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最早记录诸葛亮生平事迹的年代应该在东西晋和南北朝时期。这段时间在诸葛亮去世后不久，无论是官方的史志还是私人的著作都有涉及。这个阶段之后，我们看到的历朝历代关于诸葛亮的史书，都是以这个时期的史料为依据，进行不同程度的描摹和发挥。我们本文也是以这段时间的史料为依据来论证。我们把本文中出现的人物，按所处时代的先后排下顺序：诸葛亮：（181年－234年）著《出师表》227年陈寿：（233年－297年）著有《三国志》、《诸葛亮集》290年左右刘弘 ：（236年-306 年）立诸葛孔明碣，命李兴撰写《祭诸葛丞相文》304年李兴：生卒年不详，和刘弘是同一时期人。王隐：（生卒年不详，年七十余卒于家 ）著有《蜀记》340年左右习凿齿（317年？～384年？）：著《汉晋春秋》、《襄阳记》365年左右
裴松之：（372年～451年）注解《三国志》429年盛弘之：南北朝时期，南朝宋人，生卒年不详。著有《荆州记》439年左右郦道元：（约470年—527年）著有《水经注》515年-527年间成书一、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先看第一组人物：诸葛亮和陈寿我们先看下本文主角诸葛亮出山前的经历：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身长八尺，每自比於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诸葛亮早年丧父，后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投奔刘表，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就躬耕陇亩，后来刘备三顾草庐，遂出山。这里包含两个时间段：第一、诸葛玄去世前“避难荆州”，第二、诸葛玄去世后“躬耕南阳”。当时，荆州的治所是襄阳，诸葛玄带着诸葛亮兄弟投奔荆州牧刘表，应该居住在襄阳附近。后来诸葛玄去世，诸葛亮躬耕陇亩，直到出山。这里没有讲明诸葛亮在哪里“躬耕陇亩”。诸葛亮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南阳、襄阳都生活过，“避难荆州”与“躬耕南阳”肯定是诸葛亮不同时期的两个阶段，两个地点。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临发，上疏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阳，苟全性命於乱世，不求闻达於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於草庐之中”。
陈寿《诸葛亮集· 黄陵庙记》：“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诸葛亮本人在《出师表》和《黄陵庙记》中，均提到了“躬耕”、“南阳”这两个词。我们来解析下这两个词的含义：根据《国语词典》、“躬耕”有两层含义：⒈ 古代帝王亲自率领大臣在籍田举行耕种仪式以劝农。引《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亲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汉书·食货志上》：“於是上感 谊 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⒉ 亲身从事农业生产。引《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阳。”闽 徐夤 《偶书》诗：“市门逐利终身饱，谷口躬耕尽日飢。”很明显，这里“躬耕”一词的解释是：“亲身从事农业生产”。是真种地，不是像皇帝一样作秀。
这里的“南阳” 具体指哪里有争议。
让我们翻开记录东汉三国时代的历史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看看在当时人的习惯里，“南阳”到底指哪里？翻遍《后汉书》和《三国志》，“南阳”一词只有两种指代：第一、特指南阳郡的治所宛城，第二、泛指南阳郡（不特指郡内某一地区）。除此之外，“南阳”一词没有其他指代。举例如下：《后汉书·天文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 同一事件在《后汉书·孝安帝纪》中记载：“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 。“叶”是县名属于南阳郡，这里“南阳”指“宛城
《三国志·卷一·武帝记》“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丹、析、都是县名，属南阳郡；武关属于析县。这里的“南阳”指的就是郡治“宛城”。
《三国志·卷六·袁术传》：南阳户口数百万。这里“南阳”指整个南阳郡。也就是说：“南阳”指郡内具体位置的时候，仅有郡治宛城可以单独享有，其他县则不能用“南阳”代称。那么，诸葛亮文中的“南阳”到底是特指宛城，还是泛指南阳郡呢？到这里还不能下结论。二、我们继续按着时间线，看第二组人物：刘弘、李兴、王隐

首先看这段话：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用王隐的《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盖神物应机，大器无方，通人靡滞，大德不常。故谷风发而驺虞啸，云雷升而潜鳞骧；挚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变於受命，贡感激以回庄，异徐生之摘宝，释卧龙於深藏，伟刘氏之倾盖，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则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汉鼎，跨带我边荒，抗衡我北面，驰骋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异世通梦，恨不同生。推子八陈，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甃，又何秘要！昔在颠、夭，有名无迹，孰若吾侪，良筹妙画？臧文既没，以言见称，又未若子，言行并徵。夷吾反坫，乐毅不终，奚比於尔，明哲守冲。临终受寄，让过许由，负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郑，教美於鲁，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皋则伊，宁彼管、晏，岂徒圣宣，慷慨屡叹！昔尔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处，能无规廓。日居月诸，时殒其夕，谁能不殁，贵有遗格。惟子之勋，移风来世，咏歌馀典，懦夫将厉。遐哉邈矣，厥规卓矣，凡若吾子，难可究已。畴昔之乖，万里殊涂；今我来思，觌尔故墟。汉高归魂於丰、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罔两以仿佛，冀影响之有馀。魂而有灵，岂其识诸！"王隐晋书云：李兴，密之子；一名安。】
这段话的内容裴松之无关，他只是在给《三国志》做注的时候，引用了王隐的《蜀记》，让这段文字保存了下来。
这里分为两部分，首先是李兴撰写了的《祭诸葛丞相碣文》：“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是史书最早出现“隆山”的记载。随后，王隐著《蜀记》时，引用李兴的碣文并加注：“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这是“隆中”地名的第一次出现，但并未言明此“隆中”在何处。
我们先看第一部分：
李兴写的《祭诸葛丞相碣文》：“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沔”就是汉水，“沔之阳”，就是汉水以北，山南水北谓之“阳”。“轼”，辞典的解释是:车厢前用作扶手的横木。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天子命令我在汉水以北，倾听战鼓声而沉思，领略先哲的遗泽；驾车登上隆山，手扶车前的横杠，充满敬意地远望诸葛亮当年耕居的故地.....。”
那么，问题来了，文中“隆山”和“诸葛之故乡”指的是哪里？
由于之前的史料中没有“隆山”的记载，因此，具体地点没有明确的说法。但伴随着“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议，“隆山”和“诸葛之故乡”也有了两种解释。
第一种：襄阳说：隆山=今襄阳“隆中山”，诸葛之故乡=今襄阳“古隆中”。
那么，我们把地点带入进去，再理解一下这句话，结果直接翻车。首先古隆中在汉水南岸，与“沔之阳”不符。其次，古隆中就在隆中山脚下，登隆中山必先至隆中。隆中山海拔306米，刘弘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走到诸葛亮家门口不进去，费那么大劲爬隆中山去“远望”什么？“远望”能看到山脚下的隆中吗？有这么笨的人吗？现在的隆中山峰峦陡峭，荆棘密布，牛车、马车能上去吗？可见，此“隆中山”必定不是李兴所言之“隆山”。各位如果不信，可以去隆中风景区弄一辆马车，试试登上隆中山远望一下，必定人仰马翻。
第二种：南阳说：隆山=今南阳唐河县湖阳镇“廖山”，“诸葛之故乡”=今南阳“卧龙岗”。
那么，我们再次把地点带入进去，再理解一下这句话，是合理的。廖山今南阳唐河县湖阳镇东边，海拔380米，山势平缓，可行马车；卧龙岗在今南阳市区。无论是廖山还是卧龙岗，都在汉水之北，符合“沔之阳”这个前提。刘弘一行驱车登上隆山山顶，手扶车前的横杠，遥望着西边几十公里外卧龙岗，在浅云薄雾中，南阳盆地中间蜿蜒隆起的山岗已经依稀可见了。
此外，后世郦道元的《水经注》明确了“隆山”的具体方位：它就是今唐河县湖阳镇的“廖山”。也印证了“南阳说”。
《水经注· 卷二十九》“比水”条目明确地记载着“隆山”的具体方位：“比水于冈南，西南流，戍在冈上。比水又西南与南长、坂门二水合。其水东北出湖阳东隆山，山之西侧有《汉日南太守胡著碑》。子珍，骑都尉，尚湖阳长公主，即光武帝之伯姊也。庙堂皆以青石为陛，庙北有石堂。珍之玄孙贵阳太守玚，以延熹四年遭母忧，于墓次立石祠，勒铭于梁，石宇倾颓，而梁字无毁。盛弘之以为樊重之母畏雷室，盖传疑之谬也。隆山南有一小山，山坂有石虎，相对夹隧道，虽处蛮荒，全无破毁，作制甚工，信为妙矣，世人因谓之为石虎山。其水西南流迳湖阳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廖国。”

此处两次出现“隆山”。根据“比水又西南与南长、坂门二水合”和《汉日南太守胡著碑》以及石虎山的地理方位坐标指引，和《地理志》关于“故廖国”记载比对，今天湖阳镇东边的“廖山”正是《水经注》中的“隆山”，也正是刘弘经去祭祀诸葛亮的途中所登的“隆山”。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部分：
王隐的《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注意，这句话是王隐说的，王隐的出生年代不祥，大概在公元317年出生，刘弘在公元306年去世。他在写《蜀记》收录这篇碑文时，刘弘已经去世了，他这句话是根据碑文的内容做的注解。这里，“隆中”作为地名，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中，王隐没有指明的这个“隆中”“亮故宅”在哪里，但显然是和碑文相关，如果碑文中记载过“隆中”，王隐说刘弘至“隆中”，这样就能相互印证，但很遗憾，李兴在碑文中就没有提到过“隆中”。那么，我们只能从这段话的主角刘弘和李兴，在“晋永兴中”这段时间的经历，来寻找答案了。
晋指西晋，永兴（304年-306年）是晋惠帝司马衷的年号。我们先捋一下，刘弘和李兴在永兴年前后的经历：晋惠帝太安二年五月（303年），义阳蛮族人张昌叛乱，朝廷任命刘弘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和前将军赵骧、平南将军羊伊一起驻守宛城，镇压叛乱。同月，新野王司马歆战败被张昌所杀，朝廷诏命刘弘代替司马歆，以镇南将军身份都督荆州诸军事，其他官职不变。六月，刘弘派遣陶侃为大都护、参军蒯恒为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进据襄阳。张昌集中兵力围攻宛城，打败了赵骧，杀了羊伊，刘弘退守梁县。张昌进攻襄阳，没有攻克。七月，刘弘派遣陶侃等人在竟陵大败张昌，张昌逃到下俊山，永兴元年（304）正月，益州刺史罗尚派遣别驾李兴到刘弘处借粮，因李兴愿意留下，被刘弘留任为参军，罗尚写信给刘宏说明了情况，李兴随后被遣送回去。（李兴到刘弘府上时，刘弘给诸葛亮和羊祜立碑，就让李兴起草碑文）又派遣治中何松领兵屯驻在巴东支援罗尚。同年秋天，张昌被擒，灭三族。永兴二年（305年）八月刘弘在宛城驱逐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释。刘弘在荆州刺史任上，劝农桑，宽刑法，减租税，百姓非常爱戴。永兴三年（306年）八月，卒于襄阳。
参考文献：
《晋书·卷六十六·刘弘传》：太安中，张昌作乱，转使持节、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率前将军赵骧等讨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败也，以弘代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余官如故。弘遣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参军蒯恒为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进据襄阳。张昌并军围宛，败赵骧军，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战破昌，前后斩首数万级。及到官，昌惧而逃，其众悉降，荆土平。........
弘于是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岁用有年，百姓爱悦。.............盘既旋，弘自以老疾，将解州及校尉，适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阳。士女嗟痛，若丧所亲矣。
《晋书·卷一百·张昌传》：是岁，诏以宁朔将军、领南蛮校尉刘弘镇宛，弘遣司马陶侃、参军蒯桓、皮初等率众讨昌于竟陵，刘乔又遣将军李杨、督护尹奉总兵向江夏。侃等与昌苦战累日，大破之，纳降万计，昌乃沈窜于下俊山。明年秋，乃擒之，传首京师，同党并夷三族。
《 晋书·卷八十八·李密传》：“兴字隽石，亦有文彩，刺史罗尚辟别驾。尚为李雄所攻，使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救，兴因愿留，为弘参军而不还，尚白弘，弘即夺其手版而遣之。兴之在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子叔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
《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纪七》:太安二年癸亥，.........五月，.........义阳蛮张昌聚党数千人，欲为乱。.......昌遂据江夏。..............于是刘乔屯汝南，刘弘及前将军赵骧、平南将军羊伊屯宛。诏以刘弘代歆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六月，弘以南蛮长史庐江陶侃为大都护，参军蒯恒为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进据襄阳。张昌并军围宛，败赵骧军，杀羊伊。刘弘退屯梁。昌进攻襄阳，不克。........ 永兴元年甲子，春，正月，丙午，乐广以忧卒。...........罗尚逃至江阳，遣使表状，诏尚权统巴东、巴郡、涪陵以供军赋。尚遣别驾李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粮，弘纲纪以运道阻远，且荆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与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无异，吾今给之，则无西顾之忧矣。"遂以三万斛结之，尚赖以自存。李兴愿留为弘参军，弘夺其手版而遣之。又遣治中何松领兵屯巴东为尚后继。于时流民有荆州者十馀万户，羁旅贫乏，多为盗贼，弘大给其田及种粮，擢其贤才，随资叙用，流民遂安。

《晋书·卷四·惠帝记》：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长安。..........八月辛丑，..................车骑大将军刘弘逐平南将军、彭城王释于宛。
《资治通鉴·卷八十六·晋纪八》:八月，..........会新城元公刘弘卒.......
在刘弘处担任参军时，撰写了《祭诸葛丞相碣文》。而刘弘自公元303年奉诏担任荆州刺史驻军宛城，率部平定张昌叛乱，到公元306年病逝于襄阳期间，刘弘一直在荆州境内奔波。在这个时间点，史料未记载刘弘所处位置，但可以肯定一点，肯定是在荆州范围内。那么，我们就要在西晋荆州境内寻找“隆中”了。虽然之前的史料没有“隆中”作为地名的记载，但成书于战国与西汉之间的《尔雅》中却有关于“隆中”地貌的记载。《尔雅》释山：“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宛中，隆。……”。也就是说，凡符合“宛中，隆”地貌的地方都可称为“隆中”。那是不是指今襄阳“古隆中”呢？襄阳在西晋时也归属荆州，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论证过：李兴碑文中的“隆山”不是今襄阳“隆中山”；“诸葛亮之故乡”也不是今襄阳“古隆中”。那么这里的“隆中”“亮故宅”就是“诸葛亮之故乡”的同义词，当然也不可能指襄阳古隆中。再者说，襄阳古隆中群山环绕，也不符合“宛中，隆”地貌特征。那我们再次翻开地图，看看西晋荆州地界，只有南阳盆地的地形，有“宛中，隆”的地貌。宛，是南阳最早的地名之一，反映了南阳盆地的地貌特征。《说文解字》云：宛，屈草自履也，从宀、夗声；其义： “四方高中央下”， 符合南阳西、北、东三面环山，当中低平的盆地地貌特征；宛中隆。注曰：“山中央高。”南阳盆地群山拱卫，安居中国腹心地带，北为伏牛山，东为桐柏山，西依秦岭，南部为大巴山余脉，东南部为大别山，东南方通过随州走廊与江汉盆地相连；南阳盆地中隆起的山丘，即为“隆中”之意。这里的“隆中”就很明显是指南阳“卧龙岗”了。说到这里，再结合一下刘弘的经历，整句话连起来就说得通了：晋永兴年间(304—306 年)，镇南将军刘弘赴汉水以北，讨伐张昌叛乱。平定张昌后，刘弘到南阳隆中卧龙岗诸葛亮躬耕地“观亮故宅”，令犍为人李兴写《祭诸葛丞相文》，并“立碣表闾”:天子命令我在汉水之北平叛，倾听战鼓声而沉思，领略先哲的遗泽；驾车登上隆山，手扶车前的横杠，充满敬意地远望诸葛亮当年耕居的故地..............。
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确认：“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南阳”就是今天的南阳卧龙岗。
三、我们继续按着时间线，看第三组人物：习凿齿、裴松之、
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王隐在《蜀记》中首次提到“隆中”一词20余年后，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首次把“隆中”的位置具体化，明确了“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一个地理方面的客观事实：这里“号曰”出来的“隆中”（今襄阳古隆中）位于汉水以南。这句话是说：汉水南岸的隆中（今襄阳古隆中）属于南阳郡邓县。但这和习凿齿的另一本书《襄阳耆旧记》的记载相互矛盾：
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三山川·汉水》说过“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自汉以南为南郡，汉因之”。
这句话是说：汉水以北为南阳郡，汉水以南为南郡。那么隆中在汉水南岸，肯定属于南郡。这种自己否定自己的史料，当然不能作为论据。事实上，南北朝之前的史料中，均是记载：南阳郡和南郡（而不是其他郡，如汉中郡、江夏郡）以汉水（在汉水东西走向这段）为界。例如：
张衡《南都赋》表述南阳：“陪京之南，居汉水之阳”。
东汉刘熙《释名·释州国》：（南阳）“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焉。”
相对于南郡而言之，南阳郡都居于汉水以北，没有跨过汉水管辖南郡之汉水以南地区的记载。因此，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南阳“都是在汉水之北，不可能在汉水以南，更不可能指汉水南岸一个’号曰隆中’的小山村。
关于习凿齿：
《晋书》(卷八十二)载：“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

这个人是三国以后、东晋时期的，距离诸葛亮时代80多年后的一个流行作家，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力！
1. 他很崇拜诸葛亮
2. 他是襄阳人
3.他编造了很多“故事”混入史籍。他的主要理念叫“史为今用，以今观史”，意思就是历史应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为当今的政治需要服务。
他在《 汉晋春秋》提出了“晋越魏继汉”论（书中记述三国鼎立时，将蜀汉列为正统，至于曹魏，虽然上承汉朝皇位、下禅让于晋，但仍为篡逆；并认为直到 晋文帝平定蜀汉时，汉朝才算覆亡，而晋朝随即兴起）。他在这个理念下杜撰了很多东西，给后世的历史考证带来很多麻烦！这个观点被后来很多著名历史学家，比如裴松之、刘知己所批判！他杜撰的很多“故事”也被后世用其他实锤史料证伪！最可怕的是他记录的东西真真假假，九真一假，掺杂一起很难分辨，有很强的欺骗性！

而仅就其对于诸葛亮的一些记载来看，比如《后出师表》，初载于三国时期吴国张俨的《默记》，陈寿的《三国志》和《诸葛亮集》未收录，但习凿齿《 汉晋春秋》收录。这一篇一直被认为是伪作。其行文风格迥异，里面一些内容也与史实不符！比如陈寿三国志记载赵云卒于229年春，相信一国史官对于自己国家的柱国大将的生死应该不至于弄错吧！然而在228年做的后表中却说赵云已经死了！习凿齿治史不谨可见一斑！最典型的，后世的史家裴松之和刘知几对他的评价：
《三国志·裴松之注·卷三十九·董允传》引用了《襄阳记》的记载后，又说到与《汉晋春秋》说法不同：臣松之案：汉晋春秋亦载此语，不云董恢所教，辞亦小异，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本传云"恢年少官微"，若已为丞相府属，出作巴郡，则官不微矣。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的也。
《三国志·裴松之注·卷二十八·王毋丘诸葛邓钟传》中，裴松之在作注时对《汉晋春秋》的记载评论到“臣松之以为：如此言之类，皆前史所不载，而犹出习氏。且制言法体不似于昔，疑悉 凿齿所自造者也。”
四、唐代史学家 刘知几《史通·外篇·卷十八》：“自战国已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 屈原《 离骚》辞，称遇渔一讹‘汉’。父于江渚； 宋玉《 高唐赋》， 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 司马迁、 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谮其好色。”

五、我们继续按着时间线，看第四组人物：盛弘之
习凿齿《襄阳记》“襄阳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广五尺，曰葛井。堂前有三间屋地，基址极高，云是避暑台”。
盛弘之《荆州记》：襄阳西北十里许，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故宅有井一，深四丈余，广一尺五寸，垒砖如初。宅西有三间屋地,基迹极高,云是孔明避暑台。又有三顾门。宅西背山临水， 孔明常登之，鼓琴以为《梁父吟》，因名此为乐山。先有董家居此宅，衰殄灭亡,后人不敢复憩焉。齐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长九寸，献齐安王。习凿齿又为宅铭。
盛弘之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宋人，生活在习凿齿时代约七十年后。在其《荆州记》中，出现了习凿齿的名字，并且我们对比上面两段文字，很容易得出结论：盛弘之是依据习凿齿的记载，再加上自己的论述，得出的这段话。这显然也不能作为论据。
六、我们继续按着时间线，看最后出现的人物：郦道元
郦道元《水经注》：沔水又东径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
从文字叙述上看，表面上看来郦道元所记述的是刘弘和习凿齿所祭拜过的诸葛亮故居，并且以诸葛亮与刘禅对话的形式宣示该地即为三顾茅庐处；“即此宅也”，现场感强烈，似乎是二人在诸葛亮旧斋对谈。诸葛亮加入刘备集团之后，会以这种方式和刘禅在故居话旧？这是可疑的。细审文意，竟然发现“历孔明旧宅北”，那么“旧宅”就位于汉水之南，与“天子命我于沔之阳”的地理位置叙述不一致。另外，“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李兴（又名安）于永兴年间（公元304年至公元306年）作《祭诸葛丞相文》，后60余年当为晋哀帝兴宁--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公元364年至公元376年），这时期无“永平”年号，事实上，整个东晋一朝根本无“永平”之年号。遗憾的是，郦道元虽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但在当时作为北魏官员，随意踏上南朝领地实地踏勘并非易事，所以对于汉水以南包括襄阳等地南朝水域地理的记述，还需更多借用前人史料。上述对诸葛亮宅的记述显然是以王隐的《蜀记》、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和盛弘之的《荆州记》等前朝史料作为依据，并加上自己的推断，并未加以考证，导致此处破绽洞开，出现多处明显错误，也就不难理解了。郦道元引用了习凿齿等人的说法，记载在《水经注》中，又由于习凿齿和郦道元的影响力巨大，很少人会去深入考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错误就此埋下！
而由于南北朝期间，南阳被北方政权控制，襄阳属于南方，南方汉人政权对于诸葛亮的祭祀活动也就从南阳转移到了临近的隆中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隆中也就越来越成了一个古迹……

客观来说，南阳和襄阳是同属南襄盆地的两座历史名城，距离相对也比较近。直到今天虽然分属两省，但风俗方言都基本相同，襄阳也说的河南话，两地民间交往频繁！那么可以相见，历史上很多两城的著名人物也免不了会两地流动！就如本文开头所说，我们只从最原始的资料《三国志·诸葛亮传》，就可以得出：诸葛亮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南阳、襄阳都生活过，“避难荆州”与“躬耕南阳”肯定是诸葛亮不同时期的两个阶段。就诸葛亮而言，你不能以在襄阳生活过，就否定他在南阳生活过，相反依然成立！
附1：东晋皇帝世系表

附2：关于“宛城是曹占区，诸葛亮不可能生活在敌占区，刘备也不可能去敌占区请诸葛亮”的论证。
“襄阳说”还有一个的观点，就是当时南阳是曹操的“敌占区”，所以诸葛亮绝不可能到“敌占区”去居住。刘备也不可能带着两个人去敌占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毫无依据的。诸葛亮躬耕时间是（197年-207年）下面咱们看看这段时间内，关于南阳郡的历史文献记载：
一征张绣：建安二年（197年）正月曹操演了一出“困于南阳”闹剧，曹操兵不血刃占领宛城，但因为没把持住宠幸了张绣婶子，张绣降而复叛，曹操战败后撤到舞阴，并击败张绣的追兵，张绣出奔到穰城，曹操随即撤回许昌。曹操返回许昌后，南阳、章陵各县又反叛归附了张绣。曹操派遣曹洪前去征讨，战事不利，返回驻军在叶县，多次受到张绣、刘表的进攻。
《三国志·卷一·武帝记》：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公乃引兵还舞阴，绣将骑来钞，公击破之，绣奔穰，与刘表合”，遂还许。）
（《三国志·卷一·武帝记》：公之自舞阴还也，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公遣曹洪击之，不利，还屯叶，数为绣、表所侵。）
二征张绣：同年十一月，曹操再次南征，到达宛城，攻下湖阳和舞阴，建安三年（198年）正月，返回许昌。历时3个月，宛城附近未发生战斗。
（《三国志·卷一·武帝记》：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表将邓济据湖阳。攻拔之，生擒济，湖阳降。攻舞阴，下之。三年春正月，公还许。）
三征张绣：建安三年（198年）三月，曹操围困张绣于穰县，刘表派兵来救，并有情报显示袁绍想出兵袭击许都，曹操解围而去，退到安众，用计大败张绣和刘表追兵，并于七月返回许昌。历时5个月，宛城附近未发生战斗。
《三国志·卷一·武帝记》裴松之注：三月，公围张绣於穰。夏五月，刘表遣兵救绣，以绝军后。【献帝春秋曰：袁绍叛卒诣公云："田丰使绍早袭许，若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绣围。】公将引还，绣兵来追，公军不得进，连营稍前。公与荀彧书曰："贼来追吾，虽日行数里，吾策之，到安众，破绣必矣。"到安众，绣与表兵合守险，公军前后受敌。公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秋七月，公还许。）
建安四年（199年）十一月，张绣北上投降曹操，曹操拉着他的手和他宴饮，并为儿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被曹操拜将封侯，随后参加官渡战役。（张绣和曹操亲密接触，并结为亲家，随后参加了“官渡之战”，可见他是离开南阳郡，率部众北上投奔曹操）。
《三国志·卷一·武帝记》：冬十一月，张绣率众降，封列侯。十二月，公军官渡。《三国志·卷八·张绣传》：绣至，太祖执其手，与欢宴，为子均取绣女，拜扬武将军。官渡之役，绣力战有功，迁破羌将军。）
此后，直到建安五年（200年），史料中未发现南阳郡境内有战争的记录。
综上，197年-200年，三年中，曹操占据宛城的时间最多一年零七个月（从第一次征讨张绣开始到第三次征讨结束这段时间），宛城附近只发生过一次交战记录，就是“困于南阳”那次，曹操到宛城，张绣投降，后来曹操纳了张绣的婶子，张绣怀恨在心，偷袭曹军军营，未波及到城池周边。
《三国志·卷八·张绣传》裴松之注：太祖纳济妻，绣恨之。太祖闻其不悦，密有杀绣之计。计漏，绣掩袭太祖。太祖军败，二子没。绣还保穰，【《傅子》曰：绣有所亲胡车儿，勇冠其军。太祖爱其骁健，手以金与之。绣闻而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吴书曰：绣降，（凌统）用贾诩计，乞徙军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绣又曰："车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绣，皆听之。绣乃严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备，故败。】
刘备于建安六年（201年）投奔刘表。同年，建安六年（201年），刘表便出兵一万攻占了宛北30余里曹占区南部边境县城西鄂。“县滨南境”说的很明白，西鄂是曹占区南部边境城市。那么，更南端的宛城肯定不在曹操控制下。并且此战，没有曹操军队和宛城的地方军队来救援的记载，而且南阳功曹柏孝长也躲在西鄂城中，当时南阳城（宛）在刘表手中不言自明。西鄂县归属南阳郡，可以看做刘表对南阳郡内不服从自己的势力的一种清理行为，也是对南阳郡的全面接管行为。
《三国志·卷二十三·杜袭传》裴松之注：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许。袭逃还乡里，太祖以为西鄂长。县滨南境，寇贼纵横。...........会荆州出步骑万人来攻城，袭乃悉召县吏民任拒守者五十余人，与之要誓。【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刘表攻西鄂，西鄂长杜子绪帅县男女婴城而守。时南阳功曹柏孝长亦在城中，闻兵攻声，恐惧，入室闭户，牵被覆头。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侧立而听。二日，往出户问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负楯亲斗，语子绪曰："勇可习也。

随后，建安七年(202年）刘表派刘备进攻宛北200余里的叶县，并在建安八年初(203年）在宛东北约80里爆发“博望之战”，刘备设伏兵大败曹军，这些记载可以清楚看出南阳郡治宛城在刘表的控制之下。
（《三国志·卷十八·李典传》：“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使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
曹操为了报复“博望之役”，于建安八年(203年）八月，驻军西平准备攻打刘表，在辛毗和荀攸的劝说下，曹操放弃了从西平进军攻打南阳的计划，率军回头去平定河北。西平在豫州境内，和宛城离得更远了，证明当时的南阳郡已基本被刘表控制，曹操军于西平是讨伐荆州的前沿驻地。
（三国志·卷一·武帝记》：八月，公征刘表，军西平。公之去邺而南也，谭、尚争冀州，谭为尚所败，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谭遣辛毗乞降请救。诸将皆疑，荀攸劝公许之，公乃引军还。）
此后，刘备“屯兵新野”，刘表“从容自保，境内无事”是南阳郡的基本态势。拿曹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在基本平靖了北方后，曹操才调兵南征。七月出兵，派遣曹洪扫除了刘表别将驻守的舞阳、阴、叶、堵阳、博望这些据点，八月，刘表病死，刘琮遣使请降，但没告诉刘备，曹军直趋宛城，曹军到达宛城刘备才得知曹操已南下，九月，曹操到达新野，随后抵达襄阳，刘琮开城投降，刘备逃亡到夏口。舞阳、阴、叶、堵阳、博望，这些据点在宛北至东北的广大区域，其中叶县、舞阳已非常接近许昌了。这里都有刘表别将据守，那毫无疑问，后方的宛城肯定在刘表手中。刘琮私下降曹，隐瞒刘备，曹操到了宛城，备才知道，史载“备乃大惊骇”。曹操不战而得宛城，这是刘备惊掉下巴的地方；这也说明之前宛城一直在刘表手中。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载：“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 《三国志·卷九·曹洪传》：别征刘表，破表别将於舞阳、阴、叶、堵阳、博望，有功，迁厉锋将军，封国明亭侯。 《三国志·卷十·荀彧传》：会表病死，太祖直趋宛、叶如彧计，表子琮以州逆降。《三国志·卷六·刘表传》：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备走奔夏口。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裴松之注：“曹公南征表，会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请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孔衍汉魏春秋曰：刘琮乞降，不敢告备。备亦不知，久之乃觉，遣所亲问琮。琮令宋忠诣备宣旨。是时曹公在宛，备乃大惊骇，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
综上所述，根据史料，诸葛亮十年躬耕期间（197年-207年），曹操占据宛城的时间最多一年零七个月（从第一次征讨张绣开始到第三次征讨结束这段时间，即建安二年正月---建安三年七月）。十年间，可以考证的，宛城只发生过一次战斗（一征张绣期间，张绣降而复叛，曹操在军营被张绣偷袭），这次战斗可以称之为野战，对城池破坏不大。其他时间，宛城均处于刘表的控制中，并且没有战乱。这和出师表中诸葛亮自述：“苟且性命于乱世”的处境也是相符的。所以，刘备去宛城请诸葛亮出山没什么问题。

另外，在建安元年，曹操刚迎奉汉献帝来许都，朝廷初定，中原地区刚开始安定下来，在当时因躲避中原战乱，避难南方的士人眼中，此时的曹操是“济世之良臣”，此时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说“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无疑将“正统”捆绑在了自己身上。中国是非常讲究正统的国家，那既然曹操是正统，归顺曹操不就等于归顺了大汉王朝，一样是为国效力何其荣耀！这就是南方难民士人的想法。此时回北，不但没有失节附逆的心理负担，还能够在支持曹操的活动中受到曹操汉廷的赏赐，搞不好就能够加官进爵、光宗耀祖，对于士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的吗？大局稳定之后，韩嵩、杜袭等避难荆州的名士就“日思归操，以取功名”，曹操还以天子的诏令，大量招揽士绅名流之后，之后出现“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荆州、益州这两个地区的士大夫蜂拥而至。其中，荀攸最为出名，他一开始是铲除董卓的谋划者，之后因为事情的败露被董卓抓到了监狱，董卓被杀了以后被放出，出狱之后心灰意冷回到荆州隐居，在曹操迎天子到许都之后重燃希望，被曹操封为汝南太守，最后封侯，这就给当地许多曾经的北地名流很大的刺激，因此就带动了更多的南方士人重回北方。就连诸葛亮的好友孟公威都想“北归”，最后也确实回归北方，在魏做了大官（亦达贵）。另外与诸葛亮同在荆州游学的石广元也北归朝廷，到魏黄初年间，历任职郡守，典农校尉。
因此，在当时诸葛亮只是一介布衣，士人中的一员，他虽不愿投曹（投奔朝廷），但北上去“曹占区”“躬耕于南阳”，也是合情合理的决定，绝不是自投罗网，安全也能得到保障。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松之注：魏略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於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公威名建，在魏亦贵达。魏略曰：及荆州内附，孔明与刘备相随去，福与韬俱来北。至黄初中，韬仕历郡守、典农校尉，福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诸葛亮出陇右，闻元直、广元仕财如此，叹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 《三国志·卷十三·荀攸传》：太祖迎天子都许，遗攸书曰："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而顾观变蜀汉，不已久乎！"於是徵攸为汝南太守，入为尚书。 《三国志·卷二十三·杜袭传》：杜袭字子绪，颍川定陵人也。袭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 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许。袭逃还乡里，太祖以为西鄂长。
附3
关于《擅兴法》
秦汉时期有普遍实行的著名军法——《擅兴法》，此法规定：率兵将领未经皇帝或上级主将的命令擅自发兵，或是将领擅自出界、离部，都要受到军法的严厉制裁。
《汉书·功臣表》载：“侯李寿坐为卫尉居守，擅出长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桥……诛。”
李寿乃京师宿卫军官，未经允许擅自离开长安城送客，依军法被处以死刑。汉末军阀混战乃至三国鼎立时期，军阀们对各自的率兵将领和士兵都控制得极为严格，因之也都在坚持实行“擅兴法”。刘备于建安六年（201年）投奔刘表，被安排在襄阳北边的新野驻军。对于刘表而言，刘备的防区在北边，作用在于作为自己屏障，防御北边的曹操南下。由于刘备强大的人格魅力，荆州的豪杰争相归附，这引起了刘表的警觉。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
寄人篱下的刘备自然懂得违反《擅兴法》的后果，只能忠于职守，在刘表指定的驻军范围内活动，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刘表的命令他是不敢擅自兴兵或外出的。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建安八年刘表“使（备）拒夏侯、于禁等于博望”。说明刘备的军事行动是受刘表节制的，没有刘表的命令他绝不能擅自行动。
从新野到襄阳（今湖北襄阳市）直线距离有一百多华里，还要渡过汉水。古代军将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莫过于骑马。刘备三顾诸葛草庐，六渡汉水，兴师动众，惊动乡里，在距刘表驻地仅二十里的地方“三挖墙脚”。刘表对此不会没有耳闻，这肯定会触犯他的“疑忌”之心，而且刘备的举动一旦超出新野地界，擅离部属，就违反了《擅兴法》。刘备绝不会冒此风险，到襄阳的隆中去访求诸葛亮的。因此诸葛亮的躬耕地不可能在襄阳隆中。

附4 关于东汉时期，南阳郡和南郡分界线问题
首先我们明确一点：襄阳方面认定的躬耕地：襄阳古隆中，在汉水南岸。
襄阳说的源头是：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襄阳方面据此认定的躬耕地’古隆中’在汉江以南，在襄阳城西约13公里，今属襄阳市管辖。
关于汉水在南北方向分界了南阳郡和南郡，史料记载都是一致的：
司马迁《 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初置南阳郡”，注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正义》）云：“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以北
《释名》云'南阳'：“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焉。”
《汉书补注•地理志》“南郡” 条的记载，《路史•国名记》中引《地纪》曰“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者是也” 的记载。
《晋书·地理志》又云：“及秦，取楚鄢、郢为南郡，又取巫中地为黔中郡，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
张衡《南都赋》表述南阳：“陪京之南，居汉水之阳”。
东汉刘熙《释名·释州国》：（南阳）“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焉。”
《楚地记》云：“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 见《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四十五）
《资治通鉴·周纪五·赧王四十三年》记载：“秦置南阳郡，以在南山之南，汉水之北也”。
《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二》记载：“秦昭襄王取朝地，置南阳郡，以在中国之南而有阳地，故曰南阳”。就连“襄阳说”的源头习凿齿也在《襄阳耆旧记》卷三山川·汉水》说过“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自汉以南为南郡，汉因之”。
以上概括为一句话：南阳郡和南郡（而不是其他郡，如汉中郡、江夏郡）以汉水（在汉水东西走向这段）为界。相对于南郡而言之，南阳郡都居于汉水以北，没有跨过汉水管辖南郡之汉水以南地区的记载。因此，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南阳“都是在汉水之北，不可能在汉水以南，更不可能指汉水南岸一个’号曰隆中’的小山村。当然了，也会有朋友说了，南阳郡的山都、筑阳、武当三县，横跨汉水，并不是按照汉水为界。事实上，从山都到武当这一段，已经不是南阳郡和南郡交界了，是南阳郡和汉中郡交界，两郡是以大巴山为界，并且汉水在这段是南北流向，不是东西流向。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南北为界只有茨河到鱼梁洲这一东西走向的一段。

如果南阳郡跨江管辖了汉江南岸的一小块地方，那就要在东汉三国这一段史料当中，找出南阳郡跨江管辖的记载。如果找不出，仅凭诸葛亮死后一百多年，襄阳本地文史家习凿齿的记载“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就把躬耕地定在今襄阳古隆中，是非常荒谬的。
附5 陈寿著《三国志》时用的地名，是何时的区划?
陈寿（233-297年）写《三国志》为泰始十年(274年)前后，距诸葛亮躬耕南阳(建安二年至十年，即公元197-207年)已近70年，如全用70年前年的区划，必然会给当时的读者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通观全志，陈寿用的基本是西晋初年的区划和地名。
而在晋太康年间(280-289年)， 三国归晋后的晋武帝分南阳郡南部的今新野、邓州市、唐河、桐柏及今湖北的枣阳、随州等县设立义阳郡，治所新野。又将建安十三年划归襄阳郡的古邓县分置邓城县，辖今樊城一带，归襄阳郡。邓县则归义阳郡。分南阳郡西南的今西峡、淅川及湖北的十堰、均县、老河口一带设南乡郡。加上原先已设的襄阳郡。
《晋书·地理志》所载如下：“襄阳郡，魏置。统县八，户二万二千七百。宜城、中庐、临沮、邔、襄阳、山都、邓城、鄾（其中邓城县为新置）。南阳国，秦置郡。统县十四，户二万四千四百。宛、西鄂、雉、鲁阳、犨、淯阳、博望、堵阳、叶、舞阴、比阳、涅阳、冠军、郦。顺阳郡，太康中置。统八县，户二万一百。酂、顺阳、南乡、丹水、武当、阴、筑阳、析。义阳郡，太康中置。统县十二，户一万九千。新野、穰、邓、蔡阳、随、安昌、棘阳、厥西、平氏、义阳、平林、朝阳。”
于是，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的前三国时期的许多人物籍贯，均是以晋初的行政区划标注的。如：“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等等(均见《三国志》)。在东汉末属南阳郡的新野，在标注人物籍贯时，陈寿从未用东汉三国时期的区划标明为“南阳新野人”。而在《后汉书》中的新野人士均注明为“南阳新野人”，如邓芝的先祖邓禹为“南阳新野人”、阴识“南阳新野人”、樊晔“南阳新野人”、曹节“南阳新野人”等等。另外，上文中提到的诸多襄阳人也从未用南郡襄阳人标注。但在《后汉书》中，凡襄阳人均注明“南郡襄阳人”，如《逸民列传》中的庞公传。“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 庞德公乃庞统之叔，他所著的岘山襄阳俗称“三岘”，包括岘首山（下岘）、望楚山（中岘）、万山（上岘）。万山即今天的隆中山，与襄阳岘山烟雨相望。而在东晋《襄阳耆旧记》中庞德公已“由南郡襄阳人”改为“襄阳人”，同期的马良、向郎均为“襄阳宜城人”。由此可见，陈寿以及习凿齿都是以西晋初的行政区划来标注三国时期的事件发生地和人物的身份，而不是用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划。
既然此时期的南阳郡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只辖冠军、淯阳、比阳以北的十几个县，连今天的邓州、唐河、新野都不辖了。同时和襄阳郡之间还隔着义阳郡和南乡郡，那么，将襄阳和南阳混为一谈更是匪夷所思了。退一步讲，现有争议的今隆中地区即便时属邓县，区划也都在襄阳郡和义阳郡，那么，今隆中也应随当时的区划为“义阳邓县”或“襄阳邓城”、而绝不会是南阳。
试想，如果诸葛亮躬耕地果真在隆中，陈寿能对《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这样与当时行政区划明显不符的错误记述视而不见吗？对前史中因行政区划变动而产生名称、归属变化的地名进行必要的注释，是史学家的基本常识。依陈寿这样著名史学家的水准是不会犯这样的遗漏的。事实可能只有一个，就是陈寿认为“南阳”就是南阳，他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以没必要再注释。试观《三国志》全书，陈寿在地名使用上有明显错误的地方还有吗？如果没有，他怎么可能在整部《三国志》中他最尊重的人物，又是该人物一生中最重要的存世文献《出师表》上有这样不明不白的失误呢？

附6 在东汉和三国时期，南阳能否指宛城?
的确，在东汉三国时，南阳是一个郡名，如《三国志·卷六·袁术传》：“南阳户口数百万”。所以，在《三国志》里，凡在南阳郡内发生的事件，具体地点多数标注的很清楚，如《三国志·卷一·武帝记》：“二年春正月，公(曹操)到宛。张绣降，即作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公乃引兵还舞阴，绣将骑来钞，公击破之。绣奔穰……。”等等。这里的宛，就是南阳郡治，即今天的南阳城区。
不可否认为的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将州、郡、县等行政区划名逐步演化为治所的名称屡见不鲜。如《后汉书·地理志》载：“宛，故申伯国，有屈申城，县南有北筮山……有工官、铁官。莽曰南阳。”王莽是第一个把南阳这个名字冠于宛城头上的。虽然东汉建立后，又改回原来的称谓，但自此以后，在当时人的习惯中，南阳一指南阳郡，也指宛城。《后汉书·志第十》：“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会下江、新市贼张印、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这里使用的是南阳，同一事件在同书光武帝纪、刘玄列传中使用的都是宛城。又如《后汉书·天文志》记载：“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同一事件在孝安帝纪中记载：“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叶县属于南阳郡，这里的“南阳”指的就是“宛城”。类似南阳、宛城互用的记载在《后汉书》中还有很多。与此相类同的是，时南郡的郡治在江陵，故三国志中也常以南郡指江陵，《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载：“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据江陵。”《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蒙人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以此类推，魏晋时期南阳、南郡等郡名随着区划的变化，已逐步地与治所地混为一谈了。
在上述史料中，做为郡名的南阳、南郡等常与具体的属地县名如：叶、穰、舞阴、昆阳、襄阳、公安并列使用，所以，在史书中大量郡名的使用已不是泛指整个郡境，而是具体指郡治所在地。如前文中的“汉兵起南阳，至昆阳。”“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这些记载，不用注释，谁都知道是从郡治宛城到的昆阳和叶县。如果依“襄阳说”，“南阳”就是指南阳郡全境，宛城才是今南阳市区，隋以后两名才可以互替，那《后汉书》和《三国志》就没法看了，难道汉安帝“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还需要考证是从南阳郡何地出发吗？所以，“襄阳说”认为隋改宛县为南阳县是宛县历史上第一次以“南阳”为名的观点是不对的。
值得提出的是，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除部分用郡名代替郡治地外，凡涉及郡治以外的其他地名，均标注的非常清楚，绝没有含糊地用南阳、荆州、南郡等替代的记载。如《汉晋春秋》记载延熹七年“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之”，以及前文提到的舞阴、穰、舂陵、昆阳、叶等虽都是南阳郡的辖地，但绝不会只用南阳一词替代。假设“襄阳说”的今隆中因属南阳管辖，就可以在史书的表述中用南阳替代，南阳就是指隆中，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将《后汉书》和《三国志》郡以下的地名全部换成所属郡名，那么，两部史书岂不一塌糊涂。所以，古代史学家在正史中地名使用的严谨性今人是不容置疑的。笔者也相信，在上述两部史书中我们很难再找出一个用了“南阳”的地名，而经考证却是宛城以外某地的事例。如果找不到，那么“南阳就是隆中”这样离奇的结论，要么是后人的移花接木，要么是臆测，要么就是伪证。

附7
诸葛亮《 后出师表》中的南阳
无独有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也用了“南阳”一词：“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通于黎阳，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这里的南阳，是指曹操在宛城为张绣所败，身中流矢之事。诸葛亮《前出师表》为蜀汉建兴五年（227年），《后出师表》为蜀汉建兴六年（228年），前后仅隔一年，在前后一年的时间内，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地理学家的诸葛亮不可能将同一个地名分指相隔两百余里的两个地方。所以，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躬耕于南阳”，与《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一样，都指的是宛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按照“襄阳说”的观点，《前出师表》的南阳是邓县之隆中，《后出师表》的南阳也应是邓县之隆中，岂不令人贻笑千年？是不是又要找出张绣、曹操到过隆中的记载？否则，有什么理由能否定前后出师表中的两个南阳的注释呢？
当然，《后出师表》也有真伪之争，但《后出师表》最早却是出自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伪托说认为是诸葛乔（204-229年）写存，诸葛恪（203-253年）钩致，这两人是诸葛亮的侄子，均与诸葛亮同时在世，不论真伪，他们与诸葛亮在南阳地名的认知上也应该是一致的。另外，裴松之认为《后出师表》出于张俨《默记》，张俨与诸葛亮同期稍晚，做事严谨，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很熟悉，如果《后出师表》为后人伪托，张俨不会不加辨别就收进《默记》。当然，《后出师表》的真伪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主旨，但不可否认的是，诸葛亮也好，与他同期在世的诸葛乔、诸葛恪、张俨也好，对两表中均使用的“南阳”一词都没有歧义。所以，“襄阳说”要否定《前出师表》“躬耕南阳”中的南阳是宛城，就必须首先否定《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也是宛城，否定《后出师表》，否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千古名言。否则，前后出师表中的“南阳”之记载在“襄阳说”中的矛盾是无法自圆其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