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拉克2008 托克拉克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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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将领”(摘自《军官素质论》) 何谓“将领” 乔良王湘穗 诸葛亮在《将苑》中把将领分为勇将、谋将、仁将、义将、智将、信将、步将、骑将,这种分类法在古代很流行。隋炀帝与贺若弼论将,隋炀帝问:“杨素、韩擒、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优劣如何?”贺若弼答:“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从主观上对将领进行判定,并只用一个单字来概括将领的类型特点,而又不对它进行注释,这种看起来显得稚气未退的分类方法,实际上颇为圆滑,它简单却不明了,给人留下了随意解释的余地。 《投笔肤谈·军势》中说:“夫将有儒将,有武将,有大将。儒将者,决胜庙堂者也。武将者,折冲千里者也。大将者,深明天地,兼资文武者也。”这可算一家之言。对这种分类方法的结果进行一下整理,就会发现它对区别将领的素质类型有三个不同的着眼点: 一是以将领最突出的单项素质为特征,譬如勇将、仁将、义将、智将、信将。 二是以将领的分工作为类型标志,如骑将、步将。 三是以将领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来体现素质类型,如斗将、领将、谋将、大将。 这就提示了军官素质类型的分类可以有多种标准。关键在于从何种意义上、有什么目的、依何种取向去区分军官素质类型。这又有一个参照系的问题。没有必要对参照系问题再作泛泛之谈。 越来越复杂化的战争,使现代军队越来越重视分工,重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现代化军队的各种专业分工已达数千种。据说苏军是2400种,美军是3000余种。每一种专业对从事它的军官都提出了独特的素质要求。因此就逐渐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军官的素质类型。一个地空导弹连连长与摩托化步兵连连长在素质上会相差甚远。一个坦克团团长与驱逐舰舰长之间也会有不小的差异。甚至战斗机飞行员与轰炸机飞行员也有许多不同,如所受的专业训练、战斗环境、作战对象、战斗技能,等等。所以,区别军官素质类型,首先应该是以职分式结构,至少在现代化军队中是如此。 所谓职分式方法,就是根据军官不同职位分工来区分素质类型。尽管各国军队没有统一的“职位分类法”,但在奉行事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和有科层制传统的军队中,实行职分法并不困难,只要按照军官分工的大类分为“职门”,继而再分为职组、职系、职别,即可完成。 职门。是大类,如指挥军官、参谋军官、技术军官、后方勤务军官。军制不同,还可能有一些类型。如我军的政治军官、美军以整个国防为己任的国防军官。职门分类可以为军官的素质提供基本的类型。这种基本类型的表述方式,如“指挥军官素质类型”“技术军官素质类型”等。 职组。是在职门之下的细分。如海军的指挥军官、空军的技术军官。职系较职组更细致一些。如海军潜艇部队指挥军官、水面舰艇部队指挥军官。职别则可以具体到服役的责任岗位。如驱逐舰舰长、鱼雷部门长,集团军军长、团司令部通信参谋,等等。他们的类型可以用海军指挥军官素质类型、潜艇指挥官素质类型、团司令部通信参谋素质类型等概念表述。如果再把每一位军官的职级对素质类型的影响也考虑进去,整个职分式结构就比较完整了。 因为古代军队中的内部分工不细致,职分法很难实行,那时对将领素质的分类基本是着眼于素质的组合方式。一位将领有多种素质,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古人的表述方式是极为简洁的,就是以最突出的素质来概括将领的素质特点。前面提到过,古人乐于用某个字来表达。以某个字为代表的素质只是在整个素质结构中占着主要位置,而并不一定排斥其他素质。因此,我们可以把勇将看成是以勇为主的,勇式结构的将领。以单项素质在素质整体中占有的位置为着眼点,也是区别军官素质类型的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来区别的素质类型可称为结构式类型。 结构式类型有三种基本型: 偏正型。在军官素质结构中以一种或几种素质处于支配位置,并成为这种类型的特征,这就是偏正型素质结构。譬如,某军官有20种单项素质,每一项素质按其质量分为若干级,以1表示最低质量,以10表示最理想质量。这位军官的第5项素质——勇敢是第8级(E8),远比其他素质优秀,他就可以说是偏正型的素质类型。具体就可以用“E8型结构”来表述。古人所谓勇将、智将、信将、义将就是对偏正类型将领的称谓方式。偏正型的将领,一般具备他应有的素质,而在某些素质上有所偏重。张飞是位勇将,这并不妨碍他可以粗中有细,尽管这不是他的长处。 均衡型。军官的各种素质处于均衡的状态,没有一项是特别突出的。素质结构的均衡状态,并不意味着素质类型的优劣,它可能是一种毫无特色、低水平的均衡,也可能是一种和谐完善的组合,这都取决于各项素质的质量。 遗缺型。所具备的素质有明显的遗缺,不能履行相应的职责。 对于军官还有一种常见的分类方法,即所谓的败军之将、常胜之将,这是以战绩来分类的。这种分法似乎只对军事史研究有意义。与其相近的是对所谓良将、劣将的评价,这是从功能着眼的。亦可能称之为功能法。这种分类方法简单明了,对于说明素质的质量有一定作用。它的基本类型也很简单,可分为优良型与差劣型两种。优良型指军官的素质结构合理,各项素质质量好,整体功能大于各项素质之和;劣型指军官素质质量差,结构不合理,整体功能尚不及各项素质之和,各项素质的功能常常相互抵消。 所谓优良型和差劣型,都是一种模糊集合,如用这种分类法去说明较为复杂的情况,就需要在两极中再去分若干等次。 对军官素质类型的分类,还要把握三个方面的区别:一是有没有某种素质的区别;二是各种素质在整体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区别;三是各素质类型间功能的区别。正是这三种区别造成了军官素质的不同类型。 职分式类型、结构式类型和功能式类型,都是由这三种区别所造成,但各有侧重。素质的有与无,导致职分式类型,就是第一级分类。素质在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形成结构式类型,这是第二级分类。素质类型的功能如何引出功能式类型,这是第三级分类。这三种类型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层次的。对一名军官的素质进行分类应该首先是职分,然后确定各种素质的位置,最后才是对整体功能的评价。
两将军谈远程武器时代下的战略缓冲问题 两将军谈远程武器时代下的战略缓冲问题 来源:环球网 张加军   【环球网军事3月21日报道 记者 张加军】长江文艺出版社联合国防大学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徐焰少将推出《脱胎换骨——纵横古今谈军改》,3月18日,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现场,徐焰和乔良二位少将还与记者进行了互动。   在发布会的互动环节,环球时报-环球网军事记者问及:随着现代高科技武器的发展,尤其是远程打击武器的发展还有空中力量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地理概念上的战略缓冲作用还有多大?   对此,徐焰少将表示,我们讲波音707使世界变小了,既然世界变小了,过去缓冲区、地理障碍很多东西确实现在作用大大减少了,但是其实缓冲区也还存在,为什么军队停战叫非军事区,就是双方拿了武器的人不要碰在一块,碰在一块往往容易出事。我在边防线当兵好几年,要是双方都巡逻,如果有敌意,子弹顶在膛上,谁打响第一枪真说不清楚,因为都有敌意,说不定走火,所以为什么各国签订停战协定,往往都要建立非军事区,拿着枪的人不要碰在一块,碰在一块有时候出于误判的可能就打响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战略上的缓冲位置,在任何条件下往往还都是有存在的意义的,只不过现在作用在减少。   乔良少将接着说,我完全同意徐焰将军讲的,战略缓冲带的问题。从地缘政治上讲,战略的缓冲带永远需要。你刚才提到的问题更像是战术问题,如果现在都用远程打击武器,远程精确导弹,比如巡航导弹,射程是1500到2000公里,你刚才所谈到的这类缓冲带,如果有这样的,只有几百公里到一千公里的缓冲带,从战术上讲确实没有什么,从战略上仍然有意义,意义就是刚才徐焰将军的。   乔良将军强调,我们今天谈这类敏感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意识到真正起到的作用不是战略缓冲作用,有别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国家,可能跟我们关系不错的国家,可能和我们的对手国关系并不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跟我们也不好,跟对手国也不好,这样的国家对我们的战略缓冲带的意义可能不是地缘政治的,真正的作用可能是麻烦制造者,可能给我们制造麻烦,也可能给对手制造麻烦,这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因为有时候既给我们制造麻烦,又给我们对手制造麻烦的人,我们最后要看他给谁制造的麻烦更大,如果给对手制造的麻烦更大,对我们更有价值。因为如果没有任何人帮我们给对手制造麻烦,所有的来自对手的麻烦全冲着我们来,我们的压力就很大。所以,这类问题,要这么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时候需要有一些人为我们的对手制造麻烦,有的时候你的敌人的敌人就是你的朋友,你的朋友的朋友很可能就是你的敌人。所以说世界上的事情很复杂,我们有时候不能完全从地缘的角度看问题,刚才谈的这类是无形的战略资产,不能完全把视野局限在有形的战略资产上。所以有时候这类国家可能是无形的战略资产,但是怎么运用这笔无形的战略资产,关键看你的智慧,你能够调动起这笔战略资产来,应用好这笔战略资源,用到主要给对手制造麻烦,对你非常有用的,如果你用不好,对手把它用得很好,这笔资产就是负资产,对你很不利,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可能更好一些。
将“麻烦制造者”用到主要给对手制造麻烦 将“麻烦制造者”用到主要给对手制造麻烦 3月18日徐焰将军新书《脱胎换骨——纵横古今谈军改》发布会在京召开。现特将徐焰和乔良两位著名军事专家、国防大学教授接受记者访时的部分内容单独整理如下: 两位将军就“传统地理概念上的战略缓冲作用”谈了各自观点:徐焰将军认为“战略缓冲区”任何条件下都有作用,只不过现在作用在减少。乔良将军则进一步建议,要将战略缓冲区的“麻烦制造者”用到主要给对手制造麻烦。 徐焰:过去缓冲区、地理障碍很多东西确实现在作用大大减少了,但是其实缓冲区也还存在,为什么军队停战叫非军事区,就是双方拿了武器的人不要碰在一块,碰在一块往往容易出事。我在边防线当兵好几年,要是双方都巡逻,如果有敌意,子弹顶在膛上,谁打响第一枪真说不清楚,因为都有敌意,说不定走火,所以为什么各国签订停战协定,往往都要建立非军事区,拿着枪的人不要碰在一块,碰在一块有时候出于误判的可能就打响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战略上的缓冲位置,在任何条件下往往还都是有存在的意义的,只不过现在作用在减少。 乔良:我完全同意徐焰将军讲的,战略缓冲带的问题,从地缘政治上讲,战略的缓冲带永远需要。但是你(记者)刚才提的问题更像是战术问题,如果现在都用远程打击武器,远程机械导弹,比如巡航导弹,射程是1500公里到2000公里,你(记者)刚才所谈到的这类缓冲带,如果有这样的,只有几百公里到一千公里的缓冲带,从战术上讲确实没有什么,从战略上仍然有意义,意义就是刚才徐焰将军讲的。 但我们今天谈这类敏感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意识到真正起到的作用不是战略缓冲作用,有别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国家,可能跟我们关系不错的国家,可能和我们的对手国关系并不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跟我们也不好,跟对手国也不好,这样的国家对我们的战略缓冲带的意义可能不是地缘政治的,真正的作用可能是麻烦制造者,可能给我们制造麻烦,也可能给对手制造麻烦,这就有它存在的价值。 因为有时候既给我们制造麻烦,又给我们对手制造麻烦的人,我们最后要看他给谁制造的麻烦更大。如果给对手制造的麻烦更大,对我们更有价值。因为如果没有任何人帮我们给对手制造麻烦,所有的来自对手的麻烦全冲着我们来,我们的压力就很大。 所以,这类问题,要这么看,我们有时候需要有一些人为我们的对手制造麻烦,有的时候你的敌人的敌人就是你的朋友,你的朋友的朋友很可能就是你的敌人。 世界上的事情很复杂,我们有时候不能完全从地缘的角度看问题,刚才谈的这类是无形的战略资产,不能完全把视野局限在有形的战略资产上。所以有时候这类国家可能是无形的战略资产,但是怎么运用这笔无形的战略资产,关键看你的智慧。你能够调动起这笔战略资产来,应用好这笔战略资源,用到主要给对手制造麻烦,对你非常有用的,如果你用不好,对手把它用得很好,这笔资产就是负资产,对你很不利。有时候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可能更好一些。 徐焰:中国著名军事史专家,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国防大学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代表作:《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脱胎换骨——纵横古今谈军改》 乔良:中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评论家,空军少将。国防大学教授、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代表作:《超限战》《帝国之弧》
廉颇无血性?“左派”更知兵?(转) 廉颇无血性?“左派”更知兵? 曾有中国第一鹰派之称的乔良将军写了一篇《如何看待和应对美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告诉国人,不必为“萨德”焦虑,居然被人扣上“卖国”、“汉奸”的大帽子。客气一点的批评者说乔良失去了军人应有的血性。乔良将军只好发新文《“我的国”需要什么样的鹰派?》予以批驳和澄清。 这让我想起廉颇和赵括。想起秦赵之间一次战略决战——长平之战。 秦国攻打并占领了韩国野王,把韩国的上党郡与本土的联系完全截断。韩国无奈割让上党求息兵。 上党郡守冯亭不愿降秦,同上党郡的百姓谋划之后决定利用赵国力量抗秦,把上党郡的十七座城池献给赵国。于是,冯亭便派遣使者通报赵国。 赵国“顺从”上党郡的“民意”,白检了个坐享其成得到十七座城池的大便宜。 赵国接受上党,引起秦国的不满。秦国命令左庶长王龁率领军队攻打并占领了上党。上党的百姓纷纷逃亡到赵国境内,赵国的军队在长平接应上党的百姓。 王龁向长平的赵国军队发动进攻,赵孝成王命令廉颇迎战,廉颇率军对秦军展开进攻。 赵军数战不利,廉颇依托有利地形,命令士兵固守营垒,以逸待劳,疲惫秦军。任凭秦军屡次挑战,赵兵都坚守不出去应战,因此,赵王认为廉颇坚壁不出是胆怯的表现,几次派人责备廉颇。 秦军长期求战不得,粮草不继,士卒病伤,久困长平。 秦国使反间计让赵王启用赵括替换廉颇。赵括纸上谈兵,头头是道。赵括谈得没有道理吗?赵军不够勇敢吗?只是赵军遇到的是秦军,赵括遇到的是白起而非王龁。赵军中计主力被围困断粮四十六天,赵军二十五万战死,秦军战死二十万。因饥饿失去抵抗能力投降的二十万赵军被杀。廉颇无血性?赵括无血性? 赵王用赵括代廉颇,虽有中秦离间计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赵国粮产不丰,遇上旱灾,军粮供应不堪重负,急于结束战争。秦国奖励农战,农字当先,李冰父子治理巴蜀有方,粮食供应比赵国充裕,也难以支持长期对峙,才用离间计诱使赵国启用赵括取代廉颇。 中美综合实力对比,差距何止赵秦? 中国政治确实不想打仗,也不愿彼此之间发生“擦枪走火”。否则,牵涉大国脸面与国家直接利害的“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银河号商船被扣查””;“南海撞毁我战机”;“日本国有化我钓鱼岛”,我南海岛屿被占,美国舰船飞机入侵,美新军售台湾与台独猖獗等等事件,国民一次次情绪激昂“喊打!”的时候,早就干上了!——某草根网某“左派”评论员于是说。 干上就是胜利? 此评论员还感叹(中国)自废武功,对外只能“搁置争议”;名曰“韬光养晦”,实则也找不出“林彪”“粟裕”与“彭大将军。” 赵括纸上谈兵,头头是道,其父也难不倒他,理论上还是挺明白的,只是缺少实践的历炼,不知道用兵的凶险。某些“左派”谈兵则拎不清。 “一将成名万骨枯”。“林彪”、“粟裕”、“彭大将军”是在战争中脱颖而出的。没有长期战争,哪有“林彪”、“粟裕”、“彭大将军”? 发生战争,焉知我军出不了“林彪”、“粟裕”、“彭大将军”? 战争结束,已有的“林彪”、“粟裕”、“彭大将军”都多余。二战结束,邱吉尔下台。大陆解放,林彪叛逃外国摔死于温都尔罕,粟裕挨批,“彭大将军”成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头子。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没有战争,和平安宁,人民之福,民族之幸,比出多少元帅,多少战神都强。 若真是普通老百姓,干啥鼓吹战争?
乔将军:“我的国”需要什么样的鹰派? “我的国”需要什么样的鹰派? 乔良 什么是鹰派?鹰派就是坚定的国家利益派。但坚定不等于无条件甚至没来由的强硬。因为当强硬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时,鹰派的立场是选择理性,而不是坚持选择强硬。 所以,鹰派的坚定和强硬,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指归。那些以为只有强硬才是捍卫国家利益的不二法门的人,也许根本就不知国家利益为何物。离开了有利还是有损于国家利益这个标准,一切强硬都毫无意义。 那么,什么是国家利益?钓鱼岛、黄岩岛、南海九段线,包括“萨德”部署,哪个不涉及中国的国家利益?不错,这些都是国家利益,或者说都影响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但那些眼睛紧盯着这些可感可触的国家利益的人,看上去个个都是满血的爱国者,但既然爱国,你的眼睛为什么从来不去关注那些让国人义愤填膺的事件背后,有只操纵这一切的黑手,而心甘情愿做这只黑手的牵线木偶? 一、钓鱼岛争端爆发前,美国人邀请他们恨了二十多年的石原慎太郎访美,对其待若上宾。这让石原受宠若惊,还没返回日本,就在机场上发表宣言:要让东京都出钱购买钓鱼岛。此举当然激起中国上下的同仇敌忾。接下来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看到了,那只黑手利用中日钓鱼岛争端,搅黄了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迟滞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日本自民党则趁势掀翻了相对对华友好的民主党政权,让安倍上台,拉日本国民集体向右转,通过推动修宪,向“正常化国家”迈进了一大步; 二、09年前后,借驻韩美军基地租期到点,韩国百姓掀起一股反美风潮。这时,又是看不见的黑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天安号”事件,顿时把这股反美风潮压了下去。为了把韩国更死心塌地拴在美国战车上,美国一方面拒绝与朝“核谈”,一方面又煞有介事地把责任推给中国,说中国对朝施压不够,逼朝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核试,使韩神经紧绷。直到朝方试爆氢弹,终于不得不答应部署“萨德”,使美顺利达到把监控中俄战略打击力量的前哨推进到了一岛链。美国人知道这肯定会激怒中国并做出激烈反应。但这正是美国人想要的。因为在韩部署“萨德”,对美国来说是一箭数雕的买卖:一可以通过这一前沿部署,推进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抵消中国渐已在二岛链内形成的局部军事优势;二可以离间越走越近的中韩关系,顺便让中韩自贸区泡汤。 很明显,美国就是在一个接一个地挖坑,让“血气方刚”的中国人往里跳。而我们,就真的看不穿这些把戏,只想“英勇就义”式地壮烈一回去“爱我的国”么? 如果这就算“鹰派”,那我想告诉大家,我不是这种“鹰派”,我是理性派。当前年某网站通过投票,选我为“中国鹰派第一人”时,我就说过,如果我是鹰,首先是因为我有鹰眼,而不是徒有一张鹰嘴。有人说,你连硬话、狠话都不敢说,算什么“鹰派”?我的回答是:硬话狠话谁不会说?如果说些廉价的硬话狠话就能让那只看不见的黑手停止对“我的国”的遏止与扼制,那我会天天在网上带领“鹰嘴”们喊口号。可是,大国博弈,大国角逐,大国较量,是喊口号就能吓阻对手,制服对手,完胜对手的么? 还得靠拿出刀刀见血,见招拆招的办法,才能让对手招数失效。光喊口号,耍嘴皮子,能管用么? 如对付“萨德”,有人一上来就是“下半身思维”(我的同胞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下流?):什么“你老婆洗澡让人偷窥”了,什么“人家偷窥完了就会破窗强奸你老婆”云云,然后得出的结论惊人的一致:摧毁它!这话听上去够强够硬了吧,但你有权发动战争去摧毁部署在别国领土的武器装备么?我在另文中说过,如果发生战争,我们最先要打掉的,就是这只偷窥的眼睛,但不是发动一场战争去摧毁一只偷窥器!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没有发生战争之前,就只能任由人家偷窥、监视我们?当然不是。比去抵制韩货更有效的办法,是让“萨德”失效!如,我们可以直接在“萨德”对面的我方一侧,安装几台超大功率干扰器,它开机你就开机,干扰乃至压缩它的探测距离,美韩就白忙活了。因为大多数雷达都是有源信号系统,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正基于此,我在前文中告诉国人,不必为“萨德”焦虑。居然被人扣上“卖国”、“汉奸”的大帽子,我倒想知道,有比“你”还操心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汉奸卖国贼么?还有人指责说你连狠话都不敢说,就是“没血性”。我倒想问问,你敢把保卫国家的重任,放在只会说狠话、硬话的军人肩上么?如果军人都是一群无理性、没头脑的武夫莽汉,你还会有安全感么? 所以,列位看官,爱国没错,说硬话狠话也没错,但这对于正走在兴盛之路上的中国,还远远不够,眼下“我的国”需要血性,更需要理性。没有血性,“我的国”将没有崛起的动力和激情;而没有理性,“我的国”则将迷失目标和路径。只有当血性充盈我们的心脏而理性注满我们的大脑时,我们才会真正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厉害了,我的国”!
乔将军:“我的国”需要什么样的鹰派? “我的国”需要什么样的鹰派? 乔良 什么是鹰派?鹰派就是坚定的国家利益派。但坚定不等于无条件甚至没来由的强硬。因为当强硬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时,鹰派的立场是选择理性,而不是坚持选择强硬。 所以,鹰派的坚定和强硬,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指归。那些以为只有强硬才是捍卫国家利益的不二法门的人,也许根本就不知国家利益为何物。离开了有利还是有损于国家利益这个标准,一切强硬都毫无意义。 那么,什么是国家利益?钓鱼岛、黄岩岛、南海九段线,包括“萨德”部署,哪个不涉及中国的国安利益?不错,这些都是国家利益,或者说都影响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但那些眼睛紧盯着这些可感可触的国家利益的人,看上去个个都是满血的爱国者,但竟然爱国,你的眼睛为什么从来不去关注那些让国人义愤填膺的事件背后,有只操纵这一切的黑手,而心甘情愿做这只黑手的牵线木偶? 一、钓鱼岛争端爆发前,美国人邀请他们恨了二十多年的石原慎太郎访美,对其待若上宾。这让石原受宠若惊,还没返回日本,就在机场上发表宣言:要让东京都出钱购买钓鱼岛。此举当然激起中国上下的同仇敌忾。接下来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看到了,那只黑手利用中日钓鱼岛争端,搅黄了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迟滞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日本自民党则趁势掀翻了相对对华友好的民主党政权,让安倍上台,拉日本国民集体向右转,通过推动修宪,向“正常化国家”迈进了一大步; 二、09年前后,借驻韩美军基地租期到点,韩国百姓掀起一股反美风潮。这时,又是看不见的黑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天安号”事件,顿时把这股反美风潮压了下去。为了把韩国更死心塌地拴在美国战车上,美国一方面拒绝与朝“核谈”,一方面又煞有介事地把责任推给中国,说中国对朝施压不够,逼朝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核试,使韩神经紧绷。直到朝方试爆氢弹,终于不得不答应部署“萨德”,使美顺利达到把监控中俄战略打击力量的前哨推进到了一岛链。美国人知道这肯定会激怒中国并做出激烈反应。但这正是美国人想要的。因为在韩部署“萨德”,对美国来说是一箭数雕的买卖:一可以通过这一前沿部署,推进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抵消中国渐已在二岛链内形成的局部军事优势;二可以离间越走越近的中韩关系,顺便让中韩自贸区泡汤。 很明显,美国就是在一个接一个地挖坑,让“血气方刚”的中国人往里跳。而我们,就真的看不穿这些把戏,只想“英勇就义”式地壮烈一回去“爱我的国”么? 如果这就算“鹰派”,那我想告诉大家,我不是这种“鹰派”,我是理性派。当前年某网站通过投票,选我为“中国鹰派第一人”时,我就说过,如果我是鹰,首先是因为我有鹰眼,而不是徒有一张鹰嘴。有人说,你连硬话、狠话都不敢说,算什么“鹰派”?我的回答是:硬话狠话谁不会说?如果说些廉价的硬话狠话就能让那只看不见的黑手停止对“我的国”的遏止与扼制,那我会天天在网上带领“鹰嘴”们喊口号。可是,大国博弈,大国角逐,大国较量,是喊口号就能吓阻对手,制服对手,完胜对手的么? 还得靠拿出刀刀见血,见招拆招的办法,才能让对手招数失效。光喊口号,耍嘴皮子,能管用么? 如对付“萨德”,有人一上来就是“下半身思维”(我的同胞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下流?):什么“你老婆洗澡让人偷窥”了,什么“人家偷窥完了就会破窗强奸你老婆”云云,然后得出的结论惊人的一致:摧毁它!这话听上去够强够硬了吧,但你有权发动战争去摧毁部署在别国领土的武器装备么?我在另文中说过,如果发生战争,我们最先要打掉的,就是这只偷窥的眼睛,但不是发动一场战争去摧毁一只偷窥器!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没有发生战争之前,就只能任由人家偷窥、监视我们?当然不是。比去抵制韩货更有效的办法,是让“萨德”失效!如,我们可以直接在“萨德”对面的我方一侧,安装几台超大功率干扰器,它开机你就开机,干扰乃至压缩它的探测距离,美韩就白忙活了。因为大多数雷达都是有源信号系统,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正基于此,我在前文中告诉国人,不必为“萨德”焦虑。居然被人扣上“卖国”、“汉奸”的大帽子,我倒想知道,有比“你”还操心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汉奸卖国贼么?还有人指责说你连狠话都不敢说,就是“没血性”。我倒想问问,你敢把保卫国家的重任,放在只会说狠话、硬话的军人肩上么?如果军人都是一群无理性、没头脑的武夫莽汉,你还会有安全感么? 所以,列位看官,爱国没错,说硬话狠话也没错,但这对于正走在兴盛之路上的中国,还远远不够,眼下“我的国”需要血性,更需要理性。没有血性,“我的国”将没有崛起的动力和激情;而没有理性,“我的国”则将迷失目标和路径。只有当血性充盈我们的心脏而理性注满我们的大脑时,我们才会真正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厉害了,我的国”!
乔将军:从量变到质变中的关键变量 从量变到质变中的关键变量 ■乔 良在文化概念里,法规条令直接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人的行为方式又是文化的核心构件,所以在联合文化建设中,与之相关的条令法规建设非常重要。联合作战条令和军兵种条令法规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其对于任何破坏军兵种联合的行为,有非常明确的惩戒规范。联合作战条令通过法规化的方式,强制各军兵种的军人决不能在联合作战中让全军大利益为军兵种小利益付出代价。所以,联合作战条令反映的是,对军兵种的小我行为的一种限定、限制,这是和军兵种条令不同的地方。因为未来战争将同时在多维空间中展开,各空间之间事实上的无缝隙对接,意味着作战行动也要在各军兵种行动的联合中无缝隙展开。这使习惯于各自军兵种特性且早已形成军兵种式思维的官兵,会或有意或下意识地按照本军兵种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处理和解决问题,而有时会在无意间就对联合作战行动造成阻力和伤害。联合作战条令,就是要通过近乎刚性的要求和约束,把这种阻力和伤害降到最低限度,以确保作战效能最大化。 可以说,联合作战条令类的法规体系,反映的是对整个军队如何进行联合作战的构想和要求,以及对联合作战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式。它和过去传统的三军共同条令也不一样。传统的共同条令虽然也是面向全军的,但是对于未来联合作战的构想和要求,以及对可能出现的问题用什么方式方法去解决等,这些方向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触及。此外,过去我们在协同作战问题上的一些相关规定,不少是停留在军兵种间互相支援作战、配合行动的要求上,还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条令。联合作战是要用模块化组合、复合式编成的方式,使军队在原有的军兵种基础上形成联合作战部队,这种联合作战部队需要军兵种在行动中“忘我”融合与配合,要让军兵种界限完全消失而又不失军兵种固有的优势和特长。成功的联合一定意味着一次由量到质的飞跃。从军兵种作战到联合作战,必然是一次质的飞跃,是一种质变。而联合作战条令,就是这一质变过程中的关键变量。
乔将军:从军事角度看待和应对美韩部署"萨德"(增强版) 从军事角度看待和应对美韩部署"萨德"   作者:乔 良 (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一、“萨德”系统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雷达及反导武器系统之一。   二、美国借朝核导威胁,在韩部署该系统,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以其3000多公里的监视探测距离,覆盖中国东北、华北和东南大部及俄罗斯远东地区,为其遏制或抵消中国(也包括俄罗斯)的核反击能力以及常规导弹对美国航母等重器的威胁,提供情报支持与引导。   三、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萨德”系统感到焦虑 ,更不必夸大“萨德”系统的威力。因为如果没有标准3或更新型号的导弹与之配合,它就只是个X波段雷达监测系统,充其量也就是个偷窥器。而标准3导弹虽然性能不错,但美国在西太一共就103枚。要想拦截中国部署在东部的数千枚各型导弹及上万架飞行器,完全不可能。非部署5000枚以上,不足以与中国叫板。但每一枚标准3造价1350万美元(标准5更贵),美国现下财政赤字高企,负债直顶天花板,它拿得出钱来造这么多"标准“弹么?如果我们了解了美国(据美国军方透露)在未来20年,将采购2000枚新型反弹道导弹,与现有的600枚标准3导弹相配合,构建美国的全球导弹防御体系,就知道美国能用在东北亚的这类武器数量实在有限。   四、那么,美国人明知“萨德”作用有限,为什么还非要在韩国部署它?就是想拿它部分抵消中国已在二岛链内初步形成的制导武器优势,同时也把韩国更紧地拴在自己的战车上,可谓一石二鸟。但这却很可能与一部好莱坞大片的片名撞车:“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你可以让韩国更靠拢美国,但你却不可能用一两件兵器,改变中国在东北亚的地缘优势和正在长足进步的战略打击能力。半岛不发生战争则已,一旦发生把中国牵连进去的战争,我们第一个要摧毁的军事目标,就是其“萨德系统”。我们完全有这个能力和把握。所以,如果我们因为它可以用雷达波束偷窥我们,就以为天会塌下来,自己吓唬自己,岂不可笑?   五、其实,应该让国人吃颗定心丸的是,在美国人把“萨德”部署到韩国之前,我们早就有让对手在我们眼皮底下“裸奔”的能力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美韩部署该系统,无非是为了国家安全和半岛和平。就像俄罗斯坚决反对美国在它的家门口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一样,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害怕这一系统,也不意味着俄罗斯没有反制手段和能力。   六、结论: “萨德”系统的先进性能只能证明美国的科技能力,但并不表明美国人有用它扼制中国的实力。实力要靠花钱去实现,恰恰美国今天拿不出钱了。这是特朗普说的。他铆足劲今年给美军增加了540亿美元的军费,首先是要把军舰数量从280艘增加到350艘,我们可以算一下,还能拿多少钱造标准3?因此,我们别随着美国人的节拍跳舞,让他用心理战玩我们。   七 、中国的态度应是:1、态度上坚决反对;2、心理上决不害怕;3、用我们一点不比它差的手段对付它。公开警告美韩,不战则已,战,“萨德”就是我们首当其冲打击的目标;4、精心准备一次摹拟打击“萨德”目标的演习,软压制和硬摧毁双管齐下,演习结果在央视7频道和4频道同时播出,让美国人特别是韩国人知道,部署这捞什子没用。   顺便说一句,有网友说,演什么习,只要它敢部署,直接摧毁就是。并认为非如此就不是硬汉,就是胆小鬼。我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懂不懂,眼下雷达电波(包括中国的)满天飞,并不违反国际法,你能因此就打上门去?但如果它敢对你动手,那对不起,我先要干瞎的,就是你这只眼睛!这才叫有理、有利、有节。
乔将军:如何看待和应对美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如何看待和应对美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乔良 一、"萨德“系统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雷达及反导武器系统之一。 二、美国借朝核导威胁,在韩部署该系统,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以其3000多公里的监视探测距离,覆盖中国东北、华北和东南大部及俄罗斯远东地区,为其反制中俄导弹和飞行器的手段,提供情报支持与引导。 三、但我们不必为萨德系统感到焦虑,完全没有必要夸大萨德系统的威力。因为如果没有标准3或5导弹与之配合,它就只是个X波段雷达监测系统,充其量也就是个偷窥器。而标准3或5导弹虽然性能不错,但美国在西太一共就103枚。要想拦截中国部署在东部的数千枚各型导弹及上万架飞行器,完全不可能。非部署5000枚以上,不足以与中国叫板。但每一枚标准3造价1350万美元(标准5更贵),美国现下财政赤字高企,负债直顶天花板,它拿得出钱来造这么多"标准“弹么?美国人想拿它吓我们,我们也拿它自己吓唬自己,岂不可笑?何以说没"文化"(缺乏起码的武器装备知识)真可怕! 四、结论:萨德系统的先进性能只能证明美国的科技能力,但并不表明美国人有用它扼制中国的实力。实力要靠花钱去实现,恰恰美国今天拿不出钱了。这是特朗说的。他铆足劲今年给美军增加了540亿美元的军费,首先是要把军航数量从280艘增加到350艘,我们可以算一下,还能拿多少钱造标准3?因此,我们别随着美国人的节拍跳舞,让他用心理战玩我们。 五、中国的态度应是:1、态度上坚决反对;2、心理上决不害怕;3、用我们一点不比它差的手段对付它;4、精心准备一次摧毁摹拟萨德目标的演习,在央视7频道和4频道播出,让美国人特别是韩国人知道,部署这捞什子没用。
优秀将领是不可替代的,成败与否都或将改写国家民族命运 优秀将领是不可替代的,成败与否都或将改写国家民族命运 乔良 王湘穗 当然,将领的成功首先离不开身后的士兵,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经济实力,这些是他成功的前提,但战争并不是一道形式逻辑习题,有好前提未必就会有好结果。历史上当胜未胜之仗、当败未败之仗,当胶着却大胜大败之仗,不胜枚举。 纠缠于前提并不能给人们以新的启示。孙武率吴军伐楚,政治上不利;以吴军 3 万对楚军 20 万,军力上也处于下风。在作战之初,孙子用间,使楚国拜贪婪无能的子常为将,而不用有勇有谋的公子结。当吴、楚两军相拒于汉水时,孙子又有意示误于楚,诱其分兵,后在大小别山等地连败楚军,五战之后便占领了楚都郢。在历史上没有哪个人是赤条条只身白手打天下的,总有自己的前提,大家感兴趣的是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优秀将领如何取胜。战争是从不充分的前提中得出充分结论的艺术。 一个将领优劣短长,必须经过战争的评判。汉飞将军李广,是历史名将,初为骁骑都尉时,随周亚夫击吴、楚叛军。他骁勇善战,夺得了叛军旗帜。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战功,时人有“李广有气,天下无双”的赞誉。但李广治军简单,行军不讲究部伍行阵,驻扎时只选择水草肥美的地方,并要使部下人人感到方便,夜间宿营或行进甚至不派巡哨和尖兵,在领兵独当一面时,他治军不严的缺点就显得尤为突出,战斗中时常陷于被动。公元前 129 年,匈奴兴兵入塞,汉武帝拜李广为骁骑将军,率精骑万人出雁门,李广恃勇轻进,匈奴诈败设伏,将其包围,李广势穷力竭,竟为匈奴所擒,后夺马逃归,其军尽失。“李广难封”,常使骚人墨客为之扼腕而叹。 优秀将领之所以能辅国必强,还在于他们对所处的时代、所处的位置有透辟的认识,并能够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恰到好处地扮演历史和命运赋予自己的角色。秦将王翦未尝没有出征未捷何以为家的胸怀,但他在挂帅出征时,偏要向前来送行的秦王讨要良田、美宅,以备养老之资。在进军途中,又几次派人请求秦王为他修缮宅第。王翦用这个办法让多疑的秦王消除了对他的疑虑,使自己能专心用兵于外。 古罗马声名赫赫的执政官恺撒下台时,到高卢当行省长官。他知道罗马元老院的政敌们在处心积虑地算计他,为保护自己,他于戎马倥偬之中,写出了不朽的《高卢战记》,为他在罗马的同盟者提供了一个宣传提纲,从而能更好地为自己辩护。9 年后,恺撒羽翼丰满,率军回师意大利,以令人震慑的铁腕改造了贵族统治下暮气已深、软弱无力的罗马共和国,为绵延 500 年的罗马帝国奠定了基石。实际上,最初恺撒在“三人同盟”中只是一个 C 角,A 角克拉苏的死亡,B 角庞培投向元老院一边,使历史的机缘把恺撒推到了恰当的位置上,再加上他对此早就有所准备,于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罗马帝国的角色,当然也就非恺撒莫属了。 每一个在自己国家、民族和时代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将领,无一例外,都是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最辉煌或最黯淡的聚合点,有的人功垂万世,有的人饮恨千古,而不论成败与否,他们都将刷新或改写自己国家、民族的命运,使它或显赫或蒙尘。【摘自王湘穗、乔良《军官素质论——纵横古今谈名将》】
乔良将军:300年大变局,资本主义会终结么 300年大变局,资本主义会终结么 乔 良 西方民主与自由经济均面临危机 民粹主义的兴起是近些年来国际政治光谱中的焦点,远至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近至美欧国家选举或政治发展中“意外”连连,皆被人归咎于此。民粹主义被说成是西方民主危机的集中表现,它的源头始自经济全球化中未获益者不满情绪的上升,这种不满通过公投或选举的方式一浪高过一浪地表达出来,最新也最强烈的一次,就是特朗普战胜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因此,民粹主义如一把双刃剑,一面指向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发展,另一面指向西方民主制度。 西方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形态从来都是并辔而行或者说是一对双胞胎,西方民主制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在社会领域的一种表达。过去30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与现代民主制度交替推挽着西方社会向前滚动。当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生产和贸易模式不再能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发展时,美国接棒前行,把世界经济推进到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现代民主制也随之达到顶点。 可以说,美式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当年总面积达3300平方公里的大英殖民帝国,也没能达到如此的广度和深度。无论国土多大,大英帝国版图都有可感边界,而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在冷战结束后则可谓无远弗届,遍及全球。其他国家即使拥有领土、法律、军队、政府等一切主权形式,但凡美元所及之处,都被不同程度的美式资本主义所覆盖。美国将金融资本主义的能量发挥到了极限,其标志就是全球化。 物极必反。现在,美国推动的金融资本主义出了问题,原因就在于它过度依赖虚拟经济。当全球实体经济每年GDP总规模只有70多万亿美元时,资本全球流动的规模竟高达2000万亿。如此一来,实体经济如何支撑虚拟经济 “钱生钱”的游戏?所以,当金融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这种资本主义模式走到尽头时,世界经济也就走到了它的转折点。 与此同时,西方民主制度同样开始了由盛及衰的过程。这套制度在面对封建体制,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而战时的生机勃勃,在随后金融资本的贪婪、贫富差距的拉大中,元初的动力和能量慢慢耗尽,现在已俨然是身染沉疴的老人。西方体制内越来越多的政党,早已忘记了这套体制的初衷,更多的考虑是如何上台,实现自己的政党利益,其结果就是把原本追求效率的民主制度,变成令人绝望的扯皮制度。 面对制度困境,西方国家非但没能抱团修复,反而各自为政越走越远,就连西方一度以为可以“终结历史”的普世价值也因此受到威胁。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公布的移民禁令,意味着美国未来一定会在普世价值观上向后倒退。因为难民或移民政策的根基就源于西方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要素中的后两项,均涉及人的自由迁徙与生存保障。如果特朗普推出严苛政策限制甚至遣返移民,那么美国作为普世价值的灯塔形象将会逐渐坍塌。 更令西方心忧的是,美国在普世价值观上的倒退并非其首创,而是对欧洲的追随。英国脱欧公投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英国人想自主制定本国移民政策,拒绝被欧盟尤其是争当欧盟道义旗手的默克尔绑架。在难民问题折磨下,欧盟国家的“反动”思潮愈发强烈,未来不排除更多国家脱欧的可能。如果欧盟瓦解,各国自主制定本国移民政策,那将意味着强调自由流动的申根协定终结,整个西方都会从普世价值观上向后倒退,民主制度的吸引力亦将式微。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将逐渐被新形态取代 这样一来,西方引以为豪的两个方面都将面临崩盘,一是给西方经济带来长期发达的自由经济模式,二是西方民主制度及其背后的普世价值观。这就是西方现在面临的世纪危机,同时也预示着整个人类社会在300年后又面临新的变局。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或将结束,新的社会形态将取而代之,就像300年前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一样。 只是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种即将到来的变化,他们认为西方300年来的资本主义理念已经够用,依然习惯性的认为西方人定义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就是人类共同的目标。问题是300年的人类社会实践已证明,民主、自由、人权这套理念过于虚幻,唯一可具体操作的,不过是三权分立、多党制以及票选政治这些在互联网面前明显过时的工具和方式。 互联网的普及,正在改变我们曾经习惯的一切,包括社会制度。它为人类提供了大数据云计算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等更为精确的工具,因而有利于我们建立更实际也更容易实现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它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都对资本主义体制形成不可修复的冲击,因而给即将取而代之的新社会形态带来破旧立新的机会。 经济方面,互联网在世界经济面临转折的关键节点,提供了可资新社会形态利用的思路和概念。在以往传统社会模式中,国家之间都以你死我活、成王败寇的零和博弈规则争夺利益。但现在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强调合作协调、互利共赢。为什么“众筹”模式会被发明出来?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方式抛弃了投资人和大资本,从而使过去300多年来一直都已“资本为王”,由资本决定社会财富的最终归属这一人类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结束。 政治层面,互联网也为人类社会带来崭新前景。西方民主制度建立之初,资产阶级主要通过两大工具对抗封建王权:一是政党政治,二是报纸传媒。前者是其力量组织模式,后者是其民众动员方式。靠着这二者,资产阶级完成了对封建王权的革命。成功之后,这种模式就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政治模式,其中,政党制和舆论监督是所谓民主制度的二大要素。 但在今天,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经济也是新政治工具,正在逐渐实现对新社会力量乃至全体社会成员的赋权。这里既包含了新组织模式又包含了新动员方式。这种新工具的出现,使传统西方民主政治模式顿显陈旧。当每个互联网移动终端都是可以随时随地表态的投票器时,四年一次的票选民主,显然已完全跟不上互联网政治的前进速度。 这就是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本身天然支持多元化而非霸权,因为它的特性就是扁平化和去中心化,进而实现去权力化,最终支持的就是多元化和多极化。这种多元化多极化正好是中国的主张。因此,这场大时代的变局为中国提供了机会,我们既不应沉浸于自身传统的老思路中,也不应完全接受西方那一套。这种思维软化状态更有利于新理念的创造和形成。 社会形态一定会继续向前演进,只是任何新的形态或潮流都要有其理论原点。在这一点上,面对未来,善于虚心学习的中国,更有希望。但仅有希望还远远不够,还需有意识的去探索和创造。
乔良将军:民粹主义是美元全球化走到尽头的结果 民粹主义是美元全球化走到尽头的结果 在12月17日举行的环球时报2017年会上,国防大学教授、少将乔良表示,从最早的俄罗斯民粹主义开始,真正民粹主义的代表从来就不是“草根”,而是精英,是精英利用“草根”来达到他们的诉求和目的。因为人类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实现过社会公平,永远都是中下层民主处于弱势地位,这样一来精英阶层就永远有动员他们的机会,这就会形成民粹主义。 “世界政治能否走出民粹主义?我认为很难,因为不是民粹主义导致全球政治困境,是全球政治困境导致的民粹主义。而全球政治陷入困境的根源是美国推动的美元全球化走到尽头的结果”,乔良表示,美国人用美元全球化支配全球的财富分配,这一体系已经持续了四十年,能够吃到的红利已经基本吃尽。“当全球资本每年以两千多万亿美元在流动,全球实物GDP只有七十多万亿的情况下,全球财富被美元的流动性反复转移、反复流动,实际上周转已经做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全球化必然要导致贫富分化。贫富分化不仅产生在弱小破碎的国家,在富国也同样有,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基础。谁能利用这个基础谁就有可能获得政治主导力,特朗普的胜利正是因为这一点。” 乔良表示,要解决民粹主义的问题,就要先解决全球贫富分化的问题。特朗普开出的药方是处处维护美国利益,但这些看上去很美的政策基本是以牺牲别国利益为前提的,比如他还没上任就拉出了打经济仗的架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与其他国家纷纷对这种做法反对,各国都不可避免地要动员本国民粹主义的工具,如果动员本国民粹主义工具又怎么走出民粹主义困境呢?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时期。” 乔良指出,要想解决民粹主义问题,就要让大家认识到世界将进入一个被互联网推动的新时代,它将是共享的、互利共赢的一个时代。“可没有多少人认识到这一点,甚至依靠互联网社交媒体的特朗普都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互联网给特朗普带来胜利,它是否能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也带来胜利呢?很难。因为互联网是信息对称、信息透明的时代,其特点是扁平化去中心化。而去中心化势必导致多元化。所以从美国人发明互联网这点来看,美国人拥有互联网优势。但互联网支持的是多元化多极化的世界,而多元化多极化的世界恰恰是中国的主张。”
窥破黑箱 ——美元指数周期律下的策略选择 窥破黑箱 ——美元指数周期律下的策略选择 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 乔良 在美国金融海啸把整个世界拖进一场至今无法摆脱的全球性危机之后,美元的秘密也一点点大白于天下。那些把任何对美元的揭秘都斥之为阴谋论的说法,亦随之不攻自破。 美元是一种权力。甚至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权力,没有之一。正是拥有和运用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力,美国得以在半个世纪里,雄踞各国之巅。 我说过,一切权力都建立在信息垄断之上,这是有关权力的最基本奥秘,起码在互联网普及并深刻改变人类社会之前,权力的这一基本特性不会改变。信息垄断必然导致暗箱操作,暗箱操作不可避免地需要耍弄阴谋,美元权力的运用,有很大一部分就隐在美联储的暗箱操作之中,而一切权力都会努力掩盖权力运行的痕迹,因此,从某种意义说,美元不可能不带有阴谋色彩。 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各国货币跟随美元进入纯政府信用创造时代以来,美元的走势起起落落,已走出不少于三轮大行情。在这几波大行情中,各国经济通过美元这一媒介与美国经济互动:美元弱势,全球经济走强;美元强势,全球经济走弱。这其间,美联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或顺势而为,或暗箱操作,结果却无一例外:美元走弱,美国获利(通过大量输出成本接近于零的绿纸,换取全球实物资源和产品);美元走强,美国亦获利(通过美元强势,吸引各国资本回流美国追捧美元资产),一场全球性的百家乐豪赌,押大押小,横竖都是美国赢,而各国经济,则应着了张养浩的那句名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美国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其中隐藏了怎样的秘密?这是当今世上有良知的经济学人,都想努力窥破的堂奥。但或囿于切身利益而蒙昧良心,或囿于学识不逮而无力洞穿。迄今为止,能在此一领域中登堂入室者,寥若星辰,如凤毛麟角。加上为美元呼风唤雨、摇旗呐喊者,齐心协力,拉起一张“阴谋论”的大幕封天下之口,把这桩天大秘密遮蔽的密不透风,遂使整个人类面对美元,只能盲人摸象,莫衷一是。 但,正如掩盖权力运行痕迹是人类社会的秘密之一,人类社会的另一个秘密则是:一切秘密终会解密。 美元指数周期律的发现,就为我们解开美元与美国国家的获利方式,提供了最直观有效的窗口和工具。在这一解密者名单上,首当其冲的是日本的岩本砂弓女士,她对美元指数“连续两次65个月的走弱,接下来会出现一轮82个月走强”这一规律的描述,为揭开美元指数周期律打开了第一扇大门;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名字:戚燕杰。他通过自己的数学模型,得出了美元周期“10年走弱,6年走强”的结论,虽然与岩本砂弓女士的说法略有出入,但两人对这一问题的贡献,可以说是等量齐观,即基本上向懵懂的世人洞开了美元的秘密。 美元指数周期律的揭示,有力地佐证了由王建先生提出,由我完成的关于“美国人为何而战”的理论,也证实了我认为美国政府通过美联储,用周期性的美元“金融呼吸法”吐纳全球资源和财富的过程。在此,我要向岩本砂弓女士和戚燕杰博士表示由衷的敬意。 不过,必须指出,美元指数周期律,只是对美元这一货币走势的轨迹描述,而比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对由美元开创的纯粹纸币时代的本质的洞察。纯粹纸币时代带来的充足流动性,一方面极大地加速并加巨了全球的资本供应,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物质生产率的提高和纸面财富的增值,也使人类经济生活陷入了没有止境的信用创造带来的巨大经济不确定性和安全感丧失。而互联网金融所助推的资本流通的便利性,更加剧了这一趋势的不可逆转。 福耶?祸耶?迄今还无定论,但它带来的巨大喜悦和悲怆,人类已充分领略。 那么,如何在这个纷乱如麻的世界上,守护自己用辛苦和血汗换来的财富,这几乎是每一个地球人类都至为关心的话题。在这个时刻,戚燕杰的《窥破美元》一书出版,不啻为悬壶济世。也许,它还不是医治这个病入膏肓的世界的最后良方,但它对“货币之王”来龙去脉的追溯、对美元周期的规律性归纳,对美元与黄金的关系总结,特别是他独创的“三观法”操作秘诀,对于当下正处在美元指数第三轮经济周期下,又因川普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而无所措手足的世人来说,无疑是力争跑赢美元周期也跑赢川普变数的一种提示和选择。 也许,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燕杰书中的观点,包括我,也对他的某些看法和结论持有异见,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燕杰书中那些开创性见解的激赏,因为,正是这些有价值的见解,使我们加深了对美元,也对被美元左右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类当代经济史,金融史的认识和理解。何况燕杰的这本书,还为时下对如何规避金融风险而倍感焦虑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策略选择呢。 是为序。 2016年11月21日
乔良将军:窥破黑箱 窥破黑箱 ——美元指数周期律下的策略选择 在美国金融海啸把整个世界拖进一场至今无法摆脱的全球性危机之后,美元的秘密也一点点大白于天下。那些把任何对美元的揭秘都斥之为阴谋论的说法,亦随之不攻自破。 美元是一种权力。甚至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权力,没有之一。正是拥有和运用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力,美国得以在半个世纪里,雄踞各国之巅。 我说过,一切权力都建立在信息垄断之上,这是有关权力的最基本奥秘,起码在互联网普及并深刻改变人类社会之前,权力的这一基本特性不会改变。信息垄断必然导致暗箱操作,暗箱操作不可避免地需要耍弄阴谋,美元权力的运用,有很大一部分就隐在美联储的暗箱操作之中,而一切权力都会努力掩盖权力运行的痕迹,因此,从某种意义说,美元不可能不带有阴谋色彩。 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各国货币跟随美元进入纯政府信用创造时代以来,美元的走势起起落落,已走出不少于三轮大行情。在这几波大行情中,各国经济通过美元这一媒介与美国经济互动:美元弱势,全球经济走强;美元强势,全球经济走弱。这其间,美联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或顺势而为,或暗箱操作,结果却无一例外:美元走弱,美元获利(通过大量输出成本接近于零的绿纸,换取全球实物资源和产品);美元走强,美国亦获利(通过美元强势,吸引各国资本回流美国追捧美元资产),一场全球性的百家乐豪赌,押大押小,横竖都是美国赢,而各国经济,则应着了张养浩的那句名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美国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其中隐藏了怎样的秘密?这是当今世上有良心的经济学人,都想努力窥破的堂奥。但或囿于切身利益而蒙昧良心,或囿于学识不逮而无力洞穿。迄今为止,能在此一领域中登堂入室者,寥若星辰,如凤毛麟角。加上为美元呼风唤雨、摇旗呐喊者,齐心协力,拉起一张“阴谋论”的大幕封天下之口,把这桩天大秘密遮蔽的密不透风,遂使整个人类面对美元,只能盲人摸象,莫衷一是。 但,正如掩盖权力运行痕迹是人类社会的秘密之一,人类社会的另一个秘密则是:一切秘密终会解密。 美元指数周期律的发现,就为我们解开美元与美国国家的获利方式,提供了最直观有效的窗口和工具。在这一解密者名单上,首当其冲的是日本的岩本砂弓女士,她对美元指数“连续两次65个月的走弱,接下来会出现一轮82个月走强”这一规律的描述,为揭开美元指数周期律打开了第一扇大门;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名字:戚燕杰。他通过自己的数学模型,得出了美元周期“10年走弱,6年走强”的结论,虽然与岩本砂弓女士的说法略有出入,但两人对这一问题的贡献,可以说是等量齐观,即基本上向懵懂的世人洞开了美元的秘密。 美元指数周期律的揭示,有力地佐证了由王建先生提出,由我完成的关于“美国人为何而战”的理论,也证实了我认为美国政府通过美联储,用周期性的美元“金融呼吸法”吐纳全球资源和财富的过程。在此,我要向岩本砂弓女士和戚燕杰博士表示由衷的敬意。 不过,必须指出,美元指数周期律,只是对美元这一货币走势的轨迹描述,而比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对由美元开创的纯粹纸币时代的本质的洞察。纯粹纸币时代带来的充足流动性,一方面极大地加速并加剧了全球的资本供应,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物质生产率的提高和纸面财富的增值,也使人类经济生活陷入了没有止境的信用创造带来的巨大经济不确定性和安全感丧失。而互联网金融所助推的资本流通的便利性,更加剧了这一趋势的不可逆转。 福耶?祸耶?迄今还无定论,但它带来的巨大喜悦和悲怆,人类已充分领略。 那么,如何在这个纷乱如麻的世界上,守护自己用辛苦和血汗换来的财富,这几乎是每一个地球人类都至为关心的话题。在这个时刻,戚燕杰的《窥破美元》一书出版,不啻为悬壶济世。也许,它还不是医治这个病入膏肓的世界的最后良方,但它对“货币之王”来龙去脉的追溯、对美元周期的规律性归纳,对美元与黄金的关系总结,特别是他独创的“三观法”操作秘诀,对于当下正处在美元指数第三轮经济周期下,又因川普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而无所措手足的世人来说,无疑是力争跑赢美元周期也跑赢川普变数的一种提示和选择。 也许,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燕杰书中的观点,包括我,也对他的某些看法和结论持有异见,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燕杰书中那些开创性见解的激赏,因为,正是这些有价值的见解,使我们加深了对美元,也对被美元左右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类当代经济史,金融史的认识和理解。何况燕杰的这本书,还为时下对如何规避金融风险而倍感焦虑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策略选择呢。 是为序。 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乔良 2016年11月21日
用中国古老兵家智慧,重塑中华战略自信 第72届文化讲坛实录 用中国古老兵家智慧,重塑中华战略自信 2016年08月26日 14 :解放周末/文化讲坛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 乔良   夏磊:首先带来演讲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乔良。从刚才的视频介绍照片上,我们看到乔良将军坚毅的目光。在东海、南海,我们正面临着复杂的博弈,中国在目前的全球格局中,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要如何应对?让我们掌声有请乔良将军。(全场鼓掌) 嘉宾小传   因为在央视《百家讲坛》侃侃而谈《新解三十六计》,乔良被公众认识。他长期潜心于军事理论研究,1999年,与王湘穗合著的《超限战》,震撼中外,畅销百万。最新力作 《帝国之弧》《割裂世纪的战争》,又广受读者关注。   有学者评价这位敏锐而坚毅的将军说:只要认真读过乔良的著作,大概都会感觉到,透过多少发散着硝烟味的书名,冲击着读者心灵最深处的,却是作者的哲学思考和人文情怀。    西方人崇尚以力取胜,   而中国人则推崇以谋取胜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民族,中国兵家智慧也成熟得很早。自有人类以来,战争就绵绵不绝。据说迄今为止,有记载的大大小小的战争有上万场。几千年的文明史,人类大概生活在完全没有战争的日子加起来只有一年,其他时候一直处在战争中。战争带来巨大的破坏,但也极大激发了人类的智力,在这方面中国人的智力很早就被开发出来。   中国的古老传说中就有炎帝和黄帝的大战,虽然是传说,但是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当年战争怎么使中华民族从懵懂走向开化。西方也是如此,从《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战争一直到有文字记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西方也是这么一路走来的。但是,在这样向前走的过程中,中西方渐渐走出了两条不同的路:西方人崇尚以力取胜,中国人则推崇以谋取胜,由此战略文化在中国最先得以发育。   中国有名的兵家鼻祖孙武写了传世的《孙子兵法》,其中有一些名句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比如“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不战而屈人之兵”等,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的一种战略文化。而基于这种文化之下的战略力量的运用,则沿着如下排序展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些战略文化和西方迥然有别。   在西方的战略文化中,力量的运用就是物理力的碰撞和消耗,在进入近现代以前,发生在西方的所有战争,都几乎是清一色的高打强攻,像汉尼拔以及他的对手费边那样动脑子打仗的人如凤毛麟角。按照克劳塞维茨对西方战争理论的总结,他认为,战争就是强迫对手接受自己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只有决战全胜,完胜对手才是战争的目的。这和孙子开创的东方兵家战略智慧有很大的差异和差距。   西方还有一种战略文化就是“打不赢就入伙”,也和中国非常不同。可以说,西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真正的战略文化。西方人在高打强攻中一直厮杀不停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早已经发明了一些更出色的战争艺术,比如围魏救赵、暗渡陈仓、借刀杀人,我们的老祖宗玩得非常熟练。   但是很不幸,历史的规律是先兴盛者先衰落。早熟的民族一般也会先行进入衰落阶段。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的思想归于一统之后,百家的思想逐渐式微。当我们开始沿着内圣外王前进时,后兴盛的西方逐渐把中国东方式的智慧拿了过去。   今天,运用这种东方古老兵家智慧最出色的,恰恰不是我们。这不免让人感到有些讽刺。    从长计议,   识别“釜底抽薪计”   三十六计有一计叫“釜底抽薪”,美国人运用得很娴熟。 2011年下半年,中日韩的东北亚自贸区谈判接近成功。2012年初,中韩互换货币,已经达成了协议,一个美好的前景在我们眼前展开。假如东北亚自贸区能够成功,就会形成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一旦形成就会继续南下,利用原来已有的东盟加中日韩这样一个“10+3”的机制迅速整合东南亚,形成东亚自贸区。这个经济体还会向西整合南亚大陆,向北整合中亚,继续向西整合西亚盛产石油的海湾七国,最后形成完整的亚洲共同体,就像欧盟一样。其规模将接近欧盟和北美加起来的总和。   这么庞大的经济体会立刻面临一个问题,使用哪一种货币作为自己内部贸易的结算单位,是使用欧元还是美元?毫无疑问,这两种货币我们都不会选择。亚洲人为什么要向欧美凭空缴纳这么多隐性的铸币税呢?我们将会选择推出亚元或者干脆让人民币或者人民币与日元联手成为结算货币。更大的可能就是让人民币成为亚洲共同体的结算货币、流通货币或者储备货币,这就意味着世界货币将三分天下。这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会怎么做?2011年下半年,正当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谈判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人把日本的石原慎太郎请到美国待为上宾,几乎完全忘了20年来石原慎太郎是美国人讨厌的一个日本政客。国会议员们纷纷宴请他,与他座谈,他们究竟谈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石原慎太郎从美国返回日本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购买钓鱼岛计划。   这件事情理所当然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慨,中国人民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甚至发生了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抵制日货、烧日系汽车、挂出过激的横幅等等。但实际上,我们这些过激之举,在一定程度上助推安倍和当时在野的自民党拉着日本的国民一起向右转了。由此,中日之间的关系迅速降温。   结果是什么?东北亚自贸区被一阵风吹掉了。   事情到这一步还没结束,去年9月,我们邀请韩国总统朴槿惠访问中国,在参加完阅兵仪式之后,中韩领导人签署了《中韩自贸区协议》。这个协议很多人认为是在东北亚自贸区搞不成后的退而求其次。其实这样理解不对,这个自贸区协议同样意义深远。   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和菲律宾发生了黄岩岛和仁爱礁之争。美国在这个时候推进了TPP,也就是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定,使我们和东盟国家进一步拉开距离,用这个组织把中国排除在外。   所以,这时候中韩自贸区协议,意义远远不止于中国和韩国之间的贸易。如果能够成功,对所有加入到TPP中的东盟国家都将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使这些国家在政治上依靠美国的同时,还想在经济上依靠中国,与中国做生意。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依照中韩自贸区的模式,与东盟国家一个个签署双边自贸区,其结果就将使TPP不攻而破。   但是美国通过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一石三鸟,既激怒中国,又激怒朝鲜,还使良好的中韩关系顿时紧张。中国人表达愤怒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当我们向韩国寸土不让并施加压力的时候,中韩自贸区也将受到影响。美国人通过这一招,把中国人捅进TPP的一只脚踩住了。    祖先的智慧   有多少可以为今天所用   从无中生有到釜底抽薪,刚才说的这些计谋,都没有跳出三十六计的范围。今天回过头看,美国似乎在战略文化方面日益娴熟地运用东方智慧,而我们自身离这样一种古老智慧却越来越远。   我们今天能够做什么?应该重新回过头去看一看,祖先的智慧有多少可以为今天所用。实际上同样的策略,我们一样可以在与对手对弈时去使用它。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论坛,发现一些专家对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没有很深的理解,甚至有些军人宣称“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军人的最高境界。这完全是对《孙子兵法》的误解。“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讲给军人听,是讲给王听的。王不可怒而兴师,王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军人不能这么想,如果每个军人都想着不战,国家还有安全的日子吗?军人要考虑的是战而胜之;但王却要时时考虑,不要一遇到什么事情就老想着打仗。所以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王和军人的区别。   当时有一位美国学者反驳我,他说他要举个例子证明美国也会“不战而屈人之兵”,即在20年前,美国赢得了对前苏联的冷战,却没有与前苏联发生战争,这不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吗?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我和我的合作者在《超限战》里写道,在今天,战争正超出传统热战的范围,用金融战的方式、网络战的方式、舆论战的方式、法规战的方式、心理战的方式,都可以进行替代性战争。美国战胜前苏联,虽无直接热战,但却把所有《超限战》中列举的“新战争”手段全用上了。所以说,美国不能宣称自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只不过是打了一场特殊的战争而已。   今天,我们正试图应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我们造成的压力。如何去抵消压力?中国传统的古老智慧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至于能不能成功,这需要留待未来去检验,也需要历史去评判。   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让历史去验证 让历史去验证 ——序《超限战与反超限战》 乔 良 王湘穗 这是我们为《超限战》的第四个中文版写的序言。 十七年里,这本初版于上世纪最后一个冬天的小书,历经坎坷,几度沉浮,熬老了甚至熬走了与它的命运发生过这样那样奇妙联系的一代人,也熬白了我们俩的须发,唯独它,看上去依旧年轻。 它的生命力,不取决我们的期待,而是取决于来自这个世界上的那么多质疑、非议和误读,以及同样多的理解、认同和欣赏,比这更重要的,是它在过去的十七年里,不断被陆续发生的历史所验证。 同样是十七年前,当美国人用五枚激光制导炸弹精确“误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之后的八月中旬,《华盛顿邮报》记者潘文(John Pomfret)以“中国人深思‘超限战’”为题,在该报头版发表长文,第一次提到“这是四十年来中国人写的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时,我们以为,只不过是这位记者为了引起美国人对此书的警觉,故作惊人之语; 还是这一年,军事科学院的姚云竹大校(后来成为军科院的第三位女将军)把一本美国军方情报系统与中情局联合翻译的英文《超限战》打印本转送给我们,说这是美国一高级军方代表团送给她的“礼物”。在把这本据她说“翻译的非常漂亮,甚至比你们的原文还棒”的英译本交到她手里时,那位美国将军顺便告诉她,“这本书美国高级将领人手一册,同时也时西点军校学员的课外必读书”。当时,我们也仅仅以为这是西方人惯常的夸大其词。 此后不久,与新世纪降临的同时,美国海军学院给我们来函,要求我们授权给他们,将此书做为美国海军学院的教材,并声称“这本书对于美国的军人和非军人都至关重要”,我们依然认为,这只是美军比我们更注重研究对手罢了,不值得我们过于在意。 直到两年后的9月11日,当18名恐怖分子操纵3架波音飞机,撞向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电视画面,令人瞠目地突现在我们眼前,而随即美国总统小布什面色阴沉地向全世界宣布“这就是战争”时,我们才意识到,这部书和我们的命运,都可能将因此而改变。 此后,整整过了一年,在“9·11”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举世闻名的亚马逊书店和纽斯麦克斯网站(Newsmax)联合盗版发行《超限战》,并故意将书名改为《无限的战争——中国政府摧毁美国的绝妙计划》,这本书也因此成为美国人未经我们授权,盗印出版并公开发行的第一本中国人写的书。 这以后,从2006年至2009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连续四年召开“全美《超限战》研讨会”,每年都汇集出版厚厚的一册论文汇编。在2006年召开的首届研讨会上,前美国中央战区司令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安东尼·兹尼(Anthony C. Zinni)做了主题发言;次年,在第二届研讨会上,时任战略司令部司令(后升任美参联会副主席)四星上将詹姆斯·卡特赖特(James Cartwright)发表了演讲。在会上,这两人对“超限战”的评价是“人类已进入‘超限战’时代”,“超限战是不可战胜的”。 再后来,中国军事科学院做为内部资料翻译了美军2006年版最新《陆军作战条令》,而《超限战》书中的一些观点,已正式被美国人写进了该条令。 对于作者来说,你的著作被别的国家,其他语种所移译并推重,是一件值得荣幸的事情,但对于身为军人的我们,你为自己的国家和军队奉献的思想,仅仅被你的对手国和军队所重视与研究,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 所幸的是,书是唯一一种不需要双脚就能游走于世界的奇特造物。即使在公开场合一直被视为禁忌的最初几年里,这本书也始终是中国军人——从高级军官到下层官兵乃至社会青年们热议的话题。今天,当人们终于可以公开地接纳它时,或许会发现,“超限战”这三个字早已成为超越军语范畴的流行用语。只要人类社会中还存在竞争和冲突,这个词就会有生命力。 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的“野心”不会仅止于为《军语》词条贡献一条新“军语”,或为“大众词典”贡献一句“流行语”。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政治与军事分析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韦茨看来,面对“超限战”等下一代的战争战术,西方尚未找到有效方法予以应对。即使是此后美国人提出了“混合战”的概念(这个概念很快被俄罗斯人接了过去,加以发挥)也仍可被视为是西方人的翻版“超限战”。从概念到原理都没有超出《超限战》在十七年前就给定的“新战争”范围。即便按照他们的理论进行所谓“混合战”实践,也不过是用“超限战”打“超限战”,仅此而已。至于更多地尾随《超限战》而至的这样那样的“××战”,则基本上可以视作搭顺风车之作,无须我们多言。 我们从没打算让《超限战》停留在一大堆奇思怪想或邪招异术之上。我们希望读者把“超限战”看作是有关思维方式的书。为了探究这种迴异于现下流行的思维模式,我们一开始要做的事情,就是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我想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沿着“组合(手段)”与“错位(运用)”这两条线索,一路摸索到了“新战争”与“新战法”的门径。透过门隙,我们看到了本·拉登的残忍面孔,也窥破了美式战争的堂奥,我们甚至自信的认为,我们可能望见了“胜律”的背影。但愿这不是错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与前三个版本不同,这本书厚了许多。因为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们收录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四年“超限战研讨会”中的部分论文,做为美国人“反超限战”的研究成果,一并提交给读者,让大家直接感受一次“思想超限战”的交锋。谁的思想更能走进读者心灵,占据读者的大脑,相信你们会有自己的结论。而不论何种结论,都是我们所期待的,因为那必定是思想碰撞的结晶。 从家族、氏族繁衍出社会和国家以来,一代代的人们就始终处在各种利益的冲突、争夺、博弈之中。为此,人们设计出了种种方案、计划和理论,《超限战》不过是这无数种方法中的一种。毫无疑问,它不可能是最后的解决方式。但我们亲身经历的多位我军德高望重的将领,在我们面临最艰难的人生时刻,对我们的支持和保护;我们亲耳听到的多位外国将校军官对本书的由衷激赏,以及更多的不知姓名的读者,对本书令人感动的认同和肯定,都使我们对本书的价值和作用,充满信心。 不管怎么说,当这部书的第四个版本摆在我们面前也呈现在读者眼前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比我们两人有更长的寿命。不过,我们更想告诉世人的是,我们写这样一部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类抑制乃至消灭战争,而决不是——延续战争。 2016年7月21日于北京
读《南海仲裁 天塌不下来》 读《南海仲裁 天塌不下来》 长杰 乔将军的思路和文风一如既往,清新、犀利。对美国的战略意图和所用手段的分析,入木三分。承认中国有失分之举,如何不被对方意图牵着走,到他那里去制造麻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特别是在经济和货币政策方面着力,才可破解美国战略,赢得这场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对抗。 所有在我国周边出现的麻烦都是美国幕后挑动的,这是显然的。他还是老大,大家还都要看他脸色行事。我们也有人怕看他的脸色,尽量讨好,但结果仍然是如此,你越怕他越欺负你。以往的经验证明,不怕才没事,天塌不下来。 对于周边的闹剧,他们是做秀,我们跟着去做,错。插个国旗之类,登岛、发抗议等都没有用,小孩子的搞法,美国人从来不做这种事。对他们的做秀,应该不理会,不解释,只做一件事,用实力找战机,来犯就打,打了再说,可以胡编理由,他们打伊拉克都胡编,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理才打”?你被他牵着走很背动。在南海,就是投入建设,这个已经做到,还可加大力度,不是什么民用,就是要驻军,像台湾在太平岛上一样,搞机场还要搞港口。老子有钱有力做的事,就去做,也不用说什么。行动就是了。国内这么大的市场,还有许多事可以做,世界上想过上好日子的人也多的是,中国过剩产能完全可以转移出去,同时更大力度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和留住资本。这个世界还是资本主义体系,用好这个体系而又有强大国力,何怕任何威胁? 乔将军说美国实际上也不真想在南海与中国开战,我们也不用直接与他开战,当然他如果欺人太甚,进入我们领海,那也照打不误。但我们完全可以打侵占我领土的菲军,就拿他开刀,试探一下美国如何反应,然后见招拆招,占有主动。做最坏打算,方可得最好结果。
周涛大作:乔良是个变色龙 乔良是个变色龙 周涛 他是个圆头圆脑的人,从三十年前刚刚见到他的时候,就是;之后再见到他,还是;而且圆头圆脑的更加明显,似乎连整个人也圆了。他的那种圆不臃肿,不虚,有几分儿童式的可爱,更多的是武士型的彪猛,圆头圆脑也可以称得上是虎头虎脑。 有一次见到他,穿一件飞行员紧身短皮夹克, 虎背熊腰,帅气十足。忍不住夸赞了几句,他说其实咱们俩代表的是我军的两类军人形象,你是瘦高冷峻,德国军人;我是矮壮艰忍,日本武士。说完,用孩童般的眼睛望着我,好像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等待高年级学生的认可。 我哈哈大笑,心想,这只能算是一个儿童式的发现,但我还是表示认可了。 他那时候写诗,写了不少空军生活的诗,反正不是蓝天就是机场,写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记住。印象深的是他那时养了一屋子猫,全是名贵品种,在那间摆满书架的屋子里,从我们头顶上飞来飞去。 大概到九十年代初,他摇身一变,开始写小说了。在《十月》上发表了中篇《大冰河》,之后《灵旗》又获了全国奖。那时侯,他讲起小说的作法来,端的是一套一套的,专家一样,琢磨的很深了。 从小诗到小说,虽然都是小,变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他算是变的成功的, 以为他可能就要吃定这碗饭了。 谁知过了十年,1999年,他与王湘穗合著的《超限战》出版,该书由于准确预言了“9.11”事件的发生, 在美国和西方引起震动。这个《超限战》可不是小说了,是什么呢?是兵书。是军事理论,军事战略思想。此书被美国西点军校和美国海军学院分别列为学员必读书目和正式教材,更被意大利陆军总监米尼上将称为当代军事名著。该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已被美军写入最新作战条令。 上个世纪黑云压城,毛主席有了《论持久战》。本世纪风雨如磐,乔良弄出了《超限战》。这两战,都是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的独创和发现!谁说中国人不行呢?具有悠久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其聪明智慧一旦激发释放,那也是雷光闪电般地惊人! 乔良这又是一变,这一变比从小诗变小说难多了。跨行越界,渡海翻山,脱胎换骨,天高云淡。人家是以不变应万变,乔良是以多变应万变,不变不行呵,这世界变太快! 今年,乔良又拿出一部新作,是长江文艺出版的《帝国之弧》。认真拜读之后,不知道人家那些高人怎么看,我是为之折服。真是一部洞见本世纪人类社会之谜的大作啊,这不是一本书,是一把钥匙,打开了那扇紧闭的神秘之门,一下弄明白了当今世界乱纷纷的战争表象后面的秘密!“美国用金融经济把实体经济变成自己的奴婢,也使整个世界匍匐在了美元的脚下。”一直以来,我们无法理解美国的战争行为,以为人家想当警察,爱当警察。“为什么有人要力推中东,北非‘颜色革命’,让这些国家破碎化?为什么欧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普金趁乌克兰危机夺回克里米亚,同时导致上万亿美元资本撤出欧洲?为什么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要拼命提高产量,降低油价,结果使俄罗斯不得不出手打击ISIS? 巴黎恐怖袭击与美元加息有何关联,而当奥朗德打算与普金并肩作战时,为何土耳其匪夷所思地击落俄罗斯战机?”原来,“这一切的背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晃动,而它的指尖,始终指向一个方向——资本!” 人家美国哪里时爱当警察啊,人家是爱遛狗——用美元打造的狗链子,套在别的国家脖子上,随心所欲,想怎么遛就怎么遛。不让套行吗?战争就这么来了。用美元霸权解释了战争,已经超越了“兵书”,我以为比《超限战》更为重要。这一成就是现在不易估量的,相信会是重大的贡献。此书应为政治人物必读,乔良的思维总是具有超前性,建设性,他是一个积极的建设者。 这本书也应该算是他又一变,从军事战略跃升为国际政治战略。这一变之后他还能往哪儿变呢?诗人变小说家,小说家变军事战略,军事战略变国际金融政治,这不是变色龙又是什么呢?只是变来变去,他手中的那支笔是不变的,他那颗爱国爱军,追求中华名族复兴崛起的心是不变的,可以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形容。 前两个月见了一面,他忽然悄悄对我说,“最近我写了几十首诗,到时候发出来你看一下……”啊?我听了一楞,“又写起诗来啦?”这比从写《灵旗》变写《超限战》还让人吃惊:变过去固然不容易,变回来恐怕更难呢! 看看这个变色龙的诗究竟怎么样吧,我拭目以待。 2016年5月23日
一次深沉的文学祭奠与历史追问 ——重读乔良的中篇小说《灵旗》 一次深沉的文学祭奠与历史追问 ——重读乔良的中篇小说《灵旗》 汪守德 重读乔良的中篇小说《灵旗》,在我内心产生的震撼竟是如此的出乎意料。这是一篇20 世纪80 年代产生的作品,当时的阅读印象和感受虽然也很强烈,但远不如三十年之后的这次重读,它是那样地使我久久地不能平静,并因惊异与震撼而陷入某种深思。乔良以“灵旗”为题所作的对于革命战争生活的这种书写,所体现出的浓重而特殊的战争气氛与历史意味,是在当时如狂飙突进般的文学形势下进行的,是以现代的观察视角和审美方式,对湘江之战这场非寻常之战,所进行的一次深沉的文学祭奠与历史追问。 跟随“灵旗”的引导,我们进入了作者所设定与呈现的历史现场,来到这个叫作洪毛崝的地方。这里是小说中历史的发生地,是湘江之战喋血横尸的一角。作品完全打破我们常见的线性叙事方式,而以历史的见证者青果老爹、二拐子等人物,作为可靠的历史事件的叙述者,来再现这场战斗给人们留下的种种记忆,而这又是在后来的时空中,在人们的口头上,不断地被流传、重复与播放,使短时间里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成为一种时时令人惊心的传说。除了前两者之外,更加进了作者全能全知的视角,从而以人物多角度、时空多维度的叙事,完成了对于历史的一次独特的重构与重述。在小说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作者为了保持叙事的强劲张力,传递更丰富的生活信息,给人陌生化的审美体验,而采用电影蒙太奇式的联结方式,使一管尖锐辛辣、力透纸背的笔在历史与现实中纵情穿梭,以最终达到与实现作者原初的创作意图,来反映与透视战争的惨烈影像、历史的乖谬意味和人物的复杂命运,进而赋予作品以极为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气质。 从小小村落这一历史之角,切入著名的湘江之战,可谓既冒险又巧妙。湘江之战是我党我军遭遇的一次真正的历史危机,中央红军渡湘江招致过半数的惨重损失令人对之讳莫如深,因此这在较长历史时期里都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富有争议性的题材,敢于涉足其间无疑体现和考验着作家的能力、深度与胆魄。也正基于此乃历史的断层与撕裂之处,它才更是文学要开始行动、并大展身手的地方。然而这一生活的小切口能否当此重任,显然是令人为其捏着一把汗的。不过作者显然不是要梳理、再现和讲述这场惨烈之战的过程,也不在于要进行谁对谁错的历史辨别与诘问,如果仅仅限于这种创作动机,《灵旗》必将坠入平庸之列,而这样的平庸之作可谓比比皆是。乔良所进行的则是通过对于历史的观照与透视,对于民族个体本质的刻画与勾勒,对于人性的解剖与叩问,去做令我们震惊不已的历史探诘与追寻,告诉我们曾经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真实面貌,散发着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历史意蕴,从而有力地打破人们认识历史、认识战争的固有印象与模式,使之上升到真正文学的层面与高度,让我们的灵魂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击中、被洞穿。故而站在我们面前的作者,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和战争生活的书写者,更是一个披挂满身的探路者和思考者,由此构成的作品成为一次对于历史的穿越,对于自己内心的一次喷发,作者引领我们抵达和探知的,是战争文学最本质的要义。 这个叫作洪毛崝的地方,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卷入了杀戮,于是这个也许宁静偏僻的地方,目睹了无处不存在与弥漫着的暴力:“一仗打下来,从山顶到山脚都红透了,全是血。踩上去脚都拔不起。湘江早涨红了,血水往海阳山倒灌。”“白军杀戒大开,狂犬般搜杀流散红军。砍头如砍柴,饮血如饮水。一时间,蒋军杀红军,湘军杀红军,桂军杀红军,狐假虎威的民团杀红军,连一些普通百姓也杀红军。尸曝山野,血涨江流。”“民团杀人好狠欧!搜红军,抓红军,杀红军,比李军(即桂军,笔者注)还厉害,手段也狠。任你躲到哪里,民团也能把你抠出来。身体好的,绑到县里去讨赏。走不动的,就地乱棍打死。看到他们有些能用的东西,村里人就出来抢。不给就打,往死里打。有的给了也往死里打。”“二拐子说,就在这棵老皂角树下,还躺过一个红军伤号,十六七岁的样子。脸色就像这皂角树皮。身上凡有伤的地方,都爬着蛆,一坨坨的,招苍蝇。在身上没什么好抢的,村里人连看都不看到他。熬到第三天,身体就硬邦邦的了。”对于失散掉队的红军士兵的杀戮,是小说中最令人窒息的描写,也是作品最有冲击力的内容。那一幕幕直陈其事、让人不堪回首的场景呈现,使我们看到在历史的那一刻,是怎样充斥着暴力血腥的气息。红军大转移时遭到围追堵截而陷入的极其悲惨的困境,使战争演变成了肆意的屠杀,人在那样的瞬间变得极端凶恶与残暴,历史在那一时刻变成最黑暗的地狱。人性在战争状态之下的放纵,行为与心理都达到了极度变态的程度,暴露出存在于特定历史情境之中的那些人赤裸、野蛮、残暴的灵魂与本质。 《灵旗》大气沉雄而又才华横溢的写作,将读者带回到一个扑朔迷离、似真似幻的历史现场。这个历史现场是刺鼻的血腥与浓稠的历史裹在一起,杜九翠、廖百钧等诸人的命运杂于其间,使生活显得十分斑斓、厚重而阴郁,这让作品的底蕴显得越发的丰赡。小说所带有的某种魔幻色彩,即一连串因果报应式的事件的发生,都反映在那些疯狂杀害红军战士的凶手歹徒身上,虽然从作者的描写看来似有不可知之处,却加重了作品的神秘感。这自然不是作者仅仅为抒发激愤而快意为之,体现出的是某种因果观,表明在历史中又具有相对的不可逃脱的历史逻辑,或者存在着某种强大的历史意志,任何形式的作恶都不可能不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在直面历史的残酷之外带上某种玄妙的特征。这或许为当时的写作风尚影响所致。作者就是这样,努力以其真正写实的立场和力量,以形象的描写和不容置疑的叙述,告诉人们不一样的战争真相和生活真相,从而进入一种灵魂的空间,使战争历史的写作成为一种风俗化、人生化和心灵化的叙事,为战争题材创作注入一种令人尊崇的审美特质。是否敢于直面战争的残酷,把人心与人性写真写透,是一个民族理性是否成熟的表现,也是一个国家战争文学是否真正有力量的指标,而这往往正是我们所缺乏和薄弱的。问题在于作家有无足够的胆量与勇气,有无足够的眼力和笔力,挺进战争生活的宽阔地带和历史深处,以坚硬冷峻的心肠与强大坚韧的笔力,逼近残酷的历史真实和人性的温情与残忍,从而回归历史的真相,还原历史的客观事实,在使人们原有的认识被刷新乃至被颠覆中,展现出中国战争文学的另一番风景。而我们拥有的战争生活仍是只经过轻耕浅犁的无边沃土,深耕细作的天地依然十分广阔。从这个意义上讲,乔良的这篇作品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价值与卓越贡献。须知我们曾对革命战争历史的本身,虽然不时高调地宣示其重视的姿态,然而抱持的却是一种不容否认的疏离态度,甚至对战争的本体常常加以过分美化与诗意的表现与阐释。当一个时期的革命战争和历史终结之时,我们所做的是将其折叠起来,打包送进博物馆,开始我们的新生活。在此过程中,我们并不肯自觉地正视战争与历史的全部,而更多的是骄傲地回望与陶醉于曾经的荣耀,与此同时诸多的禁忌也随之产生,从而使战争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往往不容易是更为真实的,而是扭曲失真的影像,而且似乎距离越远,影像越模糊,人们也就越没有感觉。《灵旗》告诉今天读者的,在历史的苍茫深处,常常残酷无情得令人难以想象和难以置信。其实任何战争生活都大抵如此,非但不是如未曾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所想象和以为的那样轻易简单,如诗如歌,而是无不被无边的血雾笼罩着的残酷画面与场景所构成。在描写这些残酷事实的背后,怎样探究与揭示其深刻独特的含义和意味,决定着战争文学写作的难度和达到的高度。 《灵旗》的写作所表明的事实是,作者从事战争题材的写作,少不了对历史与战争资料的搜集和占有,少不了对于战争问题深入的思考与探询,更少不了对其奥妙与本质的发现和表现,从而使写作具有我们所期望的真正的独特性。《灵旗》无疑是乔良具有代表性的,值得称道、重视和研究的作品,其在20 世纪80 年代即以如此锋利、沉重和老辣的笔墨,使战争题材达到的这样一种锐度和深度,至今似乎无人超越。 《神剑》2016年第三期
乔良将军:英国脱欧之我见 英国脱欧之我见 乔良 1、英国最终实际脱离欧洲的概率,和不脱欧的概率分别是多大? 脱欧不成功的前提条件是,能够发动二次公投反脱欧,或者英国新政府上台后不支持脱欧,这主要得看反悔的人数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如果数量巨大,可能会有二次公投的可能。 2、如果脱欧,英国可能面临的最坏情况是什么;如果没脱,它面临的最大损失是什么? 如果脱欧成功,好处肯定有,从眼下来看,比如不用缴纳欧盟的会费,移民问题也不用担心扩散到英国,等等。但是麻烦更大。一旦脱欧,苏格兰可能会公投脱离英国,北爱尔兰也是如此。英伦三岛变成一岛,英国必定会失去大国地位。接下来,更坏的局面说不定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会脱离英联邦。欧盟同样不妙,安理会五常中欧盟只有一张否决票,这样一来欧盟的影响力会被削弱。另外,如果后续还有其他国家效仿英国退欧,欧盟就将面临瓦解。是英国倒下,还是欧盟倒下,只是个先后的问题,这将是一场非常复杂的多米诺骨牌牌局。 如果英国反悔,脱欧不成,那更不利。英国与欧盟谈判的筹码会因此大打折扣,无异于英国求着欧盟,回去了会受到欧盟更多限制。英国人爱面子,肯定忍不了这口气,最终的后果是英国真正脱欧。 3、这是欧洲加速衰落的里程碑吗? 这可能是欧洲衰落的信号弹或者里程碑,也是近300年领先世界的西方文明衰落的开始。这个事情也让更多人看到了民主的B面。当人们对一个重大的事情没有深思熟虑就做出判断和选择,那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虽然公投反映了多数人的决定,也符合民主的原则,但是最后的结果未必是正确的,理想的。另一方面,难民问题让整个欧盟都绷紧神经,已经进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英国退欧后对难民问题做出严厉限制和修改,其他欧洲国家也会跟上。这对那些中东难民和移民来说是歧视性的,而这对西方“普世价值”而言是倒退的。这样,西方引以为豪的民主和“普世价值”两大支柱都遇到了麻烦。欧洲需要对自己的现行体系和政策进行有效的修复,但短期难有良策。 4、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是什么? 这个世界将从此重新排序。英国退出欧盟后,欧盟将难以保持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很有可能就会被亚洲超过。中国目前在GDP上是世界第二,但不是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英国退欧导致欧盟实力受损,中国的排名就会提升。地缘上的排序也会重新排列。如果因为英国的退出,欧盟退出国越来越多,那么欧元就会受影响,人民币毫无疑问会成为第二大货币。中国战略重要性会上升。 5、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诸如苏联解体、阿拉伯之春等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的事件,与这些事件相比,英国脱欧的意义有多大? 同苏联解体,9·11事件及后续08年金融危机相比,英国脱欧影响上要小一些。但是,英国脱欧有可能是导致欧盟解体的第一块砖,它的意义可能在后面会更大地显露出来。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不光是小国,大国也有可能破碎化和碎片化,世界碎片化的进程加快。还没有形成新的“极”就破碎了。 6、如果说影响21世纪格局的最大落点是中美关系的话,英国脱欧对这一核心关系有什么影响,或者换句话说,对中美的战略态势有什么影响?中国得失几何? 英国脱欧对中美关系平衡没有太大的影响。短期内,英国脱欧对美国、美元有利,对中国和人民币不利,因为我们想把伦敦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所以对人民币国际化不利。但是,长期对中国有利,因为脱欧削弱了英国,也削弱了欧盟,两者会竞相与中国交好。英国和欧盟与对方的贸易空缺,都会转向中国寻求补偿。 总体上,中国得大于失。有些人认为,脱欧后,英国会成为美国的小兄弟。我不这么看,美英经济和金融重叠的东西较多,而中英是互补型的。 7、会导致西方内部的某些混乱吗?会削弱西方的信心吗? 其实西方的信心现在已经动摇了。比如现在英国脱欧投票结束后,欧盟委员会就催促英国赶紧办“离婚”手续,目的是防止其他欧盟国家心理有变,这就体现欧盟信心备受打击。如果英国反悔,德法会制定更严厉的条件。杀鸡骇猴,让其他欧洲国家不敢有二心。 (答环球时报记者问)
空军少将乔良:美国搅局南海意图争夺资本 视频地址: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news.qq.com%2Fa%2F20160601%2F026431.htm&urlrefer=5d73f7048693e24f9c358265a866da345月10日,美国海军“劳伦斯”号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中国军队当即采取应对行动,并予以警告驱离。美国单独一艘军舰构不成对我岛礁及设施太严重的威胁,但这是美方宣示其海上霸权的一个姿态。中美南海博弈继续大国间的游戏。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军舰机进入南沙岛礁邻近海域改变不了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的事实,美军的挑衅行动是徒劳无益的。中方将根据需要加大海空巡逻力度,加强各项防卫能力建设,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美国此次所谓的巡航,其用意和深层原因是什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乔良为您解读。 最近美军在中国南海地区动作非常的频繁,包括战机飞跃黄岩岛附近的空域,以及舰艇靠近中国南沙和西沙岛礁进行所谓的巡航等,美国突然大力度的搅局南海,这背后有何企图呢? 乔良: 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事情认为只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一部分,按照它的说法,它是要推行一种亚洲的战略再平衡,推行这样一种战略。那么这里面真正的背景是什么?它的背景很容易让人感觉到扑朔迷离。因为美国几乎在每一个与中国找麻烦的国家,它都站在这些国家的身后支持他们。中日钓鱼岛,美国人支持日本的主张;中菲黄岩岛争端,美国人支持菲律宾的立场;以及我们和其他的国家出现同样的争端,就在南海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争端的时候,美国也都是在处于一种拉偏架的角色。好像它只是作为一个老大站在其他的人后头拉偏架而已,它自己的意图是什么?它自己的利益诉求是什么?这让很多人看不太清楚。 而如果理解了美元过去四十多年里的发展趋势我们就知道,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从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有几波的走势。我们如果去查看一下美元指数的这种周期图表的时候就会发现,美元大约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以16年为一个周期,其中16年分成两段,10年时间是美元大量的向外倾泄的时间,美国美联储大量发行美元。大量的发行美元意味着美元指数走低,美元贬值,这意味着大量的美元印出来,你想印多了它就贬值,大量的美元印出来,这个时间大约有10年左右。印个十年左右美元指数又开始转强,这就意味着减少了美元的供应,这个时间多少呢?6年。接下来又有十年,意味着又有十年的美元的泄洪,然后又一个六年,这又意味着六年的美元的关闸,然后再一个十年,再一个六年,那么这个过程中发生过什么?我们会发现有很有意思的一个对应现象,第一个十年美元泄洪期,和它对应的是拉美的经济繁荣;那么第一个六年的美元指数的走强的时期,对应的是拉美的经济萧条,拉美金融危机,而美国三市齐牛,美国的大牛市;第二个美元指数走弱的时期,也就是第二个美元的泄洪期对应的是东南亚的经济繁荣,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一片亚洲奇迹的赞叹之声,可是当美元指数再次走强的时候,又一个六年走强的时候,对应的是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和美国的第二个大牛市;现在第三个美元指数的泄洪期已经结束了,应该从2002年到2012年,但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不得不用QE的方式来救自己,用超发美元的方式来救自己,冲淡自己那些有毒的债券中的毒素,它要大量的发美元来冲淡它,这就使得美元这个泄洪期延长了两年,延长到2014年9月,美联储才宣布结束QE,结束量化宽松,这就意味着美国人晚了两年关闸。但不管怎么说,它关了闸了,那现在进入美元指数开始走强。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已经开始走强了,美元指数又面临一个新的加息周期了,那么这个时候剪谁的羊毛?那么我们就要看看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谁是它的第三个泄洪区——中国。 乔良: 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很得意的向世人宣布,由于中国的经济势头发展良好,由于中国的经济面向好,我们成了吸引和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这话我们都不陌生。我们认为是我们很棒,我们有梧桐树,我们招来了金凤凰。你意识没意识到,实际上这是美元在向你泄洪呢?今天的中国毕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它和拉美、东南亚这种区域性国家之间松散的联盟是不同的,我是一个完全自己一家的独立的主权,所以我有足够的力量调动我的资源,与想剪我羊毛的国家进行抗争,这就产生了今天中国和美国之间剧烈的资本争夺。这样一种剧烈的资本争夺,你又不能公开得讲,我的钱,在中国的资本不能撤出去,不能到美国去。美国也不能说在中国的资本必须到美国来,大家就变成了暗战。暗战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呢?中国当然没有主动的去对美国发动金融战争,但是美国却有,我们通过一件一件的事情看到美国人究竟意欲何为?为什么呢,它在这儿给你制造一个麻烦,然后还有美国的军舰不远万里特意绕一个圈,多绕五天的航程,为了参加一个美韩演习,多绕五天的航程,专门要穿过南海,派它的斯坦尼斯航母舰队专门要穿过南海,干什么?向中国施压,向中国示威。 乔良: 一方面向世界宣布,谁是老大,让你们看看。另外也给这些国际投资人一个压力,你看看中国周边的形势都恶化到这个程度了,你们还敢把钱放在中国呢?所以,这是一种典型的敲山震虎式的震荡资本、震荡资金的做法。但是现在由于中国仍然有磁石一般的吸引力,为什么呢,中国的经济即使下行,即使跌到6.9%以下,我们仍然是世界各大国中发展最快的国家。你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负增长,零增长的国家,你怎样可能比我一个6.9%增长的国家带来更多的机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争夺就变得既隐秘又剧烈,我们那些看不太懂的周边的形势,其实背后隐含的都是这样的因素。无非就是恶化你的投资环境,让投资人最后对你失去信心,最后撤走资本,表面上看都是一些军事动作,是一些国家与国家间的领土的争端,可实际上最后都表达了一种资本的争夺。 最后就是货币霸权的争夺,因为人民币马上要国际化。我们知道10月1号,人民币正式的在IMF的篮子里就会正式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且一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立刻就变成了世界老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像1999年1月欧元正式启动之后,3月就打响了科索沃战争,给欧元一个下马威,我想现在中国周边形势这么复杂,也是用这种复杂的形势在迎接人民币的国际化吧。
乔良将军:西方能量正枯竭,希望在中国 西方能量正枯竭,希望在中国 乔良 美国代表的西方模式被自身打败 过去数千年来,人类经过艰难摸索才形成了当前西方这套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模式,逐渐达到现在这种发达和富裕程度。坦率地说,人类发展到这一步相当不易,西方在很长时期内给世界树立了标杆。但问题是,现在西方开始后劲不足,其能量基本快要释放殆尽,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民主制度。 西方民主制度从17世纪开始萌芽,经过18世纪和19世纪的茁壮成长,最终在20世纪成型。这种民主制度与当时人类所能拥有的先进工具或技术相对应。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当时第三等级和资产阶级联起手来对抗王权,其力量与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获得的工具相一致,即政党制和报纸。它们用这两种方式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最后成功并选择了民主制度。 本质上讲,民主制度就是多数决定论,用选票来作出选择。可是如果绝对实行民主,它就成了多数人的专政甚至暴政。这时就亟需照顾少数人的利益,因此自由的概念变得同样可贵。换句话说,民主和自由只有在面对王权和专制时才是“盟军”。一旦民主制实现了,民主就成了自由的敌人。对于这些问题,西方一直没能很好地解决,因此才有了现在西方民主制的衰落。 作为最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美国的衰落就是西方那套体制和模式出现危机的体现。如果泛泛地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在衰落,有人可能还不服气,因此我们要从原理上揭示这种衰落。 美国的衰落某种程度上恰是美国的创新所致,或者说是互联网触发了这个衰落过程。因为互联网是新工具,它将促使人类创造新的民主路径。当年西方第三等级和资产阶级借助政党制和媒体来组织动员民众进而创造民主制度,但那种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已经过时。现在,当年作为民主制重要工具的纸媒在互联网面前呈现整体性衰落。当每个电脑或手机终端都变成了投票器时,谁还那么在乎报纸呢?政党也已不再是民主的标志,而是沦为集团私利的代表,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台湾都是如此。这就意味着西方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工具和平台都已衰落,而其本身又没找到新的方式。难道美国今天创造出“互联网民主”了么?过去政党和报纸都是用来表达民意,但现在两者都成了过去时,因为互联网时代不再那么需要它们来表达民意。因此我说西方民主制的衰落,不是指民主这个抽象概念的衰落,而是支撑其民主制的要素在衰落。 就此而言,美国根本不用担心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它根本不是被挑战者打败,而是败于自身的技术创新。美国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发明、完善并普及了互联网,但互联网又将埋葬霸权。互联网在诞生之初面目可爱,让很多人趋之若鹜,因其在经济产能、政治影响、军事力量、文化扩张等各个方面都能起到“倍增器”作用。但在普及后,互联网立即露出其悖谬的另一面,即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特征,其结果就是消解权力,其中包括美国拥有的霸权。 中国有望解决好世界性共同难题 作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和火车头,中国在上游拉动资源国家,下游拉动市场国家,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了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当今世界,有关任何国际问题的讨论都无法缺少中国因素。虽然有人为了贬低中国,指摘中国人均GDP不足,但这毫无意义,因为一国人均GDP高并不必然具备世界性影响,比如瑞士、列支敦士登和其他北欧国家。中国有世界性影响源自一个独特因素,即中国是所有世界性大国中权力集中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对资源的支配能力远超其他国家。 虽然不必在意别人就中国人均GDP高低说三道四,但每当官方公布人均收入之类的数据,总有国人开玩笑说“我是不是拖后腿了”,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确实面临二次分配问题,这关系到在一个国家从初级富裕向中等富裕迈进过程中如何解决公平问题。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很大一部分落入利益集团腰包,这是中国今天面对的严峻问题。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就不会再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中国的发展。 但需指出的是,二次分配问题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包括富裕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有。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未找到最好的公平分配理论。面对这个各国都有的问题,谁解决的好,谁在将来就是世界领先的国家。 美国如果能改变好,那它确实可能会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期望的那样继续“领导世界100年”。但美国是个已经定型的国家,它要有所改变,想要打破既有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利益格局不是简单的事,为此它甚至需要改变现有的法律和价值观。而我认为中国解决和改善这一问题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中国还处在向富裕国家迈进的过程之中,整体还未定型,整体价值观和法律体系还未最后形成,因此比较容易改变。既然已经认识到二次分配不公问题,那么中国就可及时作出调整,将价值观和法律体系向着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方向调整。如果中国率先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它不仅将会缔造一种独特的大国模式,而且对整个人类来说都将功莫大焉。 中国的大国模式必然与美国不同 虽然美国学者福山最近几年颇受关注,但我觉得他对人类政治和社会的了解仍未达到透彻的程度。因其根本没弄清楚这个世界到底在被什么撬动和改变,也不知道技术如何改变社会形态和人们的心态。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不是技术决定论啊?其实不是。客观而言,每种技术都改变了当时那个时代人类对社会的认知,这种改变会融入人类基因并传承下去。整个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步步才走到了今天。 如我所言,如今的美国已经处在成型后的固化状态,无可塑性。但中国还处在成型前的软化状态,有可塑性。互联网在技术层面天然地迎合和支持中国提出的世界多极化主张,给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美国在衰落而中国在崛起的原因所在。 相对于支撑美国大国地位的要素,支撑中国大国地位或大国模式的决定因素一定会有所不同。如果完全一样,中国的大国崛起就没有意义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也要解决世界性难题,这就要求中国必须找到适合自身且前所未有的独特路径。 (刊于2016年3月11日《环球时报》)
(乔将军新书序):当帝国即将成为过时的话题 当帝国即将成为过时的话题 乔良 帝国,是个千年话题。这个话题一千年又一千年的影响着东西方人类,这个话题令人着迷。 今天,又到了千年一易的时刻:不是帝国之旗易帜,而是帝国大剧的帷幕,徐徐垂下……从大秦帝国、古罗马帝国开局,到大英帝国、美利坚帝国收官,这一出波澜壮阔、风诡云谲的长剧,终于演到了尾声。 回过头去看,没有一个帝国重复过别人的历史,但帝国运行的曲线,却惊人的相似:都在亘古不变地演绎着抛物线原理。这是否就是帝国兴衰之道?从某种角度说,是的。但如果仅用这种道理去描述和总结每一个帝国的兴衰起落,那与我们说太阳每天东升西落何异? 一定还有更本质的东西在影响和左右帝国运行的轨迹,如同万有引力影响我们的呼吸、速度、力量乃至生命的长度。这个过程的传导太过复杂,复杂到我们几乎察觉不到它的存在。“复杂性”,遮蔽了我们洞察事物本质的视线。我们非要等到不同寻常的事件和人物“涌现”时,才会发现那些无法忽略的环节。而当我们把这些环节一个个穿起来,串成一条绵延不断的长链,就有了我们所谓的“历史”,包括帝国史。 这时,我们会把目光聚焦在诸如“百家争鸣”、“商鞅变法”、“秦并六国”、“亚历山大远征”、“坎尼之战”、“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法国大革命”乃至一次大战、二次大战这些改变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上;或是把视线投向嬴政、凯撒、汉尼拔、拿破仑、罗斯福这些以一己之力开凿了历史风貌的大人物身上。我们以为,正是这些事件和这些大人物的“涌现”,推动并构成了人类社会已知的历史。 我们不知道,又是谁,在背后推动这些大事件和大人物去缔造历史? 我们从不这样理解历史:先有青铜和铁,后有凯撒和秦始皇;先有马镫和火药,后有成吉思汗,先有蒸汽机,后有全球贸易和“日不落”;先有美元与黄金脱钩,后有金融霸权和全球化。 我们不情愿说,技术创造历史,技术也改变历史,技术总是先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走在一切历史的前面。仅仅因为,任何技术都是没有体温的,远不如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来得生动且鲜活。 我们不肯承认我们被自己创造发明的技术所左右、改变甚至主宰了命运。 我们只把技术看作是被人类驱遣和使用的工具。 我们意识不到每一种革命性技术,都在改变和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重塑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 我们完全忘了,技术在帮助我们先是用狩猎和战争,然后用农耕和生产线,现在又用金融和计算机追逐并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深刻地刷新我们的人际关系,族群关系乃至国际关系。 甚至连我们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爱慕之心,也由于技术的助力,从鱼雁传书的曲折隐晦演化为网上约会式的赤裸直白。 其实,纵观人类进化史,说技术左右人类,一点也不为过。这就跟仆人常常以卑微的狡猾左右主人的生活是一个道理。技术就是如此左右人类的“仆人”。 今天,技术又一次开始强迫人类做一次“创世纪”式的改变。如同它用蒸汽机把从中世纪走出不久的西方拖入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互联网也将要把整个世界,不论西方还是东方,强行拖入一个现在还难以命名的社会。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化和普及,各种由此衍生的新技术全都在开足马力,一个亘古未有的大时代即将开始。社会变更必须的两大要素——生产方式的改变和交易方式的改变——已然具备。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形态将出现超乎人类想象的巨变。领跑人类社会200年、中国才刚刚迈进门坎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即将告终。新的社会已经拉开序幕。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让人措手不及,整个世界都还没有为应对和迎接这一变化做好心理准备。 技术,却又一次跑到了人类领悟力的前面。 不可否认,引发这一改变的始作俑者美国,用两大技术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一是金融技术,二是信息技术。前者更借助后者之力,推动美元的全球化,建立起了无远弗届的金融帝国,把整个地球变成了美利坚的金融殖民地。但宇宙间的一切道理都是相通的,自然界的物极必反,表现在社会界就是盛极必衰。这个道理,美国比谁都懂,所以它才拼命地创新科技,发展军力,期冀用高科技武装的举世无双的军力,震慑来自任何方向的后来者挑战,保住帝国霸权不旁落。从此刻望去,美国几乎已经无可匹敌地做到了这一点。但出美国人所料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击倒美国时,美国却有可能自己击倒自己!从技术史角度看,过去一百年里,美国为这个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创新出了互联网。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一让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创新,将成为美国为自己准备的“帝国掘墓人”——互联网演变必然带来的两大趋势性结果:“去中心化”和“去货币化”,不可避免地会伤及乃至剥夺美国的两大特权:政治霸权和货币霸权。因为互联网的主要功能——信息共享,将使信息垄断不复存在,起码将其降到最低限度,这将不可逆转地消解一切权力,包括帝国霸权。个中原理就是:一切权力都来自信息垄断。信息垄断一旦打破,一切权力不攻自破。 这意味着,美国之后,将不再有帝国;也意味着,权力的转移,也不再只是大国间的游戏。权力的分享,会成为世界格局重塑的主题。 显然,美国做为当今世界的老大,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甚至根本就没打算有这种准备。这一点,从美国的一些顶级智囊为什么反复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话题,即可窥出美国人当下的心态。很遗憾,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刻舟求剑”:以为只要打压住挑战者,就可以保住帝国江山永不易帜。 但,任何人,任何力量,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与趋势对抗,特别是当趋势已经如此明显之际。美国不可以,中国也不可以。 这一趋势昭示世界也昭示中国,帝国之路走不通了。不管美国是否准备一条道走到黑,中国都必须另辟蹊径。另辟,如何辟?时下中国,流行“腾笼换鸟”说,在我看来,应该“腾笼换‘脑’”才是当务之急。首先要清醒的是:中国的崛起,决不能重蹈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后发优势直接挑战老牌帝国,但又不能完全回避与老霸主的较量。起码在新时代将临未临,我们大家都已把一只脚迈过新门坎之时。 这就是说,在我们能否赢得未来之前,先要赢得当下。 现在,全球经济都不景气,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正在跌进一个比“烂”时期:谁比谁更烂,谁就先倒下。中国唯有不遗余力,不惜一切代价,不让自己比别人先倒下,让别人先你倒下,你就有机会挺住,然后逐步修复自己,重返快车道。 以中国今天的体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击倒中国,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就没有被别人击倒的可能。就中美两国而言,中国今天真正要应对的,主要不是美国的军事霸权,而是其金融霸权。近四十年来,美国利用手中的金融权杖,通过阶段性交替释放或减少美元流动性,形成吞噬全球财富的美元周期律,这是一种可怕的“金融呼吸”:大开大阖之间,把各国经济像绵羊一样喂肥后再伺机宰杀,迄今已几经实战,屡试不爽。虽然道理上说,“只要你自己不倒,就没有人可以把你打倒”,但美国人的“金融呼吸”,对于中国最脆弱的软肋——刚刚开放资本项目的金融系统来说,的确有“击穿你的软肋就让你倒地”的可能,何况美国也确有此能力。对此,中国怎能因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深信不疑,而让自己成为不设防的“罗马”? 这一不祥的预感让我忧思如焚,也是我写作《帝国之弧》一书的动机。当我不时怀疑自己是否忧虑过度之时,整个世界正乱云飞渡乱象纷呈。内战、恐袭、股灾、难民、油价暴跌、教派冲突,所有的乱,最后都可归结为争夺资本之乱,而所有的资本之乱,都与美元有关,这本书,或许会对人们厘清乱象冷静判断有些许之用,特别是当我们已与美国和世界站在同一条(互联网)起跑线上,向那个虽不确定,但越来越清晰的目标冲刺时,尤其需要一贴清醒剂。历史的发令枪已经打响,所有的国家,无论大国小国,都在争先瞄准终点发力。值此决定国运之际,我只想提醒我的国家,清醒。清醒才是一个长跑者最重要的武器,如果你已经具备足够体力的话。我们不必在意自己是不是这场“马拉松”的领跑者,我们只要争取成为最后的撞线者。因此,清醒,就格外重要。 2016年1月6日凌晨3:10时 (刊于《解放军文艺》2016年第2期)
乔将军:战略定位、要国外交与“腾笼换脑” 战略定位、要国外交与“腾笼换脑” 乔 良 中国应重新对自己进行战略定位 上世纪七十年代,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对当时的中国,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定位。那时中国不是世界经济的引擎,而是“世界革命的灯塔”。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把中国划在第三世界,是符合客观现实的,也是有战略深意的。而在毛主席身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并逐渐地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工仔,变成现在全球经济的引领者。面对这一转变,中国必须对自己进行战略再定位。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现在的中国是个什么国家。今天的中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大国。如果说10多年前,我们还是这样的国家,但这个门槛现在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我们迈过去了。自从GDP超过日本之后,中国就迈过了这道门槛。现在中国GDP是日本的2倍,相当于美国的70%。当年苏联和美国比肩而立的时候,其GDP也只有美国的60%。就此意义上说,现在的中国毫无疑问已是世界性大国。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中国的定位,应是能影响甚至引领世界未来经济和政治走向的国家。这是需要我们在努力改变并不断提升自身经济总量、人均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同时,必须瞄准的目标。这也是中国的大国使命。 我们无需担心调整后的战略定位与过去的口号或主张不尽一致,比如说“永远不称霸”。事实上,中国既不会朝着霸权国家的方向走,客观上也根本不会成为霸权国家。因为当今互联网的扁平化和去中心化大趋势,正在一步步实现对传统权力的消解,世界格局也因向多极化发展,这意味着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自身也不可能再谋求霸权。也就是说,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中国都不会是继美国之后的新霸权国家。当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或许经过互联网时代和世界多极化的漫长演进,世界终会归于一统,但那已是另外一回事了,不是中国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中国要好好把握的是当下,你的使命就是顺应互联网带来的多极化趋势,将互联网对多极化趋势的促进作用发挥到极致。 中国现阶段应注重“要国外交” 国际地位的改变,决定战略定位的改变。中国面临的国际关系,也势必要随之发生改变。 在这个时段,中国要给自己在世界坐标上定位,就必须先确立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对如何发展这些关系排出优先次序。中国不是纯粹中立国家,“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是就国家权利而言,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搞“等距离外交”。中国对国家关系的安排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作为当今世界性大国之一,中国应该重视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有些人认为须更多关注大国关系,有些人则希望固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划定的“第三世界”阵营。但在今天,无论过于注重大国关系还是继续当穷国领袖,都不是中国的合理选择。在我看来,现阶段的中国外交应看重要国关系。 何为要国?同中国现实利益相关的大国是要国,同中国发展需求相关的小国或中等国家也是要国。比如中国需从苏丹或中东某国进口石油,那么它们对中国来说就是要国;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和其他矿产资源对中国很重要,它对中国也是要国。过去中国过于看重与大国间的关系,甚至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或“走出去”的企业,也都沾染了“嫌贫爱富”的习气,这对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形象都是一种伤害。现在,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在先后经历过弱国外交和大国外交之后,我们应该开始把重点转向要国外交。 当今世界上,美国实施的是全方位外交,东盟等一些国家奉行的是区域性外交,它们都与中国所要寻求的要国外交不同。因此,中国发展要国外交毫无参照,只能依靠自身摸索并拉出清单。 实现大国战略需先“换脑” 过去40年来,中国一直“运气”不错。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奈之举,我们都在一种战略模糊的境况下,实现了国家经济的历史性腾飞。前几代人在不断摸索中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偏差。但无论成就还是教训,都是当下这代人进一步推动中国发展的基础,我们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继续向前走。 通过“一带一路”构想可以看出,我们的决策层在战略定位和规划方面已然清晰,问题在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学界似乎还未跟上步伐。决策层的职责是作出决策,具体落实则要依靠相关部门的执行。从现在看,我们的各级部门准备并不充分,它们仍处于在两种经济体制之间摇摆,面临一种统制经济“硬件”与市场经济“软件”混搭的尴尬状态。换句话说,过去那种统制经济的模式已逐渐走不通,市场经济理论又不完全服中国水土。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是针对私有制经济设计的,而这些理论从未面对过中国这么多的央企国企。因此尽管西方经济学理论众多,但没有一种理论能有效指导这么多央企国企发展市场经济。这就需要我们能拿出一种中国式的新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央企国企运转。如果不能创新中国式经济学理论,让企业“腾笼换鸟”和让官员“腾笼换脑”都只能沦为空喊。也就无法把被新理论武装的企业送上“一带一路”的征途。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换脑”,这是实现“一带一路”大战略构想之前,必须先行完成的战略铺垫。 走完这一步,如何把理论变成现实,把蓝图变成工程,就要看实力了。实现大国战略、全球战略,终究还是要靠实力。美国为什么能制定和实施它的全球战略?因为它的能力与这些战略设计足以匹配。我们过去为什么不可能制定全球战略哪怕是大国战略?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能力和需求都不具备,制定了也是放空炮。但现在,当我们的能力正在超出我们当年的预期时,对战略牵引的需求就变得刻不容缓。“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恰逢其时。它正是我们的目标与能力的一次有机组合,也必将是一次有效释放。 (刊于《环球时报》2016年1月28日)
乔良将军:从地缘政治和币缘政治看世界    地缘政治仍是多数国家获利途径   通过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一直被人寄予厚望。随着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类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好像全球治理日盛,地缘政治变得过时。但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在全世界到处制造地缘动荡,它从未放松过“地缘政治”这根缰绳,而是始终把全球地缘关节点牢牢攥在手里不放。同样,俄罗斯从收回克里米亚到现在入叙利亚打IS,也是为了争夺对地缘关节点的控制。这类事件仿佛提醒人们,断言全球治理时代到来,地缘政治过时可能为时尚早。   事实上,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所有有效的政治模式或手段都不会过时。它们只会改换方式,改头换面之后再次呈现。在我看来,现阶段地缘政治并非过时,只是不够用了。而且对于不同国家而言,地缘政治的意义和作用也不一样。   对俄罗斯而言,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到现在的总统普京,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就是地缘政治,它对领土问题格外看重,在这点上超过所有其他国家。普京有句名言:俄罗斯虽然领土辽阔,但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就是对这种思维方式最好的注脚。   地缘政治对俄罗斯仍然适用和有效,因为俄罗斯至今没有货币霸权,它要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主要还是依靠地缘手段,以完成物流层面的经济获利。最现实的例子就是俄罗斯需要将油气或矿产资源输送和出口出去,才能支撑国家经济发展。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它对地缘如此在意,因为任何地缘关节点卡了壳,比如某一国家截断俄罗斯的对外油气管道,都将直接影响它的经济。因此,地缘政治对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自然重要。   不仅俄罗斯,其实对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而言,地缘政治都是同样重要。在这方面中国也不例外。试问,我们能不坚决捍卫南海主权,不对马六甲海峡一旦被掐断而感到担忧么?否则我们为什么对克拉地峡表现出兴趣,对瓜达尔港和中巴铁路那么看重呢?其实这些忧虑都来自地缘政治,因为那是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获益的通道甚至生命线。    地缘政治沦为美国币缘政治的附庸和工具   美国虽然也很看重地缘政治,注重把握地缘关节点,但其出发点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因为美国获取国家利益的方式与其他国家已经不在一个层级。美国控制地缘的目的不再止于物流层面。因为美国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制造业国家,不需要通过控制物流把别处的资源运回美国、加工成产品再卖出去,这不是美国的主要获利方式了。   那为什么美国还如此重视对地缘关节点的控制,并那么“乐于”给全世界提供安全公共产品、承担世界警察的责任呢?原因之一在于它要让全世界的资源按照美国“需要”的方式配置和流动,比如进入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被加工成产品,再廉价卖给美国人享用。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要通过控制地缘政治来满足其币缘政治需求,因为美国真正的获利方式是运用金融霸权。拥有金融霸权,全球资本的总控就在美国手里。而控制了资本流动,其他一切资源尽在掌控之中。   美国在其他国家搞“颜色革命”,表面上看是要颠覆那些国家不符合美国“心意”的政权,但实际上这与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秉承的战略相一致,即让更多国家破碎化,只有使其破碎化,才易于为美国所操控。比如,美国通过“颜色革命”给乌克兰制造危机,貌似是为推翻亲俄且腐败的亚努科维奇政权,其实背后意图是一石多鸟,不仅要扶植亲美政权,还要使乌克兰成为阻断俄罗斯和欧洲接近的防火墙。因为欧盟与俄罗斯都是瘸腿巨人,前者有经济实力无军事实力,后者则刚好相反。而如果这两个“瘸子”走到一起,就成了一个完整巨人,这是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这还不算,美国此举还有另一层意图,那就是通过乌克兰危机甚至内战,使欧洲的投资环境恶化,其结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上万亿资本撤出欧洲。包括前不久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这一突发事件背后也不难看到美国利用北约牵制欧盟的影子。即便我们对此不予深究,但仍可看到该事件导致的客观结果之一是土俄两国股市下跌、资本逃离。   总之,美国在给别国制造危机的同时,也在促使资本顺着美国希望的方向流动,即进入美国。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与其他国家获取国家利益的方式已经不在一个层次,它已让地缘政治变成币缘政治的附庸和工具。    中国未来不谋求美国式币缘政治   既然根本不在一个层级,别国还怎么跟美国抗衡呢?笔者认为,一时一地之得失该争还是要争,但那绝非主要方面。要想有效制衡美国,其他国家在制定战略时就须更多考虑如何截断资本回流美国的路径或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掐住它的命脉。2001年“9·11”事件为何重创美国?除了政治和心理层面的冲击,更关键的是它在一个月内就让3000多亿美元资本逃离美国。   在将各种地缘政治事件如此联系和分析后,我们就必须对地缘政治和币缘政治有更深的了解,而不应简单高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忽略了币缘政治对世界的决定性影响。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地缘政治依然头等重要;对于美国来讲,地缘政治虽然依然重要,但其目的已经转向了为币缘政治服务,借助地缘手段给别国制造麻烦比通过其他手段逼迫别国吐出资本容易得多,因为美国拥有这方面有效的军事实力。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金融帝国,在我看来也将是最后一个。美国之后不会再有帝国,也不会有金融霸权。这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有关,互联网已使货币高度电子化,网上消费、远程交易正在驱逐实体货币。或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就会迎来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到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有什么货币霸权可言呢?   对于美国当前这种战略的生成原理和实施流程,我们当然需要了解。但中国未来基本不可能再去强行谋求另外一个货币霸权,因为那将是一种没落和过时的模式。不过,虽然人民币未来不再可能一统天下,但立足于当前阶段现实需求,中国还是应谋求在货币霸权消失之前,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化货币,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中国更好更快地发展。   那么,在地缘政治和币缘政治还未消失的世界,中国将面对一个什么时代?我觉得会是一个美元、欧元、人民币“三币鼎立”的时代。在那之后,货币将被新的计价模式取代。在整个过程中,中国只能从自身利益、现实机遇出发,顺势而为。从地缘政治到币缘政治,再到今天我们尚难命名的时代,只有适应变化者,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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