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擐甲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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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纵容群下不法，出于降低诸将威望、加强君权之需要 这是后周时期的向拱： 使兼缘江招讨使，以令坤为副。时周师久驻淮阳，都将赵晁、白廷遇等骄恣横暴，不相禀从，惟务贪滥，至有劫人妻女者。及拱至，戮其不奉法者数辈，军中肃然。 这是赵匡胤时期的向拱： 拱尹河南十余年，专治园林第舍，好声妓，纵酒为乐，府政废弛，群盗昼劫。太祖闻之怒，移镇安州。 同一个向拱，为什么他在后周时期就是一副正面形象做派，懂得约束下属，到了赵匡胤时期反而堕落成一个不习吏事、不明典宪，沉溺于声色犬马之徒了？是赵匡胤的刻意放纵，导致中原王朝对武人的制置进程出现了反复吗？ 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并不是，用一个细节就可以将其证伪： 由五代至宋初，武人对于诬告之徒的处置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张彦泽擅杀幕府掌书记张式，手段极度残忍，然而即使多方进言要求石敬瑭重罚他，他最后得到的处罚不过是暂降一级。再比如还是上面提到的向拱，显德年间，有民众向郭荣告发他（原因未详），郭荣对这件事的处置方式是：看都不看，直接把告发人交给向拱处置，后者则将其当场放到水里淹死，反映了君主在制御武将方面上的无力。 【有许州百姓于驾前讼节度使向训，世宗遽械此人付向训，令自鞫问，训得之，即活沉于水。其轻蔑宪章，恣横不法也如此。】《长编》卷38 但是到宋初，整个问题就不同了。比如张永德曾被人诬告，即使诬告人已经亲口承认了罪行，他却无法有所作为【翰以进授永德，永德遽解缚就市，笞而释之，时称其长者。】《宋史张永德传》 宋初名将郭进也有过类似遭遇【尝有军校自西山诣阙诬进者，太祖诘知其情状，谓左右曰：彼有过畏罚，故诬进求免尔。遣使送与进，令杀之。会并人入寇，进谓诬者曰：汝敢论我，信有胆气。今舍汝罪，能掩杀并寇，即荐汝于朝；如败，可自投河东。】《宋史郭进传》 可见，宋初武将的地位，相较于前代是有所降低的。 那么，向拱、王继勋、符彦卿等人在太祖一朝的骄横行为，又该如何解释呢？主导了宋初平蜀，但以杀良冒功、劫掠民财的王全斌有过一番解释，颇值得玩味：【我闻古之将帅，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既平，欲称疾东归，庶免悔吝。】《宋史王全斌传》 用这种视角来看，他在四川的种种不法行为，与其说出于治军不严的不良作风，其实不如说出自他本人自污避祸的政治需要。平蜀是大功，将领立威，对赵匡胤是不利的，但他有了杀降的行为，一来一回就扯平了。 再用这种视角来看，无论向拱、石守信、高怀德还是符彦卿，他们在宋朝建国前后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作风，其实也与时代背景完全相符——赵匡胤有集中兵权的需要，他们主动犯法，降低自身威望，刚好为赵匡胤提供一个合理的理由，变相也为自己保了命。 这种自污避祸的做法，并不是宋初诸将的原创，而是有王翦、萧何等无数名臣的先例。但这种情况在宋初集中出现，反映了五代武人跋扈，积重难返的大背景下，君主想恢复社会秩序并清理其恶劣影响，是何等的艰难，道路又是何等的曲折。
五代宋初，汉契战争的一条暗线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过这个怪现象： 五代宋初，在河北战场，中原王朝和契丹辽国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战役，只要发生在义武军辖区，也就是易定祁三州，外加宋朝从易州划出来的保州、威虏军和静戎军这一片，中原几乎必胜，反之脱离了这个结界契丹几乎必胜。 正面案例：李存勖望都之战（定州）、王晏球定州之战、杜重威白团卫村之战（定州望都）、李继隆满城之战（定州）、崔彦进唐兴之战（保州满城，原易州管内）、李继隆徐河之战（保州满城-威虏军，原易州管内）、李继宣遂城-羊山之战（易州）。全是大胜，而且其中不少是有比较重要的战略意义的。 反面案例：刘仁霸桃山之战（塞外）、周德威新州之战、李存审幽州之战、高行周戚城之战（澶州）、杜重威中渡桥之战（镇州）、赵光义高梁河之战（幽州）、曹彬岐沟关之战（涿州）、刘廷让君子馆之战（瀛州）、康保裔裴村之战（瀛州）、李继隆澶州之战。 除此之外，河北战场还有李守贞马家口之战和王继忠望都之战属于“契丹在义武军管内以外的地区取得的败仗”和“契丹在义武军管内地区取得的胜仗”，不属于上面两类中的任何一类。 结论：纵观这100年出头的河北大战战史，中原对契丹一共8大胜，其中7场发生在义武军战场；契丹对中原一共11大胜，其中10场发生在义武军以外的战场。从数据上看，汉契战争具体战役的结果和交战地点是有比较强的相关性的，问题在于其内部关联实在不甚明了，从战略决策、将帅选任、会战指挥、战争后勤准备、军备体系建设、武装人员素质、军事装备水平、基本战术训练、作战纪律、全军士气、战斗意志这些更加细腻的角度考察也看不出什么端倪。 另外，有个众所周知的月经问题，就是如果郭荣不生病坚持北伐幽州结果会如何，至少从数据统计的角度来看，他的胜算恐怕是不大的。
这是什么人种 是做题王吗？
郭荣整军，效果不宜高估 建隆三年十一月，赵匡胤下诏，要求禁军裁汰不达标人选，他是这样说的： 上谓近臣曰：【晋、汉以来，卫士不下数十万，然可用者极寡。】朕顷案籍阅之，去其冗弱，又亲校其击剌骑射之艺，今悉为精锐，故顺时令而讲武焉。诏殿前、侍卫两司将校，无得冗占直兵，限其数，著于令。——长编卷3 他本人特意提到，这次禁军改革的背景，就是大部分军人老不任事，可用者极少。 这件事发生在周世宗整军之后，它反映了王朴《平边策》所谓【今士卒精练，甲兵有备，群下畏法，诸将效力】与其说是反映了事实，不如说出自对世宗的勉励、吹水。由此可见，后周对军队的整顿效果是比较有限的。 从原因上看，第一，郭荣的整军措施并没有什么创新，无非是把以前朱温、李存勖和李从珂用过的拣选、招募两法又扒出来用了一遍，效果的确不宜高估。第二，郭荣执政时期军队纪律比较严明，忠诚度比较高，恐怕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源于他本人的威望，而不见得有多么成熟的制度保障。甚至在赵光义眼里，藩帅跋扈的现象在郭荣时期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我倒不是混淆了藩镇与禁军，但我认为藩镇和禁军的改革至少在进度上是不会差太远的。 【当此之时，诸侯各据方面，威福由已。世宗自淮甸回，有许州百姓于驾前讼节度使向训，世宗遽械此人付向训，令自鞫问，训得之，即活沉于水。其轻蔑宪章，恣横不法也如此。】
抛开宏大叙事，施琅真英雄吧 被郑失败灭门以后借他人之力报仇，活脱脱的明末伍子胥啊，郑失败算个什么？施琅用郑失败爱他的方式来爱郑家，有什么错吗？ 九世之仇，犹可报也 施公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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