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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不要扬一个打一个 壹基金:好事还应做到好收藏到手机 转发(5) 评论(21)04月22日 01:53 壹基金:好事还应做到好 雅安地震发生后仅28分钟,“壹基金”就已成立了联合救灾雅安地震救援行动小组,正式启动雅安地震救援行动;不到一个半小时,已开始在线上寻找救援消息;不到半天时间,第一批救灾人员、物资已抵达灾区,第二阶段灾后安置工作也有序展开。在第一天的救灾“争分夺秒”中,“壹基金”仅在募款方面就收获2900万元人民币,是各募捐渠道获得捐款数最多的,并得到许多各界名人、知名企业的捐赠、资助,影响力巨大。长期以来,民间组织在救灾中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能量,甚至被有意无意排挤、淡化,一直为许多有识之士所诟病,此次“壹基金”凭借自己的及时反应和良好公共形象,在首日赈灾中大大方方扮了回“主角”,不能不说是令人高兴的事。和官方公益渠道相比,民间渠道姿态低,反应快,在赈灾中能扮演官方所无法扮演的角色,起到官方渠道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国外的事例表明,这种非官方组织的作用,愈到灾后重建、灾后关怀阶段,就越重要、越明显,从这个角度上讲,“壹基金”在此次赈灾中的“戏份”,还只是开了个好头,“好戏”应该在后面,这当然也是公众所普遍期待的。此次“壹基金”在赈灾首日高调亮相,获得了一定的运作、活动空间,和以往历次救灾中,非官方组织所遭遇的种种不便相比,有了显著改善,这当然也是人们所乐意见到的。但既然是好事、好现象,就理应提出更高要求。5年前的“5.12”汶川地震,公众在地震发生后和今天一样激动、踊跃地为灾区捐款捐物,当时响应中红会号召的企业、民众为数众多,中红会各地分支门庭若市,工作人员一呼百应,号召力犹在今日“壹基金”之上。然而此后随着一系列丑闻的曝光,以及有关方面在丑闻曝光后,未能及时、充分采取断然措施,重塑中红会形象,导致其公信力大幅下降,此次雅安赈灾,尽管中红会同样很快做出反应,发出号召,却应者寥寥,门庭冷落,在很大程度上“去功能化”。从某种意义上,中红会的“去功能化”,让“壹基金”成为受益者,“靡不有始,鲜克有终”,“壹基金”理应谨记中红会的前车之鉴,不要重蹈“官办慈善”的覆辙,要知道,民间组织对口碑和声誉的依赖更强,更经不起公信力的流失。 尽管中红会在募捐方面“去功能化”,但从首日赈灾情况看,一、二线投入人力、物力,中红会系统仍远多于“壹基金”等民间组织,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原因所造成,短时间难以改变,“壹基金”负责人本身对此也表示了关注。赈灾应以灾区、灾民利益为第一位,如何在新形势下合理调配各方资源、能量,让每一分钱、每一份力都物尽其用,是官方和民间组织所共同面对的难题。“壹基金”自身也同样有不少待澄清、待改善之处。首先,如前所述,首日的“光环”更多来自募捐成就和与中红会的对比,但募捐中很大比例来自大额捐款(这和国外民间慈善机构主要依赖小额捐款截然不同),且募捐数量之巨,和一线、二线实质性救灾行为似不太成比例,这固然有种种客观限制,但倘不交代清楚,便极易引发公众误解。其次,欧美各国民众普遍更相信民间慈善机构,而非红十字/红新月会体系,很大原因在于前者管理费比例低,可确保更多善款用于灾区。但从震前各方信息可知,“壹基金”公开承认的管理费比例就高达10%,一些批评者更声称可能高达20%,竟远高于中红会公布的比例(6.5%)。由于中红会口碑严重受损,许多捐款者抱着“给中红会的钱天知道用到哪里去了”的心态,宁可忍受“壹基金”的高比例提留,但从流传的争议可知,质疑和非议已开始增多。中红会未必就没有凤凰涅盘的一天,且随着更多民间组织的“准入”,公众的慈善渠道选择也会更丰富,“壹基金”倘固步自封,在善款透明度和提留比例方面长期无所作为,这种质疑和非议的声音恐只会越来越响,而非相反。
人民日报:“三公开支9000亿”系捕风捉影 04年“三公”支出1201亿元   该数字属权威发布,但最新数据难提供   "三公’不是财政学上的概念,而是从民间流行起来的说法。”李炜光说,“目前中央部门的绝大部分都公布了‘三公’支出的数据,部分地方政府也在公布。”   李炜光解释,虽然政府的财政管理上接纳了民间“三公”的说法,但实际统计中并没有这方面的科目。“要公布‘三公’支出,必须把分散在各项支出中‘三公’的数额分别统计出来,这种统计可能不够准确和规范。”   实际上,“三公”开支有“三公经费”和“三公消费”两个概念。   "三公经费’是财政上做了安排的用于‘三公’开支的资金,‘三公消费’则包括了财政安排相关资金和非财政资金用于‘三公’消费的各种资金,‘消费’的额度大于‘经费’。”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说,“比如出国考察是企业出的钱,到企业去吃请,这些也属于老百姓讲的‘三公消费’,但不是‘三公经费’。”   人民网2006年的报道《我国每年公款消费近9000亿元的说法不实》,采访了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报道梳理了一份财政部预算司提供的2004年公款消费数据:公车数量180万、公车消费1000亿元、公款伙食费172亿元、干部公费出国费用29亿元,三项支出总额约1201亿元。   “1201亿元计算的是纳入财政预算用于三公开支的额度,而社会所传‘三公消费’,涉及预算内外及其他渠道用于‘三公’的总开支,后者大于前者。”苏海南说,概念不同,统计口径自然不一样,计算结果也会不同。“各级政府要把各种用于‘三公’开支的财政预算内外资金统计清楚并控制住;此外还应转变政府职能和作风,减少并逐步杜绝非财政资金的‘三公’消费。”   “纳税人关注‘三公’,其实是关注政府如何花钱。”李炜光指出,之所以出现多版本的“三公”开支,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全国范围“三公”数据的缺失。截至目前,只有“1201亿”是比较官方的数据。而最近年份的数据是多少,难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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