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山渡我 千山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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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看上海82路事件 各位有听到过“社会分层”理论吧?目前,很多社会问题都映射到社会分层问题。首先,不管马克思分层理论还是韦伯分层理论,都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就是不平等体系。也许人类自产生社会性之刻起,即存在这种不平等体系,解决这种不平等性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自然状态下的原始社会,但是即使是原始社会下也有不平等体系,包括动物世界中简单的社会中也存在不平等性。 于是出现了第二个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心理诸方面的长期匮乏以及意识形态的扭曲既是被排斥者的表象、结果也是起因。而社会流动越低,则社会排斥越大。 第三个理论:“社会流动”理论。各位不要误解为人口流动,社会流动是指各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 对更多的社会学名词就不再多做解释,好思者可以自行搜索答案,想来必有裨益。以下主要谈一些个人观点: 1、外来人口的过度导入,导致上海原有的、已经较为平衡的社会分层被破坏;人口、文化背景、经济、政治等因素导致社会分层的细致化;而这种细致化又导致了不平等现象更为频发甚至日常化。本已“拥挤不堪”的社会阶层更是被细分出各式各样的利益集团,即使是同一阶层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倾轧也是变得屡见不鲜。实际上这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严重程度,也为各种矛盾和冲突铺下了“温床”。 2、外来人口的过度导入,导致上海原有居民社会流动的停滞,加剧了上海原有居民的社会排斥现象。道理很简单,外来人口的导入,压缩了上海原本某一阶层向上甚至于水平流动的空间,举个例子导入过多的中上层外来人口,就压缩了上海原本中下层、下上层和下下层向上流动的空间,甚至于上海原本的中上层水平流动的空间也被压缩了。由于得不到向上流动的空间,上海原本的中下层、下上层和下下层群体就会加剧被社会排斥,于是不平等性就会凸显,社会矛盾就会加剧。 3、外来人口的过度导入,导致上海本已“异质化”程度很高的情况更加严重。由于原有居民与外来人口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与传统风俗方面大相径庭,导致城市成员在文化背景上的异质化程度愈发严重,这不光导致了人际关系的淡化、疏远;更为严重的是,传统、习惯、风俗、宗教等等的同质化直接影响上海城市社会运行中的控制结构(如法律系统、城市治理系统),而异质化导致了这种控制结构的弱化以及控制力的下降;同时,这种异质化还减弱了上海城市社会的整合情况,社会矛盾、冲突和不理解愈发严重。而且同质化的过程相当漫长,上海作为一个老牌移民城市,经过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同质化,顷刻间就要化为乌有。 上海82路事件只是这种“社会排斥”和“异质化”的缩影,如果不减缓这种“移民”速度,盲目的扩大城市规模,情况只会变得更为严重和难以控制。
焦躁 我发觉,很多对上海或是对上海人的无理攻击,都是出于一种焦躁,一种对“救命稻草”的无力的焦躁。每次听到这种声音、或是看到这种现象就会从心底泛起阵阵厌恶之感。 而社会上的很多问题就是出在这种焦躁不安的情绪上。为什么不能每个人干好每个人的事,每个城市干好每个城市的事,每个区域干好每个区域的事?为什么不能企业家干好企业家的事,学者干好学者的事,媒体干好媒体的事,商人干好商人的事,地方ZF干好地方政府的事,国家干好国家的事?在说别人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先检讨一下自己干得怎么样? 我知道很多人不太喜欢日本,但是在这还是要说说日本。在说日本人怎么样守纪律、怎样团结之前,首先要说日本人性格中的冷静。就是这种冷静,能够帮助日本人迅速走出战后阴影,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而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不冷静,就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似乎每个人都可以靠裙带、沾亲带故、攀龙附凤,来得到一些东西。社会上很多乱象的思想根源都是在这,什么富二代、炒房子、民工潮、一批一批的人都往上海等大城市涌等莫不如此。似乎沾着房子就能发财,沾着上海就是美好生活的开始,心安理得地用着别人创造的财富。 举一个现在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例子,就是路桥收费的事,究竟是用现在人的钱造将来的路桥?还是用将来人的钱造现在的路桥?也许只有耐心等待经济进入“慢车道”后,人才能潜下心来,冷静地思考现在的生活,而不是将来的生活。 这么多年上海变了,也失去了很多,最主要是变得焦躁,失去的是过去的优雅。但愿上海人能从周立波的嬉笑怒骂中,重拾往日的优雅;而外地人(不论你是哪里人),能不要如此焦躁,融入到上海的优雅氛围中,不要去破坏它。
关心上海话的人应该关心一下上海人口结构 上海户籍人口明年可能结束连续15年负增长 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news.qq.com%2F&urlrefer=d5a0a1282a3f4d25c10e6c61f559e4c5    2008年03月18日07:52     东方早报    陈辉楠    评论4条      上海户籍人口可能在明年结束连续15年的“负增长”状态,昨日召开的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透露,户籍人口出生数量增加以及来沪流动人口在沪生育的数量持续增长,让上海人口总量增长迅速,上海的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危险。 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不到一个 昨天的会议透露,作为全国最早推行计划生育的地区之一,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约少生700万人口,相当于整个香港地区(或瑞士)的人口。而且目前本市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0.95,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量不到一个。 但上海人口总量却增长迅速。去年,全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1858万人,比2006年增加了43万,其中户籍人口1378.86万人,流动人口660万人。 而根据《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到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规模将保持在1900万人左右,但是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上海常住人口的增长将超过预期。 与此同时,根据统计,由于2007年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10‰,市人口计生委预测,上海已经持续15年的户籍人口负增长现象,极有可能在明年结束,随之进入零至正增长阶段。 会议透露,目前上海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当前上海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根据昨日会议公布的数据,全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了286.83万人,占户籍人口的20.80%。 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表示,上海人口呈现出高龄化、家庭少子化、独生子女群体面广量大等特征。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待“公粪门”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待“公粪门”,网民集体对于某件事情或是某些人的“攻击”和“侵犯”行为,有时是一种反社会行为,有时也可能是一种亲社会行为,但是不是因为同情另一些人或事而反映出的亲社会现象,就不构成侵犯行为。 网民之所以对“公粪门”产生“愤怒”,也许是感知到周立波对他们的“侵犯”是有意造成的伤害,而网民“以牙还牙”的报复,又使这种“侵犯”行为和“有意的伤害”进一步扩大。 在这个过程中,周立波“侵犯”行为的起因反而有可能是出于“愤怒”--因为网络上不负责任的批评和谩骂引起的“愤怒”。而网民群起而攻之的“侵犯”行为却不一定都是出于“愤怒”,而更大的可能是一种标准的“去个体化行为”引起的“侵犯”行为。 其实重点想谈一谈“去个体化行为”引起的“侵犯”行为。这种“侵犯”行为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常见,但是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却是经常见到,应该说这是一种危害性非常大的“侵犯”行为。这种危害性体现在两个方面:1、个体从群体中可以感受到“战无不胜”的感觉;2、个体可以隐匿在群体之中,这样既没有人可以认出自己,而且群体受到关注而个体并不注目。这两种因素导致个体认为自己的这种“侵犯”行为或是破化行为并不需要自己负责,可以毫无责任地“任意妄为”;同时,个体的自我认同逐渐地被群体认同所取代,而自我意识地丧失,也导致了个体行为不再受自我道德和规范的控制,从而丧失抵制从事与内在准则相矛盾的行为控制能力。 我想周立波的“公粪门”真正意义正在于此,作为现代人我们至少可以做到:1、增强自我意识;2、对自己的行为加以抑制,体验他人的痛苦、通过自我意识反省自己;3、寻找替代的、较为自我的宣泄方式,例如:K歌、血拼、泡吧。其实做个快乐的“潜水艇”也不错!
“城市化”?你真的懂了吗? 觉得有必要对本人某贴中说的“城市化”再进行一些补充,顺带也对“城市化”的概念进行一下扫盲。 一定有不少人认为,多建几座城市,大家都往城市里涌就是“城市化”程度高。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认识不完全。“城市化”的关键在于生产力以及百姓的富裕程度。 首先,生产力指城市的生产力和农村的生产力。城市的生产力(现在说起来可以是工业、服务业、建筑业等,古时候或是说南宋时期主要是指手工业为主的城市的生产力)是否需要这么多城市劳动力;农村的生产力是否能够支持、支撑这么多城市劳动力;而前提条件是假设总人口恒定,也就是说低比例的农村人口支撑高比例的城市人口,就是“城市化”程度高。 其次,“城市化”程度高也就是可以解放更多的农业人口从事附加值更高的工业劳动(古时候就是手工业),而工业劳动(古时候就是手工业)的繁荣必然造成产品富余。于是,商业也会因此而繁荣起来,依此类推,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必然会催生包括金融、服务、建筑等其他行业的诞生和繁荣,于是百业兴旺、百姓富裕。 最后,百姓富裕也就带来更多的购买力,于是反过来再次刺激农业、工业(手工业)等。 综合以上来看,南宋时期“城市化”程度高的南方地区生产附加值高的工业(手工业)产品,与“城市化”程度低的北方地区生产附加值低的农业或是资源类的产品进行贸易,其结果就是造成严重的贸易不平衡。而战争是解决贸易逆差最直接的解决办法,这也就是历史上鲜有南方侵略北方,多是北方侵略南方的经济根源。 造成这种结果有两个原因。1、历史演变的进程不同。南方较早的进入到农耕社会,而农耕社会的特性“定居”、“生产”使得南方的农业、手工业均较为发达。因此,南方有较好的“城市化”基础,而且必然会较早走向工业化(历史进程有时候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不存在跳跃现象)。而北方停留在游牧社会的时间较长,迟迟进入不到农耕社会,因此,“城市化”条件较差。2、这个过程也是有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也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中原,于是中原的“城市化”就向长江流域迁移;北方游牧民族再南侵长江流域,于是长江流域的“城市化”再向百越之地迁移。随着北方侵略的铁骑,“城市化”进程必然在“城市化”基础较好的地区“生根发芽”。 纠结于此的人应该看到,南宋时期统治区域(也就是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城市化”程度高,也只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段,承认历史的目的是要去反思历史。现在世界发达国家正准备进入信息化社会,而我国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时间还不长但也打算跨越式进入信息社会。我们只知道落后了要挨打,殊不知领先了也会挨打,历史上不存在永恒的领先者,也不存在永远的落后者,只存在在观念上的领先、落后者。因此,目前重要的是改变某些地区和该地区人落后的观念。
进来怀旧一下! 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发表于1980年4月的《解放日报》,那时周立波13岁。   当时上海在经济上至少有十个全国第一;(1)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八分之一强,产值之大,居全国省市的第一位;(2)出口总值占全国四分之一强,其中上海市产品占60%,创汇之多,居全国第一位;(3)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上缴国家税利占中央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上缴之多,居全国第一位;(4)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79年为30013元,高于全国各省平均数1.5倍以上,居全国第一位;(5)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润,1979年全市平均63.73元,为全国平均的四倍,居全国第一位;(6)工业资金周转率为69.5天,周转之快,为全国大城市的第一位;(7)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年国民生产总值,1979年为1590美元,生产水平之高,居全国第一位;(8)能源有效利用率,1979年33%,高于全国平均28%的水平,居全国第一位;(9)商品调拨量,上海商业部门调往各地的日用工业品占全国调拨量的45%,居全国第一位;(10)输送技术力量,解放以来(1949年5月以来),上海迁往内地的工厂300多家,并通过其他各种途径,输送技术人员、技术工人超过100万人,居全国第一位。 上海也有全国“倒数第一”的,其中主要有这五项:(1)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万人,城市人口密度之大,为全国之“最”;(2)建筑密度高达56%,按人口计算,每人拥有道路仅1.57平方米,绿化面积0.47平方米(象一张解放日报那么大)。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狭、绿化之少,均为我国大城市之“最”;(3)上海市区按人口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为4.3平方米(包括棚户、简屋、搁楼在内),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有918000多户(其中困难户、结婚户、特困户、外地调沪无房户共69000多户),占全市户数60%左右,缺房户比重之大,为全国城市之“最”;(4)上海因交通事故造成平均每万辆车一年死亡人数为42.5人,车辆事故为全国大城市之“最”;(5)由于三废污染严重,上海市区癌症发病率之高为全国城市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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