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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诚,香港音乐人。从小在香港土生土长,后来去英国留学4年, 张家诚,香港音乐人。从小在香港土生土长,后来去英国留学4年,两个月前我定居北京朝阳区。 定居北京的决定,并不算意外。我是一个喜欢尝试的人,在机缘巧合走上音乐道路前,我实际学习的是金融,也在企业做了十年左右的管理工作。虽然我早已习惯在各地漂泊辗转,但在过去近20年时间里,我往返北京和香港之间的次数已经记不太清,可以说眼见了这些年国家的飞快发展。 这次定居北京,是我一个新鲜的尝试,也是创作生活之路的新开始。在北京生活了两个月后,我发现很喜欢这里的氛围,这里的人都很努力且几乎没有什么抱怨。目前,我已经去过国家大剧院看舞剧、歌剧,也去了798艺术区,还去到好几个文化艺术区参观。虽然我走过很多地方,写的歌也早已超过500首,但北京的人才、设备、市场、文化氛围等依旧让我震撼,也赋予我更多的创作灵感。  张家诚到国家大剧院欣赏音乐剧 工作生活之余,我也会想起家乡香港的种种。过去很多年,香港都是一座世人眼中美丽夺目的国际大都市。然而去年的社会事件,对香港而言就是一道创痕。那段期间,我大多数时候都待在家里创作写歌。可每当从新闻上看到城市被破坏,心里都会很痛。因为香港是我的家,香港人也一直很努力去生活工作。那段时间,我看见了一个分裂的家,就像一个家里,每天都在发生打斗与争吵。 在我眼里,无论是抱有什么政治立场,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最基本的就是尊重、理解和和解。你想要获得一些东西,最重要的是要努力、正当、积极地去争取和建设,而不是破坏。用错误的方法去试图实现你的目的,是不可取的。 尤其是,我看到有很多年轻人走上街头出手破坏,心里更痛。但我要说,自己没有特别责怪年轻人的意思,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是年轻人。受制于香港的各种因素,他们比较难接触到中立的內容,才会变得偏激。如果香港年轻人有机会去内地不同地方,去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多走多看,可能他们的选择就会理性从容,就不会如此轻易、武断。 如今,我每天上午10点左右起床,吃过早饭后就开始写歌。中午,我会去外面吃午饭,然后找个咖啡厅盘点工作,也会去到大街小巷寻找灵感,约朋友吃饭等。给我的感觉,北京就像是一个新世界,在这里我可以做更多事情、庞大的市场也给我更多创作发挥的空间,音乐之路的可能性无限。 做音乐的人有一句话,世界各处的人们悲欢不同,但每当音乐响起,彼此的情感就会相通。音乐就是这样,有它独特的魅力和魔力。有时候,说话可能没有人会听,但音乐往往就能打动人。 过去一些年,我曾给很多香港和内地歌手如刘德华、蔡卓妍、容祖儿、崔子格写过流行歌曲,也写过很多电影和电视配乐。在北京,我希望与更多内地歌手和音乐人合作,创作出更多好的音乐,让中国音乐打出国际。我也希望能做一些有家国情怀的歌曲,让我国的小孩子听到,让他们能够体会到自己是国家、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相信付出,也相信中国未来的孩子。 ——香港音乐人张家诚 (原标题:香江来信|我从香港北上定居
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今日(11月18日)发布2020全球城 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今日(11月18日)发布2020全球城市指数报告,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在今年的指数排名中,北京超越香港,历史性地进入全球第五名。这是自2008年第一期报告发布以来,前五位城市首次排名更迭。 北京跻身全球综合实力前五强城市 北青-北京头条记者注意到,今年《全球城市综合排名》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北京与香港的排名对调——北京跻身全球综合实力前五强城市,这是该报告发起十二年以来,首次出现前五位城市的更迭。北京排名的上升是社会稳定性、人力资本投入和创新创业水平提高的共同作用。 同时,北京的大多数指标得分有所提升。北京商业活动维度得分位居全球第二,包括全球500强企业数量排名第一,独角兽企业(十亿美金以上估值,且未上市)数量上全球第二。另外北京领先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活动,也持续提升了北京人力资本维度得分的进步——总的来讲,北京在GCI各个维度都表现出了均衡的实力。 香港排名下降1名,位列第6名。 上海排名上升7名 科尔尼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政府与经济发展业务负责人王宇说,在本次疫情应对中,中国城市交出了一个基于国情、体制优势、数字化优势的优秀答卷。 上海、广州、深圳第一线城市,以及南京、杭州、青岛、成都、重庆等领先“新一线”城市都有显著的排名提升。 上海跃升至全球第12名,排名上升7名。主要受商业活动、人力资本和文化体验驱动。以GDP计算,上海经济体量2019年位列全球第6。上海海运吞吐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而在独角兽企业数量进入全球前十。但其在政治事务维度,依然需要进一步提升。 深圳上升4名,主要由商业活动和人力资本驱动,尤其是全球领先服务性机构数、独角兽企业数和人才引进方面表现突出——由于香港近期的事件影响,大湾区内部要素出现再布局趋势,而深圳持续的改革与试点政策进一步吸纳相关要素。 广州上升8名,主要在人力资本和文化体验维度有所提升。广州作为长期以来的华南地区核心城市,在政治事务(如领馆数量)和教育、医疗等公共配套资源方面,具备显著优势。 杭州继19年首次进入百强后,20年上升9名,位居82名。其迅猛势头得益于商业活动和文化体验的持续提升,尤其在新增指标独角兽企业数表现亮眼。 疫情带来了挑战与机遇 报告发起人与作者之一、科尔尼资深合伙人Mike Hales认为,这场疫情已然打破了许多常态,为城市的治理带来全新的挑战与机遇。过去的经验已经不足以成为我们判断的基础,城市管理者应该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战略性决策和投资决定,在后疫情时代提高城市发展的活力与韧性。” 据了解,科尔尼《全球城市指数》报告首次发布于2008年,由科尔尼咨询公司联合国际顶级学者与智库机构联合发起。报告基于对超过150个城市的事实和公开数据深入分析,旨在对全球各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与发展潜力进行系统评估。 今年科尔尼第12年发布报告,今年的报告将城市国际竞争力研究体系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升级,大幅增加了新兴城市数量,全面评估的城市从2019年的130个上升到2020年的151个。同时优化和引入了部分新的指标,包括对城市企业家精神以及城市公共卫生水平的衡量维度。
中金:央行城镇家庭资产调查透露五大信息金融界04-27 09 中金:央行城镇家庭资产调查透露五大信息 金融界 04-27 09:21北京富华创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来源:金融界网站 作者:王汉锋 何璐 来源:中金点睛 王汉锋,何璐 4月25日媒体报道央行发布在2019年10月份以来对覆盖30个省市的3万个城镇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的汇总结果。调查结果揭示了有关中国家庭部门资产结构及金融市场的重要结构性信息。我们简要概括如下: 1) 典型的城镇居民家庭有多少资产? 调查报告显示样本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平均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元。平均资产大幅高于中位数表明资产分布较为不均。我们认为中位数可能更具代表性。我们对各类资产自上而下汇总估算的中国城乡户均资产规模大约在118万元,考虑到我们的估算包括农村家庭,这个均值可能具有更广的参考意义。 图表: 各省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家庭资产负债率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户主分组(年龄、学历和职业)的家庭资产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按户主年龄和学历分组的家庭负债参与率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2) 资产中房地产配置占比较高,占比约六成。 这与直观印象基本一致。根据调查结果,样本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户均实物资产253.0万元,占家庭总资产的八成;城镇居民家庭的实物资产中,74.2%为住房资产,户均住房资产187.8万元。居民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59.1%,这一比例与我们自上而下的整体估计基本吻合。央行报告指出这一比例高于美国统一指标28.5个百分点。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几方面的因素有关,包括:中国的发展阶段整体落后美国,居民整体还处于解决住房需求的阶段,金融资产积累还在发展中;另外受房地产市场长期繁荣的吸引及金融市场发展的结构失衡制约,居民资产较大比例配置到地产市场等。 图表: 家庭实物资产的构成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居民家庭总资产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居民家庭实物资产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居民家庭负债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3) 城镇居民住房拥有率已经不低,未来需求重点来自进一步城镇化及居住升级。 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96.0%,有一套住房家庭的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有住房1.5套。这表明未来住房市场发展的重点是满足升级需求及进一步城镇化带来的首次购房需求。 4) 金融资产配置整体偏低,占比约两成。 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家庭中99.7%的家庭拥有金融资产,户均金融资产64.9万元,占家庭总资产的20.4%。央行报告也指出,与美国相比中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偏低,比美国低22.1的百分点。我们自上而下估算的城乡户均金融资产38.3万元,考虑到这包括农村家庭,这一估算在数量级及体量上可能也是大致合理的。 5) 金融资产中股票等配置偏低,配比只占6.4%。 从调查看,受调查家庭中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为99.6%,户均35.2万元;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为59.6%,户均50.1万元。从调查样本整体看来,户均持有无风险金融资产35.2万元,占总金融资产的比达到53.9%,高于风险金融资产。股票及基金占比分别为6.4%及3.5%,其中股票直接及间接持股的比例大幅低于美国居民家庭持有的股票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例(约35%)。 图表: 城镇居民净资产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我们估算的中国居民资产配置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万得资讯,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截至2019年) 图表:我们估算的居民资产配置比例波动性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万得资讯,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截至2018年) 图表: 根据估算,2018年居民增加房地产、股票、汽车配置比例,减少了信托、理财和存款的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万得资讯,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美国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构成 资料来源:Fed,中金公司研究部(数据截至2019年四季度) 图表: 美国居民家庭资产负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 资料来源:Fed,中金公司研究部(数据截至2019年四季度) 图表:美国居民家庭资产类别构成 资料来源:Fe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美国居民家庭各类资产类别占可支配收入比例 资料来源:Fed,中金公司研究部(数据截至2019年四季度) 图表: 美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构成
892.8万;这份报告透露了什么信息?中国青年网04-26 892.8万;这份报告透露了什么信息?  中国青年网 04-26 20:00中国青年网官方帐号 有房大过天?  △江苏省淮安市水渡口商务区 中新社发 周长国 摄 或许大多数人,都有过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 中国央行最新发布了《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为317.9万元。 换言之,城里的孩子,个个都已经是百万富翁了。 这份报告的作者是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报告从去年开始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随机抽取了3万余户城镇居民家庭开展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从当前掌握的资料看,这是国内关于城镇居民资产负债情况最为完整、详实的调查之一。 在这份揭露全国城镇居民“家底儿”的报告中,国是君注意到以下几则信息: 一、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为317.9万元,户均偿债收入比为18.4%。从平均上来看,中国城镇家庭人人拥有百万资产,并且还配备着较为良好的偿债能力; 二、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拥有1.5套住房,住房拥有率为96%。其中高达三成以上的家庭拥有二套住房,即使是位于收入最低20%部分的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也达到了89.1%。“居者有其屋”在中国城市不再是一个口号,已经照进了现实。 三、户均住房资产为187.8万元,占总资产的比重为59%,户均房贷余额为38.9万元,占到总负债比重的76%。 对咱们中国家庭来说,房子依旧是我们的命根子,股票、保险等其他金融产品都是小头。“家里有几套房,在什么地段”这样的灵魂拷问,不仅有社会经济现实作为支撑,更是居民普遍资产配置观念的体现。 户均资产317万,我们被平均了? “爸爸妈妈,我们家的钱呢?怎么都是百万富翁了也不告诉我……” 有关报告的消息甫一在网上发布,网友们就炸开了锅。  微博上的画风是这样的。 网友们的一致反应是:“深感被平均”“不好意思拖大家后腿了”“我和马云平均吧这是”…… 在广土众民、天南地北的中国,“人均”这个表述极具误导性。不论什么国家级的数据,只要涉及到“人均”这个词,就必然存在不同的理解。 这份报告也没有忽略这个现实,在“人均”之外,报告还表达了另一个关键信息:不论是居民资产还是负债,中国城镇家庭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分化。 首先,资产分布不均衡现象明显。统计的户均资产达到了317.9万元,但中位数仅为163万,其间相差近两倍。 其次,不论是资产和负债情况,其分布都体现出了明显的集中化趋势。 资产层面:资产最多的20%家庭,占有63%的资产。其中最高的10%,在总资产中占比为47.5%。 负债情况:负债最多的20%家庭,户均负债157.3万元,承担了61%的负债。 再次,资产和负债的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学历、年龄、职业和资产配置结构的差异。 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家庭资产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为461.0万元,分别高出中部、西部、东北地区197.5万元、253.4万元和296.0万元。 具体到各个省区市,家庭资产排名前三的是:北京892.8万元,上海806.7万元,江苏506.9万元。其中北京居民家庭户均资产约为新疆的7倍。  从学历来看,无论是资产还是负债,都显现出学历越高、家庭经济盘子越大的特点。在户主学历为研究生及以上的家庭,户均总资产高达567万元,明显高于均值,并且负债参与率为76.7%,参与负债的行为较其他学历层次都为普遍。 从年龄来看,中年家庭享受着更高的资产地位,而年轻家庭则有更高的负债意愿。报告显示,户主年龄在36-64岁之间的家庭拥有高于平均的资产水平。而26-35岁这个年龄段的特色则体现在拥有最高的负债参与率,数值高达73.1%。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负债参与率的水平逐步降低,到65岁以上这个年龄段,负债参与率为最低的25.1%。 从职业来看,户主为企业管理人员和个体经营户是资产大牛,户均资产水平分别为657.3万和478.5万,是唯二高过平均水平的职业。很明显,搞管理和经营的撑起了中国家庭的经济门面,家里的主人是“老板”或者“老总”,就已经体现出这个家庭的经济地位。 从资产配置结构上来看,家里有没有商铺、厂房等经营性资产,是判断家庭资产水平的重要标准。报告显示,15.9%的家庭拥有商铺或厂房等经营性资产,这些家庭的经营性资产均值为257.5万元,占其家庭总资产的33.1%。拥有经营性资产家庭的户均总资产为776.8万元,是没有经营性资产家庭的3.4倍。并且,家庭总资产越多,经营性资产的拥有率越高,经营性资产在家庭资产中的比重越大。 总体上来看,这份报告所表达出来的信息,抛去“平均”这一部分来看,还是很符合当今我们的常识的。比如学历和职业是影响身价的重要因素、发达地区的家庭拥有更高的资产水平、学历和年龄影响人们的负债行为等。 从数据上来看,“被平均”是许多人都无可否认的现实。至于如何看待“总体平均数”的意义,笔者认为其价值更多地在于宏观层面的参考。 实际上,关于具体的数值,不同的报告也存在不同的结论。 例如,去年年初,由广发银行和西南财经大学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所得出的数据,认为2018年中国城市家庭的户均总资产规模为161.7万元,与该报告的数字差距明显。不同报告在抽样方法、测算方法乃至实地调查过程中的现实情况等层面的不同,都影响到了报告的最终结果。不过在家庭资产配置情况的分析上,该报告得出了和这份央行报告类似的结论。 另外,央行的这份报告还提供了其他一些比较有趣的信息。例如,中国家庭负债结构较为单一,负债来源以银行贷款为主;与美国相比,中国家庭财富的分布还是较为均衡的;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率均值为9.1%,处于较为稳健的水平等。 房产仍是中国家庭的命根子 “有房有车大过天”这句话,用这份报告的结论来看,来描述中国社会可谓再合适不过。 报告显示,房产是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已经明显盖过了其他资产,在总资产中占比高达59.1%,比美国家庭高出了28.5个百分点。在住房拥有率上,95%以上的城镇家庭都拥有起码一套房产,4成以上家庭有一套以上的房产,户均拥有住房1.5套。 与之相比,美国的总体住房拥有率仅为63.7%,比我国低出32.3个百分点。 与资产配置重房产相对应的,是房贷在家庭负债中的地位。76.8%的家庭有房贷在身,户均房贷余额为38.9万,占家庭总负债的75.9%。房子不仅体现了家庭的经济地位,更是不少家庭所必须要承受的经济风险。 就房产的地位来看,这份报告的结论与咱们日常生活的认知相符。这一现象的形成,是长期以来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买房观念和近二十年来中国房价泡沫急速膨胀共同作用的结果。 房地产分析人士认为,对房价的预期影响了居民的购房行为和借贷意愿。长期以来形成的“房价必涨”的价格预期在居民心目中尚未崩塌,买房不仅意味着居住,更是一份稳健的投资。 而中国楼市最近二十年的暴涨既强化了这一预期,也促成了房贷在中国家庭占大头这一现实的形成。从2003年中央将房地产定位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开始,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整体房价一路飙升,从2003年的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2000出头,到2018年的8600元每平米,上涨近4倍。而全国平均这个数值,与北上广深动辄5、6万元起步的房价相比,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已经是一个便宜的价格了。 不过,得益于近年来严格的房地产信贷政策,火热的住房购置需求并没有转化为明显的债务风险。本报告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城镇居民家庭偿债收入比平均为18.4%,其中房贷偿债收入比为9.1%,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整体偿债能力较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去年底央行发布的《2019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也佐证了这一结论。该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末,个人住房贷款的不良率为0.3%,保持较低水平。 但刨去平均层,落实到具体群体时,低收入群体和刚需型房贷群体在房贷面前的压力更为凸显。一方面,收入最低20%家庭月偿债收入比为24.8%,高于均值6.4个百分点,比最高20%家庭高9.1个百分点。这些低收入家庭中,13.8%的家庭月偿债收入比超过四成,6.7%的家庭超过六成;另一方面,刚需型房贷群体相比于其他拥有住房贷款的家庭面临更为突出的债务风险,其资产负债率、金融资产负债率和月偿债收入比分别为24.2%、151.3%和33.0%,均为所有群体中的最高值。 入城农民和改善型住房消费群体 是未来城镇住房消费主力 “户均一套房”,这个中国小康社会住房标准,从这份报告来看,在现有城镇居民中已接近于实现了。 20年的时间内,我们国家在住房问题上的改善不可谓不努力,从户均住房这一数据就可以体现。 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当时我国的城乡人均住房为0.78间,城乡住房成套率约67%。 20年的时间内,通过住房市场体系、住房供应体系和住房金融体系等方面的一系列发展,依靠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建设,我国居民住房情况已经得到显著改善。 在城镇居民住房拥有率已经达到96%的当下,下一步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所面临的消费对象也同样将发生整体性变化,入城农民和改善型住房消费群体将成为未来住房尤其是新建住房消费的核心群体。 在“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下,房地产逐渐褪去金融投机属性而回归居住属性,消费群体的总体转变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中将更为关键。 在政策层面,国家也一直在推动针对这一部分群体的房地产政策调整。在4月3日发改委下发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明确将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和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作为核心任务之一。任务中明确提到要实现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目标,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在该任务的引导之下,三四线城市将迎来一波新的刚需浪潮。 同时,伴随着棚改货币化安置的收官,旧城改造将成为接下来城市房地产建设的重点。4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2020年各地计划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涉及居民近700万户,比去年增加一倍,重点是2000年底前建成的住宅区。据估算,2020年全国的旧改市场规模将达到6650亿元。 为此,政府已通过抵押补充贷款(PSL)等政策性金融工具,以及发行政府专项债务、联合银行信贷等方式做好资金筹集,全力以赴推行旧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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