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蓝天 逸蓝天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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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不会因你有缺陷而远离你  他小时候很自卑。别的男孩在外面疯玩时,他则一个人躲在家里。在上世纪60年代末,女人们还时兴打毛衣做女红。无聊时,他就跟着母亲打毛线、做衣服,做出来的活儿,竟然比母亲做的还好。   高中毕业时,他报考了一所工艺美术学院,他创作的美术作品得到考官一致好评,却没有通过面试。   那年他才18岁,曾两次自杀,均被家人发现抢救了过来。见母亲哭得万分悲痛,他猛然醒来,怎么舍得让母亲如此绝望呢?   痛后是新生,上不了大学,那就自学吧。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艺术人生。   无数个日日夜夜,多少载寒来暑往,除了自学,还是自学,他竟然能在绘画、雕刻、泥人、工艺品制作等方面无师自通。他的作品开始受到外界的关注,多次在国内外评比中获奖。他成了不少厂商的设计总监,为他们设计的家具、珠宝和工艺品等,独具匠心。2009年年初,47岁的他还成了福州一所工艺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定期给那些学工艺美术的大学生们上实践课。   2001年底,他所在的县城举办了一个蝴蝶标本展览。看着那些姿态各异的蝴蝶,他突然有了用红纸剪蝴蝶的念头。把自己关在屋里,手指被剪破了无数次,慢慢地,他的剪纸手艺逐渐提高,竟然能在1分钟内剪出30只形态各异的蝴蝶。   最初,他剪了两千多只没有雷同的蝴蝶,被中央电视台报道后,有人打电话来将他讥讽了一顿:“两千只有什么了不起的,厉害的话,你剪1万只出来给我看看。”   他不服气。凭什么我就不能剪出万只蝴蝶?一个大胆的构想诞生——剪万只蝴蝶,首尾相连地粘贴在一幅长卷上。这注定是个漫长而艰辛的创作历程。他在记忆中搜寻创作灵感,上网或到书店寻找样本,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兰州……都留下了他临摹蝴蝶的身影。有了蝴蝶样本,剪刀红纸一阵翻飞,一只只活灵活现的蝴蝶就神奇般诞生了。   整整5年,他每天忙到凌晨三四点,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有时累得连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为了这个宏大的创作计划,他花光了积蓄,腰背落下毛病,消瘦了10公斤。   2006年10月,这幅“巨制”横空出世,1万多只蝴蝶粘贴在一卷长106米、宽0。73米的图画纸上。当上海吉尼斯总部评审专家看到作品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怎么才能精确地算出蝴蝶的数量呢?如果直接清点,估计几位专家会数晕过去。还是他想出了办法,让大家在每只蝴蝶上放一粒黄豆,待所有蝴蝶上都放了黄豆后,再把黄豆集中起来。数黄豆就容易多了。   1粒、2粒、3粒……11999粒、12000粒!12000只手工剪纸蝴蝶, “世界之最”诞生了!   2007年6月,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给他颁发“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确认他的剪纸作品《万蝶图》为“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蝴蝶剪纸作品”。他被誉为“蝴蝶王”。那位曾经骂过他的人,打来电话道歉,佩服他的勇气与艺术精神。   2010年年初,他得知上海世博会将设立一个“生命阳光馆”,正在征集一些个人艺术作品,他坐不住了,觉得自己应该有作品参展。他选定仍为剪纸蝴蝶。   世博会也是艺术盛会。要入选世博,就不能仅仅如《万蝶图》那样以数量取胜,更要以艺术取胜。因场地所限,他选择只剪99只,但蝶形要比《万蝶图》大而丰富。   这注定又是一个艰辛的创作过程。   一次,他见街上一漂亮女孩的裙摆图案可以做蝴蝶样本,便痴痴地跟着女孩,盯着她的裙子看。女孩以为他耍流氓遂报警。他被带到派出所,经过一番解释才消除了误会。3个月后,承载着他世博梦想的剪纸作品问世,取名为《蝴蝶梦》。5月,《蝴蝶梦》被世博会组委会列为“生命阳光馆”展品。   2010年6月28日,在上海世博会“生命阳光馆”里,一幅长18米的长卷徐徐展开,99只蝴蝶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美妙绝伦,展翅欲飞,它们没有两只是一样的。   记者前来采访他,但问了几遍,他都没有反应,而是微笑地看着记者。工作人员忙告诉记者:“他是位失聪的残疾人,如果没有佩戴助听器并大声和他说话,他是听不到的。”   原来,在他8岁那年,生了一场病,致使双耳失聪。母亲鼓励他,让他凭借那些熟悉的声音还在记忆中没有消失时,坚持与人说话,他才因此没有丧失说话的能力。   他就是作品两次问鼎吉尼斯世界之最,家住福建沙县的民间艺术家周建波。   周建波说:“残疾人走的路很艰辛。但是,如果你真的付出了,成功不会因你有缺陷而远离你。”
弯道之妙  有一段河道,经常发生决堤事件。一位专家实地察看后,说,这段河道太直,得让它走走弯路。按照专家的设计,河道管理部门对这段河道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几个弯道。改造后,这段河道再也没有发生过决堤事件。   原来,给河道增加弯道,减缓了河水的流速,因而减少了河水对河道的冲击力。再者,给河道增加弯道,拉长了河道的长度,减少了河水在河道里的流量,因而减少了河水对河道的压力。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增加了河道的安全度,有效避免了决堤事件的发生。   取直路,并非选择的就是一条成功之路。有时,取弯道,走走弯路,反而更容易让我们实现成功的目标。   关于弯道,我们再来看看高速路口,只有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在每个高速路口都有一个弯道。在高速路口设计弯道,是为了减缓车速,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也许有人会问,不在高速路口设计弯道,而是设立减速的警示牌,不是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吗?   实践证明,不在高速路口设计弯道,而是设立警示牌,哪怕是设立再多的警示牌,发生交通事故的机率明显增多。   设立警示牌,只是从思想上提醒人们警觉,它“看管”的只是一个人的思想,而思想是无形的、复杂的,看管一个人的思想永远不如看管一个人的行为。   而高速路口的弯道,正是对一个人行为的看管和约束,它管束住的是司机的手脚,把车速减缓下来。弯道,就是看管和约束行为的一个“框”、一个制度。   一个行为上的规范和制度,远比思想上的一千遍说教、一万次警戒更有用、更起效。   从河道的弯道,到高速路口的弯道,让我们看到了弯道之妙,有时,弯道才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捷径。
蜜蜂模式和苍蝇模式,你选哪个?  想学英语,买了一本“红宝书”刚看了几页,听别人说死背单词没用,就又跑去买了一本真题。   刚报了一个PS班,听说有更好的课程,就觉得自己上了当。   专栏订阅了一个又一个,微课听了一回又一回,为知识付了不少费,却遗憾地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长进。   问题并不总是出在方法上,而是我们往往并没有给予一个方法足够长时间的坚持。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卡尔·韦克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把一群蜜蜂和一群苍蝇同时装进一个玻璃瓶里,将瓶子横着放平,让瓶底朝着光,小蜜蜂们会一刻不停地在瓶底附近飞舞,一次次撞到瓶底,哪怕力竭而死,而苍蝇则在瓶子里乱撞,不一会儿,就能从瓶口逃之夭夭。   但当把瓶子放在暗箱中,只开一个小孔透出光亮对准瓶口时,蜜蜂们往往可以更快脱身。因为蜜蜂的复眼有更强的向光性,对阳光的敏感和偏执决定它们不肯接近黑暗的地方,哪怕是出口。   进入一个新的学习领域,应该先把自己调成苍蝇模式,多了解、多打听、多试探,找到门路后,再进入蜜蜂模式,坚持在一条路上走下去,遇到瓶頸时再切换回苍蝇模式,以此类推。   而我们大多数人的学习模式却刚好相反,一开始就往往开启蜜蜂模式,在对一个领域毫无了解的情况下盲信盲从,好不容易积累了一点之后,又因为发现了更好的资源而犹豫不决甚至走回头路,迫不及待地回到苍蝇模式,像是玉米地里哪根都想要的小熊,忙忙碌碌一场,最后都成空。
把绝望的心拿走  一、   有人曾问法国作家让·科克多:“如果房子着火了,而又只能拿走一样东西,你会拿走什么?”   “我会把火拿走。”让·科克多回答说。   我们不得不佩服让·科克多的回答,简短的回答却充满着人生的智慧。一幢房子着火了,不管你拿走任何珍贵的东西,火势都不会有丝毫减弱,大火最终还是会把整座房子烧掉,给房子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只有把火拿走,才能真正切断灾难的源头,遏止灾难的蔓延和发展。   如果把一个人的人生比作一幢房子,那么人生的房子也有“着火”的时候,也有遭遇灾难的时候。那么,人生的“房子”着火了,该怎么办呢?一幢房子着火了,消除火灾的最好办法,就是把火拿走。同样,一个人遭遇灾难了,消除灾难的最佳选择,就是把绝望的心拿走。   把绝望的心拿走,才真正切断了灾难蔓延和发展的源头,从而在灾难中保住人生的“房子”,保住人生的“房子”不至于在灾难中彻底毁灭。   二、   美洲豹是力量和速度的象征。过去我一直认为,凡是被美洲豹盯上的猎物,是无一能逃过它的利爪的,直到最近看到一份介绍美洲豹的资料,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也就是说即使像美洲豹这样优秀的猎手,也有失手的时候,而且跟所有具有捕猎能力的动物一样,它失手的时候比成功的时候要多。而且,如果它连续7次出击未能成功,那么它就会死掉。而造成7次出击未获成功就会死掉的原因,除了体力消耗过剩的因素外,最大的原因是它心灵上所受的打击,是巨大的失落、沮丧和绝望。这就是说,它是被自己“气”死的。   从美洲豹我想到了人:一个人不管多有本事、多有能力,也未能事事如愿;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在做每一件事前,都要有失败的心理准备;人生最大的失败,不是来自失败本身,而是面对失败,你的信心败了,你的勇气败了,你的希望败了;   英雄的悲剧,不是倒在别人的刀剑下,而是绝望在自己的心灵前。   三、   曾听过一个寓言故事。两只青蛙不小心掉进了油缸里。它们都想跳出来,但几经尝试,没有结果。青蛙A想,反正跳不出去,再游也没有希望,于是,放弃了努力,永远沉入了缸底。而青蛙B呢?虽然它四肢很累,可它还是坚持游着,心想,只要还有力气,不管怎样,都要游下去,游下去就有希望。就在它几乎划不动的时候,后腿碰到了坚实的固体,它凭借坚实的固体跳了出来,获得了自救。   青蛙A和B的故事在青蛙中传开后,青蛙们都认为青蛙B真幸运,一定是上帝帮了青蛙B,给了它一个成功跳出油缸的支点。   其实,青蛙们哪里知道,青蛙B最后在油缸中碰到的坚实固体,是它自己在寻找中不停地搅动而使黄油凝固的结果。   任何成功的支点都不是现成的,都不是上帝给的。要说有上帝的话,那上帝就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最终凝结成了成功的支点。
浓香在根上 周末,一大早陪同妻子散步在协育的一条小道上。   才走几步,小路旁的一个根雕店便吸引了我。我和妻子凑上前去,与根雕师傅攀谈了起来。   “师傅,这是什么根呀?”我问道。   “你闻一闻!”他递给两块刚削下的木屑。   “哎呀!好香啊!”我惊异。   真的,一股浓郁的香气直扑我的鼻孔,那种香气我是没有闻过的,只感一阵沁人心脾,舒服极了。但,我确实不知道是什么。   “这是不是香樟树呀?”妻子也拿着嗅了嗅,怀疑似的道。   “对!这可是好东西啊!”根雕师傅说道。   我和妻子聆听了根雕师傅好一番的介绍,带着一种不舍的情结,各自从地上又拾了两小块刚削下的木屑,一路闻着离开了根雕店。   这条不甚宽敞的水泥小道,其纵深处可通往工业园区的腹地。我们走到了工业园区的主道上。那路是平整且规范的水泥路。两旁是整齐有序的行道树,左边一棵,右边一棵,都是笔直的躯干,葱绿的叶片,椭圆的叶形,云团状的浓荫,给人那种精美工整的对联的感觉。   “这是什么树呀?”我不经意的问道。   “这就是香樟树。”   “这就是香樟树?”我惊愕,我不敢相信,“怎么一点香气也没有呢?”   “谁说的?”妻子也不相信,她凑近树身,举手摘下一片叶子,“喂,真没有香气?”   我也凑近闻了闻,确实没有香气。   “我把叶子搓一下看!”妻子还不死心,“你闻,有了!”   我闻了,有了,真的有了,一股淡淡的清香,不过给人一种若有若无的缥缈感。   我掏出口袋中的木屑,一边走,一边又对比着闻嗅了嗅,心中恍然有所悟。   我行走在香樟树间,却不识得香樟树——总认为在香樟树前一定会闻到树木散发出的浓郁的香气。妻子呢,识得香樟树,却不知浓香在根上。
乞丐让我富足  前一阵,我有幸访问了越南的胡志明市。那些天,在我下榻的那家饭店外常常出现一个小女孩。她守候在门口,拄着一根拐杖,频频将手伸向进进出出的人。她是个乞丐。每次遇见她的时候,我会握住她伸过来的小手,或是用当地话跟她打一声招呼,冲她笑笑。   在访问的最后一天,我莫名其妙地被困在了饭店门前街道上的车流中。之前我得到的忠告是,穿行马路时,直接从车水马龙中穿过去,不必东瞧西看,来往奔驰的车辆自然会给路人让道。但这一次,面对熙攘的车流,我却有些手足无措。正当我踯躅不前的时候,一只手忽然搭在了我的胳膊上。低头一看,是那小乞丐,正笑吟吟地抬头看着我。她朝街对面点点头,意思是要带我过街。随后,她领着我,我们一块儿在乱哄哄的路上缓缓穿行,她不停地催我往前走。   到了路中央,我忍不住又瞧了瞧她,不由得叫出声来:“你笑得真是好看!”看得出来,她不懂英语,但显然从语气中体会到了我的意思,因为她蓦地伸出双手紧紧拥抱了我一下,当时我们身旁是络绎不绝的车流。我们俩继续小心翼翼地往前躲避着走,终于有惊无险地来到了人行便道。她勾住我的脖颈往下拽,一左一右亲了两下我的脸,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了,还不忘回头冲我招招小手,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自始至终,我没有给过她一分钱。   我只是面带着微笑,真诚地看待那些靠乞讨为生的人,而不是给他们鄙夷的一瞥。当那只祈求的手伸过来的时候,我只是紧紧地握了一会儿,并且学着用当地语言向人家问候了一声。所有这些都是小事,人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但这又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无论是对你自己还是对他人来说。就像德雷莎修女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做不了大的善事,你可以做那些细小的,带着伟大的爱去做。”   在我到印度旅行时,曾见到一个失去双腿的人坐在马路边。当时我刚看完一个街头舞蹈家的表演,正要返回住处,手头的录音机正播放刚录下的音乐。这个命运的不幸儿的微笑把我吸引了过去,我们开始高兴地交谈着,用的是那种旅行者浪迹天涯时常用的手势和笑声。我给他演示录音机如何播放。他怂恿我将小机器给他。我犹豫了片刻就答应了。他仔细地察看手中的玩意儿,然后放声歌唱,是首动听的民歌。哦,我明白了,他是想把这歌声录下来,好让我带回家,作为这次见面的一份礼物。   几分钟前,大家还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只一会儿工夫,我们就成了久别重逢的老友。互相交换姓名时,他的眼睛熠熠闪光。这段情谊非常短暂,但很真挚,它正应了北欧的一句谚语:“人人心中都有一位国王。去跟这位国王倾谈,国王就会现身。”   在生活中,和这些再平凡不过的人打交道,我所获得的东西远远超越了金钱的价值,我的人生因而变得愈加充实。这样的经历在不断重复着一个朴素的道理:没有人是无价值的——人人都是一座宝藏,值得你花一番工夫去挖掘。
皮鞋里的灵魂 伯鲁提皮鞋,选用整张名贵皮革缝制,每双均需经250小时手工加工,能够穿满20年,价格最低470美元,部分精品高达数万美元,是公认的世界最贵男鞋品牌。   奥尔佳,伯鲁提的掌门人,一位单身独居的中年女士,掌握了独特的染色技术,能使每双皮鞋都散发出高贵而神秘的色彩。作为全球唯一的女鞋王,奥尔佳为人低调,不事张扬,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于是关于她的消息一直是各家媒体关注的热点。在数度邀请总算得到同意后,巴黎电视台派出首席记者鲍肯前往采访。   约定只接受10分钟采访,鲍肯问候了奥尔佳,切入正题问道:“您作为最贵最好皮鞋厂的老板,最喜欢的客人是谁?”听到这个问题,随行的人无不感叹问题的生硬无趣,答案肯定是国家元首或社会名流或知名影星……众人抱怨起鲍肯发挥失常,奥尔佳却莞尔一笑,讲了个故事。   那是周末,奥尔佳来到专卖店调研销售情况。一个男人在店门口徘徊了很久,等到一群人进来,才跟在后面踱步进来。男人年近半百,一袭灰色长衣裹着泛黄的衬衫,满面的沧桑暗藏着几分英色。凭经验,奥尔佳看出他是那种曾经风光而今陷入困境的落魄汉,于是走上前,客气地问:“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忙吗?”   他毫无表情地摇了摇头,两眼被一双双伯鲁提皮鞋吸引住,可是看过价格,又无奈地转移了目光。终于,他拿起一双过季款型的皮鞋,试穿后欣喜地说:“就要它了。”他显然担心被人看出些什么,猝然将旧鞋塞进长衣里,重重地踏了下脚下的新鞋,大声说道:“它跟我三年前的那双皮鞋一模一样!”如果说刚才还带着些许抑郁,此刻他已变得神采飞扬,立直了身躯庄重地看着镜子,俨然像个高雅的绅士。   之后,他吞吞吐吐地说:“我只带了些零钱出门,你不介意吧?”奥尔佳摇了摇头,他憨憨地笑起来,双手几乎同时斜插进两只裤兜,从里面掏出两沓齐整的零钞,足足有上千张,怯怯地说:“给你添麻烦了,点点吧。”奥尔佳微笑地接过零钞,耐心地清点完,不多不少刚好是569美元,便朝他竖了大拇指。他道过谢,神气地盯着皮鞋看了又看,这才挺直胸膛出了门。   三个月后的黄昏,忙碌了一整天的奥尔佳乘坐地铁回家。行走在通道里,身后传来一阵优美的琴声。有人在演奏理查德的经典曲目《秋日私语》,那悠扬婉转的曲音似秋风拂过心际,将人带进明净的秋野。她回转身,角落立着一个寒酸的卖艺人,正投入地拉着小提琴。她缓缓走近,惊诧地发现他脚上穿着的皮鞋色泽鲜明而高贵,竟然是正宗的伯鲁提产品。她不禁仔细地打量起他,似乎在哪里见过。看着那身长衣上新添的几个破洞,她记起来了,他就是那个用两兜零钱买皮鞋的顾客。   “原来他是流落在地铁站的演奏家。”奥尔佳在心里说。然后看见地上零星地散落着几张零钞,这才意识到两兜零钱对他意味着什么,而一双伯鲁提于他又代表了什么。过往的行人很少,他沉浸在自己的琴声里,无心顾及周遭,甚至没有注意到不远处的那双同情的眼睛。也许他根本不是为了讨生活而来这里,只是酷爱拉小提琴,或者只想用音乐来换取些什么,比如一双伯鲁提皮鞋,一把阿玛蒂小提琴……奥尔佳默默地想着,觉得自己该为他做些什么,于是取出一张皮鞋终生护理卡,悄悄地搁在他的面前。   音乐没有停,他依然陶醉在琴声营造的清新秋日,似那一季能带来沉甸甸的收获,金灿灿的梦想……   奥尔佳声情并茂地讲完,最后说,我最喜欢的客人,就是这个落魄艺人,因为他不是用金钱买了一双伯鲁提,而是靠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坚持。伯鲁提于他,不是行走的道具,而是梦想的寄托,是纯净的夙愿。其实,人的脚并无贵贱之分,只要它因热爱在执著地走动,为了梦想在执著行走,就值得尊重。
爱也坚韧 记得在3年前,有一次,我来到这座城市出席一个关于如何提高管理效率的研讨会。到达住地的那天晚上,主办单位的一群人邀请我去吃晚饭。   比格·埃德显然是这群人中的领导人,他身材魁梧,声音低沉浑厚。吃晚饭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是一家大型国际性公司的调解纷争专家,工作就是负责到一些公司或者子公司去解雇一些高级主管。   “乔,你知道吗?”他说,“我真的希望明天赶快到来,因为这些人太需要听一听像你这样的强硬派人士的演讲了。这样,他们就会认识到我的管理方式是正确的。”他冲我眨眨眼睛,咧嘴笑着,样子显得非常得意。   我没有做声,只是冲他笑了笑,因为我知道我明天的演讲会与他的期望截然不同。   果然,在第二天的研讨会上,埃德神情沮丧地坐在那里,木然地听着我的演讲。看得出他非常失望,研讨会结束的时候,他没有和我说话就无精打采地离开了会场。   3年后的今天,我又来到了这座城市,出席另外一个关于管理的研讨会,演讲的对象大多是参加3年前那次研讨会的人,比格·埃德也再次出席了这次研讨会。   大约10点钟的时候,他突然站了起来,大声问道:“乔,我能对大家说几句话吗?”   我笑道:“当然可以啦!埃德,你说吧!”   于是,比格·埃德开始说了起来:“我想今天前来出席会议的人一定都还认识我,其中有些人可能还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变化。现在,我想把这些都告诉给大家,与大家共同分享。”说到这儿,他又转向我,诚挚地说,“乔,当你听完我说的话,我想你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3年前,你曾经建议我们每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意志坚韧的人,必须学会向我们最亲近的人说我们真的爱他们。说实在的,我就觉得非常奇怪,这和意志坚韧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那天晚上,我坐在客厅的一端,妻子坐在另一端。你的话语仍旧在我的耳畔回荡着,一遍又一遍。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勇气才能使我去对妻子说我爱她呢?你还说这句话应该在白天说,并且不能在卧室里说。我清了清嗓子,想要说出那句话,但是,话到嘴边又停住了。妻子抬起头,问我说什么。我若无其事地答道:‘哦,我什么也没说。’然后,我猛地站起来,穿过客厅,向她走了过去。来到她的身边,我心里紧张极了,一边把她手中的报纸推向一旁,一边深情地凝视着她说:‘艾丽丝,我爱你!’她感到非常震惊,呆呆地看着我,惊愕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激动的泪水却霎时盈满了她的眼眶。良久,她才轻柔地说:‘埃德,我也爱你。这可是我们结婚25年来,你第一次对我说爱我。’”   “接下来,我们又谈论了爱的意义以及如何去爱等等,我们都深深地意识到爱能够化解人们心中一切的紧张和不安,恩怨和情仇。突然,我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着我给纽约的大儿子打个电话。我们从没有好好交流过。一听到他的声音,我竟未加思索地冲口而出:‘儿子,你可能以为我喝醉了,但是,我没有喝酒。我打电话给你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   他没有说话,话筒里静极了,但我能听到他那急促的喘息声。沉默了一会儿,他才平静地说:’爸爸,我知道您爱我,但是,能亲耳听到您对我说真是太好了!我想让您知道我也爱您!‘我们聊了一会儿,聊得非常开心,非常愉快。然后,我又给远在旧金山的小儿子打了电话。聊过后我们也更加亲近了。   我开始大量阅读关于这类题材的书籍。从这些大人物的著作里,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人生经验,我也意识到爱在我的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巨大作用。我开始多听别人的意见,当然不是简单地听听而已,而是真正地听取;我学会了努力去发现并且欣赏别人的长处,而不是总盯着别人的弱点不放。我还发现帮助别人树立起信心的那种真正的快乐。   乔,就让我以此向你表达我衷心的谢意吧!噢,我顺便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上面所讲述的那些人生经验带来的实效吧!我现在是公司的行政副总裁,并且他们都称呼我为核心领导人。好了,诸位,我就说到这里,下面请认真听乔演讲吧!”
成功的对手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他除了在教学著书上颇有成就外,还是一位杰出的演讲家,每年有数百场人生哲学讲座。傅教授应邀在央视的《百家讲坛》讲《孟子的智慧》,在各大媒体讲《易经》《老子》《庄子》等,反响强烈。四川汶川地震后,他亲历灾区,多次进行公益演讲。   我目睹过傅教授演讲的风采。他风度儒雅,广闻博见,最深奥的道理经他诠释后,也变得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演讲时,傅教授从不看底稿,仿佛是聊家常,娓娓道来。语言之简练,措辞之严谨,让人叹服。我常常想,如此了得的口才,是天生使然,还是后来练就的呢?   没想到这个问题傅教授自己提出来了。一次演讲中,他谦虚地说:有人问我,傅教授,你的口才还可以啊。傅教授说,也许大家都没有想到,我小时候有很严重的口吃。   原来,傅教授小时候因为模仿别人口吃,自己患上了严重的口吃。8岁到17岁,他在公开场合没有讲过一句话。他最怕在课堂上回答问题,一回答问题,课堂上就会笑成一片,连老师也忍不住发笑。直到18岁,他才进行了正规的纠正与训练。在一次小学同学的聚会中,有同学问他,你有没有怨恨小时候我们对你的嘲笑?他回答,其实我很感谢命运给我的这个十字架。因为口吃,他无法与人沟通,交不到朋友,只好在学习上格外卖力。从小到大,他的成绩非常好,每次都是第一名。从初中到在美国读博士,他都靠着奖学金生活。因为口吃,他比别人更深刻地感受到语言的重要。当终于可以流畅地表达时,他无比珍惜自己说话的机会,希望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别人都愿意听,都听得懂。   是口吃造就了他,让他取得日后的成就,成为享誉东南亚的演说家。其实我们不难想象,对一个孩子来说,口吃足以击倒他,让他自卑自闭,从此一蹶不振。幸运的是,他凭着倔强与勇敢,跨过了口吃的障碍,让人生拥有了成功的辉煌。   成功的对手是障碍,障碍无处不在。而真正的勇者,跨越障碍的过程,就是为成功获得更多动力的过程。
餐厅里的胜利  生活环境无法选择,可是我们能选择自己的心情,通过自己的双手,给灰色的生活涂上一抹暖色。 小学5年级的冬天,爸妈都失了业。怎么给我凑够第二天要交给学校的午餐费,成了妈妈最头疼的事情。 我找到了负责管理学生餐厅的巴尼特夫人,她答应给我在那里安排一份工作,如此我便能吃上一顿免费的午餐。 当我把自己必须每天中午提前下课的事情告诉班主任唐纳小姐时,她的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情。学校规定每天中午11点半开饭,而我必须11点赶到餐厅,把每个餐桌上的糖罐和盐瓶都装满。除此之外,我还需不停地往柜台上堆纸盒牛奶,方便大家取用。除我以外,餐厅里还有其他三个女生也在跟我从事着类似的工作。 我最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清理盘子里的残羹,然后递给负责清洗的埃斯特尔。我把镀银餐具从每个瓷盘上捡起、丢入一个专用锅里;餐巾纸丢进垃圾桶;盘子里没吃完的东西弄进垃圾箱。起初,我总是用勺子刮剩菜,但是学生们因为赶着上课的原因,都吃得很快,没多久盘子就堆积如山了。我只好卷起袖子,用掌心当抹布,把盘子里的东西迅速擦掉。米饭、土豆泥和甜菜什么的都比较好清理,抓在手心里还热乎乎的。而最难弄的当属肉汁和各种派里面的馅料,需要用技巧才能刮掉。递给埃斯特尔的盘子必须保证是干净的,随后,她会把盘子放入钢丝笼里下水煮。 起初,我很羞愧,不想让同学们看见我刮剩饭的狼狈相。但是很快我就进入了角色,眼里只有我的活,干得是越来越麻利。后来我用两只手同时清理两只餐盘,没有任何残渣能逃得过我的眼睛。 我和埃斯特尔就像并肩作战的战友,常常因为彼此汗流浃背,就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样子而大笑。每天我清理数百个盘子递给她,在这一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把任何餐具掉到水泥地面上。我学会了如果巧妙地避过果汁和酱料,不让它们飞溅到我的衣服上。 即使所有的学生离开餐厅以后,我的工作也还没有结束。我得把废纸桶里的废纸拿到学校后面的焚烧炉去焚化,彻底烧干净后才能返回。 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唐纳小姐总是要瞪我一眼。不管我洗了多少遍手,指尖仍然散发着一股剩菜味。一下午,我都要接受目光的洗礼。班主任看到我就会皱眉,而其他学生则露出羡慕之情,嫉妒我能离开教室达2个小时之久。 两个月后的一天,巴尼特夫人把我们四个为餐厅打工的学生集合在一起。她说县卫生部门要求,但凡在餐饮场所工作的雇员都需接受食品安全和卫生课程。上课地点为市政厅,上课时间需持续两周。课程每天讲两遍,我们学生参加上午10点开讲的那一场。 每天早晨都能进城啊!真是令人兴奋的消息。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唐纳小姐时,她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还不如不来学校。”她说。 那时候,我们还很少有机会能够进城。每天早晨都感觉自己是在进行一趟新奇的旅程。我们所搭乘的送面包的卡车里只有一个位置是给司机的,我们四个学生必须站在面包堆里,紧紧地抓着放面包的铁架子不松手。司机每次拐弯时都忘记了我们的存在,但是每次上车前他都会反复叮嘱我们,一定不能把头露出来,不然知道他载人的话,老板不会放过他的。 上课地点在一间地下室里,给我们上课的人就职于州卫生局。我们是班上唯一的孩子,其他人都是服务员、厨师或是餐厅负责人。当我们第一天走进教室的时候,所有人都笑了。 下课以后,因为进餐厅的时间比平时晚,所以我们需要加快工作的节奏,与此同时,我回到教室的时间也更晚了。班主任的脸一天比一天难看。有一天我刚进门,她就说:“欢迎回来,世界冒险家。”听到这句话,很多人都笑了。 下雨时,学校后面的焚烧炉就派不上用场了,须把废纸桶拿到学校的地下室去,那里有一个火炉可以用来燃烧废纸。看门人耐心地教我如何戴上厚厚的大手套并打开炉口,可惜我总是不得要领,把纸扔进去就会带出黑烟,在衣服和身上留下痕迹。 卫生课的最后一天,天空下着大雨,等我赶到地下室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因为着急出了很多汗,下意识地用那满是炭黑的手套擦了擦额头。回到教室的时候,所有人都对着我大笑起来。   “罗伯特,你过来一下。”唐纳小姐说。 待我走近她的办公桌,唐纳小姐从里面掏出了一张面巾纸,然后用它擦了擦我的脸。把我脸上的煤渣彻底擦净后,她让我面对全班同学站着。 “不来上课,就知道满世界闲逛。看看你都得到了什么?”她说着扬了扬手里变黑的纸巾,然后一巴掌就结结实实地掴在了我的屁股上。 再一次,全班哄堂大笑。不同的是,这次的笑声非常整齐。我也跟着笑了,因为一种自豪感在我的心中升起,可以说我知道我赢了:我在城里开了眼界,我错过了一些课程,我惹恼了唐纳小姐,但小小的我战胜了那么多看似不能逾越的困难后,凭借自己的力量赢得了午餐。就像生活里的不如意一样,这一巴掌有啥大不了的。我该大笑的,不是吗?
彼尔的胜利 彼尔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十二年级的中学生。十二年级相当于中国的高三。他是学校和社会公认的一个优秀学生,学习好,热心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几年来一直坚持义务为学习困难的低年级同学进行课外辅导。 他的学校和美国一所学校是友好学校,两所学按经常互相交换学生。作为奖励,彼尔获得了去美国友好学校游学一个月的机会。当然,他的机票和饭费,都由他自己负担。对德国很多家庭来说,这笔钱并不是一个大数目。可是,彼尔的父母长期失业,一家人完全依靠领取社会救济金生活。他家拿不出这笔钱。彼尔的父母向所在地的社会劳动局申请补助,被拒绝。理由是,纳税人的钱不是用来支付学生旅行费用的。德国有很多荒唐,甚至奢侈的社会福利,因为银根紧缩,办事员对很多福利开始从严控制。 但彼尔下决心要成行。他即将高中毕业,很快将面临选择大学、选择专业等问题。他把这次美国之行看作一个很好的机会。彼尔开始利用周末时间打工,并向周围的朋友们借钱。彼尔人缘很好,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他,所以他很快就凑齐了这笔钱。 彼尔的老师知道这事以后,对他说,这并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因为学校所在的社区有很多失业者和外国移民。这些人的孩子不一定能像彼尔一样依靠自己的力量凑齐这笔钱。彼尔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为这些孩子们争取利益。彼尔是个很热心的人,愿意听从老师的指点。 彼尔很认真地研究社会法,很认真地和律师进行准备。因为他知道,他并不是为自己—个人在打这场官司。在老师和同学家长的帮助下,彼尔把当地社会劳动局告上了法庭。在联邦社会法里有一条,如果学校组织的旅行不是在假期里,那就等同于平时的上学。对于因上学而产生的费用,父母如果无法支付,学生有权利申请补助,并且不设上限。 这个官司持续了很久,一直打到德国联邦社会法庭,一直打到彼尔从美国回来。最后,法庭判决,彼尔父母所在地的社会劳动局必须支付彼尔美国之行的全部费用。彼尔的胜利,让贫困家庭的孩子们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们知道,只要自己努力,他们完全可以获得和别人同等的机会。 一个孩子出生贫困,并不是这个孩子的错。但如果一个社会不给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一个平等的机会,那就是这个社会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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