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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李开元) 一 层层加码的糊涂账——秦始皇的历史形象 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的问题,不但成为秦国历史上一桩迷雾重重的迷,也成为历史学上一桩千古聚讼的公案,更成为二千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中国的历史人物当中,秦始皇可以说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他是两千年大一统中华帝国的象征和形象代言人。在世界历史舞台,能够与秦始皇齐名并举的人物,大概只有希腊的亚历山大,罗马的凯撒和法国的拿破仑了。   秦始皇的知名度是如此之高,他的象征意义是如此之重要,他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存在感,不管是对于肯定他的人还是否定他的人来说,都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对秦始皇的肯定和否定,对秦始皇的崇敬和仇恨,对秦始皇的批评和赞美,牵连到评论者的时代、看法和寄托,自然会有种种的差异。然而,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功过的盖棺论定,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基于历史事实。真实才能客观,真实才能长久,真实就是力量。没有史实基础的讲述,只是评书式的戏说,没有史实基础的评论,只是八卦般的臆说,都不过是流沙上的飘摇建筑,气流中的海市蜃楼,热闹一下而已,转瞬即逝。   近年来,我为写作《历史的复活:秦帝国的崩溃》一书,将秦始皇的一生作了一次系统的清理,几乎将所能找到的有关秦始皇的史料和著作都过了目。我惊奇而羞愧地发现,有关秦始皇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竟然是笼罩在云山雾海之中,不明不白、似是而非的事情比比皆是,又有历代的误解、篡改和捏造掺入其间,搅乱着历史的真相。至于秦帝国建立以前及其崩溃前后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精神,更是被整体性地误解,一笔层层加码的糊涂账,二千年来因循至今。   按照原定的计划,我是从秦始皇开始写的,由于没有解决的问题太多,涉及面太广,我中途不得不放弃原计划,改从秦始皇的同时代人——汉高祖刘邦开始。关于秦始皇的种种疑难,只在书中作了有限的涉及,大部分问题,都不得不暂时放置。最近,《秦帝国的崩溃》一书脱稿,我腾出手来为媒体整理一份关于秦始皇的讲稿,再次回到与秦始皇时代的历史对话当中。前两天,“21世纪经济报道”编辑来信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将要播放连续剧《秦始皇》,约我写稿,于是应命写成此文,从秦始皇的出生谈起。   秦始皇姓嬴名政,出生于战国时代的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他的父亲子异,是在邯郸作人质的秦国公子。他的母亲是出身于邯郸豪门大户的舞姬,史书上没有留下她的名字,只称她为赵姬。子异和赵姬的相遇结合,其间有一位第三者介入。这位第三者,就是吕不韦,在邯郸经商的大富豪。正是由于吕不韦介入子异和赵姬之间的缘故,嬴政出生以后,他的生父究竟是谁,是子异还是吕不韦?也就成为一桩说不明白的事情。生父不明,对于一般的庶民百姓而言,是一桩难言的家事,对于家天下的皇室而言,可就是一桩关系王朝命运的国事了。这关系到六百余年世代承继的秦国政权,究竟还姓不姓嬴,秦国是否在秦王嬴政即位时,就已易姓革了命?因为如此事关重大,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的问题,不但成为秦国历史上一桩迷雾重重的迷,也成为历史学上一桩千古聚讼的公案,更成为二千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考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桩公案起源于《史记》,换句话说,都是司马迁惹的祸。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叙述秦始皇的身世说:秦始皇是秦庄襄王子异的儿子。庄襄王作为人质在赵国时,在吕不韦家见到赵姬,一见钟情娶以为妻,生下了秦始皇。出生的时间是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出生地是邯郸。   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里叙秦始皇的出生时说:吕不韦与绝色善舞的邯郸美人赵姬同居,知道赵姬有了身孕。子异到吕不韦家作客宴饮,见到赵姬而一见钟情,起身敬酒,请求吕不韦将赵姬送与自己。吕不韦开始非常生气,后来考虑到自己已经为子异的政治前途投入了大部分财产,为了“钓奇”获取投资的成功,他不得不顺水推舟,将赵姬送与子异。赵姬隐瞒了自己已有身孕,嫁与子异如期生下了嬴政。子异于是立赵姬为自己的夫人。   同一《史记》的不同篇章当中,对于同一事情有不同的记事,这就是谁是秦始皇父亲之问题的由来,宛若司马迁为我们布下的迷魂阵。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记事,究竟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哪一个是历史的真相,哪一个是人为的虚构呢?
秦始皇的阅读速度(王子今)  2007年11月在台北举办的“2007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上,台湾学者邢义田教授发表了题为《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的高水准的论文。邢义田教授独辟蹊径,从新的视角考察汉简形制,开拓了简牍学研究的新思路。他以实验方式,测定了汉代竹木简的体积和重量,进而讨论简册的书写姿态、编联方式、保存制度等等,提出了不少新的认识。   按照邢义田教授的测算,如果司马迁的《史记》一如江苏东海尹湾汉简《神乌赋》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的书写形式,每简38字左右,则全书130篇,52.65万字,需要竹简13855枚。“以木简的重量计,则达43.7~48.1公斤,甚至55.9公斤。如以新鲜的竹简计,则达58.33公斤;用新鲜红柳简则更重达101.62公斤。”在纸发明和普及之前,简牍作为主要书写材料,其体积和重量造成的书写、阅读和保存的不便,是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然而其具体情形,研究者以往未曾充分注意。邢义田教授的工作,使我们对文化史的一些重要细节有了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文字:“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说秦始皇专权独断,行政事务无论大事小事都亲自裁决,甚至用“衡石”计算处理的文书,每天有明确的定额,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衡石”,唐代学者裴骃《史记集解》的解释是:“石,百二十斤。”张守节《史记正义》则说:“衡,秤衡也。言表笺奏请,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满不休息。”衡,是当时的计重装置。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秦王朝的铜权、铁权等,其实是用于“衡石量”的。这种“权”,不可以误解为秤砣。它们其实类似于用于天平的砝码。“衡”的使用形式,正类似于天平。秦始皇每天处理文书的“呈”或者“程”,也就是定额,按照张守节《史记正义》的理解,是“秤取一石”。后来的人们大都认同这样的分析。范文澜先生就此写道:“秦始皇规定一天看章奏(竹简)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版,第4页)其实,“以衡石量书”,应当理解为用“衡石”为文书测重,“书”的重量,可以是一石,当然也可能是二石、三石。   即使按照“秤取一石”理解,“石,百二十斤”。秦权一斤的单位量值在250克左右(巫鸿:《秦权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4期),确实可以说是“秦一斤合今半市斤”。计量史家依据对有自重刻铭的秦权实物的实测数据,得知平均为257克(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94页)。“百二十斤”则为30.8公斤。参照邢义田先生对于书写《史记》竹简重量几种推算的平均数51.015公斤,如果秦始皇批阅的文书用同样的每简38字的形式书写,则“石,百二十斤”的篇幅可以书写31.79万字。   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必须处理的“书”,竟然超过30万字。这真是惊人的阅读量!   秦汉时期表现出神奇的阅读速度的记录,还有张松故事。   曹操会见刘璋的使节张松,未予礼遇。曹操属下高级文官杨修却深心器重张松的才华。杨修将曹操撰写的兵书向张松展示,“松晏饮之间一看便暗诵。”(《说郛》卷五八上陈寿《益都耆旧传》)这个故事,《太平御览》、《艺文类聚》这样的类书,都作为“强记”也就是记忆力奇好的典型。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据此称张松为“世俗命强记者”。然而宴饮之间就能读完一部兵书,首先表现出的是阅读速度的优异。《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又予以文学渲染。罗贯中笔下,张松和杨修有这样的对话:“修曰:‘公居边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试令公观之。’呼左右于箧中取书一卷,以示张松。松观其题曰《孟德新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共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毕,问曰:‘公以此为何书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松大笑曰:‘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止好瞒足下耳!’修曰:‘丞相秘藏之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试诵之。’遂将《孟德新书》,从头至尾,朗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修大惊曰:‘公过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后人有诗赞曰:古怪形容异,清高体貌疏。语倾三峡水,目视十行书。……”后来曹操得知此事,说:“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于是“令扯碎其书烧之。”《三国演义》淡化了“晏饮之间”的情节,也消弱了张松才能的感染力。不过,赞诗中所谓“目视十行书”,却是直接肯定了张松的阅读速度的。试想一顿饭的工夫能够将一部“十三篇”的军事学著作“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阅读速度确实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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