奖仪式由电视现场转播，两人在台上追逐的画面，也呈现在观众的眼前。这时候，正流传着邓丽君和成龙的绯闻。后来我向邓丽君打听这件事，她说这完全是子虚乌有。我当时以为，两人的绯闻传得正盛， 邓丽君肯定是为了避嫌才会在台上逃走。我把这个看法告诉邓丽君，她说：“不是这样，是我不能接受他的囧奖。” “我做得不对吗？成龙是演员，那天颁的却是音乐奖。葛莱美奖和其他音乐节的囧奖，颁囧奖人都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如果由音乐界中的人给我颁囧奖还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要从电影界的人手中领奖呢！”邓丽君颇为郑重地说。她认为，在音乐节领奖不只是单纯的领受，它是音乐界非常隆重的一个仪式。让活跃在完全不同领域的人随便地对自己赞一句：“了不起”，在她看来，这未免太轻率了。

邓丽君脸上露出狐疑的神色。公布金奖了。有十人可得囧奖，这时已公布了五、六、七人了。我一直盘算着得囧奖者的名字，如果某某不在其中，邓丽君便有可能获囧奖。但读到第八个竟是某某。
这样，邓丽君很可能已被排除在外。如果她也获囧奖，这时候工作人员该来通知我们作准备，但没有人来。邓丽君没能获囧奖，今天她便不能登台，我们在会场上继续坐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当节目进行到广告时间，我说：“邓丽君，走吧！” “唔。”她似乎也知道自己今天不能上台表演了。我领着邓丽君离开会场。我们和ＴＢＳ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一声招呼也不打，便从会场溜走了。 我气愤极了。他们当中，明明有人早就知道邓丽君不会上台唱歌。这个“剧本”早就有了。邓丽君只是“最优秀歌曲奖”的入选者，ＴＢＳ却把她叫到会场上。这等于对歌手说：“不能唱歌，但是请你来。”我怒不可遏，实在难以理解他们的做法，只能表示遗憾。我只好立即把邓丽君带出会场。她是唯一到了现场而不能上台演唱的歌手。我们乘计程车回到酒店。我失神地在大厅等候邓丽君换衣服，不知道等了多久。在宽敞的大厅正中，我全身发软地等着。邓丽君终于出现了。她卸了妆，换了衣服。 “西田先生，我肚子饿了。去吃饭吧。” 她若无其事地说。“是啊。”经她一提，我才醒觉了：“啊，对不起，我钱带不够。” 邓丽君愣了一下说：“我也没带。” 她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我们想了想，决定不在酒店吃，改到外面进餐。我们来到位于六本木的一家台湾饭馆。邓丽君是这里的常客。“大家把这个叫做‘邓丽君锅’。”邓丽君要了个塞满肉类的锅，介绍说。我仍然茫然若有所失，邓丽君已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了。吃着吃着，她突然说：“西田先生，我想到天囧安门唱歌。那里有好多歌迷支持我。” 从歌唱大奖的会场溜出来，到现在还不到一个小时。我的心情是既后悔，又充满了对邓丽君的歉意。就在我心神不定时，经她这么一说，我才醒悟了，我几乎忘了她想到天囧安门唱歌的事。“对呵，对呵，你不是那样的小人物。你怎么会被这个小小的日本、被这么一个奖左右自己！你不是小人物，呵，对不起，我不该老这样说。”我安慰她。“西田先生，请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她继续说：“对我来说，日本的音乐节，只是一场游戏。评判员、歌手都是日本人。我一个外国人，是没有理由得囧奖的。因为这是一场游戏。” 我心里这才释然。我再次提醒自己：邓丽君不是那种只活跃于日本的歌手。她的歌不限于这狭小的日本，她属于整个亚洲。正因为这样，她不肯隶属任何一家制作公司，而直接由唱片公司销售她的唱片。以这样的条件，即使领不到什么奖，能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我想。本来应该由我安慰她的，邓丽君却反过来安抚我。我们谈起辽阔的中国，顿时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嘴里虽然没说出来，我们其实都在着力愈合对方内心的创伤。如果说，邓丽君对得囧奖与否毫不在意，那也不是事实。 唱片大奖颁囧奖后不久，邓丽君赢得了有线大奖的最高荣誉。这个奖很纯粹，我并没有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做工作。邓丽君领奖时兴奋不已。她说，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连自己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她流下欢喜的眼泪。就这么一个奖，已够她高兴了。我也感同身受。从这一年开始，邓丽君破记录地连续三年获得有线大奖的最高荣誉。每次领奖，她都由衷地高兴。但我仍耿耿于怀。每当提起“奖”，我的眼前便浮现出那次“没能上台唱歌的邓丽君”的样子。可能是因为过于重视“唱片大奖”而不果，我的失落心情久久未能平复。我们虽然没有做过什么工作，有线大奖还是把最高荣誉给了邓丽君。奖项本来便应该这样纯洁。我至今仍然觉得，邓丽君最能理解这一点。


【第二章?爱是不能忘记的  
                第二节?灿烂的笑】  
      据说，经常一起去吃烤肉的男女，一般都有超友谊的关系；而双双对对地到面铺去的异性，通常都与对方有男女之情。吃烤肉、吃面条，都不能斯斯文文地进食；这些东西要十指大动才会觉得好吃。同气相投，不拘礼节，才能共享这些美食。但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伙伴少之又少。因餐桌上的礼仪不佳，而引致对方瞠目结舌的情况，是经常可见的。在生活中，令人困惑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身边的朋友的毛衣上，有条不显眼的线头之类的东西，如果是很熟的同伴，你会说：“呵，你衣服上黏了点什么”，随即替他拿掉。如果是稍有距离的朋友，你便会不知如何是好。对方如果是女性，你会更加踌躇。你很难能够自然而然地替她拿掉这条线头。如果真的能不假思索便把它拿掉，她和你看来已不是一般的朋友了。但邓丽君却可以神态自若地做这类事。她会若无其事，小心翼翼地做得很好。她的细心，在女性当中也是少见的。对在电视台上合演的同伴，邓丽君也处处为对方着想。一次，邓丽君和一名男歌手在电视台合唱。那时，她喜欢穿稍高的高跟鞋，上电视也常穿这样的鞋子。合唱排演时，邓丽君看来比那位男歌手高了一些。邓丽君约一米六五高，在当时的女性来说算是突出的。男女并排，自然不能要求男的一定要高，但女方稍矮，便会显得均衡。从歌曲的内容来看，邓丽君要矮些才合乎形象要求。邓丽君大概也考虑到这一点。排练结束后，她默默换了双鞋跟很低的鞋子。 她当然穿一件大红的旗袍，长得几乎曳地。她换不换鞋，别人都不会注意。但她还是换了。正式演出时，男女歌手的身高总算颇为相称。邓丽君便是这样，她可以不动声色地为别人着想。在这点上，我对她是十分尊敬的。她从不轻视每一个生活细节。和朋友久别相逢之际，她的言语、表情和动作，都超乎一般人的表现。这并不是夸张。她也可以控制自己、说些平心静气的话。但正是这些“大动作”，才能自然而然地表达出她内心的激动。邓丽君总是这样表现她对朋友的亲切。这和日本的传统女性的形象颇为相近。 她有这样古典的一面，也有喜欢说笑的一面。她平时说话不多，但有时却天真得像个少女。一次，正在录音。录音的现场气氛，时有变化。邓丽君的身体状况、声音状态好，录音便进行得顺利，否则便会困难重重。歌手本身的性格，对录音的进度也有很大的影响。 可能大家合作惯了，我们的工作进度比较正常。在大多数情况下，气氛都是愉快的。 这次录音的气氛也很正常。经过几小时工作，工作人员开始觉得疲倦了，肚子也有点饿。 我问邓丽君：“你不饿吗？先吃点东西好吗？” 她说：“吃饱了，肚子里塞满了东西不是更糟？” “那怎么会？” “那、那个会出来啊。”邓丽君红着脸说。 “那个是什么？唔，是放出来的？” 这时候，她立即说：“对，对，是屁。” 她笑着说。我和其他同事也不由得笑了起来。这时候，气氛更加活泼了。有一次，我们正开会，一名职员把他的爱犬也带来了。是个白色的小洋狗，它顺从地跟在主人的身边。邓丽君似乎对它很有兴趣。 “真可爱，好可爱喔。” 她呆呆地看着这只小狗，抚摸着它。在场的同事都走开了，邓丽君仍然舍不得离开，不住地抚摸着它。“你喜欢狗吗？”一个同事问。邓丽君绕到小狗的身后，窥视着它的屁股，然后出其不意地回答：“唔，狗，我喜欢的。特别喜欢公狗，是公狗。” 周围的人捧腹大笑。类似的对话经常都可以听到。邓丽君本来就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谈到一个新话题，她常常会谈笑风生。她和她的同事安琪玲?麦（麦灵芝），便经常用中文谈笑。这样的邓丽君，有不少合得来的朋友。在台湾、新加坡和美国，都有许多知交；在香港，她的好朋友更多。香港的庙街（著名的盗版市场）、维多利亚公园，嘈杂而充满生气；在精神上，邓丽君和它们是水乳囧交融的。作为香港居民，她有着和原住民同样的喜恶，她喜欢热闹，欣赏普通百姓才有的活跃气氛。不用工作时，她常常随和地和这些身份普通的朋友交往。她们请邓丽君到家里吃饭，邓丽君也请她们到饭馆进餐，我有时也应邀参加。她们饭后常常搓麻将。一次，我们到邓丽君的一位朋友家里吃饭，饭后循例打牌。这时，邓丽君突然拿出一双绿色的新手套戴上。 “你怎么戴手套？” “嫌脏嘛。”她回答我时，显得理直气壮。邓丽君有时会有点神经质，这是出人意料的。那双手套太大，戴起来显得臃肿，但她却若无其事。初次和邓丽君见过面的人，常常这样说：“邓丽君是超级巨星，怎么一点架子也没有。” 邓丽君的职业尊严和自尊心是很突出的，但作为普通人，她的确很平易近人。我作为经理人，许多时候都是她这种性格的受益者。邓丽君和我只是艺人和经理人的关系，并不是亲密的朋友。但我们可以在一起大口大口地吃拉面，可以毫无顾忌地同吃烤肉。这正表现出邓丽君的自然、亲切和对朋友的坦诚，我喜欢这样的邓丽君。


【第三章?美丽与孤独  
            第一节?假护照风囧波】  
     有人说她死于爱滋病。也有人说她是被毒死的。邓丽君是中囧国人，一个外国人，竟死在泰国清迈这样的地方，这些奇谈怪论，才会言之凿凿，令人信以为真。这些怪论流传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邓丽君是亚洲的超级巨星，而她的死又是如此猝然。大概因为同是亚洲人，大家更有亲切感，我几乎把邓丽君视为同胞。语言虽然仍有多少阻隔，但她的日语理解能力很强，不足之处我们也可以用英语补充。这种亲切之感，在我们初次见面时便有了。我和邓丽君初次见面是在一九八三年的十月，在东京六本木的“东一”石头火锅店。这时，她快要在日本复出了。邓丽君决定由我所在的公司为她制作唱片。为商量有关工作，我们六七名工作人员，齐集在“东一”，等候邓丽君到来。这家火锅店现在是否仍在营业，已不得而知，但当时我们这班人是它的常客。店内放着一张木纹清晰的桌子，给人以沉甸的感觉。铁锅便安放在桌子正中的围炉之上。厨师在热锅上浇上大量的油，然后把一块块鲜红的牛肉放进锅里，让血水渗出。当肉色变成漂亮的粉红，便加入酱料。洋葱、蒜头放进锅里时，发出“喳喳”的声响。牛肉、蔬菜，加进高汤，便成了美味的火锅。蘸着酱料吃，真是别有风味。我和邓丽君多次吃过这种火锅。这一天，我们便在这里边聊天边等候着邓丽君。她终于来了，用久已不用而显得有点生疏的日语说：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邓丽君穿着一条不算太短的皮制迷你黑裙，上身是件带着直纹的红彤彤的毛衣。她长发披肩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几年前唱《空港》时，电视上的邓丽君是胖嘟嘟的，现在却已变得明艳囧照人。“你好。”邓丽君微笑着说。我丝毫不会因为她是中囧国人而有隔阂之感。她看上去和我们日本人并无不同，甚至可以说完全一样。我的这种印象非常深刻。她眉清目秀身材苗条，的确是个美人儿。我和她一开始便没有隔阂。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能够这样自然地交上朋友，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她的性格随和。在和她交往的九年里，不管愿意与否，我经常都会想起她是个中囧国人。而每次这样想时，我总觉得，邓丽君的人生，经常被她的祖国的封建传统玩弄于股掌之中。  
     邓丽君二十一岁时，曾以一家大型制作公司的歌手身份，初次登上日本歌坛。她当时以《空港》一曲获“唱片大奖新人奖”，显示了她的实力。后来却因为“假护照事囧件”而在日本销声匿迹。 对过着和囧平日子的日本人来说，提到“假护照”，便会觉得有股不健康的心态。我们当然没有理由为“假护照”辩护，但邓丽君这样做自然有她不得已的苦衷。在我们看来，取得护照、自由出入国门，是理所当然的，但在邓丽君的故乡台湾，当时这种权利却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我们轻易得到的、理所当然的权利，邓丽君在台湾，有时侯千辛万苦也无法获取。正因为这样，她最后才走上犯罪之路。后来，在和邓丽君交往中，我更能理解她被迫这样做的原因。自然地，世上一般人是不会这样宽容的。邓丽君在日本复出后不久，一九八四年的三月。这时候，可以说，她在日本几乎完全没有知名度。唱《空港》时代的歌迷已星流云散，似有若无。自然，日本的电视台、电台也不会找她唱歌。只有几本周刊对她做过访问。我们要为她复出做宣传，便在新大谷酒店的水晶厅为她开了个招待会。我们请了新闻界和音乐评论家来，原来计划先由邓丽君唱几首歌，然后会见记者。这是邓丽君复出后第一个正式的活动。为了这个招待会，邓丽君专程从台湾来到日本。“欢迎你。” 我看着邓丽君。这是我们在新加坡分手后第一次重逢。她微笑着，有点兴奋地说：“我很紧张，许久没有来了，真紧张。”邓丽君乘坐的是中华航空的班机。她在日本虽然没有知名度，但在中国已深受大众的拥戴。中华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自然也不例外。一名空中小姐很细心地对邓丽君说：“你在机上补补妆好吗？”邓丽君补了妆，艳光四射地走下飞机。在新大谷酒店的小型舞台下，各电视台、杂志、报纸的采访人员，还有评论家，汇集了近一百人。邓丽君看上去并不紧张，在台上唱了几首动听的歌。随后是会见记者。如果这次记者会能成功，她在这里唱歌、会见记者的情况，第二天便会在电视的黄金时段在全国播出。我想，这肯定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机会。 “你许久没有来了，觉得日本怎样？”“日本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记者向她提出这些普通的问题。日语还不太灵光的邓丽君，夹杂着英语，很有礼貌地徐徐回答。我在旁边看着她，但愿一切都很平安无事。但我也确有种不祥的预感。 “那时候你的假护照是怎么弄到手的？” 一名记者尖锐地提问。 终于提出来了，这是我们最不愿意接触的敏囧感问题。“后来你怎样了？” “为什么要用假护照？” “假护照是在台湾弄到的吗？” 记者们见机不可失，纷纷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全是关于假护照的。 邓丽君不知所措，简直无言以对。她用疑惑的神情望着我，我的头脑也一片空白。

她只是反复地说，不是那样，不是那样。最后，邓丽君沉默了一会儿，镇静地说：“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还不成熟。现在想起来，我的确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我要反省，现在我已经是成人了，要好好学习，不要给大家添麻烦，要做个好歌手。
请各位多多帮忙。” 这番话表现了她的勇气。她绝不诿过于别人，只是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当众道歉。记者招待会结束后，邓丽君走到我身边，看到我垂头丧气的样子，说道：“西田先生，您怎么了？” 她亲切地问，就像没有被问过假护照的问题。这时候，我对她深感有愧，真想说句：“对不起。” “做得好。你在舞台上表现很好。我要对你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说。邓丽君不发一语。我原先完全没有估计到会出现这种状况。后来我才明白，这次见记者谈了假护照问题，只是她勇敢地迈出的第一步。后来的种种，更使我认识到，邓丽君不愧是个伟大的中囧国人。邓丽君爱中国，爱在那里生活的同胞。“我想到天囧安门唱歌。” 这句话已成了她的口头禅。她还说过，最能理解自己的歌的，是中国大陆的人。记得第一次获有线大奖时，她特地用中文说： “谢谢大家！” 这充分表现了她的欣喜之情。不过，邓丽君想在天囧安门唱歌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她在日本发展的几年里，中国方面好几次都邀请她到天囧安门演唱。但她不能轻易答应，怕有不便。 一九八八到一九八囧九年之间，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可以去唱了，邓丽君也开始郑重考虑这件事，我已着手准备以天囧安门做舞台的工作。不料邓丽君的这个梦又告幻灭。此后，她对中国的思念便一天比一天淡薄了。


邓丽君相当喜欢香港，她了解香港好的一面，但也了解它坏的一面。在制作以“香港”为题的歌曲时，我才真正认识到，邓丽君是如此深爱着香港。这时候，她在香港已住了约两年。在这两年里，我们常常在饭桌上聊天，几乎无话不谈。谈的大多是生活上的小事，但现在回想起来，却很值得怀念。那些平常的话语，处处流露出邓丽君对香港的感情。在香港住得越久，她对香港的眷恋便越深。 但她对这个地方并不是一味地留恋。包括邓丽君在内，有些香港人对一九九七年日近，香港就要回归中国，显得忐忑不安。没有人知道“九七”后，这个城市会有什么变化。经济条件好的或可以依亲的人，不断移居海外。没有能力移民的，虽然有不安之感，但也只好泰然处之，继续努力谋生。 对邓丽君来说，香港是她和那位酒店少东失恋的伤心地。这里留有她的激情和眷恋，还有一股淡淡的哀愁，生怕它不知何日会繁荣顿失——这种种感情交织在一起。邓丽君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后，她想凭歌寄情，创作一首歌，抒发她对香港这个城市的感情。而我也想过，是否可以制作一首以香港为题的好歌，作为献给邓丽君的礼物。就这样，我们决定制作《香港》这首歌。 当我告诉邓丽君：“下一首歌，我们以香港做题目吧。” 她顿时显得十分兴奋。能够向住在香港的六百万人表达自己的心意，邓丽君太高兴了。邓丽君对这首歌的关注是全心全意的。我们实际上用了一年，才制作了这么一首歌。录音制作在香港一丝不苟地进行着。 “加进二胡怎样？” 不知道谁这么提议，邓丽君也同意了。我们请了号称“中国第一弓”的二胡演奏家到录音室伴奏。“这里锣声加进铜锣吧。” 即使在唱片里只是隐约可闻，我们也请了一流高手伴奏。总之，务求尽善尽美，一切不惜工本。邓丽君也坚持这么做。唱片的录制工作已进入尾声。我们计算一下才发现，为制作这首歌，已花了不下四千万日圆。在唱片界的常识来看，这是无法想像的。邓丽君却显得若无其事。恋爱也好，吃东西也好，无论做什么，邓丽君总是这么执着。只要迷恋上一件事情，她便会不惜一切地全身投入。最后的混音制作，试了好几次，邓丽君都不满意。她虽然不满意，但在旁人听来，已是完美无瑕了。这时候，离唱片预定的发行日期愈来愈近了。试了几十次后，我决定作出决断，挑选出我认为最好的版本。“好了，就这样好了。定下来吧。”录制完毕后，我这样说。但邓丽君却道：“不行，请让我再来一次。” 尽管我认为已经完美，邓丽君仍无法接受，继续一次又一次地录音。我不能老等着她，便委托其他同事代管，自己先回日本去了。我回去后，他们又反反复复地录了好几次，据同事们说，还比较顺利。接近发行日期了，唱片工厂为制作邓丽君的新唱片，特地把生产线腾了出来。这时候，竟接到我的同事打来这样的电话：“西田先生，事情没有进展。邓丽君小姐说，她唱不下去了，看来她的精神不太好。” 太开玩笑了！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多少金钱啊！ “请邓丽君听电话。” 我让邓丽君接电话。“你怎么了？” “西田先生，我唱不了。唱片看来要延期发售。今天我也唱不了，下星期再唱吧。下星期，再给我一个星期好吗？” “下星期”是她的惯用语。某项工作要延期，或者是想约她在某个时间办事，她总不会爽快地答应明天或后天，不知怎地，她老是说：“下星期。” “你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不能再等了。工厂已经为你腾出了生产线。” 我的语气有点严厉。事实上，对她近乎固执的做法，我多少有些不满。“发行日期不能延了。如果你不唱，这支歌只好不收进去了。” 这句话对邓丽君来说是相当难听的。“明白了，我现在就唱。” 她说毕，便挂了电话。马上到成田机场，还赶得上晚上七点飞往香港的末班机，我这样想着，便匆匆赶往香港。到了那里，半强迫地让邓丽君录了音，然后把音盘带回日本。那一刻，邓丽君的表情颇为复杂，看上去有些郁郁寡欢。她还不满意，想一唱再唱。在唱片里，邓丽君唱的《香港》，唱得十分投入，简直已臻完美。歌声里饱含着痛苦，令人动情，实在太好了。


     邓丽君在
巴黎
，享受到她前所未有过的自由。巴黎这地方，远离台湾、中国大陆和香港，离日本也不近。在那里，邓丽君的言行没有政治影响力，她也无需以超级巨星的身份，完成那些过于频密的工作日程。从小时候起，她便老是被周围的人看管着。为了身边的人，为了某个人，她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在巴黎，她不用这样做了。她不必留意身边的人，甚至可以不化妆便上囧街。只要自己喜欢，唱歌以外的事情，她都可以尽情去做。看来，她很享受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慢慢做吧。”她的这句话，意味着把长久以来一直背负的担子全部卸下。后来，她和比她年轻的法国人史提芬坠入爱河。我和史提芬见过几次面，他总是出现在邓丽君的身边。他是个身材高挑、文静、肤色白晰的男子。但邓丽君从来没有正式向我介绍过“这是我的男朋友”。她想介绍，但又说不出口。看来，她是想过些时候，等双方关系更确定之后再公之于众。早晚是要公开的，但她还想含糊其辞一段日子。他俩的恋爱，在我看来总有点不相称。我认为，邓丽君对他是认真的，而他也真心爱着邓丽君。但这段恋情似乎有点不够扎实，让人觉得有点虚浮。我有这种想法，可能是因为，这时候在杂志上看到的邓丽君照片，神情都是落寞寡欢的。值得一提的是，邓丽君在巴黎和他相恋的日子，可以说是她身为女性最纯情的时光。做超级巨星、还是做普通女性？何去何从的问题，一直烦恼着邓丽君。尽管她选择了超级巨星之路，但这种决心并不能持久。她一再动摇，受到的挫折不知凡几。为了不辜负周围人的期望，她唱了又唱，她是怀着这种心境唱歌的。在人生的终页，她舍弃了超级巨星的身份，终于可以像普通的女性那样，得到了爱情。在这个意义上，邓丽君在最后的最后，总算达成了自己的心愿，过了她一直想过的正常生活。当我想到这是邓丽君最后的恋情时，耳畔不由得响起她唱的这首歌：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哪一天再……代结语】  
     “许久不见了，您好吗？” 邓丽君笑着说，神态轻松自然。我和她久别相逢，她的发型有点改变，脸部也比以前圆了些。这是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那是在三年之前、一九九三年秋天的事了。邓丽君自香港移居巴黎后，歌唱活动大为减少。她在巴黎自由自在地生活，像以前那样满腔热情地投入唱片制作的情景，已不复存在了。我们曾同心协力地工作，看到她现在对唱歌如此意兴阑珊，实在大出以外。邓丽君不再唱歌后，我也自音乐界毅然引退，开始投身到完全不同的新行业。上次是在巴黎见面的，我们已三年不见了。邓丽君久已不来日本。我到她下榻的大阪一家酒店探访她。这是个秋高气爽的晴天。这样的天气，最适宜搞节日庆典或开运动会了。我们相对而坐，像这样边喝着送上房间来的咖啡，边话家常：巴黎的生活怎样？日本这边的生活、工作如何？身体状况…… 我和她相对而坐，像这样同饮咖啡、美酒的次数，真是数不胜数。但这次的感觉却颇为不同，大概是因为我们都离开了那个“舞台”。记得我们曾坐在周遭无人的观众席上，对着渐暗的舞台，低声的交谈。但那已是过去的事情了。邓丽君并没有完全停止在日本的活动，但她也没有心情认真地灌录唱片。如果有需要，邓丽君会应邀匆匆赶来日本。可能是因为她不想被日本的歌迷遗忘了。在我看来，邓丽君这种活动方式，实在太不够体面了。在日本，没有一位歌手会这么做。如果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唱片，大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我记得曾对邓丽君说过，要有计划地、不要冒冒失失地来日本。其实，邓丽君对这一点是很明白的。“对啊。”邓丽君同意我的看法。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我们就这样见面、交谈，我虽然这样劝她，但心里还是很希望她再来日本。尽管如此，邓丽君实际上仍然期待着我能和她一起制作唱片。邓丽君总是这样，常常陷入矛盾当中。中国大陆有人曾批判“邓丽君的歌是精神污染”；而发生假护照风囧波时，台湾方面责难“邓丽君是台湾的耻辱”。这些事囧件正好证明了邓丽君是有特殊地位的超级巨星。但她背负的包袱实在太沉重了。她从小便一直肩挑重担。对一个女性来说，这种负担肯定是太过分了。但她也有开朗的一面。这正是我们寄以厚望的地方。 她有一首歌的歌词，便表现出这种开朗和洒脱。“房间的窗口，向着西斜的太阳……”这不是四张席子大小的日式房间，而是宽阔的西式公寓的一角。邓丽君说“再见”，并不意味着永远分手，而是“某一天再会，还有明天”的意思。正是这样的邓丽君，风靡了中国大陆、台湾的听众，风靡了华侨和日本的歌迷。  
     最后一次见邓丽君，我感到她仍然保持着开朗的一面。在人的一生里，会有好些“最后”，这是由不得自己决定的。小学生专用的背包、中学生的襟章、未婚女子才穿的长袖和服、学生的春假……凡此种种都有它们“最后”的一天。我不想让时光倒流，但这些事物的“最后”，可能正是另一段欢乐时光的开始。人生的最后却是寂寞的。本应是幸福的，倒成了寂寞。或许，人都会这样，在向前迈步时，为了减轻负担，便得放下身上的某些东西。人们在踏步向前时，心中难免带着对过去的怀念。 邓丽君爱唱歌，爱她的亲友和歌迷，但她已不在人间了。她的一生比一般人还早结束。如果邓丽君在身边，我会用这样的语气告诉她：“喂，你搞错次序了吧，还没轮到你哩！” 如果邓丽君也能活到我垂垂老矣的那天，当我回首往事时，有关她的记忆，肯定会变得淡薄了。但她这样突然逝去，我对她的回忆反而更加清晰。有关她的回想、对她的追忆，我在这里终于迈出了一步。  
     邓丽君的末日，就像是被某个人任意决定了似地，太出人意外了。那天，我们两人的咖啡都喝光了，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告别：“我该回去了。” “我送你到楼下。”邓丽君说。“不用了，在这里好了。” 我不以为这次分手便难再相见。但我短期内还没有去巴黎的计划，而邓丽君当时也还没决定什么时候再来日本。我知道，我们会有好一段日子都不能再见。我们握手而别。“我会打电话给你，保重身体。” “西田先生，你也要保重。” 像往常一样，邓丽君给我的感觉是：我们会再见的。


【后记】  
     得悉邓丽君的死讯，是一九九五年五月九日夜里。这一天，我比平日早回家。当我在电视机前悠悠地看着新闻联播时，节目里突然插入了“邓丽君去世”的消息。瞬间，我有如恢复了原来的职务，仿佛自己仍然是她的经理人兼监制。我随即打电话给邓丽君的几位好朋友，多方联络。最后，终于证实了邓丽君的死讯。这天晚上，我拿出那些值得我和邓丽君回忆的照片，边细细地欣赏，边聆听着她的唱片。有关她的种种往事，不停地在脑海里浮现。这时的我，在饱受震惊之余，心里充溢着的，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近于愤怒。我真想说一句：“老天，太没道理了！”  
     自我和邓丽君认识、一起工作、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这九年间的许多事情，说真的，已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日渐忘却了。报章杂志刊载了她死于清迈的详情，又报道了她在台囧湾国葬级的追悼会的盛况。一时之间，有关她的种种，似乎已人尽皆知。我也和朋友们谈及我所知道的邓丽君，我们还一起到卡拉ＯＫ唱邓丽君的名曲。说来也奇怪。我总觉得，邓丽君如果不死，我和她还会有合作的机会。这样的话，有关她的往事，我是写不出来的，只会埋藏在记忆里。现在挥笔而书，我倒有松一口气的感觉。邓丽君在日本复出时，支持她的歌迷以成年男士居多，他们被称为“邓丽君潜在的歌迷”。《偿还》取得很大的成功，《爱人》、《任时光在身旁流逝》、《别离的预感》等连续成了畅销歌曲后，许多女性也加入了邓丽君歌迷的行列。她们当中，有女大学生，也有中高年女士。大概是因为邓丽君的歌里，饱含着女性的感情。在我看来，当邓丽君的歌在日本风行一时之际，正是她身为女性最美好、最光辉的时期。在这珍贵的九年里，我得以身为邓丽君的经理人、监制，为她不倦地工作。我把这个时期的点滴收在这本小书里。相信衷心喜爱邓丽君的歌迷，在欣赏她的唱片时有过的感触，在读这本书时，也会扩散开来。我由衷地相信这一点。邓丽君在日本取得成功，自然不是只靠我们公司这几个人。还有多位先生，可以说是邓丽君的恩人，他们像亲人一样地支持她，这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  
     作词家荒木丰久先生、作曲家三木刚先生（他们几乎写了邓丽君所有最受欢迎的歌曲。）  
     舟木稔先生（他被称为邓丽君的“日本爸爸”，是他让我担任邓丽君的经理人。）  
     高幸雄先生（他是有线大奖的主办人。邓丽君连续三次夺得有线大奖的最高奖项，创前人未有的伟绩，他做了许多工作。）  
还有十分理解我对邓丽君的怀念、为这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认真工作的——斋藤龙哉先生（ＳＡＮ   ＭＡＲＫ出版社）。以及大胜文仁（ＢＩＧ   ＰＥＮ公司）、山田由佳诸位，在此均致以衷心的谢意。  
     不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日  
（全书完）


终于发完了，如果版权问题，请找百度

回复：50楼
您不需要验证码吗？那您申请吧主吧

回复：52楼

这个我们这里的图书馆里有，我没细看内容，只喜欢看那些照片，很美，我还用手机拍了照。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太喜欢看别人用类似回忆录的形式写Teresa的生平，说自己是Teresa身边的人，写出Teresa的兴趣，故事。我不喜欢这种感觉，但不可否认，这种形式给了我更多了解或者是想象Teresa的具体影像。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Teresa，那是通过她的歌声了解的她！

桃花哥，全书就这么点儿~~~~~~~~~~~~~~~~~~~`

看家在山的那一边吧，那个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